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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有四十二张，这些照片反映了他在越南的全部经历。其中有丛林的照片，有白象码头上越南女孩的照片，有博斯认出是“避难所”号医务船上的照片。颇为讽刺的是，其中竟然还有在直升机上飞越丛林和似乎无边无际的稻田时拍下的照片。
博斯既没按时间顺序，也没按主题把照片摞在一起。这些纷乱的照片再次让他备感亲切。但看到三张几百名伤兵簇拥在“避难所”号上甲板，观看圣诞夜船上鲍勃·霍普和科妮·斯蒂文斯的演出时，他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在第一张照片中，鲍勃和科妮肩并肩站着，科妮像是在唱歌似的张着嘴，前排士兵的目光都很专注。第二张照片拍的是站在船首的众士兵，海的另一边似乎看得见岘港的猴山。最后一张是演出最后霍普和向他们起立致意的观众道别的情景。
博斯当时就在演出现场。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在地道里被竹枪伤了以后，博斯在“避难所”号上疗了四周伤。枪伤很快治好了，但枪伤引起的感染却迟迟未愈。在医务船上治疗期间，他本已瘦削的身体掉了二十磅体重，但在当月的最后一周，他恢复了健康，在圣诞节之后的那天可以回到服役岗位上去了。
霍普和他的剧团准备在战地演出好几周。和船上所有人一样，博斯一直期待着这位传奇巨星和他的嘉宾——著名歌手和演员科妮·斯蒂文斯——的到来。博斯从电视节目《夏威夷之眼》和《日落大道七十七号》里认识了科妮。
可在圣诞前夜，南中国海上起了狂风，海面上波涛汹涌，“避难所”号在海面上四下颠簸。当载着霍普、他的剧团成员及乐队的直升机快要在扇形船艉上降落的时候，船上的人们开始聚集在上层甲板上。临降落时，飞行员们却觉得降落在如此动荡的船上实在太危险了。“避难所”号建造时直升机甚至都还没发明呢！从空中看，船艉的那块小停机坪像张不断移动的邮票。
船上的人们看着直升机掉头飞回岘港。人群中发出一连串呻吟声。人们缓缓走下甲板，朝各自的舱房走去，这时有人望向岘港的方向大声喊：“别急着走——他们又回来了！”
他只说对了一部分。四架直升机中只有一架掉头朝“避难所”号飞来。三次艰难的尝试过后，飞行员终于把直升机降落在停机坪上。滑动门打开后，鲍勃·霍普、科妮·斯蒂文斯、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一个叫昆汀·麦金齐的萨克斯管乐手从飞机上走了下来。
博斯在近五十年后想起回到甲板上的人群发出的声浪时，脊背仍然有一阵触电般的震动。载着伴奏乐队和伴唱歌手的直升机都飞走了，但霍普和同伴却让飞行员掉头登船。尼尔·阿姆斯特朗刚在五个月前成功登月，让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医务船上又会有多难呢？
阿姆斯特朗为众官兵鼓气，昆汀·麦金齐独奏了一段萨克斯管音乐。霍普说了些小笑话，科妮用动人的歌喉演绎了朱迪·柯林斯的名曲《一体两面》。博斯记得那是服兵役时经历的最棒的一天。
多年以后，博斯作为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察被集结到舒伯特剧院为音乐剧《妈妈咪呀》的西海岸首演做便衣保卫工作。许多要人都会来观看首演，剧院请警方出马加强警卫。博斯站在大厅前方，目光在一张张脸和一双双手上游移，突然，他看见了科妮·斯蒂文斯的身影。博斯像个跟踪狂似的在人群中悄然向科妮走去。他从腰带里掏出警徽，握在手掌心，以备需要时出示，自己好过去并追上她。他没费多大工夫就走到科妮跟前，瞅准她没跟人说话的时候上前打了个招呼：“您是斯蒂文斯女士吗？”
科妮看着他，博斯试着把两人的渊源告诉她。他想说，鲍勃、她和一些其他人让飞行员掉头那天，他正好也在“避难所”号医务船上。博斯想告诉科妮她当时的举动意味着什么，但他的喉咙似乎被什么堵住了，很难说出话来。他只能艰难地吐出几个字眼：“一九六九年的圣诞前夜，医务船。”
科妮看了他一会儿，突然间明白过来。抱住他搂了搂。科妮在他耳边轻声说：“‘避难所’号医务船是吗？你终于回家啦！”
博斯点点头，两人分开了。他不假思索地把警徽放进科妮手里。接着他就离开了，回到人群中执行安保工作。因为没戴警徽，连续几周他都要受好莱坞分局其他警官的白眼，之后他向上面汇报了遗失警徽的事。但他一直把在舒伯特剧院遇到科妮当作警察生涯中的巅峰时刻。
“在阁楼上找得顺利吗？”
博斯从回忆中惊醒，发现自己仍然在看着人群在“避难所”号上层甲板狂欢的那张照片。
“很顺利，”他说，“差不多快找完了。”
他重新审视着这张照片。他知道自己在人群中的哪个方位，却找不到自己的脸。他再次翻看着多米尼克的这些照片，知道从里面找不到多米尼克的身影，因为他正是拍这些照片的人。
最后，博斯看着一次夜间战役时拍的延时照片，照片中猴山的轮廓在磷弹的白色光芒中若隐若现。他记得人们会列队站在“避难所”号的甲板上，观看山顶因通信集线器频受干扰而造成的五光十色的盛景。
博斯认为多米尼克是个很有天赋的摄影师，如果没有牺牲，或许能当上职业摄影师。这些照片他完全能看上一整天，但此时他却把照片放在一边，结束了对牺牲战士个人物品的搜索。
他接着打开了放着多米尼克照相机的红色盒子。这是部徕卡M4型照相机，一部可以放入工装裤大腿口袋的袖珍相机。机身是黑的，可以减少在丛林里发生反射的情况。博斯想看看盒子里有无放其他东西，却只找到了一份操作说明。
博斯知道徕卡相机很贵，认为多米尼克对拍照是认真的。可纸盒里却没几张冲好的照片。他看了看信封里的底片，发觉底片远比冲好的照片要多。看来多米尼克在越南没有足够的钱或渠道冲印底片。或许想等回美国再把底片冲印出来。
最后，博斯把相机后盖打开，想知道多米尼克有没有利用相机内部的空间偷运更多的毒品。但卷轴上只有一卷拍过的胶卷。起先他以为这是卷未曝光的胶卷，但展开后，他发现这是卷冲印好的底片，卷起来藏在照相机里。
由于时间久了，底片很容易破碎，展开的底片在他手里咔嗒咔嗒地撕裂了。他拿着碎裂的三张底片对准手电筒灯光，发现这些底片拍的是同一个女人，女人的背后像是有座山。
女人手里还抱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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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早上，博斯开车去伯班克，把车开进机场和瓦尔哈拉纪念公园附近的一个商业区。在离公墓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他把车开进“闪点图像”前的停车场。他事先打了电话，对方知道他要来。
“闪点图像”是家为公告牌、各类建筑、公交车和其他广告载体提供大幅图片设计和制作服务的大型公司。你每天都能在洛杉矶和洛杉矶之外的各处看见“闪点图像”的作品，日落大道的每一处都有“闪点图像”的影子。“闪点图像”的经营者名叫盖伊·克劳迪，以前是洛杉矶警察局法医处的一位摄影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博斯和克劳迪一起出过几次犯罪现场，之后克劳迪就离开警察局经营自己的图片生意去了。这些年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每个赛季两人会一起看一到两场纽约道奇队[1]的比赛。博斯一早打电话给克劳迪想让他帮个忙，克劳迪让他尽管来。
克劳迪穿着牛仔裤和汤美·巴哈马衬衫，在不起眼的接待区迎向博斯——“闪点图像”没有预约，领他走到一间稍为富丽但绝不奢华的办公室，办公室墙上的镜框里挂着道奇队辉煌时代拍摄的照片。不用问便可以知道这是克劳迪在短暂的随队摄影师生涯中拍下的。在其中的一张中，投手费尔南多·巴伦苏埃拉正在投球区欢呼雀跃。照片中的费尔南多戴着眼镜——应该是在投手生涯末期拍摄的。博斯指着这张照片。
“这一局对方没有打出安打，”他说，“一九九〇年对红雀队那场。”
“没错，”克劳迪说，“美好的回忆。”
“我记得那时我在回声公园的白山上执行监视任务。我和弗兰基·希恩负责监视——你还记得玩偶工匠那个案子吗？”
“当然记得，”克劳迪说，“你逮住了那家伙。”
“是的，那天晚上我们在白山上监视另一个家伙，能从白山上看到体育馆，听见文尼大喊了一句‘无安打’。周围住宅所有打开的窗户里都传出实况直播的声音。我想结束监视，到体育场观看最后一局。我们完全可以亮出警徽混到体育场里去看。但最终我们还是听着文尼的实况播报继续监视。我记得那场比赛似乎是以一个双杀结束的。”
“是的，完全没料到会有一记双杀——格雷罗打得很完美。我差点因为装胶卷错过了。伙计，没有文尼我们该怎么办啊？”
克劳迪是说文尼·斯库利已经退休了。从五十年代开始，这位资深的现场解说员就一直在为道奇队摇旗呐喊——从那支队还叫布鲁克林道奇队时就开始现场解说了，创造了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历史。
“我不太清楚，也许从布鲁克林道奇队那个年月就开始了吧。他代表这座城市的声音。没有他，一切都不一样了。”
两人阴郁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边，博斯试着改变话题。
“你这地方可真够大的，”他为朋友的生意做得如此之大而动容，“我原先一点都不知道呢！”
“这里有四千平方英尺——和百思买[2]一样大，”克劳迪说，“但我们还需要更多空间。你知道吗？我很怀念办案的时候。如果你是为案子的事找我就好了。”
博斯笑了。
“我的确有个谜团需要解开，但不知道里面有没有犯罪的因素。”
“解谜也不错。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解开谜团。说说是什么谜题。”
博斯把从车上带下来的信封交给他，里面放着拍下女人和孩子的那几张底片。他把这些底片给奥利维娅·麦克唐纳看过，但奥利维娅不知道这对母子是谁。奥利维娅和博斯一样很想解开这个谜，因此让他把信封连同盥洗包一起带走了。
“我在调查一起私人案子，”博斯说，“发现了这些近五十年前的底片。它们被放在一个没有空调和暖气的阁楼上，而且被损坏了——找到的时候它们在我手上裂开了。我想知道你能处理一下吗？”
克劳迪打开信封，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书桌上。他凑近身体，目光直直地看着破碎的底片。
“其中有几张像是拍了个站在山前的女人，”博斯说，“我对这些底片都很感兴趣，但最感兴趣的是那几张。我想应该是在越南的什么地方拍的。”
“除了裂纹，你还留了些手印在上面。这是富士胶卷。”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胶卷的耐久度很高。里面的女人是谁？”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为何想见到这个女人和她抱着的孩子。”
克劳迪说：“我想我能处理这些底片，实验室里的伙计们就行。我们可以重新冲洗，重新干燥，然后冲印出来。我在底片上还看到了些指纹，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兴许很难被处理掉。”
博斯想了想。他觉得这卷底片多半是多米尼克拍下的，和他的照相机及其他底片放在一起。有谁会把一卷冲好的底片寄给在越南打仗的士兵。但如果谁对底片的出处提出质疑，这些指纹也许就能派上用场了。
“你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昨天。”
克劳迪笑了。
“快马加鞭的哈里[3]，”他说，“你真是名副其实啊！”
博斯笑着点点头。克劳迪离开警察局以后，再没有人这么叫过他。
“给我一小时，”克劳迪说，“你可以去休息室喝杯雀巢咖啡。”
“我可不想干坐着。”博斯说。
“那就去墓地走走。那样更符合你的秉性。一小时就好。”
“那就一小时。”
博斯站起身。
“帮我向奥利弗·哈代[4]致意，”克劳迪说，“他就埋在那里。”
“没问题。”博斯说。
博斯离开“闪点图像”，走下瓦哈拉车道。进入墓园走到一座大纪念碑旁时，他突然想起对惠特尼·万斯进行调查时曾发现他父亲就葬在这里。墓园离加州理工大学很近，与鲍勃·霍普机场的飞机跑道毗邻，是众多航空业先驱、航空器设计者、飞行员和杂耍飞行师的埋葬之地。其中一些人被埋葬在一根名为“折翼圣殿”的高大圆顶石柱下面，一些被埋在石柱周围的墓地里。博斯在石柱下的砖地上发现了纳尔逊·万斯的纪念牌。
纳尔逊·万斯
颇有远见的航空业先锋
美国空军的最早倡导者，由于他的远见和领导力，
美国空军在战时与和平时期均独领风骚
博斯发现纪念碑旁边留有一块土葬的空地，心想这也许是留给惠特尼·万斯的最后归宿。
博斯离开石柱，走到一块为两次航空飞机坠毁事故中遇难宇航员竖立的纪念碑前。他望向绿色草坪的另一头，看见一处喷泉旁边一场葬礼正要开始。他不愿融入悲伤的氛围，决定不再深入墓地，在找到斯坦·劳雷尔和奥利弗·哈代的墓之前返回“闪点图像”。
博斯回到“闪点图像”时，克劳迪已经处理完了底片。博斯被带入实验室的干燥间，九张八厘米乘十厘米的黑白照片钉在干燥间的塑料板上。照片上仍然带着显影液，一个技师用橡胶刮刷刚刚刮完多余的显影液。有几张显出了外部轮廓，还在一些显出了克劳迪提醒过的指纹。几张照片因为底片见了光而完全毁了，另一些因为底片受了不同程度的损伤而模糊不清。但其中有三张至少是九成清晰的。其中一张便是那张有女人和孩子的照片。
看到照片以后，博斯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女人并没有站在越南的哪座山前。照片里没有山，拍摄地也不是越南。女人身后是圣迭戈科罗纳多酒店的屋顶，确定拍摄地点以后，博斯便开始仔细打量着女人和孩子。女人是个拉丁裔，博斯看见孩子头上戴着根缎带，是个只有一两个月大的女婴。
女人张开着嘴，开怀地笑着，显然非常快乐。博斯看着她的眼睛和眼神里透出的喜悦光芒。双眼里还包含着爱，她爱着她的孩子，爱着照相机后面的那个人。
其他照片是在酒店后面的海滩上拍的。有那个拉丁裔女人的照片，有女婴的照片，还有波光粼粼的海浪的照片。
“对你有帮助吗？”克劳迪问。
他站在博斯身后，没有影响博斯观察这些照片。
“我想会很有帮助。”博斯说。
博斯通盘考虑着这整件事。看得出来，底片上的人对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来说相当重要，所以他才会在寄回家的纸箱中把底片藏起来。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藏。底片上的女婴是他的女儿吗？他是否有个不为奥克斯纳德家族所知的秘密家庭？如果有，他为何要保密呢？博斯仔细看着照片上的这个女人，她看上去应该在二十五岁到三十岁之间。多米尼克当年应该还不满二十岁。是否因为对方年长他才没把这段关系告诉父母和姐姐？
另一个问题是照片的拍摄地。照片拍摄于科罗纳多酒店所在地或附近的海滩。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一卷明显在美国拍摄的底片为何与从越南寄回家的东西放在一起？
博斯再次看着这些照片，想着从中找到可以确定拍摄时间的线索，但什么都没有找到。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家伙都很棒，”克劳迪说，“拍摄的视角很不错。”
博斯也觉得多米尼克是个相当优秀的摄影师。
“他死了吗？”克劳迪问。
“是的，”博斯说，“没能从越南回来。”
“太糟糕了。”
“是的。我见过他的其他照片，一些是在丛林里拍的，一些是在执行任务时拍的。”
“真想亲眼看看。兴许我们还能对那些照片做一番处理呢！”
博斯点点头，但仍然专注在眼前的这些照片上。
“你能确定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吗？”他问克劳迪。
“底片上没有时间戳，”克劳迪说，“那时候应该还没发明时间戳。”
博斯预料到会是那样。
“但我可以告诉你胶卷的生产时间，”克劳迪说，“能把时间范围缩小到三个月。富士工厂按生产周期给胶卷编码。”
博斯转身看着克劳迪。
“快说。”
克劳迪走到一张由破裂的胶卷冲印出的照片前，他们把底片的边缘做进了照片。克劳迪指着边缘上的一系列字母和数字给博斯看。
“他们按照年份和三个月的生产周期标注胶卷。你看，就在这里。”
他指着底片边缘的一段编码：70-AJ。
“这卷胶卷生产于一九七〇年的四月到六月之间。”他说。
博斯思考着这段时间所代表的含义。
“胶卷可能在生产之后的任何时间使用，对不对？”博斯问。
“是的，”克劳迪说，“底片边缘只标注生产时间，没有在照相机里使用的时间。”
如果是这样，就有点说不通了。胶卷在一九七〇年四月生产出来了，摄影者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牺牲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他必定是在其间的八个月里买到并使用了这卷胶卷，而且把胶卷和他的其他个人物品寄回了家。
“你知道这是在什么地方，对吗？”克劳迪问。
“是的，在科罗纳多酒店，”博斯说。
“看来变化不大。”
“是的。”
博斯再次看着母亲和孩子，突然间似有所悟。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
多米尼克·圣阿内洛一九六九年在圣迭戈接受过战前培训，但在次年的年初就已经被送到了海外。博斯看着的这张照片最早是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之后拍下的，那时多米尼克已经到了越南。
“他回来过。”博斯说。
“你说什么？”克劳迪问。
博斯没有回答克劳迪的话。他正沉浸在思索着。各种线索一涌而出，汇聚成流。盒子里的便服、梳子上的长发、手提箱盖内侧拿掉的照片，以及被多米尼克藏起来的女婴在海滩上拍下的那些照片。多米尼克违犯军规，偷偷跑回了美国。把底片藏起来是因为那是他违犯军规的铁证。他冒着上军事法庭被关进监狱的风险回国见他的女朋友。
和他刚出生的女儿。
现在博斯可以确定，惠特尼在世上留有血脉。一九七〇年出生的一个女孩。博斯相信惠特尼还有个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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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纽约的一支职业棒球队。
[2]一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
[3]此处原文为Hurry-Up-Harry，是读音相同的双关语。
[4]美国著名滑稽演员，和斯坦·劳雷尔组成滑稽表演二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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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克劳迪把所有照片放进硬纸夹，避免造成弯曲或损坏。回到车上以后，博斯打开纸夹，又一次看着女人和婴儿的照片。他知道自己的推测还需要经过多方面的验证，有些也许永远验证不了。纸夹里照片的底片藏在多米尼克的相机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照片都是他本人拍的。别人可能替他拍了这些照片，再把底片寄给他。他知道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可能性，本能却告诉他这种可能性基本上是不存在的。照相机里发现的底片和其他照片的底片都是多米尼克拍的。在他看来，女人和婴儿的照片肯定是多米尼克拍下的。
推测中另一个问题是，多米尼克为何把恋爱和当父亲的事情瞒着家人，尤其是他的姐姐。博斯知道，家庭的内部关系和指纹一样独特，他得多次拜访奥利维娅才能弄清楚圣阿内洛家的关系是怎样的。他觉得眼下最好还是花时间去证实多米尼克是不是惠特尼·万斯之子，多米尼克本人又有没有生养过后代——需要验证科罗纳多酒店出现的女婴究竟是不是多米尼克的女儿。家庭关系方面的问题即便要厘清，也可以往后推推。
他合上硬纸夹，重新用橡皮筋捆上。
开车前，博斯拿出手机，打电话给国家人事档案中心的加里·麦金太尔。之前一天，奥利维娅写了封邮件给麦金太尔，同意让博斯接收和查阅弟弟在军队的服役记录。博斯打电话是想知道麦金太尔进展如何了。
“刚把所有文件整理在一起，”麦金太尔说，“文件很大，邮件发送不了。我会把文件放在下载站点上，把下载密码告诉你。”
博斯不知道何时才能有能下载文件的电脑终端，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搞定下载。
“很好，”他说，“但我现在正开车去圣迭戈，不知何时才能看到那些文件。我很想知道他在受训时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我眼下调查的着眼点。”
博斯想借此试探一下麦金太尔。他知道麦金太尔这样的人得处理一大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件查阅请求，得马上去处理另一宗请求。但博斯希望四十六年前牺牲的美军士兵足以激起麦金太尔的好奇心，能说服他至少回答关于照片的一些问题。国家海军犯罪调查局的调查员平时多半在忙着调取海湾战争老兵吸毒、酗酒或被关进精神病病房的档案。
麦金太尔过了一会儿才答上话来。
“只要不介意我吃刚送来的肉丸三明治的声音就行，我可以浏览一下这些文件，答上几个问题。”
博斯拿出笔记本。
“太好了。”他说。
“你要找什么？”麦金太尔问。
“为了让我正确理解，你能否先向我简要介绍一下他的派驻经历。就是什么时候驻扎在哪儿。”
“没问题。”
麦金太尔一边咀嚼三明治，一边阅读多米尼克的部队派驻经历。博斯把多米尼克在部队的简历记在笔记本上。一九六九年六月，多米尼克被派到圣迭戈海军训练中心的一个新兵营。训练结束时他接到被派往巴尔博亚海军医院所属的军医学校的命令，接着他又去欧申赛德彭德尔顿营地的战地医疗学校受训。十二月，他受命去越南，被分配在“避难所”号医务船上。上船四个月后，他接到临时指令，前往西宁省的第一医疗营，并在那儿随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兵进入丛林。在行动中牺牲之前，他在第一医疗营共待了七个月。
博斯想到在奥利维娅·麦克唐纳家阁楼上找到的多米尼克遗物里那只带着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徽章的打火机。那只打火机依然装在盒子里，似乎是件纪念品。
“他从没去过奥隆阿波吗？”他问。
“这上面没写。”麦金太尔说。
博斯觉得这只打火机或许是多米尼克和哪个在菲律宾驻扎过的医务兵或士兵换来的，也许是某个战友或在“避难所”号上他照顾过的某个伤员。
“还要什么信息吗？”麦金太尔问。
“我正想找些人谈谈，”博斯说，“和他亲密接触过的人。文件里有把他调到巴尔博亚军医学校的调令吗？”
博斯等待着麦金太尔的回应。麦金太尔答应一边吃饭一边回答问题后，博斯的期许值就更高了。博斯知道，士兵受训和派驻地点经常变动，很难保持持久的联系。但部队里的医务兵却不同，有些医务兵也许和多米尼克有相同的派驻经历，很可能在众多的陌生面孔中熟悉起来并建立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