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我到底算什么…”
“…”
“我到底…是你的什么…”
说完，女孩抱着他的腿，怎么也不肯放手。
蒋柏烈被这戏剧性的一幕吓住了，直直地站在原地，啼笑皆非。上帝是派她来帮他庆祝吗？在这个孤单的生日夜晚…
不，还是饶了他吧！
可是女孩拽着他的手握得那么紧，他蹲下身子，拍了拍她的肩：“小姐，我想你认错人了。”
她没有理他。
“小姐，”他又拍了拍，“小姐？”
他拧过女孩的头，忽然错愕地发现——她睡着了，那均匀的呼吸声没有丝毫的防备。
打开灯，米白色的天花板上散发出白色的光芒，水槽上的水龙头滴着水，跟墙上的钟一起，滴答滴答，此起彼伏。蒋柏烈把女孩放在房间中央的皮椅上，然后直起腰，抹了抹额头上的汗，从冰箱拿出一瓶冰冻矿泉水，喝了起来。
他慢慢走到书桌后面，倒在椅子上，他很累，实在太累了，于是闭上眼睛，很快睡着了。
等到他醒来的时候，眼前有一个模糊的人的轮廓，正睁着一对木讷的双眼，一眨不眨地看他。
“啊！”他发出那种见鬼般的尖叫，双手牢牢地抓住椅子两边的扶手，连手心也在冒着汗。
“你醒了。这是哪里？”木讷的声音说。
他揉了揉眼睛，想起在酒吧门口发生的事，于是深深吁了口气，才说：“这里是我的诊室，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
“…”女孩摇摇头，一脸迷茫，只是看上去丝毫没有害怕的神情。
噢…蒋柏烈抓了抓脑袋，觉得自己刚才很丢脸，因为，该尖叫的人应该是她吧？
“事情是这样的，”他咽了下口水，“我在酒吧门口打电话，打完之后你就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后来我发现你睡着了，又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街上，所以就带你来这里。”
女孩也像他一样抓了抓脑袋，皱着眉头好像在使劲回忆着什么，但最终还是放弃地说：“是吗，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
“不客气…”他以一种惯用的温文尔雅的语调说。
“…你刚才说，这里是‘诊室’？”
“嗯。”他点头。
“那么…你是…”
“我是…咳咳，心理医生——尽管目前为止一个病人也没有。”
“哦…”
蒋柏烈起身从桌上的名片盒里拿出一张名片，递到女孩面前，女孩接过来，怔怔地读着他的名字，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垂着头伸出手，说：“蒋医生你好，我叫施子默。”
他微微一笑：“施小姐。”
“那个…”
“？”
“心理医生真的可以解决心理问题吗…”
“那要看病人是不是真的有意愿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哦…”施子默垂下眼睛，像在思索着什么。
蒋柏烈看了看墙上的钟，已经超过十二点了——也就是说，他一年一度的生日就这样结束了。
“很晚了，我想也许你该回去了吧，我送你出去搭计程车？”
“…好的，谢谢。”她站起身，有点站不稳脚步，但人看上去清醒了不少。
蒋柏烈送她出去，在医学院门口的马路上等待着偶然经过的空车，很快，就有一辆停在他们面前。施子默上了车，抬起头跟他道别，又再三道谢，他忽然想起她抱着自己的腿时说的那些话，于是心念一动，道：“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来找我，说不定我可以帮上什么忙。”
她那木讷的脸上忽然变得错愕，过了几秒，才怔怔地点头说：“好、好的…再见。”
蒋柏烈看着出租车远去的背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三天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彻底抛在脑后，他只记得自己过了一个不怎么如意的生日，至于其他的事——早就被丢到太平洋里去了！直到…一个月后的某天晚上，他独自在诊室写着枯燥的报告，房间里依旧只听到钟摆和水滴的声音，忽然，桌上的电话响起来，他随手拿起话筒放到耳边：
“喂，你好。”
“…喂？”电话那头的声音像是有点怯场。
他放下手里的书，想到了什么似地说：“你好，我是蒋柏烈。”
“蒋医生，你好…”
“？”
“我是…施子默。”
他在脑海里搜寻了一遍，终于想起她是谁：“啊，是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那个…就是…”
“？”
“我可以…当你的病人吗？”
蒋柏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可以。”
这也许是他有生以来第一个正式的病人！
“那么…你什么时候有空？”
“任何时候。”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那么兴奋。
“…现在也可以吗？”
“可以，”他把桌上的书和笔记挪到一边，“当然可以。”
“还在上次的地方吗？”
“是的。”
“那么…我过二十分钟到。”
“好的没问题。”
蒋柏烈挂上电话，雀跃地跳起来去隔壁办公室找自己那件几乎没怎么穿过的医师白袍，然后翻出一本又大又厚——总之像模像样的——笔记本，摊开放在书桌中央。又来来回回地调试着皮椅的高度，从隔壁的立式冰箱里翻出摆放了好几天的牛奶——矿泉水和啤酒刚好被他喝完了——搁在皮椅旁的茶几上。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后，他就听到了一阵低低的敲门声。
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仪容，他走过去开门，用一种他自认为很专业的语调说：“你好。又见面了。”
施子默木讷地笑了笑，有点紧张。
他请她进来，指指房间当中的皮椅：“就坐这里吧，这张椅子应该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哦对了，如果觉得渴的话，茶几上有牛奶。”
说完，他坐到书桌后的椅子上，拿起桌上的笔，在手里摇摆不定。
施子默坐下，有点局促地看着茶几上的牛奶，摇了摇头。
“如果你准备好了的话就可以开始了，你可以说任何你想说的话，如果还不太习惯，我们也许可以从自我介绍开始。”蒋柏烈挤出一个温和的笑容，他想，没有几个女人会对他这样的笑容无动于衷的。
施子默点点头，轻咳了一声，说：“嗯…我叫施子默。”
“是的，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
“工作？”
“嗯…”
“摄影师。”
“哇…”他抬起头，有点不敢相信地看着她。
“很…意外吗？”她眼光飘忽，像是不知所措。
“不、不是的，也不能说意外…”他用力抓了抓脑袋，“怎么说呢，对于艺术家我总是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态——因为我是个没有任何艺术细胞的人。”
她看着他，一脸的认真：“我也…不认为自己有艺术细胞。我只是，用镜头记下一些东西，因为我没办法用语言记录。”
“没办法？”
“嗯…我不太善于表达…”
“啊，没关系，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蒋柏烈用手里的笔在本子上写下今天的日期以及“病人”的姓名，然后抬起头，看着她，“那么，摄影师小姐，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她怔怔地看着他，沉默着，房间里又恢复了安静，甚至比起刚才更安静。就在蒋柏烈以为她要放弃的时候，她却忽然开口说：
“蒋医生，我觉得我是一个…淫&荡的女人。”
一（中）
蒋柏烈眨了眨眼睛，拼命抑制住自己想要伸手去掏耳朵的冲动，说：“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明知道那个人不爱我，还愿意跟他上床。”她穿着厚重的外套，墙上那台老旧的空调向她输送着阵阵热风，但她的身体还是颤抖，不为人察觉地颤抖着。
“…那个人不爱你？”
“他有很多…别的女人。”她别过头去，觉得难堪。
“你们在恋爱吗？”
“…我也不知道。”
“？”
“我们都没有对别人说过这段关系，就连最亲近的家人和朋友也没有…”
“没有人知道吗？”
“我想…是的吧。”
“你们——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们这样多久了？”
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不知道是在计算时间，或者，只是不想让眼泪掉下来：“十二年。”
“…”蒋柏烈停下手里正在记录的笔，抬起头错愕地看着她，“那么你爱他吗？”
“…嗯。”她轻轻点头，没有犹豫。
“你爱他什么？”
她不说话。
蒋柏烈从她那张木讷的脸上看到痛楚的表情，不禁有点惆怅，终于结束了他一长串的问题，温柔地说：“我想你没必要把罪名加在自己身上，因为错的那个人不是你。”
“…”她怔怔地回望他，好像第一次有人这样告诉她。
“是他伤害了你，而不是你伤害了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信仰。你需要责怪自己的，只是你竟然忘记了如何去爱自己。”
“…”
“我想，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只想要付出而不求回报的爱，一种是只想要获得却不懂得付出的爱，还有一种是得到了多少也会付出多少的爱——我想在理智的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第三种。”
“…”
“但是如果人人都选择第三种，那么由谁来付出最初的爱呢？”他淡淡地微笑，“所以我是很佩服那些可以不顾一切去付出自己的人，因为他们往往受到了很深的伤害也不自知，还不断地付出、付出，直到耗尽自己。”
施子默垂下头，看着自己微凉的手指，用一种叹息的口吻说：“医生，你觉得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怜？”
“不会，”他肯定地说，“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也是这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只想要付出的时候——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爱一个人的话。”
她看着他，忽然笑了。那是一种，尽管木讷，却让人觉得温暖的笑。
这就是蒋柏烈印象中初次相遇时的子默，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跟她并不只是医生和病人，而像是…主人和盆栽。他给她微笑和鼓励，是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变得坚强，不再需要依靠别人——当然也包括他。
他从她那里听到了很多故事，关于她，以及一个男人，可是他却不禁迷惘起来：那个男人真的不爱她吗？还是…只是因为不懂得爱？
半年之后，他在酒吧遇到了一个前来向他挑衅的人，这个人就是项屿。他们打了一架，他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明白了，可是仍然觉得不解——哦，子默花了十二年都没有明白的事，他又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明白呢？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不讨厌项屿，一点也不。
在这个闷热的夏夜，墙上的钟摆和水龙头仍然滴答滴答地响着，墙上那老旧的空调“呼呼”地吐着冷风，他打开冰箱，发现里面不再冒着冷气，水渍沿着冰箱门滴到地上，他不禁皱起眉头，看来是该换一个了。
蒋柏烈走到书桌后坐下，说：“人总有气馁的时候，我也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很坚强。”
她意外地眨了眨眼睛：“蒋医生，你也有不坚强的时候吗？”
“有，当然有。”他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种鼓舞人的魔力。
“怎么会…”
“也许你不相信，我小的时候跟你一样，也是个怪咖。”
子默瞪大眼睛，像是真的不信。
“真的，”他夸张地摊了摊手，办靠在书桌上，“我小学的时候从乡下搬到台北，我有严重的口音，同学们嘲笑我，老师也不太喜欢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灰暗的日子，总是被欺负，却不敢还手——后来我才明白，被欺负的人越是不还手，就越会被别人变本加厉地欺负。事实上，那时的我，甚至想过要自杀，这个念头非常强烈地缠绕在我周围，我差一点就真的那么做了。”
“…”
“然后，升上国中的那一年，我遇到了迄今为止生命里也许最重要的人。”
“？”
“他是我的体育老师，那时候大学刚刚毕业，比我大不了几岁，”蒋柏烈微笑着，陷入回忆，“他发现我的反射神经很好，于是鼓励我踢足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并不是一无是处，我当上了学校足球队的守门员，代表学校出去比赛，无往不胜。同学们渐渐改变了对我的看法，那些原本欺负我的人再也没有对我挑衅，原本认为我是个怪物的人，也开始跟我交谈，我终于可以融入周围的人之中，不再那么格格不入。”
“…”她安静地听着，仿佛也跟他一起陷入了回忆。
“如果没有这位老师，我想…也许我不会是现在的我。我始终记得他对我说过的话：遇到困难不能逃避，如果逃避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的三次，渐渐的，你就会放弃整个人生。当然，也许他说得有点过，可是那种信念却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让我能够下定决心站起来。
“后来，我国中毕业，去了美国读书，我老爸是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学教授，但我报考这个学科却不是因为他——当然我从来没有让他知道，不然他会杀了我——我之所以学习心理学，是因为那位老师跟我说，他用自己学到的心理学鼓励我、把我从自杀的边缘拉回来，最后成为一个健康自信的少年，他觉得很高兴。那个时候起，我忽然觉得能够帮助别人真好，能够理解别人在想什么真好，于是考大学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老爸任职的学院。进了大学，我学习成绩很好，运动也不错，在学校很有人缘，我好像走出了过去失败的阴影，变成了生活的主宰者。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当年老师跟我说过的话，就有了克服一切的勇气。
“说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个少年励志的故事，就此结束了吧？”蒋柏烈走到窗前，看着窗外寂静的校园，以一种复杂的口吻说，“但其实…并没有，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