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沉默的病人
作者：[英]亚历克斯·麦克利兹
译者：祁阿红
献给我的父亲与母亲
可她为何不说话？
——欧里庇得斯《阿尔刻提斯》
【内容简介】
多少看似完美的夫妻，都在等待杀死对方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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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死丈夫时，艾丽西亚33岁。
她往丈夫脸上连开五枪，从此不再说一个字。她被精神诊所收容，成为臭名昭著的“沉默的病人”，唯一留给外界的，只有一副诡异的自画像。
我，心理治疗师西 奥，被她的故事所吸引，希望能通过心理治疗，帮助她走出沉默的死局。我确信，只有她能述说真相，只有我能使她开口。
哪怕艾丽西亚的沉默背后，是远超我想象的黑暗深渊，正引诱我步步深入，直到万劫不复……
当她真的开始述说真相，我又真的有胆量倾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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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看似完美的夫妻，都在等待杀死对方的契机。一起残酷的谋杀，一则诡异的希腊神话；一段漫长的沉默，一场致命的心理治疗！
序幕 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日记
7月14日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本东西。
其实并非如此。也许我心知肚明，只是不想承认而已。
我甚至不知道该把它——我写的这本东西——叫作什么。如果称之为日记，似乎太自命不凡。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说的。安妮·弗兰克或者塞缪尔·佩皮斯才写日记，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如果称之为“日志”，则显得书卷气十足，而且还要日复一日、持之以恒地写作，我不想这样——如果把它变成每天的任务，我是绝对无法坚持的。
也许我就不给它定名称了。在这本没有名称的东西里，我偶尔会写点什么。我比较喜欢这样。一旦你为什么东西命名，就会受到束缚，看不到它的全貌或其重要性；就会专注于遣词造句，其实修辞只是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只是冰山之一角。在遣词造句方面，我从来没有感到得心应手——我喜欢形象思维，喜欢用图像表达自我——所以说，若不是为了加布里耶尔，我是永远不会开始写这本东西的。
最近有几件事情，让我感到非常郁闷。我以为自己把这种情绪掩饰得天衣无缝，可加布里耶尔注意到了。他肯定注意到了，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眼睛。他问我那幅作品完成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给我倒了杯葡萄酒，我就坐在厨房的餐桌旁，看着他做饭。
我喜欢看他在厨房忙活。他不仅厨艺高超，而且动作优雅舒展、有条不紊。不像我。我只会把厨房弄得一团糟。
“跟我说说话嘛。”他说。
“没什么可说的呀。有时候我脑子会变得很木，觉得自己就像在泥淖里艰难跋涉。”
“你为什么不把想到的写下来呢？留下一点记录，将来也许有用。”
“我想也是。我会试试的。”
“不要光在嘴上下功夫，亲爱的。要有实际行动啊。”
“我会的。”
他不断跟我絮絮叨叨，可是我却依然故我。几天后，他给了我这本本子，让我用它来写些东西。本子的黑色皮面包着厚实洁白的空白页。我用手指抚摸着它的第一页，感受着纸张的光洁——接着我削好铅笔，准备动真格了。
当然，他说得没错。我感觉好了许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实际上给了我一个释放的方式，一个宣泄的出口，一个表达的空间。我觉得这种方法跟心理治疗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知道，加布里耶尔虽然嘴上不说，其实很为我担心。如果要我实话实说——确实就该这样——我会说，我同意写这本东西，完全是为了证明我没有什么问题，好让他放心。一想到他在为我担心，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从来不想让他感到沮丧、不快或痛苦。因为我对他的爱简直无以复加。他无疑是我生命中的最爱。我一心一意地爱他，完全彻底地爱他，有时候，这样的爱甚至会把我吞噬。有时我在想——
不，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
这将会是一本欢快的记录，里面记录的，将是那些给予我艺术灵感的念头和画面，那些对我有创造性影响的事物。我将只记录那些积极的、快乐的、正面的思想。
不能记录那些疯狂的想法。
第一部分 PAPT ONE
但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的人，都可以使自己相信，任何人都无法保守秘密。即使他缄口不言，他的指尖也会说话，他的每个毛孔都会渗透出背叛他的信息。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
1
杀死自己丈夫的时候，艾丽西亚·贝伦森三十三岁。
当时他们已结婚七年。他们都是搞艺术的——艾丽西亚从事绘画，加布里耶尔则是个小有名气的时尚摄影师。他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摄影风格，从怪异、写实的角度拍摄一些半饥饿的半裸女人。他死后，他的作品价格飙升。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他的作品空洞肤浅，根本不及艾丽西亚最好的作品有内涵。当然，我对艺术知之甚少，无法断定艾丽西亚的作品能否经得起时间考验，她的艺术才华会被恶名埋没，所以对她进行客观评价绝非易事。你完全可以说我带有偏见。毕竟我也只能说说自己的一家之言，只能夸夸那些值得一提的事物。在我看来，她颇有天分。她的画作不仅展示了她的绘画技巧，更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在吸引观众的眼球——就像有人在掐你的脖子——像钳子一样紧紧地掐着。
加布里耶尔·贝伦森被害于六年前，时年四十四岁。他被害于8月25日。你也许还记得，那年夏季酷热难当，气温几度创下历史新高。他死的那天，气温是全年最高的。
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起得很早。他和艾丽西亚住在伦敦西北汉普斯特德希思附近。5点15分，一辆车来到他家，接他去肖迪奇的拍摄现场。一整个白天，他都在屋顶上为Vogue杂志拍摄模特照片。
至于艾丽西亚在干什么，大众基本一无所知，只知道她即将有场作品展，需要赶工。不久前，她把花园那头的避暑小屋改成了绘画工作室，很可能一整天都钻在里面搞创作。加布里耶尔的拍摄工作到很晚才结束，车子送他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11点。
半小时后，他们的邻居芭比·赫尔曼听见几声枪响。她立即打电话报警。11点35分，海沃斯提克山警察局出动警车，不到三分钟就赶到贝伦森家。
他们家房子的正门大敞。屋里漆黑一片，所有开关都无法使用。警官们沿走廊前行，首先进入起居室。他们用手电筒对着起居室四处照射，断断续续的手电光把房间照亮。借助手电筒光，他们发现艾丽西亚站在壁炉旁，身穿白色连衣裙，活像个幽灵。她似乎不知道站在自己面前的都是警察。她像冻僵了似的——像一尊冰雕——脸上露出莫名的惊恐神色，似乎正面临着无形的恐惧。
地板上有一支枪。在她身边的幽暗处，加布里耶尔纹丝不动地坐着，手和脚都被绑在椅子上。刚开始警察以为他还活着。他的脑袋微微歪向一侧，仿佛处于昏迷状态。一道手电光照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他的面部多处中弹，那张英俊的面孔已然面目全非，永远不复存在。他们看到的是一张弹洞累累、血肉模糊的脸。在他身后的墙上，是飞溅的头骨碎片、脑浆和毛发——还有斑斑血迹。
到处是鲜血——飞溅到墙上，流淌在地板上，形成黑色的涓涓细流，沿着地板的木纹流动。警方认为这是加布里耶尔的血。可是这血也太多了。接着手电光照射到一个明晃晃的东西——艾丽西亚脚边有一把刀。在手电光的照射下，可以看见她白色连衣裙上的斑斑血迹。一名警察抓住她的双臂，把它们举到灯光下。她手腕上的静脉部位有几道很深的口子，是刚刚割开的，还在汩汩流血。
艾丽西亚挣扎着不让那名警官救她。又上来两名警官才将她制服。她被送到只有几分钟车程的皇家自由医院。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她浑身瘫软，失去了知觉。虽然她大量失血，但是命还是保住了。
第二天，她躺在医院的单人病房里。在律师到场的情况下，警方对她进行了讯问。可是在讯问过程中，她始终沉默不语。她的嘴唇苍白，毫无血色，虽然有时颤抖几下，但始终没有说话，连吭都没吭一声。她没有回答任何问题。她不能说话，也不愿说话。他们指控她是杀害加布里耶尔的凶手，她毫无表示。他们宣布对她实施逮捕，她依然保持沉默。对自己的罪行，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从此以后，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这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家庭悲剧，但她的持久沉默却使它成了一桩惊天大案——一桩迷案、一桩奇案，成了未来数月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新闻，也使大众浮想联翩。
艾丽西亚始终保持着沉默，但她也有一项声明。那是她的一幅画作，是她在出院后至庭审前，处于软禁期间画的。法庭为她指定的心理治疗护士说，艾丽西亚画这幅画时几乎废寝忘食，一刻不停。
一般情况下，每次创作新画前，她都要用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做充分的准备——画出多张素描草图，不断地安排和再安排其构图，不断试验其色彩和形式——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孕育过程，其后还有一个耗费时日的生产过程，一笔一画都要经过精心构思。可是这一次，她却大刀阔斧地一改往日的创作风格，在丈夫遇害几天后，就完成了这幅画作。
大多数人认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给她定罪——加布里耶尔尸骨未寒，她就迫不及待地回到画室，说明她感情冷漠，令人齿寒，说明她是个冷血杀手，毫无忏悔之心。
有这种可能。可别忘了，艾丽西亚也许是个凶手，但也是个画家。至少我认为，她就该重拾画笔和颜料，将自己的复杂情感在画布上表现出来——这并非无稽之谈。这一次，她画得很轻松，这并不奇怪——如果可以把悲痛称之为轻松的话。
那是一幅自画像。在画布左下角，她用淡蓝色的希腊字母写下了它的名称。
只有一个词：
阿尔刻提斯。
2
阿尔刻提斯是一则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在这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中，当任何人都不愿意用自己的死救国王阿德墨托斯一命时，作为妻子的阿尔刻提斯站了出来。谁也不知道这个自我牺牲的神话故事与艾丽西亚的谋杀有什么关系。在一段时间里，这个暗示的真实含义是什么，我也是一头雾水。直到有一天，事实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我的叙述太快，似有操之过急之嫌。我必须从头说起，让事实说话。我不能刻意进行渲染或歪曲，也不能说谎。我将逐步逐步、不紧不慢、小心谨慎地进行表述。但从哪儿开始呢？我首先应当进行自我介绍，不过也许还不要这么快；毕竟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是我，而是艾丽西亚·贝伦森。我必须从她开始——从她那幅《阿尔刻提斯》开始。
《阿尔刻提斯》是一幅自画像，画的是谋杀案发生后，在自家画室进行创作的艾丽西亚。她全身赤裸，手持画笔，站在画架与画布前。她的身体展现得淋漓尽致：红色秀发披散在瘦骨嶙峋的肩头，通透的皮肤下，蓝色的静脉血管依稀可见，两只手腕上有新的伤痕。她用手指捏着画笔，笔尖上的红色颜料——抑或是鲜血？——似乎正欲滴落。她把自己定格在绘画过程中——不过画布上还是一片空白，就像她的面部表情一样。她转过头，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们。她的嘴唇张开，似乎有话要说，但却哑然无声。
在伦敦索霍，有一家代理艾丽西亚作品的小画廊。在庭审期间，它的经理让-费利克斯·马丁做出一个颇有争议的决定：展示艾丽西亚的作品《阿尔刻提斯》。此举引发热议，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炒作，也有些人认为这太令人恐怖。在艾丽西亚因杀夫遭软禁期间，这家老牌画廊的入口处第一次排起了长龙。
我与其他绘画爱好者一起，在外面排队等候。画廊隔壁是一家霓虹灯闪烁的妓院。我们鱼贯步入画廊，刚进门就身不由己地被簇拥着朝那幅画移动，就像兴奋的人群在露天游乐场的鬼屋中一样推搡着前行。终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队伍的前头——终于与《阿尔刻提斯》来了个直接面对面。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幅画，注视着艾丽西亚的面部表情，想研判她的眼神，想解读这眼神背后的深意——但是我发现自己实在无能为力。艾丽西亚的眼睛看着我——虚无缥缈——让人无法参透，更无法解读。从她的表情上，我看不出她想传达的是无辜还是内疚。
其他人认为这其实不难解读。
“彻头彻尾的邪魔。”我身后有位女士小声说。
“难道不是吗？”她的同伴随声附和，“冷血的臭婊子。”
有失公允，我暗自思忖——艾丽西亚的罪行尚待证实，这样的结论其实是先入为主。那些小报一开始就将她说得十恶不赦：害人精、黑寡妇、女恶魔。
事实极其简单：警方发现加布里耶尔的尸体时，现场只有艾丽西亚，枪上只有她的指纹。毫无疑问，是她杀了加布里耶尔。可是她的杀人动机却是个难解之谜。
媒体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在报刊上、广播里以及早晨的闲聊节目中，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他们请来各路专家，对艾丽西亚的行为进行解释、谴责或辩解。有些人认为她肯定是家暴的受害者，肯定受到了极端的虐待，最后忍无可忍才突然爆发的。还有些人认为，此案是性游戏出了问题——她丈夫不是被绑在椅子上吗？更有甚者，有些人则认为，促使艾丽西亚痛下杀手的是老套的嫉妒心理——也许还有个第三者？可是在庭审中，加布里耶尔的哥哥说，他弟弟是个忠实的丈夫，深爱自己的妻子。那么，是不是为了金钱呢？可是丈夫的死并不能给艾丽西亚带来财富——她继承了父亲的遗产，比丈夫有钱得多。
争论在继续，各种猜想见仁见智——然而这些争论非但没有答案，反而增加了重重疑点——艾丽西亚的杀人动机以及她后来缄口不言的原因。她为什么拒绝开口说话？这意味着什么？她是不是另有隐情？是不是在保护其他人？如果是，那么这个人又是谁？
记得我当时就在想，尽管人们对她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评论和争论，但在这场疯狂喧闹的旋涡中心，却有一处无声的真空——一种沉默、一只斯芬克斯。
在庭审中，法官也认为她的沉默令人费解。法官埃尔夫斯通先生指出，无辜的人往往会鸣冤叫屈，为了申辩自己的清白不遗余力——也永不止息。她不仅始终保持沉默，而且毫无明显悔过表现。整个庭审中，她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报纸对此有过大量评论——她的表情呆滞、冷峻、僵化。
被告方迫于无奈，只好提出减轻刑事责任的申请：该请求说，艾丽西亚长期存在精神健康问题，而且据说始于她的儿童时期。法官认为这种情况多属道听途说，不予考虑——不过他最终还是被一个叫拉扎勒斯·迪奥梅德斯的教授说服。此人不仅是帝国理工学院司法精神病学教授，也是格罗夫诊疗所的临床主任。该诊所位于伦敦北部，是一家可靠的法医单位。迪奥梅德斯教授认为，艾丽西亚闭口不言，这本身就证明她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所以这可以作为对她量刑的参考。
这是精神科医生为避免坦率直言，而婉转说出的话。
迪奥梅德斯真正想说的是：艾丽西亚疯了。
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不然为什么要把你所爱的人绑在椅子上，近距离对着他的面部开枪？又为什么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做任何解释，甚至连话都不说？她一定是疯了。
肯定是。
最终，埃尔夫斯通法官接受了被告方的减刑请求，并建议陪审团把它作为量刑时的参考意见。艾丽西亚随后进了格罗夫诊疗所，接受迪奥梅德斯教授的治疗。教授的证言对法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事实上，倘若她并没有疯，也就是说，倘若她的沉默只是一种表演，只是为了蒙蔽陪审团的耳目，那她此举的确非常奏效。她避免了一场漫长的牢狱之灾。而且，她今后倘若表现出逐步康复的情状，再过几年就完全有可能走出那家诊所。那么，现在不就应该是她假装逐渐康复的最佳时机吗？她不是可以时不时地冒出一两个词语来，过一阵又多出几个，同时慢慢地表现出某种悔意吗？可是她没有。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她始终保持着沉默。
只有沉默。
由于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披露，媒体大失所望，最终失去对她的兴趣。她也像其他曾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杀人犯一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我们虽然记得他们的面孔，却忘了他们的姓名。
应当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她的神话以及她持久的沉默依然让某些人着迷，包括我自己。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认为加布里耶尔的死，显然使她的大脑产生了严重的创伤，沉默就是这种创伤的具体表现。由于无法直面自己的所作所为，她像一辆老爷车，咔咔作响，勉强运转，最后终于停了下来。我希望能帮她重新把车子发动起来——帮她说出自己的故事，治疗她的创伤，使她彻底康复。我想对她进行心理康复治疗。
我不想自我吹嘘，但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帮助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我是名法医心理治疗师，在工作中遇见过这个社会上受到最严重伤害的、最脆弱的成员。艾丽西亚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与我个人产生了共鸣。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同情她。
遗憾的是，我当时还在布罗德穆尔工作。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治疗艾丽西亚只能是——而且肯定是——痴人说梦。
艾丽西亚被收治的第六个年头，格罗夫诊疗所开始招聘法医心理治疗师。我看到那则广告，就知道自己责无旁贷。我决定跟着感觉走，去那里应聘这一职位。
3
我叫西奥·费伯，四十二岁。我选择成为心理治疗师，是因为我本人曾受到过心理伤害。这是个事实。在应聘面试时，他们问了我这个问题，但我没有如实回答。
“你认为吸引你从事心理治疗工作的原因是什么？”英迪拉·夏尔玛从她那副儒雅的眼镜上方看着我问。
英迪拉是格罗夫诊疗所的心理治疗师，年龄离六十岁不远了，圆圆的脸庞，颇有几分风韵，深色的长发，夹杂着几根银丝。她对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在暗示我，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只是热热身而已，刁钻的问题还在后面呢。
我没有立即回答，因为我觉得面试小组的其他成员都在看着我。我的意识很清楚，而且始终保持与他们的目光接触。我不紧不慢地给出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回答。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说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一家护理中心打零工，还说这激发了我对心理治疗的兴趣，并促使我在读研的时候选择了心理治疗专业，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我认为，我是想帮助别人，”我说着耸了耸肩，“就这样，真的。”
这当然只是信口胡说。
我的意思当然是，我想帮助别人，但这只是我的次要目标——尤其是在接受培训的初期。我的真正动机纯粹是出于私心。我自己也在寻求帮助。我相信大多数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都是如此。我们被这个特殊职业所吸引，因为我们自己受到过伤害——我们研究心理学，是为了给自己疗伤。至于我们是否愿意承认，那就该另当别论了。
作为人类，我们对婴幼儿时期的生活没有留下多少记忆。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伴随着完整的人格，从这样的原始迷雾中浮现，正如阿佛洛狄忒从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但是对人类大脑进化的研究告诉我们，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出生时，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不像神圣的奥林匹斯山，而像一团潮湿的泥巴。正如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说的，不存在婴儿时期一说。我们的人格不是在孤立状态下形成的，而是与另一种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由看不见、记不得的力量塑造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父母。
这种情况令人发怵，其原因则显而易见——谁知道我们在尚未形成记忆的那段时间里，是怎样的毫无尊严，又受到过怎样的折磨和虐待？我们的人格是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形成的。以我为例，我在成长过程中就感觉到紧张、恐惧和焦虑。这种焦虑似乎在我存在之前就已存在，也似乎独立于我的存在而存在。不过我怀疑其根源在于我与父亲的关系，因为只要在他身边，我就永远没有安全感。
我父亲总是莫名其妙地发脾气，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多么平和的情境，都能被他变成危险的雷区。一句无伤大雅的话或者一个稍有不同的见解，都能引得他勃然大怒，随后引发一连串的爆炸，弄得人人自危，无人幸免。他只要一声怒吼，整个房子都会颤抖。我会吓得赶紧上楼，躲进自己的房间，一头钻到床底下，顺势躲到墙边上，呼吸着毛絮纷飞的空气，希望砖墙把我吞噬，好让我瞬间消失。但是父亲会抓住我，把我拽出来，接受他的惩罚。他会抽出皮带挥动，皮带在空中嗖嗖作响，抽打在我身上，抽得我左右翻滚，身上火辣辣地痛。接着，他会突然停止抽打，就像他突然开始打我一样。他会把我丢在地板上，任由我摔成一团，就像蹒跚学步的小孩气得把布娃娃扔掉一样。
我永远没搞清楚自己做错了什么，会引得他大动肝火，抑或是因为我活该挨打。我问妈妈，为什么爸爸总是对我发那么大的火？她无奈地耸耸肩说：“我怎么知道啊？你爸他完全疯了。”
她说这话的时候，不像开玩笑。如果让今天的精神科医生对他的情况进行诊断，我怀疑结论会是人格障碍。他就患着这种疾病度过了一生，从未接受过治疗。患病的原因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被歇斯底里和身体暴力所主宰。威胁、泪水和打碎的玻璃。
当然，我也有过开心的时光，但往往是我爸不在家时。记得有一年冬天，他去美国出差一个月。在那三十天的时间里，妈妈和我得以摆脱他那双挑剔的眼睛，在房子和花园里自由自在地活动。那年12月，伦敦下起鹅毛大雪。整个花园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我和妈妈堆了个雪人。不知是不是下意识的行为，反正我们把雪人堆得像我们那个不在家的主人：这个雪人大腹便便，我给它取名叫“老爸”，用两块黑色石子做眼睛，两根弯弯的小树枝做成眉毛，看起来还真有点像他。为了让它更像他，我们给它戴上他的手套、帽子，并让它拿上一把雨伞。接下来我们就用雪球拼命地砸它，并像调皮的小孩那样咯咯直笑。
那天晚上下了一夜的暴风雪。妈妈上床时，我假装睡着了。不久我就偷偷地溜进花园，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伸出双手捕捉飞舞的雪花，看着它们在我的指尖上消失。这让我有点悲喜交加。似乎有几句真理哽在我的喉头，但我又不知如何表达；我的词汇少得可怜，说出来的话像一张破网，根本抓不住我想表达的意思。在某种程度上，抓住逐渐消失的雪花，就像抓住幸福一样；这种占有转瞬即逝。它提醒我在这幢房子外面，还有一个世界：一个广阔无垠、超乎想象的美丽世界，一个我当时还无法触及的世界。这些年来，这些情景不断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裹在这些记忆外层的痛苦，使那短暂燃起的自由之光显得倍加明亮。那是无际黑暗中的一点灯火。
我意识到，唯一能支撑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就是规避——不仅是身体上的，也包括心理上的。我必须离开这个家，远走高飞。唯有如此，我才能安全。十八岁那年，我获得了上大学的必要成绩，终于离开了萨里郡，离开了那幢监狱似的半独立式住房——我认为自己获得了自由。
其实我想错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在我身上内在化，在我身上内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终与我如影随形。他那个可恶、无情、暴怒的声音始终陪伴着我——厉声叫骂，说我是窝囊废，不要脸，不成器。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声音变得让人难受，令人麻痹，它们控制住了我。我吓得浑身发软，出不了门，参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动，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离开家。希望荡然无存。我被打败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绝境，无法解脱。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药房，买了一大堆扑热息痛。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我一次只买几盒。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隐形人。
我的房间很冷。我用冻得发麻的手指笨拙地打开包装盒，强迫自己把那些发苦的药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着我爬上那张窄窄的、躺着很不舒服的小床，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来。
可是死神始终没有来。
我等来的是胃肠道烧灼般的绞痛。我弯腰吐起来，把胆汁和还没溶解的药片一起吐了出来，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里火烧火燎，没完没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渐意识到：
我不想死，至少现在不想，我还没有活够。
这个想法给了我一线希望，尽管很朦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认识到，单枪匹马是于事无补的：我需要帮助。
我找到了这样的帮助，通过大学咨询服务部。帮助我的人叫鲁思，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体态丰腴，满头白发，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祖母。她的脸上挂着同情的微笑——我相信这样的微笑。起初她并没有说很多的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诉说。我谈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发现，无论我谈到多么痛苦的细节，我的内心都无动于衷。我与自己的情感是脱节的，就像一只与手腕断开的手。我谈了那些痛苦的记忆和自杀的冲动——但我没有任何感觉。
然而，我会偶尔抬起头看着鲁思的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听我讲述的时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这么说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那些泪水不是她的。
那些泪水是我的。
我当时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心理治疗。病人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给他的治疗医生：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恐惧，代他进行亲身体验，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对这种体验的感受反馈给他。鲁思就是这样把我的情感反馈给我的。
鲁思与我的交往持续了好几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她，我内化了一种与另一个人建立起的新型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诚实与友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责、愤怒和暴力——的新型关系。我渐渐开始从内心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我已经不那么空虚，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虽然内心那个可恶的声音从未完全离开过，但我现在有鲁思的声音与之抗衡，而且我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减少。久而久之，我头脑中那些声音逐渐平息，有时甚至暂时消失。我会感觉很平静——有时甚至很高兴。
很明显，心理治疗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质量。这种谈话治疗方式，对于我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定义了我。
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继续去向鲁思请教。她依然是那样支持我，鼓励我，但也告诫我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我选择的道路。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她说得对。与病人在一起，会弄脏我的手——这么说吧，这项工作毫无舒适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范严密的心理诊疗所工作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到了那里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病人脱下裤子，当着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摊臭烘烘的大便。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没那么恶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乱的自杀未遂、自伤自残、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与悲伤。所有这些都让我受不了。不过我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应对方法。事情逐渐变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心理诊疗所这种陌生的新环境。我觉得自己对于疯狂已经司空见惯——不仅是别人的疯狂，还有自己的。我认为我们都很疯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我为什么——以及怎么——会与艾丽西亚·贝伦森案件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年轻时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预治疗，从心理黑暗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我有可能变疯——并像艾丽西亚一样，被囚禁在某个机构里终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当然，英迪拉·夏尔玛问我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时，我不可能说出其中任何一点。毕竟我面对的是整个面试小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到了最后，”我说，“我相信，无论初衷如何，是那些训练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英迪拉像圣贤似的点点头说：“是的，很对。千真万确。”
面试很成功。英迪拉说，我有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经历，具备一定优势，说明我可以应付极端的心理创伤。他们当场就给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个月后，我起程前往格罗夫诊疗所。
4
我顶着1月凛冽的寒风，来到格罗夫诊疗所。道路两旁的树木光秃秃的，就像一具具骷髅骨架。惨白的天空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我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我有一个星期没抽烟了——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烟戒掉，而且保证这一次说话算话。可是现在我又破戒了。我把烟点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恼火。心理治疗师通常认为，烟瘾是很难戒除的，而一个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克服这个问题，把烟戒掉。我不想带着一身烟味走进诊疗所，就往嘴里放了一两片薄荷口香糖，边吸烟，边嚼口香糖，两只脚还在不停地轮番跳动。
我浑身发抖——说实话，主要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紧张。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在布洛德穆尔的时候，我的顾问医师直言不讳地说我正在犯错误。他向我暗示，离开那里就断送了我本来很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他对格罗夫诊疗所颇不以为然，对迪奥梅德斯教授更是嗤之以鼻。
“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做过许多与群体治疗有关的尝试——有一段时间曾在福尔克斯供职。20世纪80年代在赫特福德郡办过替代性治疗社区。这种形式的治疗社区，尤其是现在，从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他先是欲言又止，然后压低嗓门说：“我不是吓唬你，西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那个地方要被砍掉。可能不出半年，你就会发现自己丢了饭碗……你真的不反悔？”
我沉默了片刻，但只是出于礼貌。
“肯定。”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我看这是职业上的自杀。不过既然你决心已定……”
我没有跟他说艾丽西亚·贝伦森，也没有说我希望为她进行治疗。我本来可以用他能明白的话进行解释：通过对她的治疗，我可能会写出一本书或者发表一篇论文什么的。可是我知道这样说等于是对牛弹琴；他还是会说我犯了错误。也许他说得对。我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我掐灭手中的烟，抑制住紧张情绪，走了进去。
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老的那个部分。原先那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早就被四周高大的、外形丑陋的附加设施和扩展部分所包围，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矮小。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这片建筑群的中心。它的围墙上安装了一排鹰眼似的摄像头，这是唯一能说明里面的人非常危险的标记。他们对接待处的布置可谓不遗余力，为的是让它具有友好的氛围——里面放了几张蓝色的长沙发，墙上贴着粗陋且孩子气的绘画作品，那是病人的创作。我觉得它不像家防范严密的精神病诊疗所，倒像家幼儿园。
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是诊疗所的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格罗夫，”尤里说，“我们没有欢迎委员会，只有我。”
尤里约莫有三十七八岁，人长得很帅气，体形优美，满头黑发，领子没有遮住的脖子上有蜿蜒的部落文身。他身上除了有股烟味，还有修面后留下的须后水香气。他说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英语说得非常完美。
“我是七年前从拉脱维亚过来的，”他说，“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可是一年后就很流畅了。”
“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尤里冲她点了点头。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说完她就扬长而去，没再看我一眼。
“跟我来吧。”尤里说。
我跟着他来到病房入口处——那是一扇强化的钢门。大门旁边有个由保安操纵的金属探测器。
“你肯定知道这规矩，”尤里说，“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都不准带进去。”
“打火机也不行。”保安在检查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
“我能去参加吗？”
“社群集会？”尤里感到惊讶，“你不想先习惯一下环境？”
“习惯环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他耸了耸肩：“那就随你。这边走。”
他领着我穿过几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上了锁的病房门上的小圆窗——有节奏的敲门声、插销的插拔声、钥匙的转动声。我们走得很慢。
显而易见，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已起皮剥落，走廊上弥漫着一丝发霉和腐臭的气息。
尤里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下，点头示意说：“他们都在里面，进去吧。”
“好的，谢谢。”
我稍加迟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推门走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