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尹爱君遇害的时候也穿红色衣服,你觉得凶手是同一个人,他专挑穿红色衣服的女孩下手?”韩印的答案多少让叶曦觉得有些不舒服,这等于绕来绕去,还是付长林他们判断得对。

“不,不一样。”韩印知道这个问题对叶曦来说很重要,便紧接着说,“尹爱君不是凶手刻意选择的对象,穿红色衣服只是碰巧,而且从他处理的方式来看,他并不珍惜那件衣服,甚至用它来包裹内脏。但‘1·4碎尸案’就不同了,凶手把那件大衣叠得方方正正,摆在所有衣物的最上面,显然代表着某种爱意。”

叶曦长出一口气,从韩印的只言片语中,听得出他目前的判断还是略倾向于她的,叶曦稍微感到安心了一些。

新界口,J市最繁华的区域,是集各种商业功能为一体的顶级商业圈。围绕新界口广场中心圆盘,往东是金融服务区和商业百货街,往西是美食街,往北是文化古玩街,往南便是酒吧、KTV等娱乐场所聚集的街道,曼哈顿酒吧是酒吧街中最大的一间,门头也颇为醒目。

韩印和叶曦赶到时,酒吧尚未营业,但里面有值班经理。韩印和叶曦说明情况,经理让他们随便看。酒吧没什么特别的,但韩印注意到酒吧门口有衣帽存放处,便问经理来酒吧的客人存衣物的多不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韩印让叶曦给王莉老板打电话,问一下王莉当晚是否存过衣服,老板说存过。

这就说明,如果红色大衣是一个刺激诱因,那么凶手不是在酒吧里选上王莉的。那么是哪儿呢?是火锅店,还是KTV?

两人随后分别走访了这两个店。但时间太久了,店员都回忆不起来当晚的情形,两人只好又回到酒吧。

酒吧门口正对大街,正常行为分析:当时已经很晚了,王莉又胃疼,回家肯定是要打车的。那么王莉与凶手的初次接触会是在出租车上吗?

王莉在家里被劫持的可能性,专案组通过勘察已经排除了。至于出租车司机,专案组早前也考虑过。据酒吧经理说,通常晚上酒吧门前都有出租车排队等客,那些出租车都是与酒吧签过协议的,除非不够用,非签约出租车不准在此等客。专案组早前对签约出租车逐一排查了多遍,未发现嫌疑人。麻烦的是,当晚是新年夜,出租车生意特别火爆,有很多客人,在街上溜达很久也打不到车,这排查范围就大了…

第五章犯罪侧写

马不停蹄地回到招待所,韩印便着手将案情分析落实到报告之中。其实昨夜勘察过抛尸现场,他对两起案件的性质已大概有了判断,上午又对被害人以及凶手选择被害人的模式进行一番研究之后,便更加确定…1996年“1.18碎尸案”与2012年“1·4碎尸案”,非同一凶手作案。

依据:

先说“1·18碎尸案”。韩印把凶手在整个案子中的行为分为四个步骤:

强奸、杀人、碎尸、抛尸。

具体分析,为什么导火索是强奸?这点对于当年专案组来说,只能算是推断,但韩印可以从行为证据分析中给予肯定。那就是凶手为什么要对被害人的整个生殖器甚至骨盆部位进行特别处理。当年专案组分析,该部分残骸可能因为凶手心理变态将其保留作为纪念,而通过昨夜的现场勘察,韩印确信凶手把该部分甚至还有作案工具都扔到了水流汹涌的古江中。这是一个完美洗清罪证的办法,同时也体现了凶手思想成熟、思维缜密、个性过于谨慎的特征。

杀人肯定意在灭口,这点没什么好说的。而碎尸当然是为了抛尸方便隐秘,但为什么要碎得那么细?为什么要用沸水浸烫?为什么要规整内脏?为什么叠放衣物?这些让常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最终被解读为心理变态,实则不然。

…碎尸细致实为工具所限。凶手性格过于谨慎,杀人之后,不敢贸然购买专业碎尸工具,只好就地取材,以家用菜刀和手锯为主。但菜刀显然无法直接把尸体切成碎块,尤其是僵硬了以及冰冻的尸体。于是他只好采取先把皮肉片去,之后再以锯条锯骨的笨办法。而肉片冰冻之后,也易于片割,再拘于切菜刀的片割面积有限,便给人以精细繁多之感。

当然这其中的怨恨心理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对于正常人来说,杀人之后肯定会害怕,接着便是懊悔,在此两种情绪的困扰下,出于本能的自我认同,凶手心里便会产生对死者的怨恨,以至于在进行碎尸时会更加果敢和精细,借以宣泄不安。但宣泄之后,又会对死者产生内疚,尤其死者是他先前相识之人,这种情绪便下意识地体现到整齐叠放死者衣物上。而将内脏规整到塑料袋中,实为担心血迹渗漏留下罪证。

至于用沸水反复浸烫尸体,这牵涉到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常识,而且法医顾菲菲已经解读得很清楚。日常生活中,从冰箱里取出一块冻肉,必须要缓一下,等它稍微化冻了才好切。韩印分析,凶手杀人后,一开始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尸体,而是在时隔一天或者两天之后才决定碎尸。当年适逢J市最冷的一年冬天,尸体已经冻实了,凶手又无法等待自然化冻,遂用沸水助力,几番反复,尸体自然会出现犹如被煮过的泛红迹象。

处理完尸体,最后一步便是抛尸了。至于抛尸的次数,如韩印昨夜的分析,共为两次:凶手先乘公交车于虎王山抛掉头颅,后以自行车一次性抛掉其余部分。先来分析第二次抛尸:起点为作案现场,凶手在越过心理安全距离之后开始抛尸。这个心理安全距离,没有确定值,主要还是要根据环境、交通工具和气力等来决定,理论上当然是越远越好,但也有就近抛尸的。比如2011年某碎尸案,凶手便把被害人的尸体碎块抛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内。说回本案,抛尸起点为作案现场,终点为古江边,这是凶手明确的,其余地点的选择带有一定的随意性,主要是根据负重和隐蔽性以及行路方便与否来定的,绝对谈不上故意抛尸闹市,企图挑战警方。那么第一次抛尸虎王山的意图,肯定是想掩盖死者身份,或者尽可能拖延警方查明死者身份的时间。至于凶手为什么不把头颅往虎王山密林深处抛,其实答案很简单,那是源于人类对黑暗和未知危险的恐惧。韩印昨夜曾恶作剧似的试探康小北,称他听见远处树林里有响动,当时作为持枪刑警的康小北都面露惧色,何况孤身一人的凶手,他是杀人恶魔,但并不是真的魔鬼。

还有,“1·18碎尸案”中那些对于凶手了解人体结构、熟知解剖学、可能有过职业经历的分析,在韩印看来太过想当然,长达一个多星期的碎尸行为,怎么看都算不上专业。

合并四个步骤,“1·18碎尸案”的性质便很清楚了…是一起比较常见,由暴力强奸,导致局面失控,进而杀人灭口,毁尸灭迹的案例。本案中,凶手的所有动作,系随正常心理变化而体现,并未发现犯罪标记行为。

什么是犯罪标记?是指犯罪人为满足心理上或情感方面的需要,而实施的某种特殊行为,这是一种在犯罪进行中犯罪人不必要实施的行为,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而在“1·4碎尸案”中,标记行为几乎充斥了整个案子。

在“1·4碎尸案”中,刻意模仿抛尸行为本身便是一种标记行为。

通常模仿作案大概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动机明确。凶手企图转移警方视线,扰乱办案思路,最终达到逃脱法网的目的。对“1·4碎尸案”来说,凶手模仿前案风险值太高,于闹市抛尸风险明显大于利益,所以该案模仿抛尸的动机,应该不属于这第一种类型。

第二种,属心理性动机。来自于后者对前者的盲目崇拜,期望获得相同的关注度,从而获取成就感。此种模仿犯罪,凶手更注重犯罪手法,对被害人的选择无固定类型。但“1·4碎尸案”,凶手对红色衣物表现出了爱意,而且碎尸前曾为死者王莉化过妆,韩印相信王莉一定还有别的方面吸引着凶手,比如:头发、身材、脸形、五官中某个部位等,总之,凶手选择被害人是有具体形象的。那可能来自某个对凶手价值观带来颠覆的女人,也是他形成畸变心理最初的刺激源。也许是他跟踪王莉多日,也许只是运气好恰巧碰上的,于是王莉便成为他对女性展开报复的第一个猎物。

排除前两种,韩印认为本案符合第三种动机…凶手在他人的犯罪中体会到了快感。这也是一种心理性动机。在展开论证之前,韩印要先交代一下,这份报告开头的结论是如何做出的。

正如法医顾菲菲说的那样,两起案件时隔16年之久,凶手完全可能由手法业余变成专业,由强奸杀人犯演变为变态杀手,那么韩印是如何判断两起案件非同一凶手所为的呢?当然这是一个包括尸检证据和物证证据以及行为证据的综合考量,但韩印在本案中做出判断的重要依据,是所谓的隐形证据。

何为隐形证据?系指只有凶手本人知道以及警方通过分析推测出的证据。

那么本案的隐形证据,便是两个凶手在对被害人生殖器处理的不同态度上。

“1·18碎尸案”,凶手对生殖器采取了特殊的更为隐蔽性的处理方式,这体现了一种谨慎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暴露了强奸的事实,换言之,体现了凶手获得快感的方式是有生殖器接触的。而“1·4碎尸案”,凶手将生殖器与内脏规整在一起共同抛弃,未做刻意的保护行为,说明凶手与死者未有生殖器的接触,当然并不代表这不是一起性犯罪,也许凶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是碎尸。

总之,以前面的外部证据加上对凶手获得快感方式的分析,韩印最终做出了明确的结论。

明确了结论,回头再来说动机。凶手为什么会在“1·18碎尸案”中体会到快感?首先肯定是来自红色衣服的刺激,再一个当然是碎尸。凶手在1996年的时候,应该正处在心理畸变的暴力幻想阶段,在他无数次幻想过要对某一个或者某一类女性进行报复折磨时,“1·18碎尸案”中凶手的碎尸手段为他提供了一种方式,他将这种方式融入自己的幻想当中,结果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对于变态犯罪人,偏执和追求完美是他们的共性,以至于终有一天在他将暴力幻想转化成现实之时,会甘愿冒着巨大风险尽可能去遵循“1·18碎尸案”中凶手的所为,以期获得他最初的甚至超越的那种快感。韩印相信随着他的成熟,未来的案件可能会显示出独创性的东西。

自中午回到招待所,韩印便一头扎进报告中,抛却时间和空间概念,将自己置身在脑海里想象的画面中,重现案发情景。画面中他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时而分裂成两个凶手,时而又变成冷静的旁观者,以参与者的视角去挖掘凶手真实的犯罪心理。

傍晚。

叶曦听说韩印为赶报告午饭和晚饭都没出来吃,便到餐厅打包了几个小菜带到房间。闻到饭香,韩印才觉察胃里空荡荡的,他让叶曦先自己看会儿报告,待他吃过饭再为她详细解读。结果饭吃完了,叶曦也抱着笔记本电脑靠在床头上睡着了。

在基层锻炼过的韩印很清楚做刑警的艰辛,作为一名女刑警付出的还要更多。如果不是心力交瘁,叶曦怎么会在一个单身男人的房间里睡着?韩印心口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他已经许久未对一个女人如此心疼过了。

他不忍叫醒叶曦,从她手中轻抽出电脑,叶曦看来也实在支撑不住了,未作挣扎顺从着他的搀扶和衣躺到床上。韩印帮她脱掉鞋子,拉开被子为她盖上,关掉房灯,只留窗前茶几上一盏夜灯撑着光亮。昏黄的灯光下,女人恬睡着,男人守在床边沉思,冷清的夜便流淌出一丝温暖。

不知过了多久,温暖的画面被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打断,叶曦闭着眼睛从衣兜里摸出手机放到耳边,随便应了几句把手机扔到一旁。

“哎呀,不知怎么稀里糊涂就睡过去了。”叶曦揉着眼睛,冲床边的韩印不好意思地笑笑。

“你太累了,需要休息。”

“我睡了多长时间?”

韩印望了眼墙上的挂表。“大概两小时吧。”

“你就这么一直守着我,想干吗?”

韩印知道叶曦是在玩笑,但脸上仍不禁一阵发烫,稳了稳神,也开玩笑地缓缓说道:“我在想,对你,是先奸后杀,还是先杀后奸?”

“有什么不同吗?”叶曦笑笑问。

“你可是刑警队长,这还用问我?”

叶曦单手揉着前额,喃喃地说:“最近用脑过度,脑子都木了,你就直接公布答案吧。”

“如果只是个案,那么前者多因局面失控而冲动杀人,后者则属变态杀人,具有未知的延续性。”

“你是在高度概括两起案子的性质吧?”一说回案子,叶曦立马精神十足,撑起身子靠在床头,“说说凶手吧?”

韩印点点头,沉吟片刻道:“你睡着的时候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1·18碎尸案’对现在的凶手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难道仅仅是因为‘红色衣服’‘碎尸手段’符合他的幻想吗?他是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到这些的?是报纸、电视新闻,或者别人讲述?那么他也完全可以通过这几种途径,了解到更为残忍的案例,比如:开膛手杰克案、黑色大丽花案等,可他为什么偏偏要模仿‘1·18碎尸案’呢?我想那是因为他自认为可以与‘1·18碎尸案’建立某种关系,也就是说他一定是亲身经历了那起案子。”

“绕来绕去,还是没绕过‘1·18碎尸案’。”听了韩印的话,叶曦皱起眉头,惆怅地说,“看来我对案子性质判断是对的,而胡局他们选择的侦破方向也没错。可真如你所说,就算亲身经历的话,当年在第一抛尸现场以及古都大学附近的数百名居民都受到过盘查,还有古都大学以及周边两所大学的师生,甚至还要算上几千名参与办案的警员,这个范围也太过庞大了。”

“你别急,听我往下说。”韩印见叶曦有些急,忙安慰她说,“我认为主要是两个范围,凶手要么当年曾与尹爱君有过近距离的接触,要么就是曾作为那起案件的重点嫌疑人,被咱们警方反复排查过。那么当年他的年龄应该与尹爱君相仿,现在至少要在35岁以上,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男人,工作成就不高,生活很平淡,对女性有相当程度的厌恶,可能无法正常性交,作案的根本便是对女性进行惩罚,从而释放压抑的情绪和性欲。”

“凶手惩罚女性是有具体形象的,应该来自于他长期以来一直在心底怨恨的某个女人。通过王莉的形象,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30多岁,相貌成熟,经常化很土的浓妆,还有烫着像王莉那样有些‘过时’的侧向一边的长鬈发…”

“才不是过时的呢!那是今年最流行的复古80年代的烫发。”

叶曦自己虽然留着短发,但并不妨碍她对美发和时尚潮流的敏感,这可是女人的天性。韩印刚刚明显说了一句外行话,叶曦忍不住插嘴提醒他。

韩印笑笑。“这就更对了,那是一个年代久远成熟女性的形象,而通常暴力幻想多始于一个人的青春期,所以我认为凶手一直怨恨的女人其实是他的母亲。凶手应该是单亲家庭长大,或者因为父亲工作原因与母亲生活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他对母亲有相当程度的依赖,母亲在他眼中代表着全体女性。如果成长的过程中,他经历了被母亲虐待、背叛,或者抛下他突然离世,那么女性在他心里的定义便是负面的。以至于成年后他无比厌恶这样一个群体,不善于和她们沟通,即使最终有了婚姻,我相信此刻要么婚姻状况岌岌可危,要么已经以离婚收场。现在他可能与老婆分房睡,或者是单独居住,又或者迫于经济压力搬回家与母亲同住,不过他会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

“由王莉失踪到尸体碎块出现在街头,时间跨度是1月1日凌晨到1月4日凌晨,这恰好是一个公众假期,所以我认为凶手是那种朝九晚五有正常工作的人。他平日的表现,低调、沉稳、与人平和相处、具有强迫症状的疑惧、缺乏自信、缺乏创造力、内心深处潜藏着深深的自卑,自卑到连寻求快感都需要模仿他人…”

“你能确定凶手一定就是男人吗?”叶曦问。

“如果碎尸动机不是单纯为了遮人耳目,那就意味着过度杀戮或者施虐倾向,通常动机都是借以宣泄性欲,所以凶手是男人的可能性非常高。如果是女人的话,那就不仅仅是心理性问题,可能要涉及精神分裂这种病理性问题。”

“我明白了,我们要有针对性地大范围排查与尹爱君碎尸案有牵扯的男性嫌疑人,同时涉及案件中精神状况有问题的女性,也要做一些相应调查,对吗?”叶曦总结性地问道。

“可以这样说,但我还是比较偏向前者,如果真是后者的话,那么除了与尹爱君有牵扯这一点有用之外,其余对罪犯所做的侧写都不成立。”韩印强调道。

“女人作案的可能性确实比较小,能力和气力方面也是个问题。”叶曦突然一拍脑袋,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说,“你看我这记性,说到女人才想起我是来干吗的,我是要告诉你技术科今天去虎王山勘察的结果。那些脚印至少属于五个人的,其中还有一名女性,轮胎印迹还在比对当中。”

“群体?女性?”韩印默念着陷入沉默。

第六章连环失踪

人们总是合法地让自己陷入困境,这样他们就会合法地被拯救。

次日早会。

专案组专门讨论韩印的分析报告。由于这相当于对案件性质的最终定性,所以包括局长武成强等市局有关领导都悉数到会。

不出所料,报告刚读到一半,胡智国和付长林等人已经按捺不住打断韩印,对报告的客观性提出强烈质疑。叶曦忍着气提议让韩印先把报告读完,而韩印也耐着性子对所质疑的问题逐一做出解释,但由于情感上拒绝接受,胡智国等人一时根本无法冷静下来,会场气氛陷入胶着。

此时,突然一位警员闯进会议室,径直奔向局长,在其耳边低语了一阵子。随着这位警员…局长秘书的汇报,局长逐渐皱紧了眉头,表情也随之越发地严肃起来。末了,他握紧拳头,用力敲了两下桌子,急促地说道:“都静一下,我说个事。今天一大早,住在本市南陵区红旗街道周边的十几位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到市政府,投诉咱们公安局歧视外来务工人员,消极办案。具体是因为自去年3月以来,红旗街道陆续出现多起儿童失踪事件,街道派出所以及南陵分局刑警队在接到报案后,并未给予足够重视,导致至今已经出现6起儿童失踪事件。失踪孩子年龄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16岁,最早出现失踪案件的是去年3月,最近的一起案件就在昨天下午。市委已经批复,责令市局立即着手对失踪者进行搜救。胡局、小叶,还有韩印老师你们随我去市局了解案情,其余人员立即赶往南陵分局待命,等待进一步的任务部署!”

十几个小时之前,也就是昨天傍晚7点左右,在红旗西街菜市场经营水果摊的王成、宋娟两口子,拖着疲惫的身子收摊回家。想着马上就能在自家那温暖的小屋里吃上热乎乎的晚饭,想着女儿那张可爱的笑脸,王成身上的疲惫褪去了大半。

可是走到家门口,门是锁着的,屋内漆黑一片。王成掏出钥匙打开门,屋内传出一股寒气,没有动过火的迹象,饭锅是凉的,女儿的书包也不在家里。

他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赶紧和老婆到周围的邻居家打听,但邻居们都说没看到孩子,建议他们到学校找找。

王成两口子跑到女儿就读的学校,校内早已是人去楼空。冲值班人员打听到女儿班主任的电话,打过去,结果班主任说看到孩子4点多钟放学后一个人走了,还说他家孩子好像不太愿意和同学交流,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

孩子刚从农村转来才一个多月,本身性格也属于慢热的,一时与同学缺乏交流倒也没什么大不了,时间长了和同学的关系自然会亲近的。两口子先前还觉得这样也不错,孩子放学后总能直接回家,不会在外面贪玩。可这会儿女儿一个人能到哪儿去呢?

王成两口子彻底慌了神,沿着红旗街道的主街自西向东一路高喊着女儿的名字,几个好心的邻居也出来一起帮助寻找。可是找了一大圈,也没看到女儿的影子,无奈他们只好到派出所报案寻求警察的帮助。

接警的民警一听孩子已经16岁了,而且仅仅不见了几个小时而已,便劝二人再到亲戚朋友家和孩子同学那儿仔细找找,也许孩子只是一时贪玩忘了回家。王成百般央求,但民警仍表示拒绝出警,一时着急两口子竟双双跪到地上给民警磕起头来。

这一幕被昨夜值班的派出所所长看到了,都是为人父母的,很能体谅父母丢了孩子的焦急心情,于是便派出全部在岗警员,在整个红旗街道范围内搜索孩子的身影。一直找到下半夜,仍未找到孩子,派出所只能表示无奈,劝王成两口子先回家等等看,说不定孩子留宿到同学家了,明天一早便能回来。

这王成两口子怎么可能安心回家干等着,他们早就听说红旗街在不长时间内连续丢了好几个孩子的事,担心女儿会和那些孩子一样,就此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又担心派出所不会再有进一步的搜寻动作,便在邻居的帮助下,连夜找到其他丢孩子的家长,提议几家联合起来,到市政府投诉公安局。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一行人来到政府办公大楼正门口嚷着要见市长,守卫人员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到信访办去反映,但他们不肯,便硬要往里闯,结果与守卫人员起了冲突,正好市长车队经过,市长下车了解了具体情况,当即指示秘书把电话挂到市公安局,责令市公安局方面马上接手案件。孩子的事是大事,市长强调无论手上有什么案子都要先放下,集中警力一定要把孩子找到。

市里把电话打到市局局长办公室,局长在分局开会,是秘书接的电话,这便有了刚刚秘书冒冒失失闯进会场的那一幕。

局长一番命令之后,迅速撤离会场,叶曦和韩印以及胡智国紧随其后。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他们便从分局赶到市局,十几位失踪孩子的双亲已经等在市局会议室。

局长也是老资格刑侦人员出身,他心里很清楚,年龄由9岁跨度到16岁的儿童失踪案件,绝不是惯常意义上的拐卖儿童那么简单,很有可能在红旗街道隐藏着一名连环虐杀儿童的杀手。而如今距离首起案件,跨度差不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前几个孩子也许已惨遭不幸,目前最紧要的就是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案子破获,赶得及也许昨天下午失踪的孩子还有活命的机会。

来到市局会议室,顾不得寒暄,局长便招呼孩子家长赶紧将各自孩子的失踪情况,逐一详细地介绍一遍。

所有失踪的孩子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

最早失踪的是个女孩,叫刘小花,9岁,就读于本市第三小学二年级,于2011年3月16日15点左右离开学校后失踪。女孩父母在一家家具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北的棚户区。

2号失踪孩子,男孩,12岁,就读于本市东街小学,于2011年10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离开家后失踪,失踪时脚上穿的是一双拖鞋。孩子父母在木材厂打工,一家三口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3号失踪孩子,男孩,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11日上午9点左右送弟弟去幼儿园后一直未归。他的父母是油漆工,全家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4号失踪孩子,男孩,16岁,就读于东街中学三年级,于2011年12月31日13点左右,在向家人说“我出去玩一会儿”后,就再也没有回家。他随母亲在本地投奔亲戚,居住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以南一家叫作“朋友”的网吧附近。

5号失踪孩子,男孩,年龄10岁,就读于本市第二小学三年级,于2012年1月7日早晨7点左右,离开家里去附近网吧玩一直未归。他与父母也租住在红旗东街南部的棚户区。

最后一位失踪的是个女孩,叫王虹,年龄16岁,就读于西街中学二年级,于昨日下午4点放学后失踪。据女孩父母说:他们夫妻在红旗西街做生意好多年了,租住在西街市场附近的棚户区。他们先前一直把孩子寄养在老家的外婆家,直到年初外婆去世才把小孩接过来一起生活。不过孩子原来长年生活在偏僻农村,营养跟不上,所以长得特别瘦小,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两三岁,而且初到大城市,思想特别单纯,怕她学习跟不上,父母便让她留了一年的级,所以现在还在读初二。

…家长们还激愤地反映:首起孩子失踪,红旗街道派出所接到报案,经过一系列寻找无果后,案子便一直悬着,没有对家属有任何交代。而2号、3号、4号、5号失踪案件,经过了解,几个失踪的孩子都喜欢上网和打游戏,由此派出所和分局刑警队方面认定,几个男孩可能因沉迷网络自愿离家出走或者是去外地见网友了,故只简单备了个案,便让孩子家长回去等消息。而最后失踪的王虹,由于失踪还未到24小时,故也不予立案。

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几位家长讲述过后,局长代表市局向各位家长真诚致歉,并表示一定会对相关人员和部门进行严肃处理,承诺立即部署警力对案件展开调查。又经过再三安抚之后,局长安排专车将几位家长送回各自家中等待消息。韩印本想提议将王虹的父母单独留下问话,可又担心其他家长有想法,便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技术科送来红旗街道区域地图,将与案件有关的各个方位都标记清楚,另外,南陵分局刑警队方面的负责人以及红旗街道派出所所长,已被勒令以最快速度赶到市局。

孩子家长被送走不久,两位负责人便赶到了。他们俩此时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都低着头,喘着粗气,唯唯诺诺地站在会议室门口等着挨批。

局长暴跳如雷,指着桌上的案情记录,咆哮着说:“原本这些东西应该由你们来告诉我,结果现在是人家失踪者家属亲自找上门来,还闹到了市委,我看你们身上这身‘皮’是穿够了!”

“其实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所长忍不住为派出所方面辩解,“每次接到报案,所里都会派出一定的警力协助查找,就拿昨天的案子来说,虽然不够立案条件,所里也出动了值班民警帮着找了大半夜。”

“是是是,红旗街道的情况我也有些了解。那里聚集的大部分是外来务工人员,流动性很大,各个家庭的情况也非常复杂。孩子离家出走、跑出去玩几天又回来的事真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一直都没往恶性案件方面去想。”分局刑警队负责人接下所长的话,为自己这方开脱着。

“你们没往那方面想?结果呢?到底是你们没敢想,还是懒得想?先不跟你们废话了,等案子完了看我怎么收拾你们!”局长瞪着眼睛说,“说说吧,你们都掌握什么情况?”

所长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吐出口气说:“我们了解到,除最早的和刚刚失踪的女孩,其余的孩子都经常出入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两家网吧和游戏厅。我们去那儿调查过,有些人对那几个孩子有点印象,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去玩的,没看见和什么人一起,至于失踪当日,没有人注意他们去没去网吧和游戏厅。”所长顿了顿,接着说,“整个红旗街道区域的树林、湖泊、公园等隐蔽的地方我们昨夜都找过了,还未发现最近失踪的女孩尸体,今天早上也无此类报案。”

“您肯定昨晚失踪的女孩从不上网吧和游戏厅玩吗?”韩印突然插话问道。

所长对韩印不熟悉,他瞄了一眼局长,又使劲瞅了瞅韩印,好像有点不太爱搭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这张生面孔,叶曦看在眼里赶忙介绍韩印的身份,所长这才端正了态度说:“对。他父母说孩子从来不上网,而且昨晚我们也拿着那女孩的照片到东街和西街几个网吧和游戏厅问过了,包括老板和一些常客都表示从来没看到女孩去过。”

“区域内有过猥亵、偷窥、性骚扰的报案吗?”韩印接着问。

“有过几起,都是轻微的,嫌疑人拘留几天教育教育就放了,不过针对孩子的从没出现过。”所长回答了韩印的问题,又冲着局长补充说,“对了,还有个情况。第二个孩子失踪后的第三天,孩子父母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声称是他绑架了孩子,让他们准备一万块钱,在当天傍晚放到孩子上学的学校门口的垃圾箱里。我们获取了这个信息,在交赎金的地点布置了警力,但并没有人来取钱。至于那个电话,我们查到是从火车站一个公用电话中打出的。”

听了所长的介绍,韩印低头思索了一阵,对所长说:“能不能麻烦您把区域内性骚扰案件的嫌疑人名单整理一份给我,还有前科犯名单也麻烦您给我一份?”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安排人整理。”所长跟着又强调一句,“不过前科犯名单可能不会全面,红旗街外来人口流动非常大,外地前科犯的信息很难落实。”

“那就尽量整理吧!”局长憋着气说。

在对各方信息有了充分了解之后,局长综合在座几位的建议做出如下部署:

1.立即在女孩日常活动区域展开调查,争取能够确定女孩失踪的地点。

2.寻找可能存在的目击证人。

3.围绕全区进行地毯式排查,重点以出租屋和单独居住的居民为主。

4.逐一排查区域内有过性骚扰记录的嫌疑人以及前科人员。

第七章猥亵少女

按照局长的指示,各方警力迅速展开行动,叶曦驱车载着韩印先实地考察了案情当中提到的一些方位,接着便赶往最后失踪的小女孩家。当然这是韩印要求的,他需要更多了解王虹的情况,因为在他的分析中,更倾向于最后这起失踪案是一起独立案件,与前面五起案件无关。

叶曦问韩印判断的依据,韩印的解释是:其一就目前的案情看,第二起至第五起案件中失踪的孩子,很可能都是在红旗东街2路汽车终点站附近的网吧和游戏厅中被诱拐的,表明那个区域是凶手熟悉的,对他来说是比较舒适的作案区域。另外也体现他诱拐目标的标准,主要集中在沉迷网络和游戏的一部分孩子身上,可能是他和这部分孩子比较易交流,也易于诱惑。而最后是失踪的女孩,她既不上网吧和玩游戏,日常活动的区域也主要是在红旗西街她就读的学校和居住地之间,地图上显示这个区域距离凶手作案舒适区域有一公里左右。凶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接连作案,屡屡得手却从未被警察逮到,所以他是不会轻易离开这个区域作案的。

其二,2号至5号案件中,凶手作案的时间是集中在周六和周日这两天,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对他来说可选择的空间更大,符合他标准的目标比较容易找到。而昨天是周四,与他习惯的作案时间并不相符。

其三,被害人性别不符。凶手在2号到5号连续四起作案中选择的被害人都是男孩,这意味着男性孩童才是他想要的。韩印解释到这里的时候,叶曦立即提出质疑,凶手首起作案选择的目标也是女孩,这又怎么解释?其实这并不难解释,在某些连环杀人案中,凶手首起作案的目标大多是“机遇型”的,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本案中,很可能那个时候,凶手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他对小女孩施以暴力之后,发现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所以他遵从自己内心的感受,把目标转移到男孩身上,事实也表明他在男孩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宣泄和释放,所以他是不会再回过头寻找女性目标的。就好像一个吸毒成瘾的人,他先后尝试过摇头丸、大麻、冰毒,直至白粉,尤其当他吸食过纯度精良的白粉之后,先前的那些东西就再也无法满足他的毒瘾了。

凶手违背上面所提到的某一种习惯是可能的,但是同时违背三种习惯的概率很低,所以韩印认为最后一个女孩失踪案,应该与前五起案件没有关联。这就需要韩印尽可能地深入了解王虹以及她父母的情况,找出她失踪的动机,从而制定出相应的调查策略。

目前所剩下的时间并不宽裕,依照统计:被诱拐之后遭到谋杀的孩子当中,在1小时内被杀害的占44%,在3小时内被杀害的占74%,在24小时内被杀害的高达91%以上,也就是说在诱拐发生的24小时之后,几乎所有孩子都被杀害了。现在是上午10点,留给韩印的时间只有六七个小时,形势非常严峻。

红旗街是J市南郊的一个城乡集合地,聚集居住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街道被一条主干道划分成东西两大区域。主干道中间有一个丁字路口,路口往东称之为红旗东街,往西便是红旗西街。围绕这条主干道周围分布的几乎都是老旧低矮的楼房以及大量的棚户房,是整个城市棚户房分布最为密集的一个区域。

叶曦驾驶汽车由红旗东街高速经过丁字路口进入西街,5分钟之后在一个岔路口右转,行驶不远再拐进一个小巷。这里是一片平房聚集区,王虹的家便在其中。

韩印和叶曦走到王虹家门口,正见王虹的母亲宋娟扑向丈夫王成的怀中,泪眼婆娑,惴惴地问:“孩子找到了吗?”

王成显然刚刚又出去找了一圈女儿,面对妻子祈盼的目光,忍着眼泪,无声地摇头,宋娟即刻瘫倒在地,“哇”的一声哭叫起来。

两人赶忙过去,帮王成把妻子扶到床边坐下。

孩子的父母是北方人,都是一副老实巴交的模样。由于相较于其他家长,他们的孩子是最晚失踪的,所以情绪也格外激动,看见妻子不断抽泣着,王成也受到了感染,蹲到地上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

韩印俯身把他拉了起来,使劲握住他的手,诚恳地说:“我能理解您二位的心情,但是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你们要相信我们警方,一定会帮你们找到孩子的。但这需要二位的配合,我希望你们能马上冷静下来,集中精神听我的提问好吗?”

见孩子的父母瘪着嘴,忍着泪,用力点点头后,韩印抓紧时间问道:“孩子的警惕性怎么样?”

“应该可以,俺们天天叮嘱她不准跟陌生人搭话,要小心人贩子。”

“你们最近与人结过怨吗?”

“俺们都是老实人,又是外地的从来不敢惹事,在市场里以及和周围邻居相处得都特别好。”

“你能保证?”

“俺保证!”

“在本地你们有没有亲戚?”

“没有。”

“你们家周围的邻居有没有对孩子特别热情的,总喜欢带着孩子玩的?”

“他们都挺喜欢俺家闺女。俺闺女可懂事了,平常又能收拾家,又会做饭。我和她妈整天做买卖,晚上收摊很晚,孩子总是把饭做好了等我们回来吃。昨晚俺们回来,没看到孩子,就觉得要出事,没承想孩子真没了…”

“周围的邻居有没有单身居住、年龄偏大一点的男人?”

“有一个孤老头子,住在东面把头那间房子里,是在市场卖烤地瓜的。不过昨天下午俺看见他一直在市场里,还是跟俺们一起收摊回来的。”

“再没了吗?好好想想,单身、年龄稍小的也没有吗?”

“真没有了。俺们这块儿住的大多是夫妻俩或者兄弟姐妹一起做买卖的,单身的很少。”

“学校附近呢?孩子有没有说过认识什么人?”

“孩子才从农村转过来,和那些同学都不熟,也没说过最近认识什么人。”

…韩印一口气问了多个问题,基本上都是孩子父亲来答,偶尔母亲也补充两句,但并没有带来韩印想要的答案。

女孩虽然年满16岁,但长得偏小,只有十三四岁的模样,初到大城市。

思想单纯、行为幼稚、缺少同龄朋友!韩印吸了一口凉气,他有些担心这是一起猥亵虐童案。

从孩子父母那儿得不到太多有用的信息,韩印只能靠自己了,他开始里外打量这个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

小平房分里外间,外间是一个过道,很窄,放着简易的炉子和炊具,应该是做饭用的。里间竖排摆着一张大床和一张小床。小床的床头边,杵着一个破旧的小柜子,这也许就是孩子写字和做作业的桌子。上面擦得干干净净,几本漫画书码放整齐摆在桌边。

韩印在小床周围转悠着,嘴里神神道道、断断续续地念着:“一定是你认识的人…他关心你…带着你玩…给你好吃的…送你礼物…你叫他叔叔…或者爷爷…他有时会拉拉你的手…拍拍你的肩膀…高兴时还会抱抱你…你觉得很亲切…很温暖…”

韩印坐到床边,随手翻起孩子的漫画书。书很旧,页面里有的地方有黑乎乎的污垢,有的地方被画笔涂得乱七八糟。能够把书码放如此整齐的孩子,是不会把书里面弄这么脏的。这显然不是孩子的书。

“这书是哪来的?”韩印扬扬手中的一本漫画书问。

夫妻俩双双摇头。“不知道,可能是跟同学借的吧?孩子拿这些书可金贵了,看了一遍又一遍的。”

“借的?”韩印放下书,眼睛仍然停留在书上思索着。

他站起身,觉得脚后跟碰到床下面的什么东西了,发出一阵乒乓乱响。他赶紧俯下身子,撩起挡住床边的床单,看到几个散落在方便袋中的饮料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