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格绕到车的这边指了指，我们快步走进航站楼。辛格追上我们匆忙的脚步，不断跨过肮脏的瓷砖地板上裹着破布睡得横七竖八的人影。“这里。”他推开一扇门，门上用孟加拉语和英语写着“仅限授权人士”。一位女性不可接触者蹲在走廊里，将尘土和废纸扫进簸箕。十五步以后，我们走进一间屋子，室内宽敞的空间被隔板和柜台分割开来，我听见电报机和打字机咔嗒作响。
我立即看到了他们，那对印度夫妇挤在远处的角落里，年轻的妻子搂着宝宝。这两个人看起来很陌生，年纪也很小。男人个子不高，眼神躲躲闪闪。每隔几秒钟，他就会抬起右手摸摸下巴上稀稀落落的胡子。女孩看起来比她的丈夫还小，衣着简朴得像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围巾也无法掩饰她打结的头发和眉心已经花掉的红点。
但我和阿姆丽塔站在二十英尺外，眼里只有那个女人抱在怀里快速摇晃的襁褓。孩子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看不见她的脸，只能看见脸庞露出苍白的一角。
我们靠近了一点儿。我的横膈膜突然一阵剧痛，疼痛很快溢满整个胸腔。我没有理会。辛格警探朝着骤然紧张起来的制服警卫做了个手势，警卫直接对那个年轻男子说了句什么，男子立即站起身来，紧张地走向柜台。女孩挪开位置让他过去，就在那个瞬间，我们看到了宝宝被围巾层层包裹的脸。
她就是维多利亚。孩子已经睡着了，皮肤苍白得像在发光，但是毫无疑问，她就是维多利亚。
阿姆丽塔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所有人立即动了起来。年轻男子肯定是想冲出去，因为警卫和柜台后的一个人迅速攥住他的胳膊把他拖了回去。女孩沿着长凳缩进角落，紧紧把襁褓抱在胸前。她开始不停地抖动，嘴里喃喃念着什么，听起来像是摇篮曲。阿姆丽塔、警探和我冲上去堵死了女孩的所有退路，但她只是转过脸对着绿色的墙壁，嘴里的呢喃声越来越响亮。
辛格想拉住阿姆丽塔，但她已经快步上前抓住女孩的头发猛地往后一拉，然后一把抢过她左臂抱着的维多利亚。
每个人都在大声喊叫。阿姆丽塔高高举起我们的宝宝，动手解开她身上脏兮兮的紫色围巾，不知为何，我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
阿姆丽塔的第一声尖叫盖过了周围的所有声音，整个房间刹那间安静下来。我继续往后退去，直到脊背撞上柜台。就在阿姆丽塔开始哭喊的时候，我慢慢转身低下头，手在冰凉的柜台上握成拳头。
“啊！”我说。无力的叹息仿佛来自童年最早的记忆，“啊，”我说，“啊，不，拜托。”我的脸紧紧贴着柜台，拳头堵住自己的耳朵。但我依然清晰地听见阿姆丽塔的哭喊变成了啜泣。
我还留着那份报告——辛格寄到德里的那份报告。和印度的所有东西一样，报告的纸张又薄又差，上面的字也很模糊，几乎是半透明的，就像孩子传递秘密的拙劣把戏。但是没关系。根本不用看，报告里的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1977年7月22日C.M.P.D./D.D.A.S.S.2671067
苏贾塔·丘杜里和黛维·丘杜里夫妇准备乘坐1977年7月21日04:38的航班飞往伦敦旅行，警卫雅各摩安（亚什帕尔，D.D.A.SEC.SERV.1113）通过文件确认了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扣留在海关B-11区域，因为雅各摩安怀疑这对夫妇带着的婴儿可能是美国人卢察克家失踪的女儿。卢察克于1977年7月18日报案称女儿失踪［备注：C.M.P.D.案件号NO.117，日期1977年7月18日（S.R.50/）］。亚什万·辛格警探（C.M.P.D.26774）与卢察克夫妇（罗伯特·C.与阿姆丽塔·D.）于1977年7月21日05:41到达机场，确认婴儿身份，这名婴儿的确是出生于1977年1月22日的维多利亚·卡罗琳·卢察克。经孩子的母亲检查确认，婴儿维多利亚·C.卢察克几小时前就已死亡。苏贾塔和黛维·丘杜里夫妇随即被捕并被送往乔林基街的加尔各答警察局总部，罪名是涉嫌绑架、谋杀以及试图偷运赃物出国。经尸检报告［备注：卢察克-C.M.P.D./M.E.2671067/21.7.77］确认，卢察克婴儿的死亡时间为2～5小时，不法分子企图将婴儿的尸体作为容器，向国外运送偷来的赃物：物品列表及估价如下：
红宝石（6枚） 1, 115, 000卢比
蓝宝石（4枚） 762, 000卢比
欧泊石（4枚） 136, 000卢比
紫水晶（2枚） 742, 000卢比
碧玺（5枚） 380, 000卢比
进一步的细节请联系辛格（亚什万 C.M.P.D.26774）。报告完毕。
15
加尔各答一直在谋杀我。
——卡比塔·辛哈
加尔各答不肯放我们离开，这座恶臭的城市又纠缠了我们两天。
阿姆丽塔和我不肯丢下维多利亚。哪怕是在警察做尸检或送葬人整理遗容的时候，我们也坚持守在隔壁的房间里。
辛格说，我们还得在加尔各答待几个星期，至少要等到审讯结束。我回答说不行。我们分别对着一位看起来十分乏味的速记员陈述了一遍证词。
美国大使馆的人从新德里赶来了，那个男人真是只多管闲事的小白兔，他名叫唐·沃登。面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印度官僚，他的处理方式就是向对方道歉，然后回过头跟我们解释，完全是因为我们执意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带着孩子的尸体回国，所以才会搞得这么麻烦。
周六我们最后一次乘车前往机场。我们租了辆老旧的雪佛兰，沃登、阿姆丽塔和我挤在后座上。外面的雨下得很大，车里闷热潮湿，但我完全不在意。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前面那辆医院的白色小面包车。虽然交通拥挤，但它没有打开紧急灯。没什么可急的。
在机场我们又耽搁了最后一次。一名机场官员和沃登一起走过来，两个人都在摇头。
“怎么回事？”我问道。
印度官员抹了抹自己脏兮兮的白上衣，没好气地迸了几句印度斯坦语。
“什么？”我完全听不懂。
阿姆丽塔开始翻译。她累得不想抬头，声音也低得几乎听不见。“他说我们花钱买的那口棺材不能上飞机。”她疲惫地说，“金属制的航空棺材已经送到了，但运送……运送尸体……需要的文件还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签字批准。他说，我们可以周一去市政厅办理必要的文件。”
“沃登？”我站起来喊了一声。
大使馆的人耸耸肩。“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法律和文化。”他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你们愿意在印度火化尸体，那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女神迦梨掌管着所有火葬场。
“过来。”我说。我带着他们穿过背后的门走进一间办公室，维多利亚的尸体就放在隔壁。印度官员看起来很不耐烦，我抓住沃登的胳膊，把他拽到房间角落里。
“沃登先生，”我低声说，“现在我要去隔壁房间，把我女儿的遗体装进他们要求的那口棺材。如果你胆敢进来，或者以任何方式阻挠我，那我就杀了你。明白了吗？”
沃登眨了好几次眼，最后点了点头。我走向那位官员解释了一下。我的声音并不大，说话的时候我的手指轻轻抵在他的胸口，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睛，那眼神里的某些东西镇住了他。当我解释完毕，穿过来回晃动的门走进隔壁光线昏暗的房间，他只是沉默地站在原地。维多利亚在等我。
那间屋子十分狭长，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盒子和无人认领的行李。房间尽头有一条金属辊的传送带，那口钢制航空棺材敞开放在传送带旁的柜台上。而在房间的另一头，装货平台旁边的长凳上放着我们在加尔各答买的灰色棺材。我走向灰色的棺材，毫不犹豫地掀开了盖子。
维多利亚出生的那天晚上，我们准备好的仪式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为此紧张了好几周。我早就知道，埃克塞特医院鼓励新爸爸亲手把宝宝从产房送进隔壁的育婴房，完成必需的称重和测量流程，然后再把新生儿送回休息室里的母亲身边。这事儿让我担心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很怕自己不小心把她摔了。这个想法很傻，可是即便经历了女儿出生的激动和愉悦，当医生从阿姆丽塔怀里抱起维多利亚，问我愿不愿意把我的小姑娘抱到楼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心依然紧张得怦怦直跳。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点头微笑，一边暗自惶恐。我记得自己如何托起她小小的脑袋，让那个刚刚出生的潮乎乎的小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从产房到育婴房一共有三十步，每走出一步，自信和愉悦都在我心头不断扩大，就像维多利亚在帮助我。我还记得当我突然意识到，我抱着的是自己的孩子，于是情不自禁地傻笑起来。那一直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记忆。
这次我一点儿也不紧张。我轻轻抱起自己的女儿，托着她的头，让她的身体靠在我的胸口和肩头，和以前的无数次一样。然后，我走了三十步，来到钢制的航空棺材旁边，棺材里还有白纱铺成的小床。
航班延误了几次才起飞。在机场等待的九十分钟里，阿姆丽塔和我一直握着彼此的手。当那架巨大的747飞机终于开始滑行，我们没有向窗外张望，满脑子依然想着那口小小的航空棺材，刚才我们亲眼看着它被装上飞机。飞机爬升到巡航高度，我们一直没有说话。云层遮盖了加尔各答最后的身影，我们也没看一眼。我们带着宝宝回家了。
16
的确，某种启示即将到来。
——威廉·巴特勒·叶芝
维多利亚的葬礼安排在1977年7月26日星期二。我们把她葬在一处小小的天主教墓园里，墓园所在的小山俯瞰着埃克塞特。
明亮的阳光下，那口白色的小棺材仿佛在发光。我没有看它。整个简短的下葬仪式里，我一直盯着达西神父头顶的那片蓝天。透过树冠的缝隙，学院旧建筑上方高耸的砖塔清晰可见。一群鸽子在夏日的晴空中转圈翱翔。就在仪式结束之前，不远处传来一阵孩子的喊叫和欢笑，但是一看到我们，他们的笑声戛然而止。阿姆丽塔和我同时转过头，看见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毫不费力地朝下山的方向呼啸而过。
阿姆丽塔计划在秋天重返学校任教。我什么也没做。回家三天后，她清空了维多利亚的房间，把它重新布置成一间缝纫室。她从没在里面做过手工，而我根本不曾踏进那里一步。
当我终于开始清理从加尔各答带回的衣服时，我觉得应该仔细搜一搜那件猎装衬衫的口袋，就是那晚我送书给达斯时穿的那件，现在它又脏又破，不成样子。那盒火柴已经不见了，我满意地点点头，但是一秒钟后，我在另一个口袋里找到了我的小记事本。也许那晚我带了两本记事本。
十月底，阿贝·布龙斯坦来拜访了一天。之前他出席了葬礼，但是除了吊唁的常规对答以外，我们没有谈别的。后来我又跟他聊过一次——那是一个深夜，我喝了酒，给他打了个语无伦次的电话。阿贝耐心听我唠叨了近一小时，最后柔声说道：“上床去吧，博比。好好睡一觉。”
十月的那个周日，我们端着白葡萄酒坐在起居室里，讨论如何维持《他声》的运转，以及卡特的能源新政能否解决石油短缺。阿姆丽塔时常礼貌地点头微笑，但整个谈话过程中，她仿佛一直远在千里之外。
阿贝提议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屋后的树林里散会儿步。我眨了眨眼。阿贝讨厌所有形式的运动。在那个美丽的秋日，他和往常一样穿着皱巴巴的灰西装和黑色翼纹牛津鞋，脖子上系着薄领带。
“当然。”我干巴巴地回答。于是我们俩一起沿着林间小道走向山里的池塘。
这个季节的森林漂亮极了。小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铬黄色榆叶，只要转个弯，总有火红的枫叶和漆树扑面而来。长满棘刺的山楂树上挂着小小的果子，洁白的桦木在湛蓝的天空下昂然挺立。阿贝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根吸了一半的长雪茄，一边低头苦走，一边心不在焉地嚼着烟草。
我们走了三分之二英里，离俯瞰公路的山顶大概还有一半路程。阿贝一屁股坐在路边一棵歪倒的桦木上，开始有条不紊地脱下鞋子清理里面的沙土和细枝。我坐在他身旁，回头望向刚才上山时绕了一圈的池塘。
“你还留着达斯的手稿？”他突然问道。
“是的。”如果他是想替《他声》要那份稿子，那么不管最后能不能谈成，我们的友谊都完蛋了。
“嗯，”阿贝清清嗓子，吐了口唾沫，“你没写采访稿，《哈泼斯》的人有没有叽叽歪歪？”
“没有。”路对面不知何处传来啄木鸟的笃笃声。“我把预付款退了回去，不过他们坚持付清了差旅费用。你也知道，莫罗已经不在那儿干了。”
“嗯。”阿贝点燃雪茄，烟草味与秋天的清新气味十分相称，“你想好该怎么处理那首见鬼的诗了吗？”
“没有。”
“不要出版它，博比。不论何时何地。”他把仍在冒烟的火柴扔进一堆落叶，我重新捡出火柴棍捏在指间。
“嗯。”我回答。我们沉默了片刻。凉爽的微风在山间拂过，吹得脆弱的落叶簌簌摩擦。北边远处有只松鼠正在朝着另一只侵入者大声叫嚷。
“博比，你知不知道我在大屠杀中失去了几乎所有家人？”阿贝突然问道。他没有看我。
“不，这事儿我不知道。”
“是的。妈妈幸免于难，因为她和让当时正在伦敦，他们原本打算来看我。让赶回家乡，想救出摩西、穆蒂和其他人。我们再也没见过他们。”
我一言不发。阿贝向着蓝天吐出一口雪茄的烟雾。“博比，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在事后回头去看，似乎所有事情都是命中注定，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不断地想，你本来可以改变它，但你没有做到——比如说，你忘了做某件事，结果事情一发不可收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懂。”
“但是，博比，没有什么命中注定，这就是他妈的运气差而已。不是谁的错，不要责怪任何人，除了那帮吃屎的混账以外。”
我沉默地坐了很久。秋叶在我们身侧打着旋儿飘落，为遍地金黄的毯子增添了一丝忧伤的美感。“我不知道，阿贝。”最后我终于说道。我的喉咙剧痛，几乎让我无法继续说下去，“我没有做对任何一件事。是我把她们带去了加尔各答。当我发现事态失控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最后，我也没有确认她们的飞机是否安全起飞。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事儿是谁干的？凶手是谁？克里希纳？那个自称卡马克雅的女人又能得到什么……她在整件事里扮演了什么角色？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会犯下那个天杀的愚蠢错误，为什么要把枪带给达斯——”
“两枪。”阿贝说。
“什么？”
“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过，当时你听到了两声枪响。”
“是的，呃，那是把自动手枪。”
“然后呢？你觉得要是换了你，轰掉自己脑袋的时候你还会补一枪以防万一，是吗？”
“你是想说什么，阿贝？”
“杀掉达斯的人不是你，博比。也不是达斯自己。也许是某位可亲的骷髅外道教徒谋划了这一切，不是吗？那个名叫克里希纳的哥们儿……桑贾伊……管他妈的叫什么名字——也许他在觊觎桂冠诗人的宝座。”
“为什么——”我咽下嘴边的话，头顶数百英尺外，一只海鸥正在顺着上升的热气流转圈翱翔。“但这事儿跟维多利亚有什么关系？噢，上帝啊，阿贝……伤害她能为谁带来好处？我真的不明白。”
阿贝站起来又吐了口唾沫，他的西装上沾了不少树皮的碎屑。“我们走吧，哈，博比？我得坐大巴回波士顿去赶那见鬼的火车。”
我领着他迈步走向山脚，但阿贝抓住了我的胳膊。他严肃地看着我。“博比，你必须知道，你不必明白，也不会明白。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你忘不掉。但你必须继续生活。听到我说的话了吗？也许每一天都很难熬，但你必须继续活下去。不然的话，那些杂种就赢了。我们不能输给他们，博比。你听懂我的话了吗？”
我点点头，转身快步走上几乎被落叶彻底淹没的林间小道。
十一月二日，我收到了辛格警探的一封短信。他在信里通知我，那位男性嫌疑人苏贾塔·丘杜里再也无法站上审判席了。在胡格利监狱关押期间，丘杜里“遭遇了严重的违规行为”。确切地说，有人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一条毛巾塞进了他的喉咙。那位被确认为黛维·丘杜里的女人将于本月内接受审讯。辛格承诺随时向我通报进展，但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消息。
十一月中旬，寒冬的第一场大雪之后不久，我重读了达斯的手稿，包括之前在加尔各答没有读完的最后一百多页。达斯的那句简介说得很对：这是一份诞生宣言。要想知道这首诗的重点，我觉得叶芝的《第二次来临》足以概括。叶芝的诗作更加出色。
我突然想到，对我来说，如何处理达斯的手稿，这个棘手的问题与祆教徒如何处理死者有着古怪的相似之处。印度的祆教正在逐渐萎缩，这个教派认为土、空气、火和水都是神圣的，所以不想用死者的尸体污染它们。最后他们想了个机智的主意。多年前阿姆丽塔跟我描述过孟买一座公园里的寂静之塔，秃鹫在塔顶上耐心地盘旋。
我不肯烧掉这份手稿，因为我感觉自己内心理智的高墙十分脆弱，那个黑暗的东西就在墙后等待，手稿燃烧的烟雾像是献给它的祭品。
我最后想出的解决方案比寂静之塔乏味得多。我亲手把那几百页纸撕成了碎片——它们依然散发着来自加尔各答的恶臭——然后把碎片塞进垃圾袋，又在里面放了点腐烂的蔬菜，免得被拾荒者捡走。我开车去了几英里外的一处大型垃圾场，亲眼看着黑色的袋子从陡峭的垃圾堆侧面滚落，消失在酸臭的垃圾池里。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十分清楚，虽然扔掉了手稿，但我仍然无法阻止迦梨之歌在脑子里回荡。
阿姆丽塔和我继续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我们忍受着朋友们没完没了的建议和同情，可是在那个严寒的冬天，我们越来越少见到外人。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少见到彼此。
阿姆丽塔决定写完自己的博士论文，她每天总是起得很早，在学校里教完课以后，她就在图书馆里泡着，晚上修改论文，继续学习，然后早早上床。而我起得很晚，我经常在外面吃晚饭，然后混到深夜才回家。阿姆丽塔大约晚上十点结束学习，然后我就会占据她的位置，一直阅读到凌晨。在那没有阳光的几个月里，我什么都读——斯宾格勒、罗斯·麦唐诺、马尔科姆·劳瑞、黑格尔、斯坦利·埃尔金、布鲁斯·卡顿、伊恩·弗莱明，还有辛克莱·刘易斯。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在书架上摆了几十年却从未翻过的经典作品，还有从超市里买回来的畅销书。我什么都读。
二月，一位朋友给我介绍了波士顿北边一所小型学院的临时教职，我接受了他的好意。刚开始我每天往返，但没过多久我就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带家具的小公寓，从此以后我就只有周末才会回到埃克塞特，甚至好几周都不回去。
阿姆丽塔和我从来没有谈过加尔各答的事儿。我们也绝口不提维多利亚的名字。阿姆丽塔退回了数论和布尔逻辑的世界里，看来她在那里过得比较舒适：在那个世界里，一切都严守规则，真值表可以通过逻辑推导得出。而我留在外面，陪伴我的只有笨拙的语言和变幻莫测的荒谬现实。
我在学院里待了四个月，要不是有位朋友打电话通知我阿姆丽塔进了医院，我可能根本不会回到埃克塞特。医生给她下的诊断是急性肺炎兼劳累过度。她在医院里住了八天，回家后又因虚弱继续卧床休养了一周。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家里照顾阿姆丽塔，种种细节让我逐渐找回了以前的柔情蜜意，但接下来她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好些了。六月中旬，她重新投身于计算机前，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公寓。我感觉怅然若失，就像体内有个巨大的黑洞，正在将我吞噬。
六月里我买了把鲁格手枪。
我在学校里认识了沉默寡言、个头矮小的生物学教授罗伊·贝内特，四月，他邀请我加入他的射击俱乐部。多年来我一直支持禁枪法案、厌恶手枪，但是那个学年末的大部分周六我都和贝内特一起泡在靶场里。在那个地方，似乎就连孩子都很精通双手握枪、双腿分开的射击姿势，而我此前只在电影里见过这个动作。如果有人需要去对面回收靶子，所有人都会礼貌地放下武器，微笑着从瞄准线旁退开。很多靶子都做成人体的形状。
有人建议我给自己买把枪，罗伊面带微笑，以传教式的热忱向我推荐了点二二口径的打靶手枪，他说这是不错的入门装备。我点头表示同意，但是第二天我立即买了一把价格不菲的7.65毫米复古鲁格。卖枪的女人说，这把自动手枪是她亡夫的宝贝与骄傲。随枪附赠的还有一只漂亮的手提箱。
我一直没有真正掌握大家推荐的双手握枪姿势，但已经能够颇为熟练地射穿二十码外的靶子。我在靶场上度过了很多个黄昏，夕阳在地上照出长长的影子，清脆的枪声此起彼伏。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每一次举起那涂过油、校过准的武器，都会感觉它潜藏的力量流过自己的身体，就像喝下一杯很烈的威士忌。我眯起眼睛谨慎地瞄准，耳畔传来震耳欲聋的枪声，突如其来的后坐力震动我僵硬的胳膊，在我心中激起一阵近乎狂喜的情绪。
阿姆丽塔康复后的一个周末，我带着那把鲁格回到了埃克塞特。一天半夜，她走下楼梯，发现我正在摩挲刚刚上过油、填满了子弹的武器。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了我很久，然后一言不发地返回楼上。第二天早晨，我们谁也没提这事儿。
“印度出了本新书，轰动极了。我听说是一首史诗，讲述迦梨的故事，那是他们的一位守护女神。”那个书商说道。
我到纽约来参加道布尔戴出版社的派对，主要是为了免费的酒水。当时我正站在阳台上，挣扎着要不要去拿第四杯威士忌，就在这时候，我听见了那个书商对着两个分销商高谈阔论。我走过去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阳台的角落里。这个人刚刚参加了新德里的一场书展，他并不知道我是谁。我解释说，我是个诗人，对印度的当代作品很有兴趣。
“是的，呃，恐怕我也没法告诉你这本书的更多细节，”他说，“我提起它只是因为这本见鬼的书似乎不太可能在我们这儿卖得很好。真的，只是一首长诗而已。大概印度的知识分子会激动得发狂，但是当然，我们不会有兴趣。诗歌在美国本来就卖得不好，更别说……”
“那本书的名字叫什么？”我问道。
“那个名字挺有趣的，我记得很清楚，”他说，“大概叫迦梨珊布哈，或者迦梨萨巴，诸如此类的名字。我之所以记得，是因为我曾经跟一个名叫凯莉·萨默斯的女孩共事过，我注意到……”
“作者是谁？”
“作者？抱歉，我想不起来了。我之所以记得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出版商铺了很多货，但我从未真正留意过它的内容，你明白吧？脑子里只记得那么一大堆书。在德里每一间酒店的书店里，我总会看见它蓝色的封面。你去过印度吗？”
“达斯？”
“什么？”
“作者的名字是叫达斯吗？”我问道。
“不，不是达斯。”他回答，“至少我印象中不是。应该是个很难拼的印度名字。”
“是不是叫桑贾伊？”我追问。
“抱歉，我不知道。”书商说。他开始有些不耐烦了，“有什么区别吗？”
“不，”我说，“没什么区别。”我离开书商，独自靠在阳台栏杆上。两小时后，月亮已经升到了这座城市锯齿般的楼群上空，我依然待在那里。
七月中旬，我收到了一张照片。
不用看邮戳我就知道信来自印度。薄薄的信封散发出那个国家的气息，上面盖着加尔各答的邮戳。我站在车道尽头，站在高大的白桦树浓密的树荫下，拆开了信封。
我第一眼看见的是照片背面的留言，只有一句话：达斯还活着。照片是黑白的，很不清晰。前景里的人被闪光灯照成了白晃晃的一片，而后面的人看起来和剪影差不多。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认出了达斯。他的脸上疤痕累累，鼻子完全变了形，但是麻风的症状远远没有我见他的时候那么明显。他穿着一件白色上衣，手向前伸出，仿佛在对着学生强调什么事情。
照片里的八个男人围着一张矮桌坐在垫子上。闪光灯照亮了达斯背后剥落的壁画和桌上几只脏兮兮的杯子。除了达斯以外，还有另外两个男人的脸清晰可辨，但我不认识他们。我的目光停留在达斯右侧的剪影上。光线太差，那张脸的细节十分模糊，但我依然看到了猛禽似的鼻子和雨云般蓬乱的头发。
除了照片以外，信封里别无他物。
达斯还活着。那我能怎样？M.达斯又被那个婊子女神复活了一次？我站在那里，再次凝视照片，屈指轻弹。谁也看不出来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阴影里的人是克里希纳吗？那个人的头和身体微微前倾，看起来充满攻击性，我有一种感觉，那的确是他。
达斯还活着。
我转身离开车道走进树林。低矮的灌木从脚边擦过，空虚感在我体内积蓄旋转，仿佛随时可能裂开一道黑色的口子。我知道，一旦那道黑暗之门开启，我将再也无法挣脱。
我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溪流越来越宽，再往前走，它就会汇入一片沼泽。我在林间跪下，把那张照片撕成细碎的小片，然后推开一块大石，把纸片洒在松软暗淡的泥土中，又把石头推回原地。
回家路上，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同一个画面：潮湿的白色物体拼命朝土里钻，试图避开外面的光线。
那天晚上我打包的时候，阿姆丽塔走进房间。“我们得谈谈。”她说。
“等我回来。”我回答。
“你要去哪儿，博比？”
“纽约，”我说，“就去几天。”我将另一件衬衫放进箱子，下面是那把鲁格和六十四发子弹。
“我们必须谈谈，这很重要。”阿姆丽塔伸手搭在我胳膊上。
我往后退开，拉上黑色行李箱的拉链。“等我回来。”我说。
我把自己的车留在家里，乘火车前往波士顿，叫了辆出租车赶到洛根国际机场，然后登上晚上十点环球航空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转机抵达加尔各答。
17
什么样的野兽，终于等到它的时辰，
懒洋洋地走向伯利恒，来投生？
——威廉·巴特勒·叶芝
飞机到达英国海岸的时候，太阳已经升起，但即便阳光洒在我的腿上，我仍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无尽的暗夜里。我浑身剧颤，强烈地感觉自己被困在一个脆弱的加压管里，悬浮在海面上方几千英尺的高空之中。更糟糕的是，我感觉自己内心的压力越来越大，起初我以为是幽闭恐惧，后来才发现没有那么简单。我头晕目眩，感觉就像有一个力大无穷的矮人在我体内疯狂地搅拌。
飞过欧洲上空的时候，我抓紧座椅扶手，看着电影屏幕上的角色嘴巴无声地开合，想起泰戈尔的最后时刻。乘务员送来飞机餐，我尽责地吃了下去。快要入夜的时候，我试图睡觉。但内心的空洞和晕眩愈演愈烈，昆虫的振翅声在耳畔挥之不去。我不断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但每一次都被遥远缥缈的嘲笑声猛然惊醒。最后我终于放弃了努力。
飞机在德黑兰加油的时候，我强迫自己加入其他乘客的行列。飞行员在广播里说外面的气温是三十三度，直到潮湿的热浪扑面而来，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摄氏度。
时近午夜，但空气依然燥热。航站楼里搭了个大得足以产生回音的棚子，里面灯火通明，到处都是伊朗国王的照片。佩枪的警卫和士兵在附近漫无目的地晃荡。裹着黑色罩袍的穆斯林女人像幽灵般轻盈地滑过日光灯下绿莹莹的空旷大厅。老人们有的躺在地板上睡觉，有的跪在黑色的拜毯上，周围满地都是烟蒂和玻璃纸；不远处有个六岁左右的美国男孩，金发和红条纹上衣在一片黑色中分外扎眼，男孩缩在一张椅子后面，举起M-16玩具步枪对准海关柜台。
机场广播宣布，我们的航班将在十五分钟内再次登机。我跌跌撞撞地越过一个系着红围巾的老头儿，发现自己进了一间公厕。厕所里很黑，唯一的光来自门口挂的一盏灯泡。朦胧中只能看见黑色的影子来来往往，有那么一瞬，我怀疑自己误闯了女厕，眼前的人都披着罩袍，但接下来我立即听见了低沉的喉音，以及小便声。突然间我的头晕得更厉害了，于是我蹲在亚洲的厕所里呕吐起来。将最后一顿飞机餐全都吐掉以后好一会儿，我还是痉挛不止。
我身子一歪，彻底瘫倒在冰冷的瓷砖地面上。整个身体仿佛已被虚无吞噬，我浑身颤抖，汗如雨下，涕泪交流。耳畔的嗡嗡声越来越响，我终于听清了它的字句，迦梨之歌犹如黄钟大吕。我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过那条边界，进入她新的王国。
几分钟后我摸黑爬起来，走到唯一的水池旁尽量清理了一下，然后快步回到绿幽幽的灯下，随着人流排队登上前往加尔各答的航班。
凌晨三点十分，我们离开云层在空中盘旋一圈，最后降落在加尔各答德姆-德姆机场。我随着人流走下舷梯，踏上湿漉漉的柏油地面。整座城市仿佛着了火。低矮的雨云反射着橙色的灯光，红色信号灯在无数水洼中投出倒影，航站楼背后透出探照灯雪亮的光芒。我跟着人群走向海关栈房，耳边只能听见此起彼伏的高声叫嚷。
一年前，阿姆丽塔、维多利亚和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才顺利通过孟买的海关。这次我只花了不到五分钟。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可能打开我的行李。一身肮脏卡其衣服的小个子男人用粉笔在我的行李箱上写了个X，那个位置下面正好放着我的鲁格和子弹，下一刻我已经进了主航站楼，正在走向外面的出口。
有人会来接我。可能是克里希纳-桑贾伊。在他死前，他会告诉我该去哪里找卡马克雅。
已经快要凌晨三点半了，但机场里的拥挤并未减轻分毫。刺刺作响的荧光灯照得室内一片惨白，所有人都在喊叫着扒开周围的人群，但我对周围的一切充耳不闻。我跨过基普林笔下“裹着破布的死人”，完全不在乎是否会踩到睡在地上的人。我在人群中随波逐流，感觉自己的四肢麻木瘫软，任凭大家推来搡去，像个笨拙的提线木偶。我闭上眼睛聆听那歌，感受武器带来的力量，它离我的右手只有几英寸的距离。
查特吉和古普塔也必须死。无论他们牵涉得是深还是浅，他们都必须死。
我被人群裹挟着前进，就像身处一场风暴之中。周围的噪声、气味和压力与内心越来越强烈的虚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在我的意识中凝成一朵绽放的黑暗之花。现在，那笑声已经非常响亮。我紧闭双眼，清晰地看见他的面容从垂死城市的灰塔上空升起，听到他的声音引导着越来越洪亮的吟唱，看到他挥动手臂，应和那恐怖之舞的节拍。
你一睁眼就会看见某个熟人。不必等待，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强迫自己闭紧双眼，双手抓紧行李箱，将它抱在胸口。我能感觉到人群拥着我走向外面的出口。搬运工的叫嚷和加尔各答酸臭的汗味已经清晰可辨。我用右手摸索着拉开箱子的隔袋拉链，装满子弹的手枪就放在这里。
就从这里开始吧。
我的双眼依然紧闭，但接下来的几分钟在我眼前铺展开来，就像一扇门轰然洞开，像巨兽般的城市张开血盆大口，我感觉黑色花朵在我内心盛放，我从容地举起上过油的鲁格，圣礼拉开帷幕。力量流过我的手臂充盈我的身体在暗夜中喷吐火光，奔跑的人影一个个倒下。我重新装填心满意足地听到新弹匣就位的咔嗒轻响，疼痛与力量从我体内喷薄而出。奔跑的人影一个个倒下，血肉四处飞溅。烟囱的火焰点亮夜空。借着那猩红的火光，我穿过大街小巷与隐秘的暗巷找到维多利亚。这次我会及时赶到，我会及时找到维多利亚，杀掉那些从我身边夺走她的家伙杀掉那些胆敢阻拦我的家伙，杀光那些——
就从这里开始吧。
“不！”我大喊一声，睁开双眼。我的叫声让那歌唱凝滞了一两秒，就在那个瞬间，我从行李箱拉开的隔袋里抽出手，疯狂地挤向左侧。出口处的门离我只有十步，人潮不知疲惫地涌动，现在人流变得更快、更密。我瞥见门外身穿白衣的男子站在一辆蓝白色的小巴车旁。他的头发像黑色的闪电一样左右支棱。
“不！”我举起行李箱胡乱拍打，拼命挤向墙边。人群中一个高个子男人挡住了我，我猛击他的胸口，直到他让开一条路。现在我离敞开的出口只有三步，人群锲而不舍地推着我前进，就像空气争先恐后地挤进真空。
就从这里开始吧。
“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叫了出来。我奋力向前，挤开人群，就像在齐胸的河水里扑腾。我的左手抓住一道侧门的栏杆，侧门上没有标记，但我知道它通往航站楼的禁区。尽管人潮汹涌，不断有别人的手指和胳膊擦过我的脸，但我仍紧紧抓着自己的行李箱。
我挤进侧门，拔腿就跑，行李箱拍打着我的右腿，机场工作人员一脸讶异地让到路旁。歌声变得前所未有地响亮，我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耳朵。
就从这里开始吧，就从现在开始。
我猛地停下脚步，捶打墙壁，然后身不由己地踉跄后退。我的四肢痉挛颤抖，仿佛突然犯了癫痫。我朝航站楼的方向退了两步。
“去你妈的！”我一边高喊——我认为自己喊了——一边挣扎着走到墙边，那里有一扇门，然后我发现自己四肢着地，趴在一间狭长幽暗的屋子里。
房门关着，四周寂静无声。绝对的寂静。只有我一个人。这间屋子很长，光线幽暗，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堆无人认领的行李、一些盒子和箱子。我坐在水泥地板上，如梦初醒般左右张望。我将视线投向右侧，那口航空棺材静静躺在破旧的柜台上。
歌声停了。
在那几分钟里，我坐在地板上大口喘气。现在内心的虚无几乎让我感到愉悦——至少没有黑暗恶毒的东西。
我闭上眼睛。我还记得我抱着维多利亚，在她出生的那晚，以及后面的无数次，她身上的奶香和婴儿香，从产房到育婴房的三十步。
没有睁开眼，我抓住行李箱的把手站起身来，奋力把它扔向房间另一头。箱子撞上一个蒙尘的架子，然后掉进一堆箱子里看不见了。
我离开房间，沿着空旷的走廊走了二十步进入航站楼，又迈出十步来到唯一有人的售票柜台前，买了一张最早的国际机票。
航班没有延迟。二十分钟后，汉莎航空前往慕尼黑的飞机准时起飞，除了我以外，机上只有十个乘客。我甚至没有想过要望向窗外，看加尔各答最后一眼。飞机的起落架还没收起，我就已经睡着了。
第二天下午我在纽约着陆，随后转乘达美航空的727飞机回到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飞机降落时，最后一丝神经质的力量离我而去，我打电话请阿姆丽塔来接我，嗓子整个都哑了。
当她开着那辆红色平托赶到的时候，我浑身颤抖，几乎有些神志不清。她想送我去医院，但我深深蜷缩在黑色合成材料的座椅里不断催促，“开车。求你了，开车。”
我们沿着I-95公路向北行驶，傍晚的夕阳在公路中间的护栏上投下修长的影子。刚刚下过一场暴雨，道路两边的田野湿漉漉的。我的牙齿几乎不受控制地咯咯发抖，但我仍在不停地说话。阿姆丽塔沉默地开着车，只是偶尔转过头来，用那双深沉而忧郁的眸子看我一眼。就算我已经开始重复喋喋不休，她依然没有打断我。
“我意识到，那正是他们希望我去做的事情。他希望我这么做。”我们已经开到了州际线附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希望我取代他的位置，就像他取代了达斯。或许是克里希纳救了我，因为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会为了某个疯狂的目的让我回去。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你知道什么才真正重要吗？”
阿姆丽塔一言不发地看着我，薄暮的微光下，她棕色的皮肤宛如黄金。
“我每一天都在责怪自己，我知道，这样的愧疚不死不休。我觉得那是我的错。那就是我的错。现在我发现，你也一直在责怪自己。”
“如果我没有放她进来——”阿姆丽塔开口了。
“就是这样！”我几乎喊了起来，“我知道。但我们不能这样下去。如果我们无法放下，那不光会毁了彼此、毁了自己，也会毁了我们三个人存在的意义。我们将沦入黑暗。”
阿姆丽塔在索尔兹伯里平原出口附近的一个休息站停了下来。她松开方向盘，我们默默地坐了几分钟。
“我想念维多利亚。”我说。自从去年离开加尔各答以后，这是我第一次在她面前提到这个名字。“我想念我们的宝宝。我想念维多利亚。”
她轻轻靠向我的胸口。我听见低沉的呜咽，感觉到温热的泪水，但我有些糊涂。然后我明白过来。
“我也是，博比，”她说，“我也想念维多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