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依然在这个时代，只是拐了一个大弯又回来了。人性底色始终未变，时代的底色只是抹上了一点污色。她辗转反复，至死没有再回来了。离开上海，她自是凋谢了。但是，她只是早早凋谢，却没有改变自己的轨迹。
王安忆说：“上海过去是一个比较粗糙的城市，它没有贵族，有的是资本家、平民、流氓，其前身也就是农民。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咖啡馆、茶坊，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旧上海的灵魂，在于千家万户那种仔细的生活中，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而且不断循环，旧翻新是时尚的老戏。”
今天的上海，似乎有了另外一种不同的繁华蜃景。掀开一看，不过依然是以前的底子。只是少了一双眼睛，冷眼而热望的注视。
中国的天空
“所以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听说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然而我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还有加拿大，那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但是我姑姑说那里比什么地方都好，气候偏于凉，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的，个个都附有花园。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她愿意一辈子住在那里。要是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
这段文字摘自《诗与胡说》一文，写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距离她别家去国十年。与前文的论诗评人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却清楚表达了她一贯的想法：舍不得中国，舍不得上海。结果却是不得不离开。
仿佛又回到一九五五年的秋天。克利夫兰总统号上。爱玲对着滔滔白浪，黯然地笑。爱玲再回头，看一眼香港，它毕竟是属于中国，带着母体的芳香。再伸手抚摸一下阳光，它毕竟是中国的太阳，那阳光照在手臂上也有一张小嘴一吮一唆的快感和痛感，那样有人情味。她知道，明天的阳光就是在遥远的太平洋上了。上海那懒洋洋煦团团的午后散阳，再不会静静地照在爱丁顿公寓的阳台上，即使照了，也没有人再拉开窗帘去感受了。
那个遥远的异乡，一个陌生的国度。她为什么会去呢？也许她想在那里寻找在上海失去的梦想。去国总是悲壮的。这是怎样的伤感啊？
《红楼梦》里写宝玉在薄命司里看见《金陵十二钗正册》。看见探春的一页上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探春的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宝玉那时总在似懂非懂之间，不能解悟。
若是，他的眼光再长久一点，能看到后来爱玲的样子，他会不会了解其中的深意呢？
别故国，别故土，别故人，从此家国两不全。海天辽阔，却无一处是家，人是苦海孤舟，风中落叶，何依何靠？也许顷刻间就风吹浪打，尸骨不全，何怜何惜？
命运有时候惊人地相似，躲不开，逃不掉，还是纠缠。写着写着，连我亦失落在命运的无常中，黯然神伤。谁逃的开命运的摆布？
喧嚣的纽约，热闹的洛杉矶，无法释怀一个寂寞女人的心。只有上海，一个绝顶繁盛，却又绝顶寂寞的城市才是她真正的家园。爱玲的苍凉不是荒野的苍凉，而是开到荼縻花事了的苍凉。真正的寂寞不是在乡村僻野，而是在喧嚣的市井中。如同寒冷给人温暖一样，喧嚣常常能令人寂寞。
据说，她晚年在美国隐居，邻居都不知道这个瘦瘦的东方老太太是中国一流的作家。真是无可奈何。希望不懂汉语的人懂得爱玲的文字，真是太难了。
爱玲的英文好，从小就好，英文书没有读不懂的。但毕竟中国的文字才能淋漓地展现她作品的精髓。没有了汉语深重厚密，掘而无尽的语境，她的文字就像蝴蝶折翅，美则美矣，灵魂却在一点点地流失殆尽。
在生命深处，看着《对照记》里那些古老的旧照片，爱玲像是欣赏着古老岁月的流逝，感到温柔与惆怅。在温柔与惆怅的回忆里、在异国他乡浅吟低徊着那句“补了又补，连了又连，补丁的云彩的人民”，“我真快乐，我是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中国的天空，“暮色渐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天空。”
盛大的帷幕拉开了，却发现一个空落的舞台，没有一个观众。才是真正的寂寞。纽约、台北、香港都没有这样的背景，她的才华和思绪找不到落点。
那个时代过去了，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执子之手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三日，爱玲申请到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写作。与赖雅相遇。此时赖雅六十五岁，爱玲三十六岁。
三月底，俩人互访对方工作室。四月一日，他们并肩坐在大厅中共享复活节正餐。五月初，彼此觉得很投趣。
五月十四日，赖雅告别营地，爱玲向他倾吐了自己的感情。六月三十日，爱玲申请的期限满，搬进了纽约一位营友家。
七月五日，赖雅收到张爱玲的一封信，说她已怀上了他的孩子。赖雅回信向爱玲求婚。
八月十四日，爱玲和赖雅举行了婚礼。开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段感情生活。
时间、事件，单调而枯燥。全然没有第一次婚姻那样的浪漫和激情。
以爱玲的清高矜持，如何如此之快堕入情网呢？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惑。
“他是粗线条的人，爱交朋友，不像我，但是我们很接近，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已经觉得多余。”这是爱玲对赖雅的评价，十分少有。
虽然“懂得”，却难生“慈悲”，言语中多少有些无奈。于是，就有这样的猜度：赖雅是爱玲面临生活窘迫的一次选择。他的关怀和热情感染了爱玲，他的聪明和善良让爱玲心动。
选择胡兰成也许有俗命的意味，赖雅的出现却是如此偶然。此时此刻，她需要一个丈夫，却不是一个中国人。理由或许与她最要好的朋友是炎樱，而不是苏青一样。
这样的选择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如同她的第一婚姻一样，难以评说。
赖雅对爱玲真是好，琐事不用她经心，照顾得周全。他给了她所需要的安全感，是在胡兰成那里失落了的。胡兰成是人世荡子，随风飘荡，自己亦不晓得根在哪里，如何肯给人安全呢？他能给她欢欣喜悦，让她欲仙欲死，就是不能给她“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与第一次曼妙时光，短促亮丽的结合相比，爱玲与赖雅之间，更像是婚姻，平实坚定，一步一步在红尘中捱。她与他之间不能说完全没有感情，只是激情退居次位。毕竟与胡兰成曾经有过的那段鲜艳明亮的青葱岁月已过了十一年，任再好的柳色皓雪，也败成了碧云天黄叶地了。
这样的婚姻，虽然平实，却是沉重的。我第一次看到赖雅留下如此之多的日记，震惊且又感慨。那些记录着他和爱玲生活的细节，至今留存在美国马里兰州图书馆里，数量巨大，如同他们的生活一样凝重。
赖雅是好人，亦算得才子。曾为好莱坞请去过编剧。编剧是舞文弄墨中最痛苦的工作，搜肠刮肚地想故事，格式却单调，永远逃不脱对白场景。天长日久灵感枯竭，才情又为名利所滞，竟是渐渐落于下乘。他能够给予爱玲的安全感总是有限的。
他们结婚前，爱玲已经怀孕。赖雅虽然向她求婚，却又坚持让她打掉孩子。爱玲必定是矛盾痛苦的，但又能如何呢？两个居无定所，收入微薄的人，生了孩子，依靠什么生活呢？不仅对赖雅是个难题，对于初来美国，希望依靠写作重新开始的爱玲，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我充满了悲哀，想到中国一句俗语：“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哀痛真是直见性命，毫不留情。
以后的生活亦是这样的艰难坎坷。她的书在美国的销路远不如在故国，所以经常折回台湾和香港赚取生活费。她为了写剧本累得眼底出血，这般凄凉的事，爱玲亦做得响当当，因为心无卑贱，自然人无卑贱。
她在年老时，赖雅数次中风，都得爱玲的悉心照料才康复，很难想像这个在上海连自己都不会照顾的女子，是怎样学着慢慢去照顾别人。女子亦是会长成女人的，她当自己是他的妻了。
如果没有爱玲，那个善良热情的老头可能永远无法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偌大一个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里，有如此之多热情的老人，却与遥远的东方无关，与中国无涉。他改变了爱玲，影响了中国。他却至死也不知。
红玫瑰与白玫瑰
一日看书，有人将爱玲与胡兰成比做“旧时的才子佳人”。乍看，很有些不破不立的味道。又说这俩人的种种情爱，大抵不过一个是春心萌动的少女，一个是风流成性的情场荡子。相爱，不过是一对自恋的人，“龙华会上巧得见，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结果。
看下去，心底终是怏怏不乐。觉得这样的评论，比我们这些游走在故纸堆里拨拉垃圾、拾人牙慧的还要无聊。不论写爱玲的人有几许，她的事被说烂了几遭，我想爱玲是能原谅我们的。她本就不是爱计较的女子。我们这些人也可自我原谅，因为从心底或是爱她，或是惜她，或是敬她，或是懂她。至少不会为了表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排遣爱玲。论人，先必意诚，而后才能两两相望，彼此心照。
我想，那人也许不知爱玲是多么情意深重的人。对胡兰成如是，对赖雅更是如是。
“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她在《红玫瑰和白玫瑰》里如是说。后来我却发现，缔造这段名言的主——爱玲亦是这样的姻缘。与振保不同，她一生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她用自己心血浇灌的，俯仰无愧的壮丽。
清酒一盏，月色昏沉。你我素手纤纤，且把那只红玫瑰来赏。你看他，娇艳欲滴，如花解语。“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这是他的话，一如既往让人惊艳，如他本身艳如红玫瑰，情场上纵横，寂寞得不见对手。
这个人，从相逢的那一刻起，注定成了她心口的朱砂痣。谁叫她恋他儒雅端然，谁叫她恋他博学敏思，谁叫她恋他趣而多闻，恋他“君子如响”。
她爱上他是一种激情的喷发，无可逃避。暗沉晦涩，少女时代的情感累积如洪，他的到来令闸门打开，情感之流一泻千里。
他是上海艳阳，温暖爱玲的心底暗伤，照得她如生如死。她在上海的街道，弄堂里，翩然起舞，变成了一个天真快乐的女子。真是爱了，无论长久，至少给她带了快乐。爱情的丰盛，有些人一辈子也无法体验，他们只是暮暮地爱，暮暮地凋谢。而她毕竟因他盛放过。
所以爱玲不怨不恨。她知道他是自己独一无二的红玫瑰。
因着《今生今世》的缘故，我对胡兰成的印象要比对赖雅深得多，且不论胡的人品如何，至少他在才情博学上，是与爱玲相当的。对于赖雅，我却知之甚少。想必也有他们的情分。
而现在，我只是在想：赖雅能够懂爱玲么？即使懂，又懂多少？两个人可会在灯下紧挨着，细语喁喁？可会谈“红楼”论“诗经”，可有如同弃了尸身的惊动？可会在一起看印度壁画及日本浮世绘？
这样的娇音谑语，她给了她的红玫瑰，还能再给别人吗？那个人再好，亦只是俗世相携相扶，蹒跚到老，再不能神交意会，照胆照心了。
赖雅更像她的白玫瑰，色彩淡得只能用生命的余光去描摹，不能轻不能重，笔笔是慎重。
红玫瑰的花期已过，就要渐渐接受平淡，接受床前那一抹明月光。十年生死两茫茫。后来胡兰成虽写信去撩她，有重修旧好的心思，爱玲却有季布一诺的果决和伯牙摔琴的洁烈。两个人断无重续前缘的可能另外。
我恍惚听见爱玲说：我的生命里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红玫瑰，一个是我的白玫瑰。这两个人我都不负。“生死契阔，与子成说”，这样苍凉的誓言，壮烈的诗句，我是尽力去完成了——用我的人生。
我相信，她是真的倾尽全力了。
俗世的幸福
亦舒写《胡兰成的下作》一文，看来是动了真气。先是将胡兰成狠狠贬损一番，甚至骂出了“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这样的话来。
然后，又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管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又说：“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我一直用一种热烈的情感面对爱玲，爱她的人，爱与她相关的人。这种情感浓烈到不自知程度，也觉得似乎有些不妥，想推翻一些东西，却又不忍心。
沿着亦舒的问题下去，我就在想，爱玲是否真的有过传统的幸福，或者俗世的幸福呢？卑微、麻木、算计、背叛，几乎是俗世的全部主题。爱玲将世界的底牌揭开了，看到底色是荒凉的，甚至没有着上一点光明的色彩。“散场是时间的悲剧，少年时代一过，就被逐出伊甸园。家中发生变故，已经是发生在庸俗黯淡的成人世界里。”她对于尘世琐碎津津乐道，用的是冷眼旁光。
如此心境如何能容得下俗世的幸福呢！而真正的幸福也是俗世所不能获得的。真正的幸福，在我看来，应该是海洋般平静而澄明的。
而且，高大而清瘦的爱玲，很难让人将她与柔情蜜意、卿卿我我联系在一起，更难将她与生儿育女联系在一起。
我也曾想，如果不是胡兰成，第一个拥有爱玲的，该是谁呢？一个原子物理学家？我对那个时代以为般配的人梳理了一番，实在想不出来。想来想去，只有他了。
至于赖雅，那个爱玲三十六岁遇到的美国人，一个热情、体弱多病的老人。究竟给爱玲带来了什么样的命运？她如何评价自己这段感情的呢？不得而知。从她一贯的做派来看，也许不是为了钱。她在美国、台湾、香港之间奔波，居然是为了给他治病。这样的事情，她似乎很少深思熟虑，就草率决定了。当一切都已成定局，只能接受了。
她虽然关注种种细节，在她的小说人物中，有许多精明的角色，而自己的生活却难有一次精明的安排，都是草草而成。散漫，缺乏节奏，甚至有些不符合逻辑，难以用一个完整故事情节来描述。这给我清晰的表达增添了许多难度。或者正是这样，人们才有更多的、超出其作品以外的好奇心。
这样俗世姻缘带给她什么呢？如果说是传奇的话，也是因为爱玲的传奇。像她那样的才情，永远是一个传奇，而无论胡兰成，还是赖雅，都无法改变的。再世俗的婚姻也都会成为传奇。
因此，大可不必要牵强附会，将她的情感生活有过多的渲染，无论与胡兰成，还是与赖雅，都不是多么辉煌灿烂的个性之举；都不构成一生的荣耀或污点。因为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真正关注过。
夏志清先生曾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些与爱玲关系不深的人，会保留在她的《对照记》相本里；而她两任丈夫胡兰成和赖雅，却都付与阙如，原因大概如此。
这是我的猜度。
大隐大恕
看完戴文采写的《我的邻居张爱玲》之后，可气又可笑。
这是一个十多年前的追星故事，发生在一九八八年十月，性质上也能算一个具有狗仔队性质的追踪事件。戴小姐并不算得职业的记者，却有现时狗仔队人的执着风采。她想办法住到爱玲的隔壁，寻芳未至，后来，又用一条长竿子勾住爱玲的垃圾袋，在房间里细细研究。
我真是服了她，想起去翻爱玲的垃圾，还亏她写得密密条条，把垃圾报道拿出来找人发表。原先委托她的报纸自有考量，压下她的稿件，认为现在不是发表的时机，等张爱玲百年之后拿出来更引起轰动。戴小姐不甘寂寞，于是又投至别的报纸。她甚至认定该报一定会用她的稿，已经开始算计报酬了。不料该报编辑季季很有职业操守，起码她知道尊重别人的隐私，同样拒绝了她。
这篇稿子后来如何见诸报端，我不清楚，真亏她写得细，不然我们真不知道爱玲爱吃什么，用什么，该多遗憾！虽然窥测别人隐私是人的一种天性。可也要郎有情妹有意才行，这样引爱玲不悦，打破她生活的寂静真是不该。又何苦去打破爱玲隐居的神话呢？
于是爱玲立刻搬走了！且是悄悄的。
爱玲的反映让我想起一个典故。《左传》上载：昔日晋文公曾与楚王有约，如若一日两国交战，我一定命令军队先退避三舍（一舍等于三十里）。爱玲的反映正是退避三舍，但晋文公是为迷惑楚军，一举破敌。爱玲却是真的敬谢不敏，干干净净地退避三舍，她接到庄正信的电话，即刻在林式同的帮助下离开，静得连“猎人”戴小姐也没有发现她转移的痕迹。
戴文采的行为，按照美国的法律是可以被起诉的。爱玲或许深有不悦，因她一向抗拒陌生人的入侵，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但她却什么也没做。与其说爱玲宽容，不如称赞她高傲。她是不屑与戴小姐这样的一类人缠夹不清。
东方朔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朝，大隐隐于市”之语，爱玲晚年居于市井，又四处奔波，堂堂千金小姐落魄如斯，在别人看来是苦，在她则是毫不介怀，“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老了的爱玲，心真是静如山岳，悠然有古代贤者乘风归去的隐逸之风了。
但爱玲绝非“生人勿进”的冷血动物。对于一些她信任的人，她又像婴孩一样毫不设防，完全信任的。
譬如她和炎樱的感情是十几年如一日，一九五五年秋天到了美国还曾在炎樱家小住，又在她的陪伴下去拜访胡适，三人在胡适家交谈甚欢。胡适是温和谦逊的前辈，素来为爱玲钦敬，早在一九五四年《秧歌》单行本出版的时候，她就从香港寄了一本给胡适，并附了一封短信。素来与人疏离的爱玲，竟然谦逊地请求胡适指点，胡适的鼓励也给她带来很大的欣喜。
与胡适的交往次数虽然不多，却很能劈刺交心，她也善于从细节观察胡适的内心，知道这个迟暮老人深藏的落寞和艰难。
如果说她对胡适是出于仰慕的话，那对与自己只有一二面之缘的林式同，她则是全心的信赖。可见爱玲也不是一味孤高的。她信赖自己信赖的人。
当然，能辨别什么人是能够信任、值得信赖的人，也是老天特别赋予的一种能力，算是天赋。爱玲即是有这样能力的人。
对照记
我喜欢照相，却不喜欢照片，因觉得它即便再鲜艳，也只是过去。内心脆弱的人无法承受它，内心坚强的人则不需要它，只有内心宽和安定的人才可以顺着它回溯，不受纷扰。
而我善变且敏感，这些东西长久搁在那里，不愿意去翻开它。只有母亲似乎有足够的闲心和兴致摆弄着它们，细细地分类，整齐地收藏着。
我坐在床上，翻开爱玲的《对照记》。午后两三点钟，阳光透过院子的葡萄藤，散散地照进来，既温和又倦怠。
这样的下午，适合回忆静静地衍生。那些照片如同一帧帧活动着的影像，在我脑海里晃动着。有比她的文字更真实的感觉，一点一滴在心里，渐渐潮湿。
《对照记》是她晚年最后一部作品。一半是文字，一半是照片。她在书中写道：“‘三搬当一烧’，我搬家的次数太多，平时也就‘丢三落四’的，一累了精神涣散，越是怕丢的东西越是要丢。幸存的老照片就都收入全集内，藉此保存。”
于是，我又想像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爱玲用那双枯瘦的双手，孤独地着手整理自己的一生，对照着，回忆着。
阳光散淡地洒落在她的床边的木箱子上，箱子上有一些照片。阳光看上去黄黄的，摸上去薄薄的，然而又不是黄金纱那样华丽端然的古旧的，而是不堪回首的黄，褶褶皱皱的旧。映在照片上，那些人，那些事，恍如前生。
她从床上坐起身，走下来，给自己冲了杯咖啡，然后又坐回床边开始翻照片。写一些字，眼角眉梢，斜斜看去，仍有旧日风韵。
年轻时候的爱玲也算不上漂亮，五官也不够精致，却别有一种落拓的美。大约写作的女人都不漂亮，漂亮的女人的人生定然是丰富，自然无法安心下来写字，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也怪不得她们。
三毛、王安忆、安妮宝贝……都算不上漂亮，却依然是美的。长久沉溺于内心的人，脸上便有沧桑，眼睛里却时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闪现，别有风韵。
爱玲的身材瘦长，胡第一次见她便觉得她是那样高大，整个客厅也塞不下她，又说：“你的身材这样高，这怎么可以？”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
这样高大与彼时民国流行的丰满圆润的小女子的美不同，而后来胡兰成爱上别人或许也是审美的疲劳——他觉得她不够漂亮，时日一久难免生嫌弃。这样的身段样貌，要是搁在现在倒好，天生一骨感美女，气质又独特，羡慕死炎樱这个胖丫头，让她不敢在爱玲照相时和摄影师嘀咕“她怎么这样瘦”的话了。
我素来喜欢爱玲仰视的照片，甚至是一见倾心，仿佛我印象中的这个女子就是如此。我不过是直觉，远不及李碧华点得透：“我的印象至深，是大部分张的倩影，总是仰镜，镜头自低角度往上拍摄，而她又不自觉(或自觉？)地微仰首，高瞻远瞩，睥睨人间。因为这不断出现的神情，令人有‘鹤立鸡群’之强烈感觉。一个人的小动作往往介绍了自己，也出卖了自己。即使什么也不说，却说了很多。”
李碧华简直是个文妖，看人亦是这般精道！爱玲可不是不经意间流露自己的心绪么？
她是宦门千金，却素来少与人说起自己的显赫家世，晚年写《对照记》是个例外，大概是人之将老，想追根溯源吧。
《对照记》的照片和文字很大篇幅都是祖辈们的，甚至“占掉不合比例的篇幅”。她说：“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晚年对家世和友人的回忆给了她最大的满足。
我也喜欢《对照记》中她错错落落的注解。她用这种方式来缅怀那个时代，一个她曾为主角的世界。在异国他乡，用老照片里的往事来取暖，确实是一件可靠的事情。
这样的回忆不全是流畅的，也是晦涩和阻隔。在《对照记》里，我们看不到两个男人的身影，胡兰成和赖雅，两个与她一身缠夹不清的男人。人生毕竟还是有一页滞在那里，不能翻过。任是张爱玲，心底究竟依然是弱的。
这样的回忆也不全是温馨的，也是孤苦和寂寥的。独居在美国的爱玲，一九九三年时，已经七十三岁了。如何能坦然面对大洋彼岸曾经有过的显赫与颓败，一生的爱恨纠缠，情缘跌拓，生命的甜蜜与悲凉。
我手写我心，一点一滴将人生尽归明镜尘埃。只可惜，少了李白的一壶清酒、几点月光，显得清冷寥落，不甚唏嘘。然而，这并非她的错。
她究竟是勇者，夜阑对照的寂寞的勇者。
风住尘香花已尽
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爱玲在纽约一个普通的公寓逝世。人们发现她的时候，已经去世了很多天。
她安静地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体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没有盖任何东西，头朝着房门，脸朝外，眼和嘴都闭着，头发很短，手和腿自然平放，遗容安详，出奇的瘦。屋里用来保暖用的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放在地上。此外，还有一张折叠桌和两把椅子。
我可以想像爱玲死去，却无法承认她会老。虽然，《对照记》中我见过她出国后的照片，但我对她容貌的想像却永远停留在四十年代上海那个衣着绚丽、正大仙容的女子。于是，在我的想象中，她的死依然是惊艳的，她着光鲜亮丽的旗袍，静静躺在那里，干净而整洁，是她二三十岁时的样子。
我努力想像着她在死亡的那一瞬究竟在想些什么，却始终都无法找准那个入口。我的脑海里如电影结束后银幕上那一片亮闪闪的空白。
报道上说她遗容安详，那么她是在睡梦中死去么？于她而言，干干净净且安安静静地死去，是最好的结局。爱玲未必认可庄子“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的超然论调，但是至少她是从容的。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人生不过是一场寂寞的旅行。
其实，死亡对于她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它只是生命的一个必然手续罢了。早在一九九二年，她就拟订了自己的“最终遗嘱”。遗嘱中写道：一、一旦辞世，所有财产将赠予宋淇先生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骨灰应撒在任何无人居住的地方，如在陆地，应撒在荒野处。
对于爱玲，死并不是最大的意义，但是她骨子里的清洁自许让她不允许自己死得丑陋而慌乱。对她来说，死也要死得从容不迫，不失大雅之风。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三毛——一个喜欢爱玲到骨子里的女子。她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一生都是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和自己彻底的绝望争斗。她写《撒哈拉的故事》、《闹学记》和《我的宝贝》，文字里透出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然而，到底她灵魂的底子还是那个写《雨季不再来》的黯然女孩，绝望彷徨，找不到力量。她最终选择了了结自己的生命，选择了在卫生间里用丝袜上吊的死亡方式。她的死，让我觉得可怖。
死亡是对一个爱恋对象最好的结局。为了保持一个完整的才华横溢的形象，许多作者会在她江郎才尽时选择自杀。
某些时候，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事物，我的要求总是苛刻的。如果说三毛选择死亡的方式让我始终不能正面的话，那么爱玲的死是一种比较符合我理想的方式。
重读爱玲的文字，大多数写的是生的悲哀，鲜有论及死亡的。或者，在她那个时代能好好地活着比死更叫人为难。
在《我看苏青》中苏青问她：“你想，将来到底是不是要有一个理想的国度呢？”
爱玲说：“我想也是有的。但是最快最快也要许多年。即使我们能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
苏青叹息说：“那有什么好呢？到时候已经老了。在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变得寄人篱下了吗？”
一语成谶，爱玲自从五十年代离开之后，就再也没有踏入故国的土地。她的上海从此逝去，而她也只能在别人的国度，别人的时代里静静地活着。晚年的爱玲是寂寞的，但是于她寂寞并非不是一件好事。寂寞至少是自由的，不用证明什么，不用争取什么，也不用承担什么。
胡兰成说过：“爱玲从不牵愁扯恨。”她不会感怀身世到自怜自伤，会做的只是让自己干净地生活，然后，再干净地死去。于是，就算是缅怀，我们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感伤，她只会写道：“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怎样一种哀而不伤的大家之风啊！
爱玲的死是安静，仿佛一株植物，一棵树的死去，不动声色而又惊心动魄。
公元一九九五年，她带着她血液中流淌的往事静默地告别人世。自此，一个流光飞舞、金沙弥漫的时代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