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新闻里滚动播出的都是巴基斯坦地震的消息,震级从最初估计的7.6级上升到7.8级,CNN Asia的主持人说的整整一代人在这场灾难当中死去。而在新德里,直到深夜,还是有许多人因为害怕余震露宿街头。我和Lyle却全无所谓的躺在他房间里的床上,我终于问了那个盘亘已久的问题:“和我在一起之后,你有没有别的女人。”

他回答将要主宰我的忧伤和快乐:“最近六个月没有。在纽约从来没有过。”

“这么说我是纽约的唯一?我很荣幸。”

“你是我的唯一,我爱你。”他说。

31) 婚礼

“我为你感到难过,因为我不爱你。” 我回答。

我不记得之后对他说的是“我恨你”还是“我讨厌你”。我只清楚地记得,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认识一年一个月又两个礼拜,从第一次做爱算起也有差不多有一年时间。6个月?纽约的唯一?讽刺的回答。

“为什么?”他明知故问。

“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玩具,也不喜欢住宿舍,讨厌集体活动。”

“我早就知道我们的共同点很多。”他回答。

有些话第一次说出来好像很难,真的说了就变得像顺口溜一样简单。那天晚上他说了无数次爱我。我也无数次的回应,我讨厌你。他不相信,或者根本无所谓。毕竟我仍旧在他的床上,身体和身体纠缠在一起,吻着他,抚摸他,用陌生的略带沙哑的声音反反复复的问:“她们在床上叫你什么?你们是开着灯,还是在黑暗里做?她们喜欢吻你哪里?用舌头还是牙齿?…”

直到他发出几乎无声的呻吟,把我压在身下,对我说:“别再拷问我了。”

我们仿佛不知疲做爱。虽然我觉得很累,从上午开始就累的要命。我似乎有点低烧,胸口和手心都微微的发烫,离开他的身体和爱抚,任何一秒钟都会叫我的发抖。“你好热。”他在我耳边一语双关的低语。

不知道几点钟,我们停下来,静静的躺着等待呼吸渐渐平复。

“我可能要生病了。”我说。

“怎么了?”

“天知道,疟疾、黄热病,或是出血热,我没有打预防针。”我笑着胡说八道,然后问他,“会过人的,你害怕吗?”

“我现在没什么心情开玩笑。”他回答。

“我也没有。我肚子疼,你把我弄疼了。” 我说,但是语气就像是个玩笑。

他俯下身,温柔的吻我的小腹,抱着我直到我推开他,背过身沉沉睡去。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我没有生病,但还是很累。我们叫了两份三明治,然后继续睡到下午。一直到傍晚的时候,远处传来依稀的鼓声和音乐声。我套了件他的衬衣下床,跑到窗边上从窗帘的缝隙里往外看,是一支鼓乐队,一辆马车和身着盛装的人群,在酒店的花园里游行。

“是婚礼。”他走到我身后,看了看,告诉我。“马车上的是新郎。”

不管前一天发生过什么,婚礼还是继续。我说:“我们去看看吧。”然后就像小孩子一样兴奋的脱掉衬衫扔给他,穿好自己的衣服,拉他下楼。

可能所有的女孩子对结婚,或者说仅仅对婚礼那一部分,特别是盛大的婚礼,都有着某种情节吧。不能不承认我也不例外,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一场铺张的俗艳的婚礼,我还是想要看个究竟。婚礼在酒店最大的宴会厅举行,中间一个四柱高台,到处挂满了红色玫瑰和黄色金盏花穿成的花环,时间尚早,鲜花、酒和食物源源不断的送进来。一个侍者非常殷情地带我们参观,又有些自豪的告诉我们,晚宴的宾客超过1000人,在他们印度算是中等规模的。

我很配合的做出又惊讶又羡慕的样子,从宴会厅出来,上了电梯,才笑着对Lyle说:“就是花的颜色太难看了。”

“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白色,全部都要白色的。白的,白的,白的,白到神经质的地步。”

“这可以安排。”

“还要最大的冰雕和雪白的貂皮,就像安徒生童话里的《冰姑娘》,我五岁时的梦想。”

“这也办的到。”

我静下来,看看他,说:“我是开玩笑的,你知道的。”

过了很久,他才回答:“我不是,我们不如结婚吧。”

32) 香港

我的反应只是嘲笑:“Lyle,我给你一次机会,这次我就当没听见,我问你‘亲爱的,你说什么呀?’你就回答‘我什么也没说啊。’”

他也笑笑,没有说话,左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轻轻的扶过我的脖子。电梯到了他住的那一层, 门打开来,我们走出去,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的话题。

一周之后,Lyle早一步飞回纽约。走之前对我说:“如果你要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我回答说:“不用。”他离开之后,我仍旧忙于工作,花了很大的工夫,多方斡旋终于把一份跨国界数据传输协议签下来,结束了在印度的工作。那时已经差不多是10月底,我跟Rydian两个人带着两箱文件登上了返程的飞机。

那段时间我一直觉得很累。早晨起不来,下午两点之后,脑子就像进了水一样昏昏沉沉。胸部很胀。有的时候会肚子疼,不是很疼,就是时不时地隐隐的痛上一会儿。刚开始,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辛苦和压力的关系。在那之前我好像也有过类似的症状,像是经前综合症。而那个月的月经已经晚了快两个星期了。偶尔走过药房,我也会想到要不要买验孕棒试试看,但总是觉得不太可能,我的月经一向不大准,而且Lyle每次都戴condom。他在这方面很小心,小心到叫我伤心的地步。哪怕是我很急,说不用戴了,他也一定会做好防护。当然他这样的人应该要小心,否则三天两头就可能有怀孕的姑娘逼他去结婚。

回到纽约的当天晚上,我在右侧胸罩上面发现一点湿湿的东西,挤一下乳房还有说不清楚是什么液体从乳头上渗出来。我惴惴不安的想到,自己足足3年没有做过体检,妇科检查更是从来就没有过。想来想去,渐渐确定自己这回真的是生病了,后悔得要命。打定主意要去看医生。

不过到了星期一上班的时候,看医生的计划又被无限期的延迟了。因为印度那件案子,我被大大的表扬了一把。快到午休时间,Rona打电话过来邀我一起午餐,并且说有个人要介绍给我认识。一点钟,跟她一起下楼走到门厅,我才知道,她说的那个人是S&S香港Office的合伙人,来纽约公干的。重点是,他可能会要一个人到香港工作。

“会有晋升,而且你一直在找这样的机会不是吗?”Rona对我说。

那个香港人四十多岁,也说一口英式口音的英语。知道我从上海来,抱歉地说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一副温文的样子。整顿饭的时间,我们聊得很愉快。下午,我把简历发给他,然后做了一次比较正式面试,从小会议室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还会再面试几个人,不过我想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那方面没有什么问题,明年元旦之后,你就会是香港最年轻的Senior Associate了。”

33) 2005年11月4日

有一个日子,我始终记得很清楚,而且可能会记上一辈子。2005年11月4日,星期五。

过去的那一个礼拜过的超级忙碌。HR很快就拟好了书面的派遣协议,发给我看。第一年我会以Secondee的身份在香港工作,薪水增加的部分很可观,另外还有海外津贴和服务式公寓。我像穷光蛋中了头奖一样开心,但还是装的一本正经的样子,对Rona说:“我回去仔细看一下,考虑好之后给你答复。”

离正式转调的日子只有两个月时间,我开始陆陆续续的做一些交接的工作,加上原来就在手上的事情也要在年底之前完成,一时间我又变得非常忙,下班最早的一天到家也已经过了十二点,看医生的事情自然又抛到了脑后。偶尔想起来,也抱着一点侥幸,希望第二天醒过来,一切就都好了。我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和Lyle见面,改成吃巧克力疏解压力。我还没有跟他说起我的新工作,虽然我很清楚,这个人吻过我身上每一个地方,对我说过爱字,甚至提过结婚,无论如何我不可能就这样走掉。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星期五的下午四点钟,办公室里的空气到了那个钟点总是有点混浊而沉重。我又觉得头晕了,想起来冲咖啡清醒清醒,走出去两步,就莫名其妙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晕了过去。真正失去意识可能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但同事还是郑重其事的照例做了急救,叫了救护车。我被驾到担架上下楼,上了救护车,就已经清醒了。刚开始还觉得小题大做,但车子发动起来的时候,我害怕了,马上我就会得到那个一直回避的答案。我开始毫无道理的觉得自己一定是得了什么绝症,很快就会有一个医生板着脸对我说:“晚了,你还有两个月可以活。”然后臭骂我一顿,为什么没有做年检,没有早点就医。

陪我一起去医院的是我们部门的一个秘书,我问她借了手机,没有想过要打给谁,脑子里只记得一个人的号码。哆哆嗦嗦的按了两次才输对号码,电话那头响了四次才有人接起来。

“Lyle,是我。”我说,语气还算镇定,告诉他我在救护车上,就要去医院。“你能来吗?”我问他,问的有点可怜,声音突然有些颤抖。

他回答:“当然。”问了医院的名字就挂断了电话。

救护车到医院时候,他已经在等我了。看到他的那一瞬,眼泪不受控制的涌出来,落在他伸过来手背上。我被过床,然后推进了急诊室,医生过来问我有没有这个那个的病史,有没有撞倒头。看不到他,我又变得超级静,坦白说:“别的没有什么,但是我怀疑我的乳腺有问题。” 简单的讲了最近出现的症状,医生没有什么表情,叫护士给我抽血化验,并且要求我留院观察。

我被送进一间病房等结果,Lyle在旁边陪我。

我有点发抖,但还是笑着对他说:“怎么办?我要死了。”

“你不会比我早死。”他回答,还是一贯的口气。

我发了一会儿呆,说:“那更残酷,我不想看到你比我早死。”

他坐到我床边,伸手把我揽到怀里。我侧过头靠在他的肩膀上,终于对他说:“Lyle,我爱你。”话一说出口,又忙不迭的解释:“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担任何责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爱你,虽然可能有点晚了。”

他说“嘘——”有点烦躁的打断我:“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不知道你一直在逃避什么?”

“我不了解你,你对我来说太复杂了。”

“我其实特别简单,我的整个生活可以装进一个二十寸的旅行箱。”

“旅行箱。”我喃喃的重复,里面有地方留给我吗?我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我俯在他肩上静静的哭,直到觉得心里郁结的那一点东西变得温热而酥软。我抬起头来,眼泪让视线稍稍模糊,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里也有一点泪光闪现。不管是不是看错了,我宁愿那是真的。

半个小时之后,医生推门走进来。问我是不是需要单独谈,我说不用,你说吧。那是一个深棕色头发,瘦小的中年人,一开始表情漠,看着我突然笑了一下,说:“祝贺你,你很健康,只是怀孕了。”接着又告诉我这只是激素检查的结果,因为我说肚子疼,他建议做超声波排除一下宫外孕的可能。

他滔滔不绝,但我却觉得有那么一会儿,那间大约十五平米的病房里充斥着一种尴尬的安静。我不知道Lyle会怎么想,我的念头是:肯定搞错了。直到20分钟之后,医生给我一张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当中,一个豌豆大的小恐龙蜷这身体,周围绕着一圈朦胧的光环。告诉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30到35天。”

心里一个声音说,这下糟了。我尴尬的对Lyle笑笑,说:“我发誓,不是我事先导演好的。”

“Caresse。”他说。

“什么?”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这个名字。”

34) Harry Winston

从第一秒钟开始,我就很自然的决定,在两个礼拜之内解决掉这个它,在纽约这样的手术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没有觉得自己血,只是有点害怕那个过程。

但是Lyle给它一个名字。Caresse,法语词,温柔的爱抚,海上的清风。男孩子叫着似乎有点娘娘腔。我毫无理由的觉得这是一个男孩子。不过,管它呢,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小小的胚胎是个生命,也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在我体内存在着,它小到看不见的心脏甚至还没有开始跳动。但是为什么,他给它一个名字?特别的名字,不像Clark或是Emily那样普普通通,而是特别的可以在人心里多多少少落下一点温柔的影子。

离开医院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7点钟,借着车窗外面投进来的路灯和霓虹灯晦暗多变的光线,我又偷偷的看了一眼夹在病例里的那张超声波照片。车子驶过第五大道那些华丽橱窗的时候,他问我:“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

我朝外面看看。那是个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还是Harry Winston都已经关门了。只留射灯照耀下的橱窗,和偶尔几个流连忘返的奥黛丽?赫本。

“我很感动。不过替我到鸭嘴医生的妇科诊所约个时间才是当务之急。”我回答。

“我就这么难推销?”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我没什么时间考虑,再过两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开始吐了。”我笑的像个真正的cynic,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我十二月底就离开美国了。”

“去哪里?”

“香港。去工作,长期的。”

一直到回到他的房间里,我们都没有再讲话。 他打电话叫了晚餐,餐厅的aiter在客厅里摆好桌子。没有要酒,两个酒杯里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苹果汁。我早就饿了,只是心里好多事情,一直没有注意到胃的反应。我一付无所谓的样子,坐下来开吃,突然记起来,最近总是很容易饿,而且那种饥饿的感觉会在嘴里留下一点点苦涩,这种味道已经有十天半个月了。上完主菜,aiter就出去了。

“那个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我冒出来这么一句话。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没有理会,低着头继续吃东西,淋上浆汁的鸭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的很好吃。但是,他的话,他说话的淡的疲惫的语气让我突然很难过。我睁大眼睛,想要忍住,睫毛或是眼帘任何一下细微扇动就会让眼泪一滴一滴的落在盘在里。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复,眼泪也快干了,他却又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手抱住我,想哄小孩子一样轻轻的晃着我,低声念着他的咒语:“答应我吧,说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推开他,说:“你真的不用这样,你每次都做了该做的,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没有认真把指甲抛光就不应该到处乱抓。”半是真话,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来,脸色和口气渐渐的变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国家堕胎不算什么。”

这句话彻底把我变了,我“”了一声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生命或是人权,如果我想听什么基督教义,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后一个选择。”

“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不会管别人杀掉多少个胎儿,但是这是我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真的存在过吗?”我冷冷的看着他反问,在他回答之前,站起来走出去。我没有回头看,听得到他没有跟出来。但下到底楼,在门厅等出租车的时候,他也下来了,对我说:“至少让我送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