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塞还到他手里，说：“跟其它那些东西一起写到财产清单上好了。”
他叹口气，问我：“我们是不是就不能好好说话了？”
“你想说什么？” 我停下来，转过头看着他，他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要理解，这么做是为了Caresse好。你随时可以来看她。”
“我知道，每天一小时，不是吗？我会跟Sandy约时间的。”
“你随时都可以来。”他说，“搬回来吧。”
“你知道不可能。”我打断他。没等说下去，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Nick，让我抬头看，他的车子就停在马路对过，降下车窗，对我挥了一下手。他没问我宝宝在哪里，应该是已经从MacDenton那里知道结果了。我径自朝外面走，Lyle伸手拉住我的胳膊，说：“就因为那个家伙？”
我觉得他问的好好笑，想要笑却哭了。我别过脸去擦掉眼泪，想甩掉他的手，但他抓的很牢。大厅另一边的警卫注意到我们，朝这里走过来。Lyle看到警卫，放开我了。但差不多同一时间，透过旋转门的玻璃，我看到Nick穿过马路跑过来，从边门冲进来，抓住Lyle的左边肩膀，照他脸上打了一拳。警卫几乎立刻就把他们两个分开了，我推了Nick一把，朝他喊：“你在干什么？你知道这看起来象什么吗？”我气疯了，只知道自己莫名其妙的又添了一桩官司。
三天之后，我在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医生那里做了测验。谈话，墨迹测试，外加几十页纸的选择题，题目很奇怪，靠猜的根本猜不到哪个选项代表神经正常。等待结果的同时，Nick伤人的案子也在民事法庭审理。因为他是执业律师，却又是在法院伤人，在赔偿之外，外加了1000美元罚款和3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服务处所就在家庭事务法庭的法律援助中心。案子走的是简易程序，半个小时了结。但实际上，远没有那么简单，Lyle的律师绝对会拿来大做文章。不久之后的监护权官司当中，那个神经有些问题的母亲身边恐怕又会多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男朋友了。
我在Nick那件案子里做了证人。从听证那天算起，我们差不多一个礼拜没有讲过话了。我也明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但整个礼拜，我过的太狗屎了。我每天去看Caresse，让 Sandy在她午觉睡醒之后立刻打电话给我，为了能跟她玩儿，让她在清醒的情况下和妈妈在一起，整整一个小时。刚开始，为了不碰到Lyle，我总是尽量约在公园里。几天之后，发觉他似乎也在回避我。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之后，似乎再也没有什么挽回的余地了。
除了去看Caresse的那一小时，我几乎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足不出户，有的时候甚至整天都不拉开窗帘，酒店房间的窗帘总是有一层遮光布，密密实实的把所有光线挡在外面，房间里就永远像是黑夜里一样。有的时候，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问自己，如果Lyle还要我回去，我会回去吗？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答案。直到有一次，突然间，我的所有想法和感觉就像摆面前似的清晰可见——即使这所有狗屎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没有别的女人，没有诉讼，他也没有抢走我的孩子，我也不会回去了。
的确，我从来都不清楚结婚到底应该是怎么事，但是幸福，我要的幸福肯定不是我们两个之间的那种样子。我有了一种类似顿悟的感觉，也许不适合婚姻的并不是他，而是我。总有科学家试图说服人们，热恋中的多巴胺和血清胺维持不过几个月，而我，绝不能忍受在那之后可有可无的关系，和平淡的感觉。
81）筹码
我在床上躺到中午，破例没有叫送餐服务，起床去街角的餐馆吃午饭。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没有朋友没有Caresse。在黑暗里呆得久了，秋天明媚的阳光让我睁不开眼睛。我决定不能让自己继续那个样子。那个下午，我去剪了头发，做了指甲，给Caresse买了几件天穿的衣服，然后跟她在公园的草地上玩了一小时，用手机拍了许多我们俩的合影。快到傍晚的时候，接到领事馆的电话，我补办的护照做好了，办公时间随时可以去拿。
回酒店的路上，我拨了Nick的电话，说过“你好，最近怎么样”之后，两个人都有点尴尬。
“明天帮我去拿护照好吗？我知道你每天晨跑都跑到码头那么远。”我说。
“不是那边的码头，”他回答，声音听起来很严肃，“不过如果你请吃晚饭，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没问题。” 我笑起来。
他停了一下，说：“那天的事情，我想说对不起，我跟Greg谈过了，会有影响。”
“接受道歉，肯定会有影响，”我说，“但我想让你知道，这还是第一次男孩子为我打架，所以，谢谢你。”
“接受感谢。”他回答。
于是，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第二天他跑到十二大道和西四十二街交界处的中国领事馆，帮我拿了护照。午饭的时候交到我手上。签收单据的存根联夹在护照里面，上面的签名是他的中文名字，写得很大，笨笨的样子。那个时候，我们正坐在他公司楼下的小餐馆等我们的午餐。我手举着那张蓝色的薄纸，念他的名字，想了想说：“好像‘地瓜’啊。”侧过头看着他，忍不住大笑起来。不知道隔了多久，我头一回笑得那么开心，像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还能不能回到从前无忧无虑的时候。
直到午饭吃完，他问我：“监护权的事情想到什么办法了没有？”
“会有办法的。”我回答。虽然，事实上，两边的律师见过几次，协商正式的分居协议，财产清单也列出来了，公寓、存款、证券、婚后收入、车、首饰，林林总总，看起来Lyle付出不少，我所得颇多，两方面都没什么意见，唯一的争议就在小孩子的抚养权上面，听证次日就会继续，我的精神鉴定结果没有问题，医生的意见却给的模棱两可。除此之外，我手上似乎再没有什么筹码了。
我跟他告别走出那栋办公大楼，发现手机没电了。我没在意，跑去看了Caresse，再回到酒店已经四点多了。打开手机充电，一直到快吃晚饭的时候，才发觉有一条新的语音留言。留言及其简短，不过十秒钟：
“嗨，我是Rona，Rona Morgan。我有些东西要给你。给我回电话。”
82）爱与恨
我照着那个号码打回去，嘟嘟声之后，电话接起来：“你好，e。”声音轻而沉着。“九点半，小蜜橘酒吧。”
我不知道她会给我什么，没心思吃晚饭，快九点的时候出门，去她说的那个小蜜橘酒吧。那个地方在第六十八街上，离S&S的办公室不远，很小很便宜，拐弯抹角不起眼的地方，老板似乎是法国人，门口贴着薄若莱新酒到货的海报。我到的时候，她已经在等我了，坐在底楼角落里一个红色的转角沙发上，脚边是一个出庭用的波尔多红色公文包。
我们互相问候，她开门见山从包里拿出薄薄的一叠钉在一起的文件，没有解释，交给我。
最上面是一家旅游会务公司上市的文件，05年上半年的事情，名字很陌生。我摸不着头脑，直到在第三页的股东名单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Lyle Ultan。继续往后翻，是份合同，日期是1999年，页眉上标着“Greendale花园饭店控股公司”，内容是给与Lyle Ultan旗下一家子公司的期权，任职五年之后转为实股权。子公司的名字跟前一份上提到的上市公司一样。
这部分股权的确没有列在财产清单里面，但是离婚官司的财产分割是不涉及此类股权的，期权转为实股权之后的增值部分视为婚后财产，我能得到不过是多分到一笔钱而已。我以为自己看明白了，抬头看看Rona，对她说谢谢。
“看起来不够分量是不是？”她看出来我失望了。“我总是喜欢提醒小朋友们碰到事情多问个为什么。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为什么这部分股权没有被列在提交给法庭的财产清单里面？税务问题？幕后交易？我在脑子里串起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一个接一个跳出来。手头资料只有这些，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但是肯定有问题。最起码是没有报税，不一定是真的想要偷逃，总是有自以为精明的税务师告诉你可以缓一缓，等到比较划算的时候再报，但是给IRS查到了就是逃税。有些游戏，要加入进去玩就得有筹码，现在我有了，就算是五块钱的游戏币，也不妨试一试。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我问。
“不要误会。”她猜出我的意思，回答，“我这么做不是因为他，纯粹是因为你，这些东西是给你们之间谈话用的，我希望你不要交到其他人手上。”
我点头答应了，但有点意外，本以为她会授意我怎么怎么做才能让Lyle输的更惨的。我说：“我原以为你应该讨厌他，也难免有点讨厌我。”
她笑起来，摇着头说：“我从来没讨厌过你。至于他，从前恨过，恨到做了很蠢的事情来报复他，比如跟他最好的朋友睡觉。”
“Colin Gomez？”我差点叫起来。
她点头，“他们差不多有十年没有讲过话，直到他遇到你，跟你结婚，Colin做了伴郎。”顿了一下继续，说的意味深长，“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你一定还爱他。”
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Lyle曾经说过他没有交情好到可以做伴郎的朋友，结婚的时候又冒出来一个兄弟似的Colin Gomez。如果Rona说的真的有道理，看起来，他的恨要久一些。而我自己呢？我确定自己不再爱他了，但是恨呢？
“我做的事情更蠢，我不应该结婚。”我说。
“事情总有两面，”她回答，“我早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保险单上的紧急联络人是我哥哥，而他住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婚我结过了，过程很烂，结果也不好。我不是适合结婚的类型，我该再找份工作。”
“两者并不矛盾。上个月有个秘书退休，Irene Cox，你可能认识她，没结过婚，一个人住，养了一只猫，休息的时候画微型油画打发时间，她的两英寸作品在ebay上卖二十五美元一幅。有的时候，我想我也该开始培养个什么兴趣，退休之后不至于太无聊了。”
…
我们聊的很开心。直到到深夜，我离开小蜜橘酒吧，带着谈判的筹码和爱与恨的理论。
83) 共同的
第二天早晨我在酒店商务中心用普通的A4纸把那叠文件重新复印了一遍，替换掉原先有S&S印记的100G彩色激光打印专用纸。八点钟不到，我打电话给Lyle。听声音他还在床上，不太高兴有人那么早把他吵醒，听到是我，又有点意外。我说有事情跟他谈。
“律师要出席吗？或者我再叫个保安上来。”他还在为Nick那件事情生气。
“9点钟，在你办公室可以吗？我一个人过来。要叫律师或者保安，你随意。”
他停了半拍，说：“可以。”
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那间房间在三十七楼，视野很好，却很少有人用。因为工作性质和特别的工作方式，他几乎不坐在办公室里，打电话也只能找到秘书Ms. Mayer而已。跟他住的地方一样，桌子上干干净净，门上没有名牌，就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存在过一样。
我走进去，他坐在桌子后面没有动，右边眼睛下面隐约还有一点青紫。他不笑不说话，示意我坐在沙发上，自己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关门，合上百页帘。
“你想说什么？不能等到听证？”他走过来问我，没有坐下。
我没回答，从包里拿了文件给他，像前一天晚上Rona做的一样，不急着做任何解释。他拿过去翻了一遍，扔在办公桌上。然后问我：“你要什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我回答，“听证会之前答复我，还有一个钟头，你尽可以去跟你的律师商量。”
他看着我没说话。我还是没有城府，先开口了，很静很讲道理，却又有点着急：“你知道Caresse需要我，我也要她。你不会有很多时间陪她，保姆把她带大，刚刚熟悉了一个又换了另一个，你真的想要这样？我知道你爱她，但是她现在三个多月了，你没给她喂过奶，没换过一次尿布…一年之前，你要我把她生下来，我一开始不愿意，但是后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说，至少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过有一天我们会讨论这样的问题…”
他来回走了几步，打断我说：“共同监护权，这是底线。”
我想了一想，点头，“这样对Caresse最好。”
不到一刻钟时间，我从办公室出来。他送我到电梯那里，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法院。我回答谢谢不用了。他没再坚持。电梯来了，我走进去跟他说再见。
“我们怎么会这样的？”他说，不算是个问题的问题。
“我不知道。”我回答。
他最后说：“至少还有一点美好的东西。”在电梯门合上之前转身走掉。
一个小时之后的听证会上，Lyle那边撤销了诉讼，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我通过了精神鉴定。两方面的律师约了时间商量共同监护权的实行办法，每七天Caresse换一个家，平均分配工作日、假期、生日、纪念日以及节日，及其公平。具体的时间表要依靠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计算，我总是按月份打印出来夹在效率手册里。
我没想到事情就这样简单的解决了，也不知道究竟是筹码还是我说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怎么说，我跟他，两方面都做了些不上台面的事情，不过，总算还能留下些面子，做一起养孩子的“朋友”。
84) 华尔街
2006年10月中旬，我们分别在分居协议上签字，之后呈交法庭。分居正式开始的日子追溯到9月16日。那个时候，我二十六岁，有一个刚过百日的漂亮宝宝，一段失败的婚姻，和一些写在法律文书上面尚未落实的财产。认真算起来，我们结婚不过七个月零十二天而已，长短恰好跟Cheryl-Ann的那一段相似，却要花上一年的时间分居，然后才能离婚，相当的讽刺。
在牵涉到外国人的离婚案件里面，监护权和长期居留权就像是蛋和鸡的关系，只怕州法院和联邦政府移民局谁都不愿意先出手给你那只孵得出鸡的蛋，或者是下蛋的鸡。而一旦搞定了其中一个，另一个也不成问题了。
Lyle在监护权的问题上退让了一步，使得我可以留在美国看Caresse长大。但是反过来，我不能随便带Caresse去其他地方，即使出州境也要享有共同监护权的另一方允许，更不用说其它国家了。我像是被禁锢在纽约，没什么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了。与此同时，我鼓励自己往积极的方面想，好让自己相信即使是在纽约，我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而新生活的第一步莫过于找一份新工作了。
我动手写了简历，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和旧同事打电话，约人家吃饭，打听合适的机会。好笑的是，他们或者她们，不论男女，对我突然结婚又闪电般离婚的经历更感兴趣，有人同情，有人打趣，有人感叹。
“Rich husband, folloed by rich divorce. It’s not too bad.”一个法学院的女同学这样说，也不知道算是安慰呢，还是真心羡慕。
我全不在意，过后想起来，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如果换在从前，我不会允许自己考砸任何一场考试，做坏任何一件小事，我总是以为一旦砸了，肯定没办法在熟人面前抬起头来，非得跑到无人岛上躲很长时间，直到所有人都忘记我这个人不可。但是现在，我搞砸了最大的一件事，反倒无所谓了。
我不像从前那样简单，完美，锋芒毕露了。我的简历上有整整一年尴尬的空白时间；身边有个才几个月大小孩子要照顾；租房子的时候婚姻状况栏里填的叫人难堪的“分居”；我身体不如从前好了，换季的时候总会感冒，每个礼拜要到精神医生那里报到，记性也差了，小腹上还有条十三厘米长的疤痕。然而，长大似乎总是一瞬间的事情，以上种种，我说起来都很坦然，我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好了。
曾几何时，我总希望能跟所有不完美的人和事绝缘。对自己要求颇高，对别人更甚。人品差的，懒惰不上进的统统走远，私地下还歧视长得难看，有残疾，或是时运不济的人。而在所有这一切经历之后，我开始觉得自己像一只会走路的不沾锅一样好蠢。同时惊讶的发现，事实上，正是不幸、缺点、加上偶尔的软弱和懒惰，让你看起来更加亲切而真实，让原本陌生人和人互相需要，越走越近。
Rona，Nick和其他几个朋友推荐了一些职位给我。不和Caresse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在曼哈顿四处奔走。在办公室、餐厅或是咖啡馆里和不同的人见面，握手，一遍一遍的介绍自己，回答问题，不厌其烦的解释为什么会辞职，又有一年时间没有出来工作。一个月下来，我一无所获，有时是人家看不上我，有时是我觉得工作不适合。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在找工作，也在找一种生活方式，那种让我可以为自己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时又有时间陪伴Caresse长大的生活。我想要做的比“妈妈”更多，我想要成为她的朋友、伙伴，甚至，有一天，做她的楷模。
十月底的一天，我到第六大道和四十五街交界处的一间咨询公司面试，接待我的男人，头衔是高级经理，名字我早已经忘记。但却始终记得自我介绍之后，留在他脸上的表情，好像在说“生孩子生昏了头的女人”。那天晚上，Nick约了我吃饭，一杯清酒之后，我把那个家伙的臭德行很骂了一顿。
他听着，很突然地握住我的手。手掌温暖宽厚，难以置信，让我一时间走神。我看着他，他只晃晃我的手，笑笑的说：“你握手的时候应该更有力一点，注意手腕的部分。”
我们练了几次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