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光线很美，很难得。”他放下相机告诉我。
于是，那天的第一组照片里面，我和Caresse都是湿漉漉的样子。她眼睛里挂着泪珠，我头发和衣服上沾满雨水。我抱着她，她搂着我的脖子。两个人在雨后洁白清澈湿漉漉的日光里面，那光线带着些忧愁，却不沉重。
“拍得真好。”我看着麦金塔电脑屏幕里的自己说。
“纪念日的时候可以再来。”摄影师回答。
“什么纪念日？”我没听懂。
“结婚之类的。”
“我们离婚了。”我说，想想不对，又接着一通解释：“还没离，不过分居了。”
我尴尬的要死，听的人倒没觉得我很奇怪，第二天打电话给我约我出去。我同意了。
我们在一间轻松随便的餐厅见面，店堂里播放乡村音乐。坐定之后，他突然冒出来一句：“以吻封笺。”
“什么？”
“以吻封笺，这首歌的名字，Jason Donovan。”
我不太记得那天中午我们究竟还聊了些什么，不过整个谈话差不多就是上面的样子，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他也搞不清我在说什么。他英语说得无可指摘，只是我们太不同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彻头彻尾的行动派，喜欢用动作和图像表达自己，而我显然更习惯喋喋不休的说话。我们断断续续的约会过几次，我暗示过不行，但过几个礼拜他还是来约我。快到八月的时候，我发觉此人竟然和Natasha Poly，Doutzen Kroes，Caroline Trentini很熟，他那个长的异乎寻常的名字也时不时地出现在Cosmos杂志上面。Nick知道之后，开始在旁边撺掇，让我千万等到秋季时装周之后再跟Hiroh拗断，他要T台边上第二排的位子，说不定还可以在招待会上搭上个麻豆。
而事情过去很久，Lyle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则是这个样子的——他皱起眉头，慢悠悠的嘲笑说：“那个人，不是同志吗？”
然而，无论是为了布赖恩特公园里大帐篷的门票，还是别的什么，我和Hiroh之间的联系没能持续到秋季。八月结束，九月来临的时候，他给我留言，问想不想去看一部电影。那个时候，我正为了另一件事发愁，转头就忘记了给他回电话的事情。等再想起来，已经是两个礼拜之后了，我订了一个装满雪白洋桔梗的棕色仿皮纸礼盒送到他的摄影室，算是道歉。他打电话来说谢谢，问我怎么想到给送花给男生的？我们互相说“保持联系”，然后，就没了音信。
开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满不在乎的跟Nick解释，自己毕竟已经习惯了美国车，突然换了日本车一定不能适应，哪怕那是辆雷克萨斯。而我又比较老派，做不到不带感情的试一回车子。
说归说，我慢慢的开始捉摸，跟Hiroh之间到底是为什么不行？两个人的确很不一样，不过那种不同似乎也超不过我和Lyle之间的分别。在第一个吻之前，我根本没想过和Lyle会有更进一步的可能。而区别，可能就在那一吻之间吧。
88) 上海
那件让我发愁的事情发生在九月头上。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个时候，跟Lyle的分居协议已满，我应该已经离婚了。我似乎有些钝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后，自己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所以，一半是因为有差不多两年时间没有回过上海了，另一半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我决定休假，回去过中秋节。隔着整个太平洋，十二个小时的时差，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显得不那么要紧了。
我打电话给Lyle，想问问他，带Caresse去中国，他有没有意见。开始是在家里的答录机上留言，等了两天没有回音。又打去他的办公室，Mayer太太告诉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来。我犹豫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机，很久没打过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请人转达，要么就趁接送Caresse的时候顺便说了。纠结了一晚上，觉得老这样憋着太傻了，而且还要抓紧时间给Caresse申请旅行证件。勉强等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想他应该起来了，就在办公室里打了他的手机。电话响了很久才接起来，他说“喂”，声音听起来明显刚刚睡醒。
我说：“你好。”
他听出我的声音，回答：“嗨，e。”
“在睡觉吗？我吵醒你了？”
“已经醒了。”
有短短的几秒钟时间，他的声音让我忘记了想好了要跟他说的话，恍然间觉得自己是为了谈别的什么事情才打电话的，究竟是什么，却也说不清楚。
于是我说：“能不能见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这跟原计划完全不同，本来是想在电话上几句话解决的。
他回答：“我现在不在纽约。下周回来，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想告诉他：好的，我等你回来。话没说出口，听见电话那头传过来很轻的女人的声音，好像是在问他在干什么。
“你不是一个人？”我问他。
他没回答，似乎捂住电话跟那个女人说了句什么，然后又回到线上。
“我打电话来的时间不对，真的对不起，”我道歉，回到原计划上来，对他说，“九月下旬我想带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你一个人带她坐飞机没问题吗？”
“应该可以，我朋友送我们到机场，我爸爸会在上海那边接。也没有很多东西。”
他沉默了一下，说：“好的。我暂时没办法回来。如果急的话，我会把需要的东西交给律师，授权书或者别的什么，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联系。”
我回答：“谢谢，再见。”
他也说：“再见。”
当天下午，他的律师给了我正式的授权，明示享有共同监护权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监护人带出境。不过那份东西不单是那么简单而以，上面仔仔细细的列明附加条件，比如：在国外逗留多长时间（要有两个人往返的机票作证明），每隔多久通一次电话，另外还要求我为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产外加银行户头。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或者是他接受了律师的建议。抛开一本正经的法律术语不提，那些条款让整件事情看起来跟小学生在桌子上画三八线差不多，同时又多少显得有点酷。我全部照办，不管怎么样，我走定了。
本以为我们会在九月十七日再见，因为那一天是分居满一年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签字离婚的日子。不过，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电话，跟我说，Lyle人在苏黎世，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回来，他那方面的律师打电话来询问，是照原来的计划十七号签字，还是等一等，直到他回来。我回答：“照原计划。”
签字的场面没什么特别，两个人甚至都用不着见面。我在MacDenton律师行的会议室里签字，Lyle隔着一个大西洋和六个小时时差，所以，用的是传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多，带着Caresse在JFK机场登机的时候，我刚好过了二十七岁的生日，也刚好了结了我的婚姻。我们要坐差不多十四个小时飞机，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到达上海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十点多了。这条路线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国时走的刚好相反，那个时候是上海——北京——纽约，然后坐长途汽车到波士顿。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紧张，怕看到爸妈会哭，但事实是，隔了太久了，就不会再哭了。
我跟爸妈拥抱，把Caresse介绍给他们，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真人。刚开始Caresse还是笑笑的，但无论如何都不让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但他们总想抱她，她索性放声大哭起来。几次这样下来，大人们也只好放弃了。
“这样哭法，马路上人家看到还以为是拐来的来。”我妈有点不高兴。
第一夜，因为时差的关系， Caresse很是兴奋，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快到两点，才在我身边睡了。我还是睡不着，在房间里乱转。我出国之后，爸妈搬过家了。我和Caresse睡的是留作客房用的一间屋子，完全陌生的房间。没有衣橱，沿墙一溜书橱，摆得都是平常不太用到的书，只有那里有一些我熟悉东西：我小时候的影集，上中学时同学间寄来送去的贺卡和信件，还有一纸盒旧玩具。里面有一只发条水晶球，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是我外婆梳妆台摆设，应该是她年轻时买的，里面是一匹身披鲜花的白色旋转木马，摇一下晶莹剔透的雪花扬起来，再很慢很慢的落下。原本只要上紧发条，还会演奏鲜花华尔兹，那个曲名用德语写在底座下面，很久以前就被我弄坏了，只会发出嗒嗒的声音。我看了它很久，不能相信自己曾经弄坏了这么美的东西。
第二天我和Caresse还是日夜颠倒，昏头昏脑的样子，直到下午三点多午觉睡醒才又精神了。起来的时候，我爸在客厅接电话，拿着听筒，含含糊糊的说：“没有，工作忙吧，呵呵呵呵。”猜得到电话那头是在问我有没有带老公回来。
等他电话挂掉，我说：“谁要是问起，就实话实说吧，又不犯法。”
爸爸点头，妈妈说：“你奶奶高血压，要气死了。”
这是个大家族，表兄堂弟的数不清的亲戚，往上数三代也只有一个嗜赌的堂房叔叔离过婚，而我曾经是这一辈儿里最好的。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索性大大方方的把我的婚姻状况讲出来，结果却是多余的，尚在彼岸的Victoria已经免费替我宣传过了。我不太清楚最早的版本是怎么样的，反正甲告诉乙，乙再说给丙听，慢慢的也不知道原来是怎么说得了。有个亲戚很关切的看着我，问：“现在怎么样了，事情都处理好了吧？”我以为他指的是离婚，就说已经好了。搞了半天才明白，他听到的版本是，我在美国被人骗了。
89．纸飞机
在上海。Caresse这样肤色的小孩总会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引出更多关于她身世的问题。我说的许多人包括邻居、物业管理员、商店店员，甚至公园里同样带着孩子的陌生人。大人们喜欢逗她讲话，引她笑，叫她“洋娃娃”，转身却又在感叹：现在没爹的小混血真是到处都是。孩子们则是更加公开讨论她的发色、眼睛的颜色，大一点的会说出“血统”这样高深的词，好像她是一只半比熊半贵宾的宠物狗似的。
我以为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场面，但实在没有什么事情是真的忍受不了的，没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我不回避那些问题，不少说也不多说一句。而且，尽管看起来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Caresse也有她自己的魅力，融入到他们当中去。她很快跟外公外婆混熟了，也喜欢跟小朋友玩，很愿意跟人家手牵着手走路。那些小孩子也逐渐喜欢上她。刚会讲话的小信很远看到她就大声叫她“咔咔”，六岁的诺诺调低滑板车的扶手，让她把着扶手站在上面，推着她在花园里转圈。她在阳光里面，笑的快乐无比。
几天之后，在餐桌上，我爸刚放下碗，Caresse突然说：“阿拉饭饭吃好了。”说的很响很清楚，那是她第一次说出一句句子，用上海话，不是英语。
第二天我跟Lyle约好要通个电话的。时间约在上午十点，因为那个钟点Caresse总是醒着的。九点半之后，我不自觉的看了好几次时间，突然发觉自己怀着一种几乎按耐不住的兴奋的心情。可能我只是因为高兴，想要把快乐的事情告诉其他人，也可能还有别的，不愿意承认罢了。
电话很准时的响了，我们互相问候，我把Caresse新学会做的事情、说的话，讲给他听，然后把小孩儿叫过来，听筒放在她耳边，说：“Caresse叫爸爸。”
“妈——咪——。”小孩儿一边笑一边叫的很响亮。越洋电话两头，所有人都笑翻了，连带Caresse自己。
她能说一整句话，却一直分不清楚称呼。对她来说，“妈咪”是对所有照顾她的大人的总称，我是“妈咪”，Lyle也是“妈咪”，保姆还有外公外婆都不例外。
等我回到电话上，Lyle似乎有点无可奈何，问我：“你说要不要带她去看医生，育儿专家之类的？”
“等我回来再说。”
“告诉我回程的航班号码，我过来接Caresse。”
“你来接Caresse吧，另外有人会来接我。”他不说来接我，我也无所谓。
“好。”他回答。
挂断电话，我妈看了我几眼，好几次欲言又止，最后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们两个现在到底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你们好像还满好的样子嘛…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妈接着盘问。
爸爸则开始循循善诱：“你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老是喜欢一手抓着爸爸一手抓着妈妈，一边走一边跳啊？你女儿要是也想这样，你一个人是抓她左手还是右手好啊？”
我没接茬，又是个没办法回答的问题。我只能叫自己相信Caresse不会因为我跟Lyle不能走在一起而错过任何一点点可贵的童年乐趣。
一个礼拜之后，我重新收拾东西准备回去。爸妈在旁边看着，妈妈抱着Caresse，感叹：“刚刚熟悉了又要走了。”
而我拿起那个旧水晶球，问他们能不能带走，纽约可能有地方可以修。没有人反对。
飞机在JFK机场落地是当地时间下午五点多。照之前说好的，Lyle来接Caresse，我叫了Nick来接我。如果是Hiroh那样的环保主义者，一定会算算我们浪费了几升汽油，多排放了多少吨温室气体，只为了人类和人类之间微不足道的感情问题。
走出国际到达口的时候，Nick已经到了，靠在一面半人高的玻璃扶手旁边，手里拿了几页纸在看。我隔了很远叫了他一声，他抬头看见我和Caresse，就朝我们挥手。Caresse坐在行李车上也使劲儿朝他挥手，等到了他旁边，又非要抢他手里那叠纸。
我拉住她说：“不可以。”但根本没用，她就是觉得那些纸是再好玩没有的玩具。
“嘿，我们做纸飞机好不好？”Nick蹲下来对她说，从那二十几页钉在一起的A4纸里面撕下一页，把剩下的全部给她了。Caresse马上不吵了，目不转睛的看着他折纸。
“撕掉要不要紧啊？”我问他。
“可以再印嘛。”他一面低头折纸一面回答，“我很会做的飞机的，会十几种不同的叠法，飞的很远的。”
飞机很快做好了，凑在嘴边哈一口气，掷出去，飞的平稳轻盈，滑翔了很远才落到地上。Caresse看呆了，急的跳脚也想试一试。Nick跑过去把飞机捡回来给她。她记住了那个哈气的动作，差点把半个飞机都塞进了嘴里。
“机头沾上口水就不平衡了。”Nick一本正经的跟她解释，把着她的手教她飞，“飞到妈咪那里去，妈咪站远一点，来，一、二、三，起飞…”
Caresse掌握不好松手的时机，试了几次才有一次成功的飞出去两三米的距离。我忙着接他们的飞机，直到Lyle走到我旁边，才注意到他也到了。
90. Roseola
Lyle跟我打了招呼。看到Nick，两个人相互点了点头，没有握手的意思。他走过去抱Caresse，小姑娘正玩的起劲，少不了的又小闹了一场，直到哄她说带她去吃蛋糕，才安静下来。我们告别分手，其实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却故意选了不同的路走。走出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Lyle已经走远。Caresse趴在他肩膀上，尽管隔了几十米的距离，我还是相信自己看到了她眼睛下面还挂着的那朵泪珠。
上了车，Nick问我：“玩的开心吗？”
“累死了。”我回答，“Caresse满十八周岁之前，再也不带她出去了。”我发了狠话。飞机上，除了睡着的时候，这个小朋友没有一刻是安生的。如果不能离开座位，我就得给她唱歌，讲故事，陪她看动画片，把故事解释给她听；飞行平稳的时候，她就非要不停的从机头走到机尾，再走回来，跟看到的每一个人灿烂的笑。我总得陪着她吧，结果，从上海到纽约有一半路是走过来的。
回到家里，我洗了澡，上床就睡着了。做梦做到Caresse一下子变得很大了，我到幼儿园去接她，而后两个人又到了游泳池里，我穿着夏天的衣服，Caresse穿了一套可爱极了的小比基尼游泳衣，唯一遗憾是梦里面的光线不像夏天，总是暗暗的，有点。
不知道几点钟，我被电话铃声惊醒，心惊肉跳的趴起来接电话。我只在客厅放了一部电话，铃声在卧室里听起来很轻，可能响了很久了，一直没听见。
“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开手机？”是Lyle，接起来就是这么一句，吵架的语气。
我被他问的有点懵了，外面天已经黑了，墙上的钟走到两点二十分。“我在睡觉。”我回答，半夜还能干嘛？
他顿了一下，换了种比较礼貌的口气：“Caresse发烧了。我们在医院。”
我立刻清醒了，“哪个医院？现在怎么样？体温几度？”
“东七十七街上那间，一个小时之前量是103度…”
“我马上就到。”我没听他说完，挂掉电话，用最快的速度拿了钱包手机，随便披了件运动衫，就冲出去。一路跑到大路上直到拦下一辆出租车。上车坐定，就在手机上换算那个听起来很吓人的华氏度数，换成摄氏度也要接近39.5。快到豪斯顿大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穿了件很薄白Tee却没带bra，只能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
二十分钟之后，车子在那间医院急诊入口前面停下。我付了车费下车，一边朝里面跑一边打Lyle的手机。照他告诉我的号码，在8楼的一间儿科病房找到他们。房间里面总算不像楼下急诊大厅那样灯火通明，Caresse坐在小床上面，眼睛哭得通红，身上全是吐出来的东西，精神倒还不错。Sandy正在给她换衣服。Lyle蹲在床边，嘴里唱着几句关于小蜘蛛或是小绵羊的儿歌。看到我来了，Caresse又兴奋了一下，眼泪还没干又在笑了，伸出双手要我抱她。我过去握住她的手，手心又干又热。
我问Lyle：“什么时候开始的？医生说是什么病？”
回答我的却是Sandy：“九点钟我送她上床的，十一点多发觉有热度，101度多，在急诊室吃过退烧药，降到99度，一点钟又烧到103，刚刚吃过药，差不多全吐了…”
“医生说是什么病了没有？”我带着点火气继续问Lyle。
他总算答我了：“验过血，可能是流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