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沉下脸，再没说什么，径直出门。
我知道他从来没有太多耐心，肯亲自安排度假，已经算放下身段。他大概觉得我这次出尔反尔，仍旧是为那条短信耿耿于怀，却又碍于教养不肯公然吵闹，于是变相惩罚他，简直是矫情得不可救药。
我想，至少我得找出父亲是谁，才能有一个像样的解释。
我唯一的线索就是那两个纸箱里的东西。
我妈妈生前没怎么在我们面前流露她感性的一面，她的遗物同样没有多少感情色彩。她保留着读书时做的笔记，后来又写了厚厚十来本工作笔记，谈的全是日常行医与教学，却没有留下现成的生活日记来告诉我一切。
我花了两天时间，将一大堆零零散散的东西全倒出来，试图拼凑妈妈的一生。
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
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我抽出发黄的信纸，信是用纯蓝墨水写就的，竟然没怎么褪色，字迹纤细而工整。看到开头母亲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经有些发酸。
燕子：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意外，又很开心。我确实是方圆上百里留下的最后一个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像你看到的那篇报道里写的那样无私奉献，大概记者觉得必须把我拔高一下，宣传起来才更有意义吧。
我已经结婚，儿子今年五岁，理论上说，我可以带着丈夫和儿子返回省城，熬上几年，他们的户口也许可以解决。可是我回去探亲，感觉我出生的地方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无所适从，根本无法适应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很好，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从居住条件到经济收入都并不宽裕，无法接纳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职业也不过是去街道小厂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后，我只好选择放弃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帮我尽孝。
每个人都在找自己在生活中合适的位置，至少在这里，还有很多人是需要我的。
清岗这个地方也慢慢有了变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开始多了起来，我想生活总归是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前进。
我和过去的同学联系不多，毕竟插队这种经历太过艰苦，大家好不容易摆脱，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才有回顾与怀旧的情绪。
很抱歉，我并不知道何原平的下落，据我所知，他与所有同学都断绝了联系。他家离我家不远，去年我回城探亲时，探访了他的父母，他们说跟他没有联系，完全不愿意提起他。也不能怪他们，他们和我父母一样，都是好人，一生谨慎老实地生活，视名誉脸面大过生命，无法接受发生在何原平身上的事情。
看了你的来信，我心情很复杂。不管怎么说，请不要那样激烈地批评自己，燕子，我不能替何原平说谅解，也不认为我有资格评价你的行为，那种身不由己的年代，我们每个人都有被扭曲的时刻。
事已至此，你不要再拿往事折磨自己。我现在相信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向前看，放下心头的负担，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雪萍
我的目光牢牢定在三个字上面：何原平。
这和妈妈在病房中对梅姨提到的那个“他”应该是同一个人吧。
_5
第二天，我抄下梅姨信封上的地址，决定直接过去。
我设定好导航仪的路线，开了将近三个小时车，到了一个叫清岗的县级市，稍事休息之后穿城而过，继续向前，道路两旁种着高大的意杨，两边风景一成不变，前方好像看不到尽头。我时时疑心走错了路，终于看到路边出现刘湾这个村名，才松了口气。
入村的道路看上去刚刚修好不久，狭窄，但是十分平整。村口有一个不大的池塘，一群鸭子悠然浮在水面。我停好车走下来，立刻被无处不在的甜香包围住，深深呼吸，举目四望，村子里种了不少桂花树，金黄色的桂花一簇簇开得正好，池塘另一侧坐着老头儿老太太在晒太阳打麻将，几个孩子好奇地围了上来，隔了一点距离看着我，然后咬着手指相互讲悄悄话，显然这里并不是每天都能看到陌生面孔的。我问到梅姨，他们马上活泼起来，争先恐后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梅姨是我们这里的医生。”“跟我走，我带你过去。”
梅姨住在村子东头，院门敞开，我走进去，只见她正在厢房里为一名脏兮兮的小男孩处理长满脓疮的头部，神情专注，同时教训着旁边一个同样脏兮兮的老头儿：“我说过了，要注意个人卫生，不然怎么上药都是白搭。”
那老头诺诺连声，但显然根本没听进去。
我有洁癖，所以没有像弟弟那样追随母亲选择学医，当然无法直视这个场面，来不及跟梅姨打个招呼，就匆匆退到院子里去。
从敞开的屋门看进去，梅姨终于给小男孩上完药，又打来热水，细心替小男孩做了清洗，然后拿了口服消炎药给老头儿，叮嘱他按时给孩子喂服。她送他们出门，看到我，十分诧异：“可可，你怎么来了？”
在来的路上，我准备了一套礼貌寒暄，打算先谢谢她去探视我妈妈，出席追悼会，再慢慢迂回到我想打听的事情上面，可是面对梅姨，突然觉得这个心眼儿来得未免太小家子气了：“梅姨，我想跟您谈谈。”
她默然片刻，我猜她多少知道我的来意，而且并不想谈。可是我不打电话，径自远道而来，登门直入，这温婉敦厚的女人没法一口拒绝我提出的要求，叹了口气：“天气不错，我们出去走走吧。”
刘湾很小，我们很快走出了村子，外面是大片的旷野，正值秋天，阳光没有盛夏时的炽烈，照在身上暖洋洋的，我们在一棵大桂花树下面坐下，风扑面而来，仿佛可以穿透身体所有看不见的空隙，带走多余的思绪。
“空气真好。”我喃喃地说。
“对，远离城市至少有这一点好处。”
细碎的桂花随风飘落到我身上，我拈起一朵，凑到鼻尖闻着那甜蜜的气息：“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高大的金桂。”
“以前我家有一株桂树，比这棵树还大，可惜……”梅姨摇摇头，没说下去，“空闲的时候，我喜欢到这里来坐坐。”
我们隔得很近，我可以清晰地看到她面孔上细碎纵横的皱纹和斑点。我一向被人夸赞比实际年龄年轻，但我自己知道，皮肤因天生肤质再加上后天护理，能够保持相当长的青春状态，但眼睛无法骗人，时间在不断为我们增加阅历的同时，也为我们写下岁月痕迹，最早改变的就是我们的眼睛。我早就不再有少女的眼神，而梅姨的一双眼睛却是清亮平静的。
“梅姨，我没想到你跟我妈妈一样是医生。”
她莞尔：“不一样啊，你妈妈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大夫，我只是接受初步培训的村医，可以为附近乡邻处理一点简单的病情，碰上复杂的病例，一定要往乡卫生院或者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送的。”
我妈妈是医生，我知道行医是高尚的职业，可是十分辛苦，而当乡村医生尤其清苦崇高。这里远离城市，偏僻荒凉，我实在不能理解一个大城市长大的女孩子怎么会选择永远留下，成为一名农妇。我迅速在心里算了一下，从她下放那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四十年，超过半生了。我把自己的烦恼强加于她，真的说得过去吗？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做到从这样的疑惑中解脱出来。
“梅姨，何原平是谁？”
“你怎么会问起他？”
“我找到你以前写给我妈妈的一封信，提到了这个名字。”
她迟疑片刻：“他跟我一直是邻居、同学，当年也插队到了这里。”
“他和我妈妈……是什么关系？”
“可可，那是过去太久的事情，如果你妈妈生前选择不对你提起，我觉得你就没必要在她过世之后继续探究。”
“梅姨，我妈妈有她的少女时代，有完全跟我无关的一段生活，甚至还有跟我父亲无关的情感经历，这些我都能够理解，我无权翻检什么。可是，”我停顿一下，艰难地开口，“我现在最大的困惑不是关于她的过去，而是我自己。我今年三十四岁，梅姨，在这个年龄，突然知道自己与父亲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她怔住：“你确定？”
“我们血型不符，我悄悄去做了DNA鉴定。”
当然，我没有惊动父亲，而是软硬兼施，强拉着百般不情愿的子东去做的，结果表明我们只有一半亲缘关系，同母异父。
“我实在没办法当什么也没发生过，所以我必须找到一个答案。除了您，妈妈没和过去一起插队的知青有联系，您一定知道内情。那个何原平，他是我父亲吗？”
梅姨长时间沉默，我的心跳越来越沉重，几乎喘不过气来，绝望地想，看来我也得去做一次体检，看看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终于，她开口了。
“恐怕我没办法给你一个答案，可可。”
我的眼泪一下奔涌了出来。当然我没卑鄙到处心积虑用泪水软化梅姨，得到想要的答案，可是我突然失控，无法令自己保持一个成年人应有的态度。我痛哭失声，梅姨搂住了我，她身上混合着消毒水的气息，是我曾经熟悉的、属于当医生的妈妈的味道。可是梅姨的怀抱带着温暖的触感与母性的气息，而妈妈从来没给过我这个感受。
她已经永远离开，留下一个巨大谜团给我，我越发顾不得羞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等我缓过劲来，发现我的泪水已经打湿了梅姨的肩头。我哽咽着说：“对不起。”
她摇头，递一条蓝色格子手帕给我，我接过来擦着脸。我早已经用惯方便的纸巾，这时才感觉到柔软洁净的棉质手帕用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久远的记忆如同冰河乍然解封一般，一点点涌出来。小时候，外婆也曾在我罩衫上用别针别一条花手绢，送我去上幼儿园。到了上小学，为我做这件事的是我妈妈，不过我嫌将手绢别在外衣上未免太幼稚，总是等走出她的视线，将手绢取下来，胡乱塞进书包里。这样的小细节，我从来没认真回忆过，此刻却清晰得如同刚刚发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能求得您的理解。如果可以选择，我也情愿不知道这件事。在这之前，我一直不缺乏爱，先是跟外公外婆住在一起，他们和小姨都很疼爱我，后来父母把我接到汉江，我有了弟弟，有了和别的同学一样的家庭。我跟爸爸虽然不算亲密，可他一直都是个尽责的父亲，对我很好，我的家是和睦完整的。现在我的整个人生突然被颠覆，我做不到说服自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
“你只比我儿子大一岁，可可，我也是一个母亲，能够理解你的心情。可是我很矛盾，有些往事，无论对于逝者还是生者，都太沉重，重提是一件残忍的事情。”
“我做好心理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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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高估了我的心理承受能力。
从前我只从和小姨的闲聊里约略知道外公外婆在那段岁月曾被隔离审查，吃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苦头，而妈妈高中没有读完，就作为知青下乡，一去五年。小姨因为年纪尚小，被一位远房亲戚收留，侥幸留在了城里。外公外婆不像寻常老人那样喜欢忆旧，每每听到小姨对我讲过去的事都会皱眉，而妈妈更是绝口不提她的那段经历。我和弟弟一样，对于过去的兴趣十分有限，现在看来，小姨天性中的乐观跟他们完全不同，也许他们正是不堪回忆重负的那一类人。
“当年我们知青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岗，你母亲只比我和原平大一岁，但已经先来这里待了两年多时间，她人很好，对我们指点照顾很多。她来自北京，看过很多书，还曾随父母调动工作，去过不少地方，而我们从出生到下乡之前，都没有离开过生活的城市。白天我们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我们会聚在一起，听她讲她读过的那些小说，我们会听到入迷。那时我们最喜欢听她讲苏联小说《静静的顿河》，现在我还记得那些拗口的人名：葛利高里、阿克西妮娅、娜塔妮亚……”
我记忆中的妈妈好像只阅读专业书籍，甚至没像别的母亲那样在小时候给我们读童话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她曾经有过热爱小说的少女时代。
“原平十分多才多艺，会很多乐器，二胡拉得尤其好，他拉各种曲子给我们听，也是我们最喜欢的消遣。后来我被抽到公社里当赤脚医生的助手，都没能听完你妈妈讲的《静静的顿河》。农村交通不便，知青生活十分艰苦乏味，我们聚会的机会并不多。到了冬天农闲，我们都去修水利设施，才碰到一起，我看得出来，你母亲跟原平……很谈得来，相互关心彼此。”
他们曾是一对恋人？我很想问这个问题，却又有些情怯。
梅姨似乎看出我的心思：“那几年知青开始慢慢有了返城的机会，招工、推荐上大学成了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来自不同地方，意味着将来会各奔前程，很难有真正在一起的机会。而且当时风气保守克制，农村尤其怕人议论，我猜他们同样会考虑到种种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像现在年轻人那样，有了感觉便走到一起。”
我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1976年底，我记得应该是快到元旦了，原平被抓起来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罪名，”梅姨有些艰难地说，“据说是公社书记下到村子里，当场抓获他强暴女知青，而那个女知青是你母亲。”
我呆住，我来探寻自己的身世，并不想听到自己竟然是一起犯罪事件的结果。
“我连忙赶去打听，听说你母亲先是否认这件事，可是审查之后，她突然沉默了。我完全不相信原平会干出这种事，于是专门去找她，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肯说，把我拒之门外。”
我定一定神：“听起来我妈妈并没有指证发生了强暴啊。”
梅姨涩然摇头：“对，她没有直接指证原平，可是也没有为他做开脱。原平被关在公社一间废弃房子里，我在深夜找过去，隔着窗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他反过来问我：燕子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都叫你妈妈燕子。我只能实话实说：她什么也不说。没想到原平听到之后，沉默了许久，说：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困惑。大概一个月之后，你母亲的父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他们身体有问题，打报告将女儿接回城里，于是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唯一的证词。那个年代，法制并不健全，原平每天都必须接受批斗。后来我听别的知青私下议论，原平曾经因为就招工指标的分配提意见得罪过书记，书记很可能是在借故报复他，但是他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没人肯公开质疑书记，为原平鸣不平；而村民们对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这类事，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批斗会当成一种消闲娱乐，根本不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
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可是，”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
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她十分犹豫不决。
“可可，他有他的生活，有一个女儿。我们联系并不频繁，以前是写信，后来偶尔通电话，都是随便闲聊几句，从来不谈论往事，他也从来没提到过你母亲，所以直到你母亲住院前，我都没对她提起过他。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看到你出现在他面前。”
“我也不确定我是否有胆量出现在他面前，毕竟……”
毕竟我妈妈太对不起他了，原本只是两个年轻人在寂寞绝望的环境里情不自禁偷欢，却让他一个人付出那样的代价。在三十四年之后，站到他面前，自我介绍是他的女儿，再怎么乐观去联想，他都不可能觉得是一个意外惊喜。
我彷徨不已，喃喃地说：“但我想我妈妈欠他一个道歉。请您别对他提起我，我要好好想想，该不该去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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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清岗回家后，又过了一天，总算接到小姨给我打来的电话，听到我的问题，她顿时哑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小姨，只有你能告诉我真相。”
“可可，刨根问底对谁都没有好处。”
“我并不是存心想毁坏妈妈的名誉，我只想知道我父亲是谁。妈妈去世前曾跟你说过什么？”
她又是一阵沉默。妈妈病重时，她曾请假飞过来在医院陪护了半个月之久，我每次过去，都看到妈妈与她姐妹两人依偎在一起交谈，越发认定她们之间的谈话肯定包含着我想知道的事。“就算你不告诉我，我也一定会弄清楚的。起码我可以直接去找何原平。”
“不不不，可可，不要去找他。”
“这么说妈妈确实对你提到过他？”
她无法否认。
“小姨，我已经是成年人，能够坦然面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只需要知道真相就好。”
“没有你想得那样简单。可可，冷静下来听我说，电话里讲不清楚，我春节时会过来，我们可以好好谈谈，你千万不要去找何原平。他有他的生活，你妈妈那么负疚，也没有去找他，如果你贸然去打搅他，我觉得很不合适。”
我试图冷静。然而这件事缠绕在我心间，我无法抽离。
子东找我一起吃饭，试图开解我，而我打不起精神来。
“姐姐，有什么心事你可以跟我说。从小到大我们感情一直很好，那些甚至不会跟父母讲的话，我都会跟你说的。”
“可是你向我隐瞒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
“那是因为讲出来只会让你困扰，没有意义。”他叹气，“那天你拖我去验DNA，我应该抵死不从的。你看，你说验出个结果就能放下了，果然是鬼话。”
“换了谁也没办法马上释然。”
“你跟姐夫说了这件事没有？”
我摇头。他不解：“姐，不要把什么都闷在心里，姐夫的说服力比我强，跟他讲，他会开解你。”
“我不需要开解，子东，道理我全都懂，我只是……”
我打住，说来说去，我只是无法让自己放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