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欠谁一场误会 作者：唐欣恬
我叫黄青青，自北京至芝加哥求学。或者说，自北京至芝加哥疗伤。
爱的人不爱我，多么平凡的伤。呵。
新的城市中有两个男人，有着一模一样的脸。他们是我的新欢。而，那旧爱又幡然来寻我。
我欠谁的，谁又欠我的。也许，至头至尾都是一场误会。
序：我是来疗伤的
我叫黄青青，真名。我问我爸妈：“我为什么叫黄青青？”我爸说：“因为我姓黄。”我妈说：“因为我喜欢叫你青青。”
我有一个台湾同学，他叫黄又青。我问他：“你为什么叫黄又青？”他回答我：“这名字在台湾是有讲究的。”“又黄又青，代表小白菜儿？”“不，代表芒果。”我皱皱眉。我吃的芒果都是又黄又红的。我说：“你应该叫黄又红。”黄又青说：“那是我妹妹。”
唐人街往东四个街口的地方有一家墨西哥超级市场，常常减价出售芒果，一盒五美元，一盒九个。平时，是一盒九美元。它常常减价，我常常买。我喜欢吃芒果，与黄又青无关。他有妻子了，还有个三岁的儿子。
我二十三岁了，明年狗年是我的本命年。张逍对我说：“明年就是你年了。”我挠着头问：“我年？”“你年就是狗年，狗年就是你年。”张逍在北京，他只能通过视频窗口看见我挠头和抡拳头。
黄青青，女，二十三岁。
我在芝加哥。很多人说，罪恶的芝加哥。
我十四个月前在北京国际机场对我妈说：“妈，我这就去拯救罪恶的芝加哥了。”语毕，我的膝盖磕上了行李车。我妈泪眼婆娑地说：“青青你慢点儿。”我妈常常说“青青你慢点儿”，“青青你轻点儿”，“青青你稳当点儿”。所以，黄青青是个愣头青。
我黄青青心里有伤，我黄青青是来芝加哥疗伤的。
第一话：抵达新阵地
距离登机还有一个半小时，我坐在候机室里打瞌睡，脑袋一下一下地往下栽。每栽一下我就看看表，每看看表我就继续打瞌睡。
一小时过去后，我转了转脖子，走到登机口的服务台，说：“请问，今天的商务仓有没有客满？”漂亮的服务姐姐查了查电脑，温柔地说：“没有。”我向漂亮姐姐出示了我的内部机票，问：“那我是不是可以免费升仓？”漂亮姐姐看了看票，说：“当然可以。”我说了谢谢后转身走了两步，她叫住了我：“小姐，您穿牛仔裤，我们不可以让您升仓。”我瘪瘪嘴，说：“我明明见过穿牛仔裤的坐商务仓。”“您的票是航空公司的职员票，必须穿正装。”“正装？裙子可不可以？”“可以。”我扭进洗手间，换上裙子，扭了出来，走向服务台。
漂亮姐姐脸儿绿了，她嗫嚅：“牛仔裙也不可以。”于是，我的脸儿也绿了。我翻了翻随身的行李，除了那条牛仔裤和这条牛仔裙，我并没有可以穿在腰以下的东西了。漂亮姐姐说：“小姐，您可以交费升仓。”“交费？我不。”我抱着包离开了服务台，准备老老实实地坐经济仓了。
一个皮肤白净的男人向我走过来。他手上有个衣架，衣架上挂着一条裙子，不是牛仔的。他把衣架交给我，说：“换上它。”我看向他的脸，然后我的脸就红了。
我的脑袋又栽了下去，于是我醒了。我抹了抹潮湿的嘴角，登机了。
这飞机飞往芝加哥。
我以为我一下飞机就可以看到我爸那张与我有七分相似的脸，但是没有。不过我看到了“黄青青”仨字，在一个大男人手里的大牌子上。那男人真的很大，很魁梧，那牌子也真的很大，我三百度近视，裸着眼，也远远地就看到了。
我走到他面前，像小矮人似的仰视他，说：“我是黄青青。”大男人笑得像尊佛，说：“青青，你爸临时出差了，他把你交给我了。”我一哆嗦，想到了“羊入虎口”四个字。他又说：“我叫严誉。”颜如玉？
他交给我一张纸，我打开一看，上面是我爸的字迹：青青，我临时出差，你听严叔叔安排。我决定了跟严誉走，哪怕他是歹人。他有我爸的字迹，说明我爸在他手上。我必须跟他走，在拯救罪恶的芝加哥之前，拯救我爸。
当然，严誉不是歹人。他的确是我爸朋友。我爸也的确临时出差了。我那张内部机票就是我爸托严誉买的。严誉和我爸都过了穿牛仔裤的年纪，所以他们并没有为我预料到那个隐患。
事后，我对严誉说：“严叔叔，我当时怀疑过您是歹人。”严誉反问我：“人人觉得我生着佛相，你竟然怀疑我是歹人？”我告诉他：“人不可貌相。”
第二话：彭其你混蛋
九月的芝加哥还有一点潮湿。我大口大口地呼吸。我说：“黄青青，加油。”我黄青青的心里有伤，我黄青青是来芝加哥疗伤的。
我的公寓在一座总共四十三层的楼里的四十二层。房间里有厚实的地毯，从窗口可以看见粼粼的密支安湖。
严誉问我吃不吃川菜，我说吃，不过我现在不想吃，我有点累。严誉说他的儿子也在这里，住在十六层。我眼睛亮晶晶地问："严叔叔，您儿子几岁？""何止几岁，二十四岁了。"我的眼睛越来越亮，问："帅不帅？"严叔叔又露出佛一样的笑，说："我不知道帅不帅，反正他长得像我。"我眼睛不亮了。我心想：原来是尊小佛。
严誉告辞后，我坐在窗台上，居高临下，下面的一切不过像是或大或小的昆虫而已。远处忽然有了烟花，大朵大朵地绽放。我平视烟花，眼睛一眨不眨。
我爸打来电话，说他五天后回来。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正在忙。她说："行了行了，到了就行了。"说完，挂了。我糊涂了，这个妈和那个在北京机场里哽咽的妈是不是一个妈？是。所以，人是很坚强的动物。我是人，所以我也很坚强。所以，我没有联络那个男人，那个我爱他但是他不爱我的男人。他喜欢我，喜欢了整整六年。六年后我相信了，喜欢和爱之间，是一道银河。他是我心里的伤，他叫彭其。
转天，我醒来的时候只有五点。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醒来过了，感谢时差。天空是干净的灰色，不阴沉，只是在黑白交替而已。天空又变成红色，白色，蓝色。原来，天是这样亮起来的。
有人敲门。我从猫眼儿看见一尊小佛。我开门，问："严什么？"小佛说："严维邦。"后来，我知道严誉的工作是维护邦交关系。可惜，严维邦白白叫了严维邦，他抗拒从政，和我一样。
我和严维邦去了星巴克吃面包圈喝咖啡。
严维邦说话不怎么幽默，却很识我的幽默，甚至在我没幽默的时候，他也笑。事实上无论他笑不笑，都像小佛。所以，我也笑。之后，我们去了超级市场。我买了十个苹果，十美分一个。严维邦说："这苹果又大又便宜。"换了是我，我会说这苹果百年不遇，或者说这苹果可遇而不可求。
我问："维邦，你有没有女朋友？"他说："有，韩国人。"我心想，也许严维邦说英语或韩语比较不会让人觉得闷。
严维邦鼓捣了一会儿我的电脑，它就可以上网了。我登录MSN，看见了彭其。我对严维邦说："谢谢你。"我们面对面站了五秒钟，严维邦茅塞顿开，说："那我先回去了。"我把他送到门口，他停下来说："明天我带你去学校转转。""嗯。"我回答。严维邦和我同一所学校，他读计算机的博士，我读金融的硕士。
我回到电脑前，彭其不在了。我喊了一嗓子："彭其你混蛋。"
第三话：有个推销电话卡的人，叫徐恩
我和严维邦去了主校区。转了一圈，他去上课了，我就自己继续转。主校区有地上铁从中间经过，周围也有地下铁，路上是一辆辆黄底儿黑字儿的校车，拼命地往返。什么颜色的人都有，从皮肤和头发，到眼睛。我有那么一会儿觉得我这种黄皮肤和黑头发的人比比皆是，可后来我发现这是一种错觉，一种由黄黑相间的校车引发的错觉。也有那么一会儿，我忘记了彭其。
还有一个小时严维邦才下课。
我鬼鬼祟祟跑到他教室外面，朝他挤眉弄眼。这小佛目不斜视盯着老头教授，结果老头教授比他还先看见了我。老头教授问我有什么事，我结结巴巴地说“没事，我走了”。我说“我走了”的时候直勾勾地盯着小佛，小佛一知半解地点点头。在老头教授用标准的西方式热情跟我道别后，我扬长而去。
站台上有很多鸽子，深深浅浅的灰色，飞来飞去，啄地上的碎屑。如果这些鸽子飞去了中国，会不会相当于飞进了盘子？我有点悲伤，不知道为什么。
地铁呼啸而来，我跟着轻轻颤抖的站台轻轻地颤抖。
车厢里的人屈指可数，加上我不超过五个。有个黑人朝我走过来，停在我面前，开始唱歌。他胸前挂着个牌子，上面的单词表示他是个乞讨者。他的歌很有节奏，让人愉悦。但是我告诉他，我没有钱。他似乎并不介意，继续唱，一首又一首，我的确感到了愉悦。
我进了卧室，爬上床，沉沉地睡了。感谢时差，让我没力气思念彭其。混蛋彭其。
五天后的晚上，我焖了一锅米饭，炒了一盘西葫芦，切了一块酱牛肉，等我爸回来。
我爸一进门，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说：“青青，怎么又胖了？”我二话没说，把一盘西葫芦倒进了垃圾袋，然后提拉着我爸去下馆子了。
路上，我爸忏悔：“青青，我错了，一会儿你点菜悠着点儿行不行？”我笑里藏刀：“行。”
如果不是我爸说我胖了，我不会去下馆子，如果我们没有去下馆子，我也不会遇见徐恩。
我认识了徐恩是因为徐恩趁我爸去洗手间的工夫过来和我搭讪。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这小子胆儿不小。
徐恩站在桌边对我说：“我叫徐恩。”
我的筷子停在一只椒盐虾上，仰起脸问：“你叫徐恩又怎样？”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徐恩把一张纸撂在我面前，走了。我的视线跟着他，看见他走回我斜后方的一张桌子。他和另一个男人面对面坐着，我可以看见他的脸，和另一个男人的背。那男人的背和徐恩的很像。徐恩撂下的那张纸上只有“徐恩”两个字和一串电话号码。
我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那张纸收了起来。我问我爸：“这边是不是有很多推销保险的？”我爸不以为意地说：“保险？不多。倒是有很多长途电话公司的，推销电话卡。”我点点头，笃定了徐恩是个卖电话卡的。因为，自十六岁起，只有四个男人和我搭过讪，而这四个男人加在一起，也比不上徐恩的一根手指。我注意到徐恩的手指很漂亮。
徐恩这种男人是没道理来和我搭讪的。
我不想买电话卡。我把徐恩撂下的那张纸扔了。
第四话：开学，开学
彭其发来了邮件，短短几行，连标点都没有。我也不喜欢标点。
彭其说：“青青，我吃了十五个饺子，素的。”我来芝加哥的前一天，给彭其包了一百八十个饺子，素的，猪肉的，羊肉的，各六十个，放在一个个托盘上，冻进冰室。我还在托盘上贴了标签，以区分不同的馅。当时彭其见了饺子，紧紧抱住我，还是没有说“我爱你”。我不擅长炒菜，我只会调十二种饺子馅。因为彭其喜欢吃饺子。
我回邮件：彭其，你为什么不爱我？彭其，你为什么不噎死？
写完了，我关了电脑。我没有把它发给彭其。
在我开学之前，我爸又走了。我的独立，是我爸我妈自我还嗷嗷待哺时就开始培养的。不过，分别并不影响我们三人之间的感情。
开学那天，严维邦送我去学校。我所在的商学院并不在主校区，而是在市中心的一座黑色玻璃楼里。
严维邦两天前买了一辆黑色宝马。我对他说：“这车不适合你。”他问：“为什么？”我说：“你是小佛，应该腾云驾雾。”小佛笑了。
前台坐着的都是性感的尤物，我挑了个棕发的。我从她手上得到我的胸卡和报到文件后，就按照她的指示去了会议厅，准备承受那一系列的致辞和介绍。
致辞开始前，我认识了一个美国男人和一个越南女孩，他们和我同一个专业。这就是胸卡的用处，它可以暴露所有者的专业。我有点不自在，因为人人看见我后都先看我的胸。不，是胸卡。
美国男人麦克三十岁的样子，他在洛赛银行的投资部工作。越南女孩比我矮了十公分不止，她和我一样，仅仅本科毕业而已。她的越南名字我记不住，她的英文名字是安娜。
我坐在会议厅的后排，觉得前面一个个脑袋好像各种颜色的皮球。
致辞开始后，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男人走进来，坐在了我旁边。他就是黄又青，台湾人。他读MBA。
黄又青指着正在致辞的大胡子男人用中文问我：“他之前有没有说什么重要的事情？”我用中文回答他：“没有。”我很愉悦我可以说“没有”，而不是“NO”。黄又青的头发很长，无名指上的戒指很粗犷。
中午，我在学校吃免费的自助餐。我的盘子里盛满了意大利面和哈密瓜，杯子里是柠檬汽水。黑色的和白色的男人们都很高，在我左右来来回回，让我感到压迫。我忽然很想念黄色的男人，想念彭其。
我看了看安娜的盘子里，面条不超过十五根。黄又青在隔壁桌喝着啤酒，时不时地向我举杯。
吃到一半，我看见严维邦了。他正端着盘子在找座位。我朝他挥了挥手，他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了我旁边。
我问他：“你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严维邦又成了一尊笑佛。笑佛接了通电话后，急急忙忙要走，结果把车钥匙落在了托盘边缘的下面。我追下楼。笑佛开车前对我说：“晚上我们有几个朋友一起吃饭，你要不要来？我来接你。”我点点头：“行。”
第五话：徐恩没道理对我穷追不舍
如果严维邦没有来揩我们商学院的油水，如果他没有落下车钥匙，如果我没有去和他们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我不会又遇见徐恩。
徐恩是严维邦的“几个朋友”之一。
严维邦来接我的时候，宝马上除了他还有他的韩国女朋友。韩国女皮肤很白，脖子很漂亮，像个妖精。佛与妖精，不知道是谁降了谁。
那间店叫“四川”。
我跟着佛和妖精进了“四川”，看见了徐恩。佛和妖精走向的那张桌子，也就是徐恩所在的那张桌子。徐恩认出了我，站起身说：“是你。”佛问：“你们认识？”徐恩说：“见过一面。”佛对徐恩说：“你丫是不是又往外送纸条了？”徐恩说：“你丫少废话。”我愣了。佛会说“你丫”？徐恩是“经常性送纸条患者”？愣过之后，我笑了。佛和徐恩同我一样，北京人。我心里暖融融的。
我坐在徐恩旁边，不说话。徐恩对我说：“你怎么不说话？”我咽下口中的茶，问：“这间是什么菜系？”徐恩拉住我的手，把我带到了店门口，指了指“四川”二字。我甩开他。我和徐恩回去的时候，佛和妖精，还有另外二男一女，通通盯着我们。
吃完饭，徐恩悄悄掖给我一张纸条，又是他的电话号码。我没有扔，但是我并不准备打给他。
我对严维邦说：“原来你也会说‘你丫’。”严维邦说：“我在男人面前说，在女人面前不说。”可事实上就算他说“你丫”，他也像个佛。
上网，看见彭其。他发来消息：“青青，在干什么？”我笑了笑，关了电脑。
一周有三节课是从晚上六点至十点，这种安排纯粹是为了像麦克这样的上班族。
麦克总是在六点五分至六点十分之间赶来，穿着白衬衫，胳膊上搭着深色的西服上衣和暖色的领带。
班上的上班族占了一半左右。我的牛仔裤和球鞋让我觉得我和他们并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
威廉和麦克他们不一样，他总是在下班后换上便装才来上课。威廉天天戴着不同的棒球帽，可实际上他有一头浓密的卷发。威廉在向我借橡皮后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艾米丽。威廉说这名字很适合我。我想起了黄又青，他总是叫我“爱美丽”或者“爱米粒”。
严誉并不放心让我一个人在晚上十点钟坐地铁，所以他总是派遣严维邦驾驶着那辆黑色宝马来学校门口恭候我。我谢绝了，因为我担心严维邦的出现会让旁人误认为我是个有主儿的女人。我不可以浪费时间，我想在二十二岁谈恋爱，二十五岁结婚。
周三，我在学校二楼的自动售货机用五十美分买了一杯摩卡，靠在窗边喝。才喝了两口，我看见徐恩走进了我们这座黑色玻璃楼。我不认为徐恩是来找我的，我认为徐恩这种男人是没道理对我穷追不舍的。
喝完咖啡，我走楼梯准备去九楼的图书馆。这座玻璃楼中有八部电梯，所以楼梯间常常空空荡荡。我走到四楼，听见有从上往下的脚步声。我走到四楼半，看见了徐恩。徐恩的表情告诉我，他的确是来找我的。
第六话：他们都在和我讨论电话号码
我问徐恩：“什么事？”
徐恩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买手机？”
之后，徐恩带我去买手机。
徐恩开一辆香槟色尼桑。我平淡地说：“我比较喜欢维邦的车。”徐恩说：“你可以喜欢他的车，和我。”徐恩为我选了电话号码，我自己刷了自己的卡。我不想和徐恩扯上关系，包括感情和身体上的关系，还有金钱的关系。
回去的路上，徐恩说：“你把你电话号码的后两位对调一下，就是我的电话号码。”我愣了一下，说：“这下你不用送我第三张纸条了。”
徐恩的第二张纸条在我书桌左边的抽屉里，我想我用不上它了。
我还是不想和徐恩扯上任何关系。徐恩这种男人不适合我。
彭其又发来邮件，这次有标点。青青，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我笑了笑。彭其和徐恩，都在和我讨论电话号码。
我选择的投资专业是一目了然的阳盛阴衰，教室里，寥寥无几的女性点缀在愚笨的西方男性中。我之所以说他们愚笨，是因为他们面对基本的微积分也束手无策。而令我束手无策的自然是实践，在这些在银行和交易所里摸爬滚打了七八年的男人们面前，我总是觉得我像个白痴。我和威廉是互助的，虽然在我为他讲解数学题目时，中文的加减乘除平方平方根总是从我嘴里顺口而出，虽然在他为我演示各种统计图表时，我总是说“拜托你重复一次”。我的英语很糟糕，不过威廉性格很柔和。
我有时候会看着威廉健壮的手臂而分神。我是个寂寞而又不甘寂寞而又不会为了摆脱寂寞而付诸任何行动的女人。
市中心是个乱七八糟的地方，有乱七八糟的车辆和行人。总是有黑人叫我“漂亮的女孩”然后追在我的左右与我交谈。他们没有恶意，但是让我由于不知所措而面红耳赤。
上网遇见彭其的一个朋友。我并不愿意遇见他，因为他总是说一些令我感到疼痛的话，比如彭其爱谁，彭其在和谁做爱。我的朋友们说他喜欢我。我不在乎，因为彭其也喜欢我，而喜欢和爱之间，是一道银河。他不爱我，因为他总是让我疼痛。
他说：“彭其订婚了。”
我去密支安湖的湖畔奔跑。地上的沙很软，进了我的鞋，竟然让我的脚感觉很舒服。我风一样地经过与我同向或反向的人，也许他们不觉得我是“风一样”，而是“疯一样”。有液体从我眼睛中溢出，在它们落地时，我早已奔跑到了前方。
徐恩打来电话，我气喘吁吁地说：“什么事？”
徐恩下流地问：“怎么喘成这样？你在床上？”
我说：“你过来，我们上床。”
我回家等徐恩。徐恩真的过来了，二十分钟之后。
我开门见到他的时候，我还在喘，因为彭其和奔跑。
徐恩抱住了我，我没有推开他。
第七话：我还是处女
徐恩把我抱到了床上，压在我上面。他的右手伸进我的衣服，轻而易举地解开了我内衣的搭扣。我说：“徐恩，我是处女。”徐恩的动作停了下来。我狡猾地说：“徐恩，你怎么喘成这样？”徐恩笑了笑，轻轻系上了他刚刚解开的那个搭扣，坐了起来。我也坐了起来，莫名其妙地愉悦。
我没有撒谎，我是处女。彭其和很多女人做爱，彭其也很热情地亲吻和抚摸我，但是，我还是处女。彭其说：“因为我喜欢你。”
我问徐恩：“你不喜欢处女？”徐恩说：“不是。”“你认为我会用处女膜纠缠你？”“不是。”徐恩又说：“我会让你有个难忘的第一次。改天。”徐恩笑得自信满满，笑过以后在我耳边亲了一下。这是徐恩第一次亲我。我的耳朵红红的。徐恩说：“你耳朵很红。”我说：“因为徐恩你是只马蜂。”
其实我不应该关心彭其有没有订婚的，因为我是来疗伤的，疗彭其这个伤。但是我还是在MSN上问了彭其：“你订婚了？”彭其说：“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彭其说的是“还没有”，而不是“没有”。这其中的区别，我可以分辨。
讲数学的教授是个希腊中年美男子，他的鼻梁无懈可击得就像是用石膏雕刻的一样。彭其也有一个无懈可击的鼻梁。我看着希腊教授，忽然产生了用计算器砸他鼻梁的冲动。
我站起身，走出了教室。
我给徐恩打电话，占线。五秒钟后，徐恩打来电话，问：“你刚才和谁讲电话？”我说：“不关你的事。”“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给我打电话？”“目前还没想过。”我心想：徐恩，你小子没有福分。
徐恩说：“你十点下课是不是？我去接你。”我说：“你有没有《瘦身男女》？有的话，你可以来接我。”
挂上电话，我回了教室继续看希腊美男子的鼻梁。威廉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威廉说我的脸色很糟糕。
下课后，我从窗口往楼下看，看见了徐恩那辆香槟色的尼桑。
我走到徐恩的车子旁边，徐恩从副驾驶座上抄起《瘦身男女》的影碟，向我晃了晃，说：“上车。”我觉得这情形很俗套，如果车外的女人是妓女，如果车内男人的手里不是影碟，而是钞票。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怀里抱着影碟。徐恩问：“为什么想看这个？”我说：“不为什么。”确实不为什么。我和彭其看了几百张影碟，这张在那几百张中并不特殊。
彭其说过：“青青，你是个情绪化的孩子。”我答他：“你可以说我情绪化，但不可以说我是孩子。”答完，我就扎进彭其的怀里。不过，彭其在我面前是柳下惠。其实他不是不想要我，他只是不要我。
徐恩说：“你有点情绪化。”影碟从我怀中松脱，掉在了我的腿上。
第八话：丫就是一流氓
徐恩在客厅里调试影碟机，我在厨房里用热水冲红豆沙。我端着一杯红豆沙出来，问徐恩：“你要走，还是要留？”徐恩说：“要留。”我把红豆沙放在茶几上，又回厨房冲了另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