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恩坐在三人沙发上的中间,对我说:“过来。”我过去,坐在了他的右边。他长长的手臂绕到我身后,揽住我的肩膀。我靠在他身上,闻到香水的味道,女人的香水的味道。我笑了笑。

彭其的身上也常常有女人的香水的味道,很淡,很淡。

我把脚蜷缩在沙发上,像猫一样依偎着徐恩。我说:“徐恩,我累了。”说完,我睡了。我连徐恩的回答都没有听见。

我醒来的时候,郑秀文已经瘦身成功了。我躺在三人沙发上,而徐恩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面向着我。我说:“我竟然睡了这么久。对不起。”徐恩问:“彭其是谁?”我一愣,问:“你怎么知道彭其?”徐恩说:“因为你刚才说‘彭其,我累了’,然后睡了。”

徐恩在凌晨一点离开,离开前亲了一下我的额头。我闻到他身上有我的香水的味道。原来,香水可以这么容易的出卖男人。

第二天,严维邦在六点半打来电话。我含糊地问:“小佛,什么事?”严维邦并不介意我叫他小佛。他说:“你和徐恩干什么了?”我有点清醒了。我说:“徐恩?他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五分钟前看见徐恩的车,从车库开出去。他在你那里过的夜?”“小佛,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严维邦停了停,说:“对不起,误会你了。不过,青青,离徐恩远点儿。”“我以为徐恩是你的朋友。”“这王八蛋的确是我朋友,但丫不适合做你朋友。丫就是一流氓。”我咯咯地笑,说:“小佛,你说‘丫’字很迷人。”我漫不经心地问严维邦:“那你说徐恩是在哪儿过的夜?”严维邦说:“我本以为是你那儿,不过现在估计是八楼了。”“八楼?”“八楼有个十八岁的白妞儿,对徐恩死心塌地。”

挂上电话,我迷迷糊糊地继续睡。半睡半醒中,看见徐恩打开他香槟色尼桑的车门,于是一个又一个的女人从里面钻出来,各种颜色的皮肤和各种颜色的头发,钻出一个又一个,没完没了,像魔术似的。

我和安娜一起去韩国店买酱菜,远远的看见了徐恩。

徐恩穿得很正式,像是刚从会议室走出来,他手里拎着塑料篮,里面装着萝卜白菜,让他看上去有点滑稽。

我走过去,问:“徐恩,你从八楼到一楼,习惯走楼梯还是坐电梯?”徐恩的眼睛从冰柜里的冻鱼冻虾上转移到我的脸上。只一秒,我就知道我面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徐恩。虽然他的身形和五官,与徐恩的一模一样。

男人笑了笑,很沉稳,说:“我叫徐悉,徐恩的孪生哥哥。”我眨了眨眼睛,支支吾吾地说:“你好,我叫黄青青。”徐悉说:“我见过你。”“见过?”“你第一次见到徐恩的时候,我和徐恩在一起。”我记起了徐悉,他就是在徐恩第一次给我送纸条的时候,和徐恩面对面吃饭的男人。当时我只觉得,他们有一样的背。

安娜对我说:“那男人真英俊,不过似乎有点冷漠。”我一边挑选酱菜一边笑了笑,心想:他的弟弟和他一样英俊,而且一点也不冷漠。安娜的眼睛还盯在徐悉身上。这么看来,徐恩的尼桑上可以坐那么多女人,真是一点也不奇怪了。我对安娜说了严维邦对我说的话:丫就是一流氓。我说的是中文,安娜当然没明白。

我忽然发现,我在愤怒,因为徐恩。

安娜住在我们那座黑色玻璃楼的对面,市中心的位置,地方不宽敞,租金不便宜,图的就是个方便。

我抱着七八磅重的酱菜罐子去安娜家吃饭,酱菜拌白米饭。我吃得津津有味,又酸又辣出了一脑门子汗。

第九话:有人送了我花

严维邦又打来电话,说唐人街上的一间花店来给我送花,找不到我,问了楼下的黑警卫,黑警卫给黄跑腿指了条明路,这明路就是严维邦。

严维邦说:“青青,你的美丽无国界。回来时记得来我这儿取花。”我心想:严维邦说话越来越贫了。这人跟我一样,欺熟儿。严维邦也越来越傻了。还美丽无国界?我保证这花是徐恩送的。

我抱着我的酱菜罐子告别了安娜,一上马路就看见了威廉。威廉问我:“这韩国酱菜好吃吗?”我摇摇头,说:“不如中国的臭豆腐好吃。”我用英文说“臭豆腐”的时候,威廉的脸都不自觉地扭曲了。他一定以为这酱菜还不如中国的垃圾。也许他今后宁可吃中国的垃圾,也不吃韩国酱菜了。我爱我的祖国。

我去严维邦那里取花,一捧瓷瓷实实的红玫瑰。严维邦问我:“谁送的?”我反问他:“这话应该我问你。”“花店来的人说不知道。”我一奸笑,说:“小佛,这会不会是你送我的?”小佛傻眼。

这时,小佛的韩国妖精从里面走出来,和我打招呼。她穿着件全身儿的围裙,胳膊腿儿都光溜溜的露在外面。她的那个样子让我觉得她围裙下面也不会有什么布料,所以我和她打完招呼后就抱着一罐酱菜一捧花说拜拜了。

在电梯里,我又觉得是我自己过于邪恶了。也许她穿了背心和短裤,也许至少有内衣和内裤。彭其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但其实我不是。

我到了自己的公寓门口,也傻眼了。我看见徐恩在敲我的门,怀里还抱着个桶。我为我可以一眼分辨出徐悉和徐恩而感到不可思议。

徐恩看见了我,面有喜色,可下一眼他看见花,喜色又荡然无存了。我低头看看花,我并没有虐待它们,我甚至是怀抱着,不是手拎着。徐恩他还有什么可挑剔?我没问,他也没说。

我问:“你抱的是什么?洗衣粉?”

徐恩说:“是冰激凌。”

我又傻眼了。那个桶,大得足可以洗拖把。

我开门,徐恩跟进来。我把花放在一边,再把冰室中的存货通通扒拉出来,再把冰淇淋桶勉强塞了进去。

徐恩抱住我说:“你看,我全身都是冷的。”的确,他全身都是冷的,因为那桶冰激凌。我推开他,说:“去抱暖气。”我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地忙活,徐恩跟在我后面,说:“我送你的礼物不俗吧?你也觉得送花很俗吧?”我回头白他一眼,心想:装,徐恩,你就装吧。

我走到门口,徐恩也跟到门口。我开门,笑盈盈地把他推了出去。徐恩在我关门的时候问:“那花是谁送的?”我相信了,那花,并不是徐恩送我的。

我忘记了对严维邦和徐恩说我看见了徐悉,因为我脑子有点儿懵,为大罐的酱菜,大捧的花,和那大桶的冰激凌。怎么什么都那么大。

第十话:彭其说他没有订婚

彭其竟然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以为我在做梦。

彭其说:“是阿姨告诉我电话号码的。”这个“阿姨”是指我妈。我妈认识彭其,谈不上满意或不满意,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这个男人在我心中是怎么个位置。我妈总说:“青青,你都二十多岁了,怎么还不谈恋爱?”我说:“我等着呢,等着父母包办呢。”我妈曾当了真,真的从她手底下寻摸出一个小毛头。我妈还玩含蓄的,明明都在一个城市,还让我们从笔友开始。我悄悄嗤之以鼻,如今连一夜情都过时了,我还玩笔友,岂不让人笑掉了后槽牙。我又扪心自问,什么不过时?我当时的答案是:我对彭其的感情,不会过时。

我问彭其:“什么事?”

彭其开门见山:“我没有订婚。”

我以为我在继续做梦。

“为什么告诉我?”

“习惯了,有什么事都告诉你,就像你以前有什么事都告诉我。”

“以前?”

“以前。现在你并不愿意对我说什么了。”

“你喝酒了?”

“没有。”彭其不承认。我知道他是不承认。

我说:“我还有事,我改天联络你。”我毅然决然挂了电话。这不是做梦。

我趴在床上流眼泪,一点动静儿都没有。

彭其是个有主意的男人,自从我认识他的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个有主意的男人。那年的那天,我去给我爸买领带。一个男人从踏进店门口,到选领带,付款,到踏出店门口,不过三分钟而已。而且,他出店门口的时候,那条领带已经漂亮地系在了他的脖子上。那个男人就是彭其。我给我爸买了一条同样的领带。那天下午,我在地铁站又看见了彭其,他的领带松松地系在脖子上。我心想:他已经办妥了他应该办的事。我走过去,说:“你好,我叫黄青青。”就这样,我认识了彭其。那年,我十六岁。对我来说,十六岁那年,我的勇敢处于巅峰时期。那年,彭其二十二岁,本科四年级,正在马不停蹄地面试。事后,我对朋友说起我认识彭其的过程,朋友说:“换了是我,我会认为他在赶时间,而不是有主意。”不过,认识彭其的人是我,我就是认为他有主意。

所以,彭其订婚,或不订婚,都有他的道理。我不知道彭其爱谁。有时候我会安慰自己,彭其爱很多女人,但他只喜欢我一个。这就好像有十个并列的第一名,而我是独一无二的第十一名。

我还是想哭,因为我想嫁给彭其,但是彭其不想娶我。我是彭其的一只猫,一只狗,又也许是一只乌龟。彭其不会和一个宠物结婚。废话,任谁谁也不会。

哭过之后,我就笑了。我想我可以修炼成猫精狗精,要么是王八精。也许彭其会娶一个精。

那一捧玫瑰花在花瓶中拥挤地绽放。我忽然想到,这会不会是彭其送我的?毕竟,订花无国界。我又摇摇头,彭其从未送过我花,一朵都没有。

我去上课,威廉说我看上去很幸福。我请威廉吃了金枪鱼的三明治。他请我喝了一碗奶油汤。这两样东西的价格一模一样。

吃完饭,威廉在糖果机中买了一袋糖送给我。那糖又难看又难吃,我当时不得不认为,东西方之间的品味差异就好像我和草履虫之间的区别,那是不可能被忽略或者被缓和的。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也只会与中国人谈恋爱与中国人结婚,也许中国附近地区的人民也可以。日本人除外。

威廉说:“我很喜欢这种糖。”我笑笑地点头,说:“我也很喜欢。”

第十一话:我和徐恩去了纽约

玫瑰花枯萎了,黑黑的一簇。没有人找上门来说“青青,你喜不喜欢我送你的花”?和我谈论花的人,只有徐恩一个。他还是问:“那花是谁送你的?”连严维邦也不问我了。我一直没有联络彭其。我想在成精以后,再出现在他面前。所以,我还是怀疑那花是彭其送我的。或者说,我希望是彭其送我的。

徐恩抱来的冰激凌的确不同凡响,我吃了几天后,发现表层的下一层并不是和表层一个味道,虽然它们都是象牙一样的颜色。我打电话问徐恩:“那里面一共几种味道?”徐恩说:“八种。”“好像是些花花草草的味道,淡淡的。”“确实是八种花。”我没问是哪八种花。我对花并不了解,我接触比较多的也就是菜花了,九十九美分一个,够我吃两顿。

徐恩说:“你终于主动找我了,这就不枉费我的千辛万苦。”我说:“谁找你了?”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我爸又来芝加哥暂住。我什么都能忍,就是忍不了他和我妈讲电话。我爸对我妈很肉麻,我妈也很能忍我爸的肉麻。看着我爸我妈,我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是天下数一数二的鬼话。我渴望婚姻,但是,彭其不给我。

徐恩说他周末会去纽约,问我要不要去。我说了俩字:“不去。”徐恩说了仨字:“没义气。”我笑了笑,说:“原来咱俩之间是义气,那我考虑考虑。”

MSN上遇见彭其。他似乎正在忙,消息回得慢慢腾腾。我有点寂寞,我不过是他的宠物而已,在他忙的时候,我应该团在他的脚边,在他低落的时候,让他拥抱。

我爸又在和我妈讲电话。他说:“你怎么这么没义气?”我一愣。之后我决定和徐恩去纽约。我问我爸:“我妈怎么不讲义气了?”我爸说:“你妈要开会了,所以要挂电话。”我心想:时时刻刻讲义气还真是一件很难的事。

我和徐恩坐周五下午的飞机。

周五中午,严维邦打来电话,说:“青青,你和徐恩去纽约?”我说:“是。”“青青啊,你别做傻事啊。”严维邦百分百是欺熟儿,越熟越贫。我说:“小佛你放心,我有刀,关键时刻抹不了他的脖子,我就抹自己脖子。”小佛说:“千万别,宁可失身。”

在飞机上,我才问徐恩:“你去纽约干什么?”徐恩说:“那边有个展销会,我租了位置,去展销我卖的玩意儿。”我这才发现,我并不了解徐恩。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工作了。我说:“我还以为你和我一样,是个学生。”

徐恩只大我三个月。

徐恩说:“我确实也是学生,我在芝大念贸易。”芝大,那是我看上了人家,人家没看上我的地方。我又问:“你卖什么玩意儿?”“飞机模型。”我撇撇嘴,说:“小孩子的玩意儿。”徐恩笑了笑,没反驳我。

但是他的脸忽然凑到我面前,说:“这次纽约之行,我会让你感到难忘。”我一掌推开了他的脸。

我说起了徐悉。“我见过你哥哥了。”“什么时候?”“半个月前左右,在韩国店。”徐恩又把脸凑了过来,问:“我们俩谁帅?”我又推开他,说:“都不帅,我都分不出来你们俩。”我说谎了,我当时一眼就看出来徐悉不是徐恩。徐恩说:“我哥和我不一样,他很正经。”我咯咯地笑,说:“你也知道你很不正经?”徐恩得意洋洋地说:“我是该正经就正经,该不正经就不正经。”他说得像绕口令。似乎,孪生的小孩儿都有着迥异的性格,否则,为徐恩心跳的人恐怕也会为徐悉而心跳了。为徐恩心跳?不,我心跳是因为我还活着。

第十二话:一间房中的两张床

到了纽约后,我向我爸报了平安。我临走前是这样告诉我爸的:爸,我周末和几个同学一起去瞅瞅华尔街。我爸相信我。

纽约的灯红酒绿上笼罩着一层乌涂的灰,让人感到暴躁。

从机场到市中心,徐恩一直轻车熟路。我问徐恩:“你常常来纽约?”徐恩说:“不,十几次而已。”我说:“徐恩,你是个幼稚的孩子。”徐恩笑得没心没肺。

彭其有过很多女人,徐恩也一样。毕竟小佛说“丫就是一流氓”。彭其大我六岁,而徐恩只大我三个月。

徐恩订的酒店的房间里铺着殷红色的地毯,有两张单人床。他问我:“咱睡哪张?”我说:“这张。”我指了指靠近门口的床。徐恩坐下了。我走到靠近窗的另一张床,坐下,从书包中掏出一把瑞士军刀,放在床头柜上,对徐恩说:“过来,睡这张。”徐恩愣都没愣,脱口而出:“士可杀而不可辱。”我愣了。谁愿意辱他?

在我洗澡的时候,徐恩在外面咔嚓咔嚓地转动浴室的把手,我吓得大叫,扯掉了浴帘而且摔在了浴缸里。我的胳膊肘青了一片。徐恩道歉道了两个钟头,说他只是想吓唬吓唬我。我信了。但我怕也怕了,摔也摔了,胳膊肘生疼生疼。

我板着脸躺下睡觉,而且让徐恩看见我把瑞士军刀放在了枕头下面。

其实,我对徐恩的戒心并不森严,也许因为我觉得他很像六年前的彭其。也许而已。六年前,十六岁的我并不会用灵魂去认识另一个人的灵魂。二十二岁的彭其在我脑海中从来没有像二十二岁的徐恩在我视线中这样鲜活。我告诉自己,他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我还是在他们影影绰绰的重叠下,睡了。所以,我并不怕徐恩。

我在夜间冻醒,呆若木鸡。因为我发现徐恩睡在我旁边。是床上的旁边,而不是旁边的床上。他的脸近在咫尺,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呼吸。我没有叫醒他,也没有去升高空调的温度,我只是把被子裹得紧了些,又向徐恩靠了靠。他裹着他的被子,看上去很温暖。

清早,我醒来的时候,徐恩还在睡。但是,他是在旁边的床上,而不是我床上的旁边。

我跳下床,用力把徐恩摇醒,说:“徐恩徐恩,你昨天夜里是不是睡在我床上?”徐恩勉强睁开眼睛,说:“青青,你怎么做这么流氓的梦啊。”“啊。”我大叫了一下,然后把徐恩的枕头从他脑袋底下抽出来,闷在他脑袋上面,闷了五秒钟。

十点,我和徐恩一起出发去了展销会。

徐恩穿了黑色的西装,打了深灰色的领带。我买给我爸的那条和彭其的一样的领带,就是深灰色的。

徐恩打领带的时候,我有点愣神。徐恩问我:“还在回味?”他指的是我那个梦。路上,他不住地问我“梦见什么了”,“该不会就梦见咱俩老老实实地躺着吧”,“总该有点儿实质的内容吧”。我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把他毒哑,或者把自己毒聋,一了百了。

第十三话:他的吻红了我的脸

见到了徐恩在纽约的合作伙伴,两个美国学生,与我们年纪相仿。也见到了他们代理的飞机模型,那并不是我想象的那种小孩子的玩意儿。遥控器上那些令人头昏脑胀的按钮和仪表,我碰都不想碰。

我自己去转悠,穿梭在各个展台之间。

科技产品居多,我是门外汉。但是对于吃和喝,我在行。我假模假式地看人家的产品,接人家的宣传材料,听过人家的介绍后,还时不时一副惊讶的样子,问一句“真的”?之后用一句“真是了不起”来收场。关键在于,我到处吃人家的糖,到处喝人家的果酒。

我的衣服上别满了各个公司的宣传别针。我走回徐恩他们的展台后,徐恩说:“你就像个活动的广告牌,”他又补充一句,“还是杂牌广告牌。”

掺合在一起的果酒让我轻飘飘的,我说:“徐恩,咱回去睡觉好不好?”徐恩的眼睛成了狼的眼睛,我知道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们当然没有回去睡觉。他忙他的,我在展台的后面睡我的,各不相干。

酒醒之后,我摘下我胸前的十余个别针,无奈地看着衣服上的十余个针眼儿。徐恩走过来,说:“筛子,再来一个吧。”说着,他交给我一个他们公司的别针。

于是,之后的两个小时我就像个机器人似的站在展台前,说“您好”和“再见”,说得口干舌燥。徐恩和那两个美国学生自然比我焦头烂额。毕竟我说一句“您好”,就代表往里招呼了一个客人,而他们需要对客人介绍的,远远不止“您好”这么简单。

展销会还没结束,徐恩就把摊子彻底撂下,带着我走了。

徐恩说:“我带你转转。”我们去了帝国大厦。观景台上人挤人,我站在视线不受阻的栏杆边,徐恩站在我身后。没有人可以挤到我。

正逢黄昏,夕阳下的纽约有一种血的颜色。像是,血染了一座城市的模型。那些大厦看上去那么脆弱,只像是模型。

徐恩问我:“你喜欢纽约吗?”我摇摇头,说:“不。”“为什么?”我指了指下面,说:“你看,那些楼好像要塌了一样。”徐恩笑了,他的呼吸吹得我很痒,我挠了挠。徐恩也在挠,因为我的头转来转去,头发拂在他的脖子上,他也很痒。

夜色降临得很迅速,一盏盏灯争先恐后地辉煌起来,那抹夕阳就好像是一块肮脏的血迹了。太阳死了,纽约却活了。我说:“我不喜欢这种属于夜的城市。”徐恩不同意我,他说:“纽约是日夜不眠的。”

我回头想说些什么,但是我一回头,徐恩就吻上我的嘴。很短,也许不足两秒钟。但我还是忘记了我本来想说的话。

徐恩笑着说:“你脸很红。”徐恩又说:“今天晚上我来圆你昨夜的梦吧。”我伸手,在徐恩的腰间狠狠地拧下去。他嗥叫得就像一只倒挂在秤上的猪。

第十四话:八十岁

我爸打来电话,看我是不是还健康地存活着。我说我一没钱二没长相,凭什么死于非命,我爸就说他一没给我钱,二没给我长相,就是为了让我长命百岁。

我挂了电话,问徐恩:“你想长命百岁吗?”徐恩摇头,说:“不想。”彭其也不想,彭其酒喝得凶,烟抽得也凶,他犯胃病的时候疼得直不起腰,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掉。我一边抹眼泪一边说:“彭其,你必须长命百岁。”彭其擦去我的眼泪,说:“活那么长有什么用?有四十年就可以了。”听彭其这么说,我会越哭越凶。

徐恩继续说:“我争取活八十年就可以了。”我笑了笑。我也是想活八十年。

夜间,我又醒了。

徐恩睡在我旁边,他千真万确地睡在我床上的旁边。他似乎感觉到冷,紧紧地裹着被子向我靠了靠,所以我才会醒。

我下床,去升高了空调的温度。之后,我睡在了另一张床上。

清早,我醒来的时候,徐恩已经醒了。我一睁眼,就看见他正睁着眼睛看着我,我转了转眼珠子,发现我们在同一张床上,我们的脑袋并排枕在同一个枕头上。

我大叫,抱着被子蹿下了床。徐恩跟小媳妇似的问我:“你怎么睡到我床上来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睡在徐恩床上,徐恩把我当场抓住了。

徐恩找朋友借了辆苹果绿的甲壳虫。他开车,我抱着一袋鱿鱼丝坐在他旁边没完没了地嚼。

徐恩对纽约了如指掌,滔滔不绝地说着这个建筑的来由那条街的历史或某某人与纽约的渊源。

纽约的交通令人没办法恭维,古旧而狭窄的路上水泄不通,从车上望出去,只望见一座座楼的下半部。这一辆辆车几乎纹丝不动,我说:“我下去溜达溜达。”徐恩说:“别离开我视线范围。”我白了他一眼,说:“跟我跟紧点儿。”徐恩说:“遵命。”

我抱着鱿鱼丝和相机下了车,从车海钻进人海。

纽约是个鱼龙混杂的地界儿,一眨眼就吞没了我。这里的行人比芝加哥的多得多,倒也是合情合理,在这么个交通状况下,我宁可连滚带爬,也不开车。

我走进了圣派翠克教堂。这座美国数一的天主教堂中一片幽然,周围摇曳的烛光并不能让我感到圣母玛丽亚的温暖。我不信耶稣,虽然我在艰难的时候,口中会念念有词诸如上帝保佑,但那是条件反射,或者是,病急乱投医。我很想找个人问问,天主教与基督教究竟有何不同,可一来我忘记了天主教那个单词的重音在哪里,二来我担心暴露了自己的愚昧。所以我决定,去问问徐恩。

我一回头,寻找徐恩那辆耀眼的甲壳虫,之后我意识到,这里是教堂,哪来的汽车?我强压着惶恐,虔诚地挪出了圣派翠克,一边挪一边祈祷:上帝保佑,徐恩看见我走进了这里,阿门。

第十五话:谁来还我清白

我并没有看见徐恩或者徐恩的车。我站在路边,抱着鱿鱼丝和相机,眼角和嘴角一块往下耷拉。我的电话和钱包通通在车里,我有点恼自己:吃吧,吃吧,就知道把吃的带出来,早晚有一天撑死你。

二十分钟后,我决定去投靠警察叔叔。

我像个流浪儿似的往前走,忽然听到身后急急的喇叭声。其实路上的喇叭声是此起彼伏的,但我就是认出了这是徐恩车上的喇叭。

我回头,看见灰蒙蒙的世界中,徐恩那苹果绿的甲壳虫如同钻石一般璀璨。我红着眼睛奔跑了过去。

我委屈地掉了两滴眼泪,抽抽搭搭地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徐恩说:“咱俩还没发生什么啊,我负什么责任啊?”我狠狠地拧了他一把。不过,我听见徐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还看见徐恩额头上有细密的汗水,而且徐恩说了一句“你他妈急死我了”。我脸上的眼泪还没干,就又笑着吃上了。

徐恩找地方泊了车,和我一起走在第五大道上。他拉着我的手,我没有拒绝。

傍晚,我们去了华尔街。

天空阴沉沉的,飘着雨,小得不足以打伞却又大得足以湿了皮肤。

周末的华尔街俨然是一条处于放松状态的橡皮筋,平日里,它可是绷得紧紧的。纽约证券交易中心附近正在维修,建筑工人们丁丁当当地干得热火朝天。徐恩说:“华尔街总是在修修补补的。”我和那头与股市息息相关的铜牛拍了照片后,拉着徐恩离开了。

我说:“我忽然想起了《纽约黑帮》。”徐恩问:“你在华尔街想起了《纽约黑帮》?”我笑了笑,说:“它们一样,让我觉得毛骨悚然,而且沉闷。”徐恩提醒我:“你现在在念投资。”我点点头,大声说:“该死的投资。”我可以大声说话,因为周末的华尔街,没有人气,像煞了《纽约黑帮》中所有厮杀过后的战场。

这夜,我闭着眼睛,没有睡。我感觉到徐恩蹑手蹑脚地下了他的床,上了我的床,然后在我身边静悄悄地睡了。

我睁开眼睛。徐恩的眉心很平滑,好像没有任何烦恼。彭其不一样,他在入睡后总是皱着眉的,怎么抚也抚不开。徐恩动了动,我连忙闭上眼睛。他并没有醒,他小孩子一样微微蜷缩着,靠着我的肩膀。我又睁开了眼睛。我摸了摸他的睫毛,他感觉痒,伸手揉了揉。我静静地笑着。

我一直没有睡。

我又想念彭其了,虽然我默默地允许着另一个男人与我睡在同一张床上。彭其喝很多酒也抽很多烟,他的咖啡和茶浓得好像中药一样,相形之下,徐恩是个清清淡淡的男人。六年前,彭其好像也是清清淡淡的,六年后,徐恩也会像彭其那样浓厚吗?我拍了拍额头,让自己清醒。我并不愿意去比较他们两个。但是,他们各自有过几乎与手指头一样多的女人,他们睡在我旁边而不脱我的衣服,这天杀的相似。

天色泛白的时候,徐恩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