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做哪些事你会高兴，哪些事情又让你难过。”奶奶笑着解释，这其实还是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告诉她的。那个小姑娘比Han小三岁，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跟着外婆过的。可能正是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Han和她很有些同病相怜之感，从小就很要好，两个人一起养了一只小狗，还在晒台上种了一丛茉莉。
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性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交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妇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奶奶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要紧的还是好好读书，英语、数学、世界历史，等等等等，得全A，拿奖学金进大学，然后，至于想当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就看他的兴趣了。
Han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走路。
“你想跳舞吗？”Yuan先生终于问。
Han点点头，回答：“我跟雯雯说好的，她会一直学下去，我也不能放弃。”
雯雯就是那个邻居家的小姑娘，Yuan先生觉得这小孩子间约定挺有趣，但也没太在意，敷衍着答应了，向Han保证他在上海能干的事，到了美国一样也不会少。
Yuan太太为这件事很自责，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向Han道歉，说离开上海之前答应他的事情一直没能兑现，许诺马上就会找一间舞蹈学校带他去报名。Han抬头看看妈妈，愣了一会儿，难得露了一回笑脸。
夫妇俩很快就开始找合适的学校，但Han和Russell读书的那所公立小学是没有这种课程的，附近也没有，最近的一间学校离他们家也有一个小时的车程。Yuan先生觉得太远了，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接送，Yuan太太也是有工作的人，又要照顾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再说心理医生只是建议让Han参加些课外活动，最好是不用太多语言沟通的体育活动，先跟人相处起来，慢慢的适应，也不一定就要学跳舞，一定有其他折衷的办法，先念好书比较要紧。
但Yuan太太却不同意，拿他打趣道：“你是学物理的，现在我让你折衷一下，呆在家里研究菜刀上的力学原理，你愿不愿意？”
Yuan先生说不过她，只得笑着认输了。
（Part2）
打那之后，Han每周三和周六去上两次芭蕾课。周三那一堂课下午四点钟开始，三点钟学校放学，Yuan太太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开车送他到三十英里外的舞蹈学校上课。一个半钟头的课，她就在外面等着，除了有时候抽空做些誊抄乐谱的活儿，什么都干不成。这段时间，Russell就托给镇上一个开中餐馆的熟人照看，坐在喧闹油腻的店堂里看书做功课，有时候晚饭也在那里解决，等Han上完课一起回家。Russell起初有些不愿意，直到Yuan太太答应他，八月份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一把四分之三大小的大提琴，才又高兴起来。
暑假快开始的时候，那个舞蹈班的老师找Yuan太太谈了一次，说Han的身体条件很好，对跳舞又很感兴趣，建议她带Han去曼哈顿的舞蹈学校报名参加暑期班，生怕他们担心学费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在那间学校里，七岁到十岁的男孩子是可以免除学费的。
于是，Yuan太太瞒着先生，带Han去了一趟曼哈顿。
在林肯中心一间看起来像小诊所似的房间里，有个医生模样的人给Han量了身高坐高、手臂和腿的长度，又让他向前曲体，一节一节的检查他的脊椎，说他是今天第一个完全没有脊柱侧弯的孩子。然后他又被带到一间通体纯白的大房间里，那里早已经有许多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等着了，五个老师一字排开坐在房间的一头，有男也有女。Han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一些技巧动作，又回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他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讲话，却看不出紧张，口齿也很清楚。对Yuan太太来说，哪怕最后没能录取，仅仅是这样也就足够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封信寄到Yuan先生家里，告诉他们，Han被录取了。那个暑期班是要住校的，学费虽然免除了，但膳宿费还是要交。Yuan太太又任性了一次，坚持要让Han去。
于是，那个暑假，Han独自一个人在曼哈顿呆了六个礼拜，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在学校里跟一帮同龄的孩子一起集体生活。让Yuan先生夫妇吃惊的是，他不仅过的挺开心的，还交到了一个名叫Lance Osler的朋友，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总是Lance长Lance短的说个不停，
暑期班结束的之前，照例有一次家长日的活动，Yuan先生一家都去了。Han把自己的新朋友Lance Osler介绍给爸妈和弟弟认识。Lance跟Han一样大，是个开朗随和的小男孩，他俩同住一间宿舍，到哪儿都在一起。Russell是不怕生的，很快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的很开心，Yuan先生夫妇也终于放下心来，为Han感到高兴。
活动进行到一半，负责所有男生班的老师卡拉曼罗夫斯基突然找到他们，问起开学之后Han还会不会来上课？
Yuan先生笑着解释，他们家离这里单程就将近六十英里，实在太远了。不过他们还是会为Han在家附近找个地方上舞蹈课，等到明年学校放假，再来这里报名。
这个卡拉曼罗夫斯基是个退休的舞蹈演员，说话带些东欧口音，毫不掩饰的声称：这里才是全美最好的芭蕾舞学校，Han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他是为跳舞而生的。
这句话让Yuan先生很吃惊，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样一个整天钻在实验室里的人会有一个为跳舞而生的孩子。最后，还是Yuan太太先开口了，她看着Han说：“你来决定吧，如果你想来，妈妈肯定支持你。”
Lance Osler也在一边满是期待的等着，Han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我想来。”
Lance发出一声欢呼，Russell做着鬼脸抱怨了一句：“看起来我还得继续在采莲斋做功课呀。”
Yuan先生伸手摸摸Han的脑袋，笑道：“你奶奶总说你很懂事，怎么这件事情上这么任性啊？”
Han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几乎无声的说道：“我答应过别人的。”
19．LOU
李孜自以为是个心肠很硬的人，却被Yuan先生这番话弄得不知所措，她总是假装讨厌人家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她，把她置于这样的境地之下，好像她是个万能的救死扶伤的天使，心里却希望自己真的能成为那么一个天使。
Yuan先生并不知道她想的事情，继续把她当作那根救命稻草，对她说：“我希望你能告诉Han，我还有Russell，我们都是爱他的。Russell对我说过，只要Han需要，他可以做Alibi，哪怕查出来是伪证，要他一起去坐牢也好，因为Han看起来太傲太显眼了，在监狱里是很容易招人欺负的。我告诉他这帮不了Han，但也知道他只是想帮忙。Russell从小就很崇拜他哥哥，他一直都爱着Han，曾经说过的那些话都无心的，那个时候他只是太伤心了，想找个地方发泄罢了。”
“我会告诉他的，”李孜花了一点力气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但你们也会有机会当面跟他说的，那样会更好。”
“还有Esther，”Yuan先生继续说道，“让Han不要责怪Esther，她为他付出了许多，但他始终都对她不够好。其实，Esther跟我妻子很相像，她们都很固执，也很坚强，一个家庭能有这样一个妻子和母亲是极其幸运的事情。”
说完这些，Yuan先生起身告辞，李孜送他到事务所前台，再慢慢的踱回来。她想着这案子里的点滴，以及牵扯出来的千丝万缕的往事，突然发现自己从前经手的那些程式化的商业案件是多么简单干脆，无论输赢，台面上的筹码只是钱罢了。她说不清楚那种更好，只是一遍遍的提醒自己不要投入的太深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李孜都和Ward都在为第二天的开庭作准备。她从没有进过刑事庭，手上又没有什么言之凿凿的证据，感觉就好像书没有背熟就要考试了，紧张的不行。到了这临时抱佛脚的地步，任何一点点细枝末节的东西都可能被李孜拿来当救命稻草，所幸Ward总是在一旁提醒，如果走一步棋没有想好接下去的三步，不管眼下这一步有多风光神勇，还是不走的为妙，否则很可能会在法庭上犯下致命的错误。
快到傍晚时，李孜突然接到Yoshida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李孜，刚刚收到一只的包裹，里面装着他送给G的那只宝丽来照相机，还有许多照片，看邮戳是去年十月间从法国寄出的，收件地址写的是他们从前在东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查无此人被辗转退了几次，今天下午才终于到他手上。李孜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的跳起来，立刻就到Yoshida那里去了一次。
还是在格林威治村那间屋顶大宅里，Yoshida把他收到的那只包裹拿出来给李孜看。那是一个普通的棕色瓦楞纸箱，里面装着一只仔细的用防震塑料薄膜包好的SX-70 690照相机，还有一叠方方正正的宝丽莱相片，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可能是因为在海关检查的时候被拆开过，纸箱有些地方破了，又在许多人手里辗转了多次，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
李孜拿出那叠张照片来看，其中大多数拍的都是一些瓷质的摆件：天鹅、穿芭蕾舞衣的女人、捧着一大把雏菊的孩子，每张下面都写着一串数字，看上去像是购买的日期。只有几张例外，拍的是人或者风景，下面空白的地方用细细的黑色马克笔写了许多字。
第一张是唯一的人物照，一个胖胖的亚洲女人站在花园的一角，好像故意躲着镜头，但真的被捉到了还是咧着嘴笑得挺开心的。照片下面写着：来见见我朋友Lou。
第二张看起来像是一幅粗略的油画，是从窗口望出去的一片冬季的海滩，天空阴沉，除了远处的一座深蓝色的灯塔，什么都没有，显得有些荒凉，却又有一种别致的蓝调。Yoshida告诉李孜，那是用硬物刮去相纸表面的聚脂薄膜，让药水分布在画面上形成的效果。下面写着：今天第一次下霜，不想浪费掉最后一张TimeZero相纸，但我不能去城里，不能去镇上，甚至没办法走出那扇门，所以，只能这样。最后的Time Zero，纪念我的新家。
第三张带着一抹陈旧温暖的黄昏般的橙色，是一扇落地窗边一地的瓷器的碎片。下面写着：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好像都能听到碎裂的声音，想到他说，要结束，就都一起结束。
接下来是一张法文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绝大部分都模糊不清，只有标题上“纽约”和“芭蕾”两个黑体字最醒目。下面空白的地方写着一句很短的话：我想去巴黎。
最后一张是一本台历，翻到二零零九年九月的那一页上，下面写着：九月，最后一包相纸过期，恐怕也是我最后的期限，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但他还没有。
Yoshida说，那几张照片上的话让他有些不好的感觉。李孜也有同感，但同时又很好奇，难道黑巫师帮加公主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要了无声息的囚禁一个人并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这包裹又是谁寄出的？如果那个寄件人就是G本人，那么现在Eli York已经死了，她也应该重获自由，尽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了。
李孜又去看箱子上写的发件地址，一串陌生的法国地名，只知道是在南特，地址后面跟着三个大写字母——LOU。她想起照片上那个胖女人，Lou？Louise的缩写？包裹可能就是这个Louise寄出的。
李孜没有带走那只纸箱，只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箱子上写的发件人的名字和地址，又让Yoshida把那几张照片都扫描成数字文件发给她。回到事务所，她打开电邮信箱，让Ward看那几张照片。
“所有线索都指向法国，”胖子吹了声口哨，拿腔拿调的说道，“想要旅行吗？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去一次了。”
一晃已是晚上十点多，李孜早已经觉得头昏脑胀，Ward劝她：“走吧，明天就算要做小丑，被人笑的那个也是我，回去吧，睡个好觉。”
虽然李孜仍旧心怀忐忑，却也很听话的跟胖子道别走了。回到家里，她又打开电脑，找出那几张照片开看，突然想起那个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地址，在Google地图上寻找，搜索结果仍旧是些极其陌生的地名，只知道那是在南特的市区。
快十二点的时候，床头的电话响了，李孜接起来，是Terence。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她几乎把自己的事情全忘了，直到听出他声音里的僵冷，才想起来两人上一次见面刚吵了一架，搞得不欢而散，还没有和好。
“我在楼下，上来拿点东西。”Terence说。
李孜“嗯”了一声算是回答，那边电话已经挂了。
几分钟之后，Terence开门进来，看见李孜，没打招呼也没说话，自顾自的打开壁橱找他要的东西。李孜便也坐在写字台边上没动，仍旧低头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很气，却又觉得有点好笑，他完全可以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拿东西，何苦等到她回来了再来，见了面又这样绷着不说话。
“我那件蓝色的冲锋衣在哪儿？”总算还是他先开口了。
“壁橱最上面那只写着Mount Baker的箱子里，”李孜回答，“你要去野营？现在是一月份…”
话刚说出口，她就明白了Terence为什么突然要找那件衣服。他们是在华盛顿州的贝克山参加一个初级登山课程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看见Terence，他就穿这那件灰蓝相间的冲锋衣。
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她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的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尽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Porte du Pouliguen。”
“什么？”
“你电脑上那张照片，是普勒冈的海湾，在法国，南特附近的。”
屏幕上显示的是那张油画效果的海景，“你怎么知道的？”李孜抬起头来问。
“那个蓝色的灯塔，很特别。”他回答，“大学最后一年的暑假，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曾经到过那里。那一个月我几乎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在床上的，火车上、车站里、通宵营业的咖啡馆，难忘的日子。“
“怎么没听你说起过？”李孜问。
Terence笑了一下，答道：“我们彼此之间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说完就走了。
(part 2)
第二天早晨，李孜头一遭进了刑事庭，也是她第一次见到本案的地区检察官，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黑人男子，不曾开口就显得声色俱厉，很具正义感。相形之下，法官反倒和煦了许多，六十岁上下的女人，有些胖，看起来应该心肠很软。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三名黑人妇女，三名西裔妇女，一个菲裔男子是其中唯一的亚洲人，剩下的五个都是白人，三男两女。都是Han的前任辩护律师在预审之前参与选择的，无论喜欢与否，他们也只能接受了。
Han坐在李孜身边的被告席上，穿着一身黑色西服，白衬衫，没有打领带，显得很平静。他的家人、朋友和几个芭蕾舞团的同事都坐在旁听席听审，倒是受害人那一边没有任何人出席。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她曾以为Ming可能会来，至少Eli York遗嘱里提到的那个姓Verte的法国人肯定会来，受托料理丧事的总应该是很亲近的朋友吧。
法官宣布开庭之后，检察官先陈述了指控的性质和案情经过。由于缺乏有可采证据支持的辩护要点，Ward出于诉讼策略考虑，放弃了辩方的开场陈述。
之后的控方举证进行了整个上午，检察官先后提交了数十件案发现场取得的物证，包括银厦的监控录像、Han留在公寓客厅里的几处指纹、其中一只酒杯上的唾液DNA检测报告，还有Eli York留给Guary Criton律师的遗嘱。
Ward仅仅在交叉询问当中提出，所有这些证据只能显示被告在案发前到过现场，无法直接证明他有实际的犯罪行为。但接下去的几份证物和证人证言很快就让这一观点显得苍白无力。
先是Han的心理医生到庭作证，证明Han在8月20日离开纽约前临时预约了一次门诊，带走了一张处方。
“你总是一次开给他两周的药量吗？”检察官问。
“不是，”医生回答，“一般总是七天的量，但他说要出差两周，在那之前他已经连续服药半年左右了，突然停药可能会有些不良反应。”
“什么样的不良反应？”
“梦境怪异、幻觉、嗜睡、情绪低落等等，”医生说道，“当然，跟服药过量的副反应根本不能相比。”
检察官紧接着呈上了上西城一间药房的销售记录。记录显示，8月20日当天，Han曾用那张处方购买了两盒共两千一百毫克的文法拉辛缓释胶囊。
随后出庭的是为本案出具验尸报告的犯罪鉴识专家，他应检察官的要求陈述了尸检结果，说Eli York的死因正是过量服用含有中枢神经兴奋成分的文法拉辛，估计剂量在两千毫克左右。按其死亡时间时间推断，服药的时间是在九月十日凌晨一点至两点之间。
检察官适时地重提了一下监控录像里Han离开银厦的时间，一点三十五分，刚好落在这个区段里。
Ward并未对此提出异议，只是提出两个假设，以及随之产生的两个问题：
假设一.死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喝下混入文法拉辛的酒。但留在现场的两只酒杯属于威士忌纯饮杯，容量是三盎司，两千毫克的药物能否在短时间内不留痕迹的混入？
假设二.死者被迫服下药物。死者和被告均为成年男性，身高均为六英尺上下，体重也相当，为什么尸检时并未在死者身上发现明显伤痕？
接下去的一个证人便是Lance Osler，按检察官的要求重复了一遍他的证词：去年8月30日，曾在巴黎和平路上一家商店里看到Han打了Eli York，并威胁要杀了他。
Ward站起来做交叉询问，装作很随便的问：“Osler先生，请问你在市立芭蕾舞团的职衔是？”
“首席演员（Principal Dancer）。”Osler回答。
“据我所知案发时本案被告是首席演员，而你还只是独舞演员（Soloist Dancer），你是什么时候晋升到现在这个职衔的？”
“去年十一月。”
“也就是本案被告被拘捕之后不久…”Ward话音未落，检察官又一次叫了“反对”。
Ward转向法官，解释说只是想阐明证人与被告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却没能得到法官的支持。Lance Osler回答问题的态度起了很大的作用，很坦率，没有犹豫，也毫无愧色。
Ward只得抛出了那个问题：“Osler先生，你和被告的妻子是什么关系？”
“反对”声又从检方座席上响起来，但这一次法官示意Ward继续。
“对不起，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证人席上的Lance Osler沉默了一下，没有正面回答那个问题，反而看着坐在旁听席里的Esther问，“Esther，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们算是什么关系？”
这句话让旁听席上一片哗然，检察官在证据开示的过程中已经看到过相关的物证，所以也不意外，但肯定在那里后悔，太倚重Osler一个人的证词，没有准备的再充分一些。
Ward走回辩方座席，拿出那几张酒店账单，一个日期一个日期的问下来：当时在哪儿？和谁在一起？做了什么？
Lance Osler一一回答，始终看着旁听席里的Esther。李孜没办法很清楚地看到Han和Esther脸上的表情，她听着那些咄咄逼人的问题，禁不住自问，那些原本隐没在岁月和琐事里的秘密一旦被这样清晰明白的说出来，当事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境。
法官敲击法槌，叫了声“安静”，问检方还有没有其他要向法庭出示的证据，然后便宣布休庭，把Ward和那个检察官都叫进了办公室。法庭上旁听的人陆续散了，Han也被法警带走，李孜便也跟着进了候审室。
一看到李孜进去，Han就问：“她怎么样？”
“谁？”
“Esther。”
李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把之前Esther说的那些话告诉他：“她觉得是她让G离开了你，又隐瞒了那么许多事，还有Lance Osler，把所有事情搞得无可救药，你不可能原谅她了。”
“我才是无可救药的那一个，”他摇摇头，轻笑了一声，“G离开我不是因为Esther，她迟早要走的，我们根本没可能在一起。至于Esther和Lance的事情，我很早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