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孜便也附和着笑了一下，又问：“Han有没有跟你提到过一个叫G的女人？”
“我听他提过这个名字，许多次，”Osler回答，“但从没亲眼见过这个人。”
“Han说他婚礼前夜的派对上，G也来了，你没看到她？”
Osler摇摇头，似乎想起了一些让他烦乱的事情。他看了一眼坐在斜对面的Esther，说：“他们结婚的那天早上，我去找他，发现他还躺在新居起居室的地板上睡觉，我叫醒他，他有些恍惚，问我她去哪儿了，说前一天夜里G和他在一起。我以为他只是喝多了，后来才知道没那么简单，他一直就有病，根本就不应该结婚。”
“他应不应该结婚不关你的事。”Esther突然插进来打断他的话。
Osler却也没有退让的意思，反而看着Esther说道：“至少我没有说过任何和事实不符的话，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说出来，不是我能做的决定，对不对？Esther？”
大约两秒钟没有人讲话，只有Ward作出一副饶有兴味的样子看着所有人。
Esther低着头坐在那里一言不发，Osler站起来，对Ward说：“我应该说的都在上次开庭的时候说了，都是事实，没有什么要更正的地方。”说完就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了。
Ward也赶紧起身跟出去，只留下两个女人坐在办公室里。
Esther转向李孜，看着她恳求般的说：“能跟你单独谈谈吗？”
16．Vos 誓言
一年半以前，曼哈顿
二零零八年五月，Esther花了短短两周时间准备她的婚礼。
小时候，她也曾幻想，有一天结婚了会是什么样，裙子的颜色，头冠的款式，还有鲜花和蛋糕，她都曾仔仔细细的计划过。至于和她一起站在圣坛的那个男人，她倒是从没想过，小时候是不关心，后来则是认定了一个人，没必要再去想象。
现在，她真的要结婚了，婚礼却不是原先梦想中的样子，很小，很仓促，阻力要比祝福多得多。只有那个认定了的人没有变，Han，只有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她记得三年前那个深秋的午后，她在东三十二街的街角找回了她的Han，距离他们分手的日子，正好是整整十个月。一场阵雨之后，几片银杏的落叶把那条路染上一些温润的金黄色，她看到Han从街对面那栋玻璃建筑里走出来，他抬起头，也看见她了。
那个瞬间，Esther又记起G最后对她说的话：“别告诉他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
“那应该说什么？”Esther记得自己这样反问，面前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让她觉得气恼，他们只相处了不过几个月，却来告诉她应该怎么对待他。
“就告诉他你的感受。”G回答，“他是个很敏感的人，只是不喜欢把话说出来。没人真正知道他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没有心电图或者超声波能证明他病了，也没有手术刀可以切掉病灶，但他只是病了，并不是他自己宁愿陷身在这困局里，你必须记住，他只是病了，而且，他需要人感同身受的明白这种困境。”
“你就是这样做的？”Esther看着G问，语气里仍旧带着些挑衅。
G笑了一下，摇摇头：“我恐怕没有时间，也没有力气做这些事情，幸运的是，还有你。”
Esther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说出这样话，但那之后的三年，整整三年，她始终都是这样做的——不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只是把自己心里的话说给他听，并试图感同身受的了解他。
Han回来之后最初的那段日子，各种各样的传闻充斥泛滥——有人说他完蛋了，有人说他仍旧是个疯子，甚至有个退休的女演员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暗示，曾在Han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安非他命类药物。他从原来周身泛着纯白色光芒的王子一变成为危险人物。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又遇到什么样的阻力，他没有退让，Esther也始终都站在他这一边，一遍又一遍的告诉他：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在你身边，我了解你，你的执着，脆弱，每一个秘密，天赋，抑或缺陷，我知道你恨这一切，却又着迷于此，你不怕艰难辛苦，不怕失去任何东西，普通人能得到的东西，妻子，孩子，爱好，无论什么，因为他们没办法染指那种无与伦比的天赋，它伤人，让你不停的思考，变得偏执，也让你成为最棒的，你可以错过的任何一件事情，没有爱人，家庭，吻和爱情，但却不能错过它，因为当它结束，就是真的结束了。
现在他们总算要结婚了，Esther感到一种如释重负的快乐，却又隐约有些难过，她始终都不知道Han的求婚究竟是出于爱，还仅仅是对她的一种报偿。她试图甩掉那个念头，用各种各样麻烦的琐事填满每一个空档，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要她操心的事情太多了。
Esther的爸爸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反对这件婚事，她妈妈本来是个很喜欢办婚礼的人，但也因为Han过去的那些事情，宁愿牺牲选衣服、买东西、办派对带来的乐趣，决定放手不管了。至于Han那方面的家人，则都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的行程住宿也全都要靠Esther来安排，好在他家在美国的亲朋也真的不多。
未来的公公是个极其沉默的人，Esther曾一厢情愿的把他想象成一个内向的老派男人，把对儿子的情感埋藏在心底。接触了几次才不得不承认，他心里什么都没有，即使曾经有过些什么，也早已经空了。
而她未来的小叔子Russell，二十出头，两颊长了些青春痘，显得脸色不太干净，看人的眼神总带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Russell没有读完高中，也没正经工作，偶尔在嬉哈风格的运动衫牛仔裤外面套件肮脏的白制服，在他爸爸的小餐馆里打临工。婚礼的前一天，Esther把一些外地来的客人安排在举行婚礼的酒店过夜。她在酒店大堂看到Russell，笑着朝他招手，他却没有反应，带着他俗艳的女朋友径直朝客房电梯走过去。
这些事情倒还不至于让她难过，这许多年过去，她觉得自己已经变得足够坚硬，只有一个人能敲开这层外壳，伸进一只手，伤到她的心。Han，只有他，没有旁人。
婚礼前夜的Rehearsal Dinner还没结束，Han就已经走了，甚至没有跟她道别。Esther安慰自己说那只是Bachelor Party的惯例，转头却看到做伴郎的Lance Osler还坐在长桌边的老位子上喝酒。她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躲在洗手间里一遍又一遍的打Han的电话，却一直没有接通。这件事她谁都没告诉，因为如果让她父母知道了，这场婚礼也就吹了。
那一夜她本应该好好睡一觉，结果却是一夜无眠，坐在厨房里，漫无目的地按着电视机遥控器，好几个台都在播放奥巴马在波多黎各的圣胡安街头演说的新闻。临到早晨，她终于下决心打给Lance，装作随便的问，他们昨晚去哪里疯了？
Lance却说他不知道，昨天他们一帮人准备出发的时候，Han已经不在那里了，本来安排好的活动也只好算了，弄得他很尴尬。
婚礼仪式下午两点钟开始，Esther带着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等着那个时刻到来——她一个人站在礼堂里，穿着白纱，捧着花，没有新郎。
总算，这场面最终没有成真，Han准时到了。Lance特地跑来告诉她，Han不过就是喝多了，躺在他们新居起居室的地板上睡着了。
听到这消息的时候，Esther正坐在化妆室的镜子前面，默默的念着自己的誓言。她松了一口气，却也感到一种被抽空了一般的疲惫，她记起几天前偶然看到Han写在一张请柬的背面的Vo：“我从十岁开始远离人群，至今需要吃五种处方药来保持理智，但我会做饭，总是按时付账单，婚礼之前也已经把抗抑郁药戒断，所以…”只有这些，没有下文了，读起来像是个玩笑，却没办法让Esther笑出来。
她为了写自己的誓言，重读了许多遍丁尼生、济慈和莎士比亚。但当他们终于站在玫瑰和小苍兰扎成的花球下面，她对他念出那些句子：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 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 hich alters hen it alteration finds, or bends 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
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Han也看着她，目光却聚焦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
婚礼之后，总是平凡琐碎的生活。Esther是个很好强的人，又有些虚荣，任何事情都想做到最好，让所有人都羡慕。他们的公寓不大，但装饰雅致，环境适宜。Han的收入不够应付他们的开销，她就利用她父母的一些旧交，私底下做些艺术品和古董家具的生意，贴补家用，使得她和Han能存下钱去旅行。
她的父母都不喜欢Han，Han的家人对她也很冷淡，她尽量两面周旋，希望所有人都开心，却发现这很难。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每个有意义的纪念日，精心准备礼物。每逢节日，不管是西式的，还是中国历的节日，都想办法让所有人在一起聚上一聚。她为Russell找了间学校，好让他读完高中的课程，通过会考，甚至亲自去给他补习英语写作。除此之外，她还要照料他们的狗——Han不知处于什么样的原因，养了一条名叫米尔莎的金毛猎犬，却时常忘记自己还有这么一条狗。
而在这一切背后，Esther总觉得时间不够用。她原本工作的地方是曼哈顿一间数一数二的画廊，在那里做事对社交、人脉的要求自然也更高一些，她一直做的得心应手，结婚之后却渐渐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出去交际，而且Han极其讨厌这些事情，既不愿意跟她出去赴宴，也不喜欢在家里开派对招待那些艺术家、文人或者艺术品掮客。她为此摇摆了很久，终于还是辞职了，去切尔西一间规模小一些的画廊工作，总算也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
工作之外，Esther一直想要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整理这些年画的画，拍的照片，她读书的时候就想要写一本关于十五世纪尼德兰画派的书，却始终没有时间动笔。一开始，她对自己说，只要安排得好，总会找到时间的，试着每天提早一个小时起床，并且把午休时间缩短到一刻钟，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打乱她的计划。几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只是在记事本写了一些不知所云的零碎片断，她累的要命，感觉自己快要被所有这些事情压垮了，她躲在浴室里哭了一场，看到自己映梳妆镜里的面孔丧气而憔悴，但哭过之后还是擦干眼泪若无其事的走出来。
最让她绝望的，是孩子。她一直有一些妇科上的问题，医生告诉她，如果想要孩子最好趁早。但她始终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跟Han谈这个问题。到他们结婚第二年的八月，她就要满二十九岁了，她想要一个孩子，却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要，而且，如果要准备怀孕，他正在吃的一些药就必须先停掉。她在别人面前故作潇洒的玩笑：“我没想过要孩子，我已经有一个了。”心里却很清楚，那不是真的，她不想做Han的母亲，而是想要一个他们两个人的孩子。她无数次的幻想，这孩子一定会非常漂亮，还有着非凡的天赋，就好像一个天赐的礼物。但她真的不知道Han能不能做个称职的父亲，而她自己又是否有多余的力气再担起这份额外的责任。
她恨自己没有勇气去试一下，有时又觉得那是因为Han没能给她足够的爱作为补偿。每年的演出季和之前排练期，Han总是很忙，他清晨离家，夜里精疲力尽的回来，对她的挑逗几乎毫无反应，她在绝望中胡乱猜测，是因为自己最近重了五磅？因为新换的香水？还是指甲油的颜色？即使到了休假的时候，他也总是很安静，不是对着狗，就是对着电视机看那些古老的舞剧录像。除了免不了的日常对话，他很少跟她讲话，也看不到她身上的变化，她的新衣服，新发型。甚至在他们最亲密的时候也不怎么看她，而这一点她是记得很清楚的，从前的他可不是那种会在做爱时闭上眼睛的人。
（part2)
她愤愤的想：“我需要一些补偿。”虽然连她自己也觉得这理由有点牵强，但她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对她对循循善诱，说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什么unconditional的事情，凡事都是有条件的。
某天中午，她在画廊附近的餐厅里遇到Lance Osler，和他一起吃了午饭，而后，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她又邀请Lance去附近一间酒店的花园茶座饮茶。他们聊了很久，Lance像往常一样口若悬河，风趣幽默，Esther听着笑着，感到一种久违的愉快和轻松，过后却发现自己一句都不记得了。
那天下午三点四十分，Esther记得自己看过表，她举起手叫威打过来，推开Lance手里的钞票，把自己的信用卡放在帐单上。结帐之后，她站起来，走出花园，把他带到酒店前台，开了一个房间。直到两人走进电梯，Lance仍旧在一旁喋喋不休的问她：“Esther，你这是要干嘛？”而她始终一言不发。
一周之后，他们又约了一次。这一次没有午餐也没有茶点，她直接带Lance去酒店。进了房间，Lance在床边的扶手椅上坐下，打开电视，假装对午间新闻很感兴趣，直到她解开连衣裙前襟的扣子，走进他两腿之间。
Esther知道自己并不喜欢Lance，并且痛恨他的故作姿态，他做出来的犹豫和内疚丝毫没有让他在床上少干她一次。她在心里反复玩味着一个念头——她只是需要他的乐观、外向，以及他的平庸，和Lance Osler做爱对她来说就像是做SPA。
她故意把那些酒店账单留在门厅的桌子上，把Lance送的花带回家，到处留下可疑线索，但Han始终无知无觉。而她越是背叛，就越是发现自己有多爱Han。他是无可取代的，虽然他可能根本就不在乎她。
和Lance Osler的午间偷情很快变得索然无味，Esther决定结束。
八月的某个下午，她坐在床尾的软塌上穿鞋，Lance站在一旁看着她。
“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她这样对他说道，听起来像是单方面的通知。
一开始，他以为那是个玩笑，暧昧的笑着问她：“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当然，”她站起来，低头抚平裙子，没看他，“我们住的很近，而且还有Han，免不了会遇到的。”
Lance发出一声尴尬的笑，“你觉得在发生这一切之后，我跟Han还有可能做朋友吗？”
“我无所谓。”Esther回答。
他愣了一会儿，低声说：“我受够了，我会告诉他一切。”
她默默的穿好衣服，抬头看了他一眼，冷笑道：“这算是威胁吗？随便你，我已经说过了，我无所谓。”
Esther头也不回的离开那间酒店，等着Han发现她的私情。她想象那个场景的每一个细节——他会站在起居室乳白色的镶板墙壁前面，质问她：那个人是谁？当他知道是Lance Osler，便会勃然大怒。然后，他可能会变得有些哀伤，想知道那是一时冲动，还是当真出于爱情。
但是，好几天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发生。Han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问。
直到八月末的一个傍晚，他回到家，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
Esther走到他身后，感觉到一阵近乎于兴奋的惶恐，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你在干什么？”
“去巴黎演出，今晚的航班。”他没有回头，继续装他的东西，放进箱子里的衣服远超过一次两周的旅行所需。
“怎么没听你说过？”Esther问。
“对不起。”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却又像是欲言又止，然后，就走了。
Han离开的那几天，Esther感觉自己被遗弃了，而且已经很久了。他始终没打电话给她，她想要跟他谈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是摊牌决裂，还是求他原谅，或者就这样装下去？她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却也终于有时间静下心来考虑一下他们两人之间的将来和过去。她奢望能赢回他的心，却不知道怎样才能赢回来。
一周之后，Esther突然接到一个法国打来的电话，她起先以为是Han，结果却是Lance Osler。
她戒备的问他：“你想要什么？“
“Han出了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Lance的回答也很冷淡，把Han在巴黎的情况告诉她，“他几乎什么都不管，就为了找那个女人。”
Esther试图在Lance说话的语气里找到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却没有成功。他听起来也很忧虑，不知道是为了Han，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九月七日是芭蕾舞团原定返回纽约的日子，凌晨时分，她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又是Lance，告诉她，Han没有去机场，不在酒店，也不接电话，到处都找不到他。
她默默地听着，直到Lance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她回答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就把电话挂了。
Esther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累和绝望，她终于知道在Han的心里，自己永远也不能跟G相比。一直以来，她以为Han有许多心结，以至于不能毫无牵挂的爱上一个人，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不能爱上她罢了。她痴坐了一整天，开始想一些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将来，更多的是关于她自己的。
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Han，漫长的嘟嘟声之后，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对着一片微弱空洞的电流声，不带多少感情的说：“给我回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回电。
“我没赶上飞机，要到过两天才能回纽约。”Han在电话那头说。
她不愿在电话上揭穿他，只说等他回来，有些事要跟他说。然后就去见了律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努力保持冷静，等他回来。
九月十日清晨，她记得大约是四点至五点之间，Han回来了。
她只是浅浅的睡着，听见他开门的声音，就起床走出卧室，看到他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窗外微蓝的晨光正由上至下逐渐浸润整座城市。
“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交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性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操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奶奶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妇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奶奶宠坏了，有些任性，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奶奶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