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只等着他一声令下了。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为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最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付突发事变?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亦无不可!”

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

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处之‘兴国’,可谓嘉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集结。

万事俱备。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

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能成为皇帝亲信并接受特别任务的人绝不会是笨蛋。

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强烈怀疑。

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啊!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以防生变。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

他就是武士彠。

武士彠说:“这两个人都是唐公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彠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公,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

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了。李渊的一举一动都让他们满腹狐疑并且心惊胆战。他们觉得李渊很可能要发动叛乱!王威和高君雅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

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五十里处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

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的出手更快了。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

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订了一个行动方案。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五百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十五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就领着开阳府(禁军征兵府)司马刘政会来到厅前。刘政会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禀报有事要奏。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政会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公可以看!”

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

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

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

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

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正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

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

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剑桥中国隋唐史》)。

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虽然贞观史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豪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比拟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

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读〈通鉴〉论》卷二十)

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

【在钢丝上跳舞:李渊的崛起】

李渊虽然以“勾结突厥”的指控逮捕了王威和高君雅,但是,任何指控都是需要证据的。李渊的证据在哪里呢?

李建成等人还在路上,所以李渊还不敢正式起兵。在此情况下,如果李渊始终拿不出证据,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怀疑,导致兴师举义之事节外生枝。

让李渊料想不到的是,在这个紧张而微妙的时刻,老天爷居然帮了他一个大忙。

准确地说,是突厥人帮了他大忙。

大业十三年五月十七日,也就是李渊逮捕王、高二人的两天之后,数万突厥骑兵突然呼啸南下,以闪电速度对晋阳城发动了一场奇袭。

由于晋阳守兵猝不及防,致使突厥人迅速突破外城,在北门与东门之间纵横驱驰,如入无人之境。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骑兵,李渊喜忧参半。喜的是自己随口栽在王威和高君雅头上的罪名居然出人意料地坐实了,而今铁证如山,王、高二人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忧的是自己尚未举事便有强敌来犯,如果与他们开战,自己刚刚募集的这支军队就会被消耗掉,万一把老本赔光,还拿什么起兵?

情急之下,李渊决定唱一出空城计。

他一边命裴寂、刘文静等人在宫城(内城)各门暗中布防,一边下令将所有城门全部打开,将城头上的旗帜全部撤下来,同时严禁城墙上的士兵探头外看,严禁发出半点声响。

正在来回驱驰、耀武扬威的突厥人一瞬间全都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看见晋阳宫的城门居然朝他们完全洞开,而且城头上看不见一名隋军士兵,整座宫城悄无声息,寂静得让人头皮发麻。

突厥人不敢贸然进攻内城,也不甘心就此离去,于是一边在外城继续劫掠,一边仍旧对内城虎视眈眈。

李渊登上东南城楼,发现突厥兵虽然人多势众,但是往来驰骋、人员分散,于是命部将王康达等人率一千余人潜行至外城北门处设伏,准备袭击突厥散兵,一方面劫掠一些马匹,一方面做一些战略试探。

但是王康达的行动失败了。他们刚一动手就被突厥兵团团包围,一千多人大部分战死,王康达阵亡,只有一百多人逃了回来。军民顿时大为恐惧,于是把怨气全都集中到“勾结突厥”的王威和高君雅身上。李渊顺势将王、高二人当众斩首,既平息众怒,又彻底根除了这两个心腹之患。

城中的军队本来就不多,现在又损失了一千人,看来硬打是不行了,而且这出空城计也唱不了多久。李渊随即又设下一个疑兵计,命部队在夜色掩护下潜出城外,然后第二天凌晨再旌旗招展、钲鼓齐鸣地从另一个方向进城。

突厥人一看就慌神了,看上去这是一支援兵,而且人数还不少!满腹狐疑的突厥人又逗留了两天,却一直不敢进攻,最终在外城饱掠一番后引兵北去。

晋阳虽然暂时解围了,但是对即将起兵的李渊来说,北方的突厥人始终是他背后的一个巨大威胁。万一他挥师长安,突厥人趁势进犯太原,那无疑会使他陷入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困境。所以,必须暂时向突厥人低头,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李渊亲自给始毕可汗写了一封辞意谦恭的信,说:“当今隋国丧乱,苍生困穷,若不救济,终为上天所责。我今大举义兵,欲安定天下,远迎君上还都,恢复与突厥和亲,就像开皇时代一样。如果能与我一同出兵南下,希望不要侵害百姓,金钱玉帛,皆为可汗所有;如果因为路途遥远不能南下,只愿和亲,也可坐享丰厚的财物。该怎么做,任凭可汗选择。”

写完后,李渊在信封上用了“某某启”的字样,以示谦卑。负责送信的官员看了那个“启”字觉得很不舒服,建议多给突厥人送一些财物,然后把“启”改为“书”。

李渊听了,大笑说:“这事你就不懂了,古人云:‘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况且‘启’字又不值钱,你连钱都舍得多给,还舍不得这一个字吗?”

东突厥的始毕可汗见信大喜。对他来讲,马邑的刘武周、朔方的梁师都、蒲城的郭子和都已经归附他了,如今太原留守李渊再来投靠,这就意味着隋帝国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都已经向他豁然洞开了。日后一旦举兵南下,岂不是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了吗?

始毕可汗立刻给李渊回了一封信,表示全力支持他,可以给他提供士兵和战马,但条件是让他像刘武周等人那样自称天子,公开反隋。其实也就是让李渊向突厥称臣,成为突厥人的附庸。收到回信后,李渊的左右都很高兴,唯独李渊不以为然。他并不是不想获得突厥的支持,而是不想这么早就即位称尊、公然与隋朝决裂。

他的政治智慧告诉他——现在打着“尊隋”的旗号要远比“反隋”的旗号更安全,也更有利。

因为在胜败未卜、天下大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尊隋”要比“反隋”能获得更多闪转腾挪的余地和空间,而过早僭位称尊就会背负乱臣贼子的骂名,更会成为众矢之的。此外,李渊也不愿意像刘武周他们那样接受突厥的所谓“天子”册封,公开成为突厥人的附庸。道理很简单,与突厥人的合作本来就是迫于时势、不得已而为之的,或者说是只能一夕不能长久的,说白了,这是各取所需的政治一夜情。既然是一夜情,又怎么能大张旗鼓、广而告之呢?再说了,最起码在名义上、在现阶段,李渊仍旧倾向于把自己定位在隋朝的国戚和重臣的角色上,这样既不会过度伤害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道义感,又能为自己的叛隋起兵抹上一层“匡扶社稷、安定天下”的政治保护色,并且为壮大自身的实力赢得更多宝贵的时间。

有鉴于此,李渊认为自己目前最恰当的姿态应该是在隋朝与突厥之间取得某种微妙的平衡,既不与隋朝决裂,也不与突厥为敌。

换句话说,他必须在隋王朝与突厥人之间走钢丝。

而且还要在钢丝上跳舞。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看见李渊迟迟不答复突厥人,万分焦急地说:“而今士众已全部集结,最缺的就是战马。胡人的士兵我们不一定需要,但是胡人的马却不能不要。您如果迟迟不接受他们的条件,恐怕他们会反悔。”

李渊依旧不同意,说:“你们再想一个折中的办法。”

六月初,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终于抵达太原。裴寂与李建成、李世民等人商议之后,一起向李渊提出了一个在钢丝上跳舞的办法:“废皇帝而立代王;兴义兵以檄郡县;改旗帜以示突厥。”如此则“师出有名,以辑夷夏”。(《大唐创业起居注》)

李渊笑了。

首先,宣布废黜杨广,拥立长安留守、年幼的代王杨侑,这样既能顺应天意人心,还能抢占政治制高点,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造反披上一件正义与合法性的外衣。其次,有了这件美丽的外衣,就能堂而皇之地传檄天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缔结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佳的结果。最后,为了获得突厥人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不妨在军队的旗帜上改用突厥人所用的白色,以此向突厥示好。

很显然,这是一套既务实又灵活,既不偏不倚又左右逢源的师出有名的起兵方案。李渊几乎原封不动地接受了。

他只修改了其中一个小小的细节。在军旗的颜色上,李渊既没有使用隋朝的红色,也没有使用突厥的白色,而是使用红白相间的双色。

在钢丝上跳舞!

李渊决定将这个政治理念贯彻到底。

大业十三年六月初五,在经历了一连串惊险和曲折之后,以李渊为首的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终于在太原正式起兵。

隋亡唐兴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李渊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隋帝国的政治心脏——西京长安。要进军长安,首先必须攻克西河郡。

李渊把这个首战的重任交给了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他说:“你们年轻,未经历练,先以此郡看你们的表现和作为,现在所有人的眼睛都看着你们,自己努力吧!”说完李渊又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往返路程之外,只给你们三天军粮。

这就是说——如果李建成和李世民在三天内拿不下西河,就意味着失败。

对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来说,这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而且更要命的是,他们率领的是一群根本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

然而,李建成和李世民还是信心百倍地上路了。一路上,他们与士卒同甘共苦,一发现敌情立刻挺身在前;士兵凡有盗窃乡民菜蔬瓜果的,他们就找到主人,给予赔偿,而且并不责罚偷盗的士兵;沿途凡是有父老贡献食物,他们一律与部众分享,从不独自享用;要是有人特别殷勤地送上牛酒等物,他们则婉拒说:“此隋法也,吾不敢。”

凭着这种廉洁自律和宽仁待众的作风,年轻的李氏兄弟迅速赢得了部众的拥戴,并赢得了远近百姓的心。

“义师”的风范和声誉立即传播开来,并且传播的速度比他们行军的速度还快,马上就落进西河官民的耳中,所以守城的隋军官兵毫无斗志,唯独郡丞高德儒企图据城顽抗。六月初十,义军兵临西河城下,云梯刚刚架上城头,士气高涨的士兵就蜂拥而上,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克了城池,逮捕了郡丞高德儒。

李氏兄弟当即将高德儒斩首,此外不杀一人,对西河官民秋毫无犯,让百姓各安其业。

初出茅庐的李氏兄弟不负众望,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拿下了西河郡,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军事生涯的处女作,同时也在开创李唐江山的征程上迈出了漂亮的第一步。

军队凯旋后,屈指一算,前后仅历时九天。李渊大喜过望地说:“如此用兵,足以横行天下了!”

首战告捷。李渊更加坚定了“南下关中、西取长安”的决心。

西河平定后,李渊随即开仓赈粮,远近各地的青壮年纷纷来附,每天有数以千计的人加入义军,很快部众便增至数万人。随后裴寂又打开晋阳宫的府库,献上米九万斛、彩帛五万匹、甲四十万领,以供军用。

人马、物资、粮饷都已齐备,李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自己一个恰当的名分,同时也给所有追随他的人一个合适的名分。

对于现在李渊集团的每一个人来说,名分太重要了。有一个新名分,就意味着他们将与过去的人生彻底告别、与旧王朝一刀两断,从此拥有一个崭新起点,并且在即将来临的新王朝中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四日,唐国公李渊自立为大将军,并开设大将军府,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和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殷开山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等人为左右统军;同时以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以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

这就是李渊开创大唐王朝最初的政治和军事班底。

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就在这一刻选择了相同的历史使命。

并且攒成了一个铁拳。

它能顺利地挥向长安,对旧王朝的心脏实施致命一击吗?

【天才政治家:李渊的慷慨】

大业十三年六月十八日,突厥大臣康鞘利奉始毕可汗之命来到了太原。除了带来可汗的慰问信外,他还带来了一千匹战马。

太原官兵顿时兴奋得两眼放光。

不过他们很快就兴奋不起来了。

因为这些马不是白送的,它们是康鞘利专程拉来卖的。

这情形跟我们今天的国际事务有些类似。世界上每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地区通常都有一些政治大国在台前幕后积极活动,表面上它们都宣称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时不时还会敦促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给战争中的难民发放点粮食什么的,可它们热心掺和的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扩大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谋求政治利益;二、暗中兜售军火,牟取经济利益。

因为政治大国通常也是武器大国,所以每一个热点地区都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军火市场。

现在康鞘利就是来兜售军火的。在冷兵器时代,突厥的战马无疑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F-22战斗机。

看着这些身形彪悍的战斗机,李渊的双眼也不能不放光。

但是这批货的价格实在高昂,要全部买下需要一笔巨款。

这笔钱李渊当然有,要全部买下不是问题。

可李渊不干。

因为以后花钱的地方还很多,李渊不想让自己的钱都变成突厥人的利润。

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赊欠。

这在我们今天就叫分期付款、信贷消费。李渊只挑了其中最健硕的五百匹,把钱付了,然后对康鞘利做出一副囊中羞涩之状。他手下的官兵见状,以为唐公缺军费,纷纷要求自掏腰包把剩下的五百匹马也买下来。李渊笑着冲他们摆摆手,私下说:“胡人的马很多,而且贪得无厌,我们买完一批,他们还会拉来一批,你们买得完吗?我之所以只要一半,一方面是向他们表明手头紧,再一个是不让他们觉得我们的需求很迫切。你们放心好了,那五百匹我也要,只不过不付现钱,而是用赊欠的办法,不用你们花钱。”官兵们恍然大悟。

营业额只完成了50%,康鞘利犯难了。难道还要把这剩下的五百匹马千里迢迢地拉回去不成?那不仅麻烦死了,而且回去还会遭人耻笑。康鞘利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只好让李渊用首付五成、尾款赊欠的办法把一千匹马全都留了下来。

李渊心中暗笑,说是先付一半、尾款赊欠,其实尾款最后肯定是不了了之的。这真是一笔好买卖!

这一年六月底,李渊的麾下已经兵强马壮,随时可以举兵南下了。

可在南下之前,李渊必须确保大后方的安全,也就是防止突厥人和刘武周乘虚进攻太原。为此,李渊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表面上的目的是请求突厥给予军事上的支持,实际上是观察突厥人的态度和动向,同时防范和牵制刘武周。刘文静行前,李渊特意叮嘱他说:“胡骑进入中国,对百姓是一大祸患。我之所以要向突厥借兵,用意就是防止刘武周为患边境。所以你要记住,与突厥联兵只是虚张声势而已,只要几百人就足够了,多了没用。”

刘文静心领神会——与突厥联合只是为了稳住他们,而不是真要倚重他们!

为了达到稳住突厥人的目的,刘文静抵达突厥王庭后,就给始毕可汗开出了非常有利的合作条件,他说:“一旦贵军协助我军进入长安,民众土地归唐公,金银玉帛归突厥。”

始毕可汗大喜。

这真是一笔好买卖啊!只要给李渊区区几百人就能换取长安的大量财富,突厥人何乐而不为呢?

始毕可汗当即遣使告诉李渊:这交易成了!他的兵已经上路了!很显然,李渊和刘文静是在“慷他人之慨”。因为长安的财富并不属于李渊,而是属于杨广。

但是这并不妨碍李渊把它当成一张空头支票开出去。

能不能兑现不知道,反正先开了再说。

后顾之忧都已解除,李渊终于可以全力南下了。

大业十三年七月初四,李渊任命李元吉为镇北将军、太原留守,把军政大权全部交给这个小儿子,让他镇守后方根据地。初五,李渊在晋阳誓师,发布了声讨隋炀帝杨广的檄文,同时传檄四方郡县。李渊在檄文中痛斥杨广,说他“饰非好佞,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才落入“亲离众叛”的境地,并且导致“十分天下,九为盗贼”的可怕局面。最后李渊宣布,自己身为“典骁卫之禁兵、守封唐之大宇”的社稷重臣,目睹“四海波振而冰泮(pàn),五岳尘飞而土崩”的危亡之局,不得不“举勤王之师”,“废昏立明”,拥立杨广的孙子、时年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然后“放后主(杨广)于江都,复先帝(杨坚)之鸿绩”。(《大唐创业起居注》)

同日,李渊亲率三万精兵从晋阳出发,正式踏上帝业的征程。

李渊于初八抵达西河郡。一到西河,李渊马上就做了一件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收拾人心。

他一边慰劳百姓,一边给老百姓大举封官。据史书记载,李渊这天总共封了一千多个官。这也许是他一生中封官最多的一天,直到他后来当上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全部加起来恐怕也没这天多。

这一天,李渊首先给当地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封了散官,亦即有官称无官权的荣誉官职。接下来,李渊又不辞辛劳地给所有蜂拥而来的青年才俊一一封官。

凭什么知道他们是青年才俊,不是鸡鸣狗盗之徒呢?

据说李渊的办法是口询,也就是亲自面试。他一边询问对方有什么能力,一边大笔一挥,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与他能力相应的官职名称,然后这个人就算当官了。换句话说,只要你不是弱智或哑巴,能够随口说出你有什么才干,你就能获得相应的官职。所以一天下来,这座小小的西河城就有了一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官员。

所有人都乐坏了,从来没想到当官这么容易啊!

所以这一天西河城的气氛热闹非常,个个欢天喜地,笑逐颜开。那一千多个青年才俊捧着那张轻飘飘的任命状回家后,估计很是自豪了一把,在人前人后肯定也没少得瑟。

用一千多张纸条就收买了西河全城的心,李渊此举可谓高明。说白了,他无非是开了一千多张空头支票。再说得难听点,这又是慷他人之慨!要知道,大业十三年还是隋朝的年号,李渊自己尊奉的也仍然是隋朝的正朔。此时的西河郡虽然被李渊占领,可原则上还是隋朝的天下,所以——李渊封的理所当然都是隋朝的官。

不久后义军相继占领霍邑、临汾等郡,每到一地李渊皆如法炮制。左右忍不住规劝李渊说:“会不会封官太滥了?”李渊的回答是:“隋朝廷就是太吝啬官爵,所以失去人心,我们何必效法?再说了,用官位收拾人心,岂不比用刀枪更好?”

九百年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说:“如果你正在夺取王权,那么,被人誉为慷慨是十分有利的…对于那些既不是你的东西,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东西,你尽可以做一个很阔绰的施主…你慷他人之慨,只会为你增添名声,而不会对你的名声造成损毁。”(《君主论》)

很显然,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绝对是李渊跨越时空的知音。

七月十四日,李渊率军进驻贾胡堡(今山西汾西县北)。此堡南面五十多里处,就是隋虎牙郎将宋老生重兵据守的霍邑(今山西霍州市)。在霍邑后面,则有隋朝名将、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于黄河东岸的河东郡(今山西永济市)严阵以待,并与宋老生遥相呼应。

李渊父子和将士们都很清楚,摆在面前的将是一场真正的考验。

打霍邑绝对不可能像打西河那么轻松。

所以一贯谨慎的李渊并没有急于发动进攻。正巧又连续多日天降大雨,不利于攻城作战,李渊就趁这个间隙补充给养,命人回太原押运一个月的粮草过来。在等待雨停的这些日子,李渊并没有歇着。他对自己当前面对的战略形势作了一个综合的判断。

然后李渊想到了一个人。

一个牛人。

一个在当时的割据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义军领袖。

他就是李密。

李渊知道自己如果要顺利地西进关中,就必须稳住潼关东面的李密,就像从太原南下之前必须先稳住北方的突厥人一样。

为此李渊试探性地给李密写了一封信。

他知道李密这个牛人向来自视甚高,所以他已经想好了对付李密的办法。

果然,李密很快就回了一封牛皮哄哄的信。信中说:“我与兄虽不是同支,却是李姓同宗。我知道自己实力不够,只是承蒙四海英雄厚爱,推为盟主,希望你能从旁辅助,让我们同心协力,执子婴(杨侑)于咸阳,杀商辛(杨广)于牧野,岂不是好事一桩?”言下之意,你打你的西京,我打我的洛阳,咱井水不犯河水!

他还在信中补充说:如果要签一份互不侵犯条约也可以,那你只能带几千步骑,亲自到河内郡(今河南沁阳市)来,你我当面缔结盟约。

李渊见信大喜,李密的反应正是他最想得到的结果。他笑着对左右说:“李密自我膨胀,以老大自居。我正要全力进取关中,如果马上跟他决裂,那是多树了一个敌人,不如态度谦卑,拍拍他的马屁,让他更骄傲一点,帮我们把守虎牢的关隘、拖住东都的军队,让我们专心西征。等我们平定了关中,据守险要,养精蓄锐,观鹬蚌相争,收渔人之利,到时候再收拾他也为时不晚!”

李渊马上命温大雅回了一封信,说:“当今天下大乱,需要一位共主。这个人除了你,还能有谁!老夫已年过半百,志不在此,但我很高兴能拥戴老弟,攀龙鳞,附凤翼,希望老弟早应图谶(chèn),安定万民!你是盟主,但愿你看在我们同宗的分上,依旧把我封在陶唐故地,这样我就很满足了。”

李密见信,骄矜之情溢于言表,让人把信拿给将领们传阅,说:“连唐公都如此推举我,看来天下指日可定啊!”

李密从此对李渊大生好感,双方信函往来十分频繁。

李渊笑了。

就在这鸿雁往返、笔墨往来之间,他已经用廉价的糖衣炮弹成功消除了一个潜在的劲敌。或者说,成功地化敌为友了。

真正的高手往往是低调的,而且从不吝啬给别人戴高帽。

真正的政治家也往往是慷慨的,从不吝啬给人们开空头支票。

李渊就是这样的高手和政治家。

而无论是高帽还是空头支票,都具有一个相同的特征——廉价。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古往今来的高手和政治家们都很善于把老子的这个哲学思想运用到实践当中,并且有所深化。他们的深化体现在——所“予之”的东西往往是廉价的,譬如高帽和空头支票;而所“取之”的东西则往往价值巨大,甚至无价,譬如人心与天下。

就在人们迷醉于廉价赠品的一瞬间,高手已经收获了人心,政治家已经玩转了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隋末这场群雄逐鹿的生死游戏中,李密之所以快速出局,李渊之所以最终胜出,其原因绝非偶然。就军事能力而言,孰高孰低很难定论。但是在政治上,李密绝对玩不过天才政治家李渊。

【走向长安】

雨一直下。

从李渊带着军队来到贾胡堡时就始终没有停过。

军营中的粮草快告罄了,太原的补给却迟迟没有到。

而出使突厥的刘文静也还没有回来,突厥人许诺的士兵和战马至今未见踪影。

于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便开始在军营中悄悄流传。消息说——突厥人和刘武周正准备进攻太原。

这是真的吗?

李渊不愿相信它是真的。

可又不敢确定它是假的。

这支离开太原还没打过一场仗的军队,就这么在大雨、粮荒和流言的多重困扰中踯躅不前、人心浮动。连日来李渊的心情也跟这雨水连绵的天气一样潮湿而阴郁。

最后李渊只好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到底是要打霍邑,还是要回太原。

与会的一些将吏提出了四条必须班师的理由。一、我们的粮草快完了,而宋老生和屈突通遥相呼应、据险而守,一时半会儿绝对攻不下来。二、李密虽然口头上说与我们联合,可这到底是不是一个阴谋还很难说。三、突厥人贪而无信、唯利是图,刘武周历来与其狼狈为奸,所以他们企图进犯太原的消息不可不信。四、太原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地,义兵的家属都在那里,不如先回去保住大本营,然后再从长计议。

此言一出,多数人都投了赞成票。

李渊不置可否,把目光转向一直闷声不响的李建成和李世民,说:“你们意见如何?”

此时此刻,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了。

因为众位将吏的意见让他有些失望。

诚然,李渊也认为他们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万一出师未捷而老巢被占的话,那么后勤补给就会中断,将士们就会丧失斗志,队伍就会陷入进退失据、腹背受敌的困境。这种危险的确是存在的,李渊心里何尝没有相同的担心和顾虑?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义军自从大张旗鼓地南下以来,至今未打一仗、未下一城,倘若稍遇挫折就当缩头乌龟,那还奢谈什么平定海内、问鼎天下?到时候不但会遭天下英雄耻笑,而且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人心和士气也会溃散瓦解、功亏一篑!太原固然重要,可始终龟缩在老巢中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恰恰相反,这更危险!因为这么做等于是在向隋朝的军队、向突厥人和刘武周、向四方群雄示弱!到时候这些人四面来攻,太原就能保得住吗?就算勉强保住了,日后还要不要争霸天下、要不要再度出征?如果再度出征,那么来自后方的突厥人和刘武周的威胁不是照样存在吗?除非永远龟缩在太原一隅,否则这个“前进还是后退”的问题就会像一场可怕的梦魇一样永远缠绕在李渊和所有人的心头。

所以,选择后退实际上是在逃避问题,而不是在解决问题。

既然这个问题不可能自动消失,既然前进和后退都存在危险,那么为什么不选择前进、放手一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