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贵族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联姻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bǐng），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门三皇后”的传奇。
北周建立后，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卒，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长大后，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旧唐书》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很显然，从少年时代起，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渐露端倪。隋朝建立后，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又让他在畿（激）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辗转担任谯、陇、歧三州刺史。
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他母亲就曾在一个“雷电冥晦”的午后于野外打盹，一不小心就“梦与神遇”。她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时，竟然亲眼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天龙”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只说刘大妈“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汉书·高祖本纪》）
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有碍观瞻，所以不敢抄袭。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时，笔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夹马营出生的那天，“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而刚落地的天子则“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太祖本纪》）
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它过于含蓄呆板，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故事是这么说的：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颗丹药。拿过来一看，通体放光；一吞进嘴里，口舌生香。分娩的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红光满室”，而且红光蹿出房顶，整夜闪个不停。村里的乡亲们“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明史·太祖本纪》）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了，跑过来看却啥都没有，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实在是神奇啊，众人不约而同地想，看来此娃定非凡胎，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
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或者传为笑话，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或者嗤之以鼻。
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那么唐高祖李渊呢？
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合的黄色情节，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一宿的生动记载，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唐书》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
该书称李渊“体有三乳”，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应该也包括女人）多出一乳能干什么呢？既多余又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畸形和滑稽怪诞。
然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大吉之征”。《史记·周本纪》称：“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淮南子·修务训》说：“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天将授文王…有四乳而大足。”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看成天下归心、周之勃兴的天命征兆。
既然周文王都能比常人多出二乳，那么大唐开国之君李渊的身上比常人多出一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而是后世修史者强行“摁”上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这个记载只见于《新唐书》，而该书修于北宋，属于后出的史料。而先出的修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并没有这个“体有三乳”的怪诞说法。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则“三乳奇谈”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
相对于《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它仅仅托相士之口，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作出了某种暗示。该书称，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从此“颇以自负”。
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来说，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旧唐书》这则“相士预言”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时候，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
【李渊一直在潜伏】
关陇集团内部流行政治联姻，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
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隋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按《魏书·官氏志》，“窦氏”即鲜卑的“纥豆陵氏”。）众所周知，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旧唐书·后妃列传》），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五女）、武帝宇文邕（yōng）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对她极为冷淡。
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所以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而今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皇后多加抚慰，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患了。”
宇文邕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外甥女小小年纪，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到！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
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然后举行“佳婿海选”，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若有想求婚者，就给他两支箭，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顿时蜂拥前来，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却没有一个能够两箭各中一目。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到，啪啪两箭，各中一目，干脆利索，成功夺魁。众位帅哥黯然失色，窦毅夫妇笑逐颜开。没过多久，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
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
北周大象三年，亦即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并将幼主周静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窦氏悲愤莫名，扑在床上痛哭，边哭边说：“恨我不是男儿，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赶紧捂住她的嘴，低声训斥道：“你千万别乱说，这是会灭族的啊！”
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这也许与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关。
大业初年，李渊历任荥阳、楼烦、扶风等郡的太守。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李渊曾得到几匹骏马，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窦氏却蹙起了眉头。她告诉李渊：“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一听大为郁闷。他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马上对他进行责罚，搞得李渊追悔莫及。后来李渊汲取了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讨得天子欢心，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
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
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更没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而黯然神伤。（《资治通鉴》卷一九○：“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
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恨非男儿”的血性，嫁给李渊后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窦氏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假如不是早亡，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
不过，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并培养出相应的政治抱负，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望族的血液遗传中获得精明强悍的性格基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窦氏虽然早亡，可她的影响力早已通过上述的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旋即爆发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很显然，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所以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史称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作充分的准备。
可是，杨广不是瞎子。
尽管李渊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不去，杨广顿时大为疑惧。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很厉害。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李渊死！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甚至人头落地。
怎么办？是索性起兵造反，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
李渊知道，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远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
怎么办？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秽。没有比自秽更好的保命办法了。
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并且大肆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
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
杨广笑了，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
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约今山西省）讨捕使，负责镇压当地叛乱。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李渊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变民首领毋端儿的数千部众。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在历任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终于被擢升为太原留守。
太原（郡治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是帝国北部边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饷可支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
可对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而且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恰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契，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李渊就已经“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了。（《大唐创业起居注》）
所谓“天授”，也就意味着叛隋起兵、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
为了这一天，李渊已经等待好几年了。
早在大业九年初，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途经涿郡的时候，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和驸马，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
众所周知，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
不久后杨玄感叛乱爆发，李渊被调任弘化留守，遂按下起兵之意，静观事态变化。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但是李渊拒绝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
李渊深深懂得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
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说：“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
夏侯端所说的“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指的就是那则流传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让杨广深为忌恨，因而大肆诛杀李姓之人，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
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虽然通过“自秽”成功地掩藏了心迹，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
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
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需要隐忍。
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站在晋阳城头的李渊望着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猛然在胸中激荡。
他仿佛看见天命正在向自己遥遥招手。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祸将斯及！”
在幽暗的深渊中蛰伏了许多年的这条大唐巨龙，终于缓缓地昂起了头颅。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正隐隐滚过一阵惊雷。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
李渊与元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
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
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还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茶、递烟、包红包。
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
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
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
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还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
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
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
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
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熏染了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
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
同样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杨广背叛了传统。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我们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幕幕惊险残酷的政治博弈，这个机智果断、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
换句话说，李世民注定要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迎面相遇。
大约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十五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众所周知，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在李世民登基御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
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且居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射ng）这一代，其地位依然显赫。他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此后长年经略突厥，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五年，长孙晟病卒。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曾向左右感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
长孙晟死后，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劢（mài）是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在他的熏陶下，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史称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
长孙氏十三岁时，由于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赏识，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尤其是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下诏命各地勤王，虚岁仅十七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向主将提出了“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虽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但这一策略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我们不知道李渊这么安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翟儿的战斗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
当时外号“历山飞”的变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其势甚为猖獗。甄翟儿是他的部众，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市），并时常袭扰太原，曾在战斗中击毙隋朝将领潘长文。大业十二年四月，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在西河的雀鼠谷与甄翟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而让羸兵居中，大张旗鼓，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此举与李世民当年的那个策略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李渊的采纳。
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形，但是变民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
此战官军完胜，迅速打出了李渊父子的声威。虽然这一战的主要指挥者是李渊，但是李世民在这场战斗中表现出来的机智、果敢和勇猛，已足以让世人眼前一亮。
雀鼠谷一战，可以说是李世民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开端，也是他正式登上隋末历史大舞台的亮相之作。
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时代总是彼此孕育、相互创造的。
大业末年，未及弱冠的李世民当然意识不到会有一个怎样辉煌的时代在不远的将来等待着他。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在这个时代中的位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清醒地看见一度繁荣强大的隋王朝已经彻底濒临崩溃的边缘。
同时也并不妨碍十八岁的李世民目光炯炯地凝视着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庞然大物，和他的父亲李渊一起相视而笑。此刻他们仍然蛰伏在历史的水面下，但他们手里已经悄悄搭上了一支箭。
没有人知道这历史性的一箭马上会从太原射出，然后直接命中旧王朝的心脏——长安。当然也没人知道，一个生机勃勃的新王朝就将从这里开始茁壮成长。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上）】
公元617年，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李渊父子的晋阳起兵。
它就像一道劈裂天空的绚丽闪电，一举刺破隋帝国的茫茫黑夜；又像是一束穿越浓云的熠熠曙光，瞬间照亮了大唐王朝的早晨。
这个令天地为之变色、令历史为之改辙的大事件有诸多人物参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开国功臣。他们是裴寂、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唐俭、柴绍、殷开山、刘政会、温大雅、武士彠（惑，武则天的父亲）…
这些人是晋阳起兵最重要的一批骨干力量，正是有了他们的推动、策划并参与实施，这次起义才能获得成功，大唐王朝最终才得以横空出世。可不管怎么说，他们终究只是这个大事件的配角。
而晋阳起兵的主角，当然非李渊父子莫属。可问题是，在李渊父子当中，谁才是这次起兵的首谋？谁才是这个大事件真正的灵魂人物？谁才是开创大唐三百年基业的第一人？
对此，历代官方正史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李世民。
后晋刘昫修撰的《旧唐书》声称：“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北宋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也断言：“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起兵晋阳也，皆秦王李世民之谋。”“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按照官方正史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和李渊在晋阳起兵前夕都做了些什么。
李世民跟随李渊来到太原后，结交了一批江湖义士。《旧唐书·太宗本纪》称其“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资治通鉴·隋纪七》说：“世民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
长孙顺德与刘弘基就是在这个时候与李世民结成了生死之交。长孙顺德是长孙晟的族弟，与刘弘基原本都是隋宫廷的宿卫军官，因逃避辽东兵役，亡命太原投靠了李渊，因此与李世民相结纳。这两个人后来在募集义兵时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此外，刘文静和裴寂也先后加入了李世民“潜图义举”的行列。
刘文静时任晋阳令，裴寂时任晋阳宫监，二人因职务交往而成为好友。他们目睹天下大乱，而自身前途未卜，时常相对而叹。有一次裴寂说：“贫贱如此，又逢离乱，将何以自存？”当时刘文静还未参与李世民之谋，但是暗中已经对他极为倾慕，所以趁机游说裴寂道：“李世民非寻常之人，其胸襟豁达类似汉高祖，天纵神武如同魏武帝，虽然年少，却是命世之才！”言下之意是让裴寂和他一起依附李世民，可裴寂对此却不以为然。
不久，刘文静因与李密有姻亲关系而坐罪，被关进郡狱。正当他对前途感到茫然之际，李世民忽然亲自来狱中探望他。刘文静大喜过望，马上向李世民发出试探，说：“天下大乱，非汉高祖、光武帝之才华者，不可平定四海！”
李世民笑着说：“先生怎么知道没有？只是常人不知道罢了。我之所以来看你，并不是像小儿女那样注重个人感情，而是来和先生图谋天下大事，不知先生有何见教？”
刘文静知道自己没有看错人，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如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围逼东都，天下群盗多如牛毛。值此之际，若有真命之主应天顺人、振臂一呼，取天下则易如反掌。今太原百姓为避战乱，皆入晋阳，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知其中豪杰之士众多，一朝啸聚，可得十万人；尊公所领之兵亦有数万，一声令下，谁敢不从？进而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李世民听完朗声大笑：“君言正合我意。”
从此李世民与刘文静开始积极部署，准备起事。
而这个时候，李渊在做什么呢？
按照正史的说法：“渊不之知也。”而李世民则是：“恐渊不从，犹豫久之，不敢言。”（《资治通鉴》卷一八三）
李渊真的是这样浑浑噩噩，对李世民的起兵密谋一无所知吗？
这个问题我们留待后面探讨，现在接着来看在官方正史中，李世民是如何软硬兼施地“说服”李渊起兵，而李渊又是如何举棋不定、出尔反尔的。
由于裴寂与李渊的私交很好，所以李世民决定从裴寂的身上突破。他天天与裴寂交游，同时拿出私人的钱数百万，让人与裴寂赌博，每一次都诈输，把裴寂乐坏了。等到那些钱输得差不多的时候，李世民也顺理成章地和裴寂变成好友了。最后李世民把自己的密谋告诉了裴寂，同时让他想办法说服李渊。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此刻裴寂已经很清楚他那些钱是怎么到手的了，只好点头同意。
李世民和裴寂很快就想了一计。随后的日子里，裴寂天天去找李渊喝酒，喝完酒又顺便送上几位美女。一连数日，把李渊伺候得舒舒服服。几天之后，裴寂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不慌不忙地对李渊说：“二郎暗中蓄养兵马，欲举义旗，恐大事泄露被诛，所以让我以晋阳宫女奉公，此乃情急之下迫不得已之计。如今众人心意已决，不知公意下如何？”
李渊一听，当场爆出冷汗。
原来这几天与他合欢的竟然全都是晋阳行宫的宫女——皇帝杨广的女人！这可是灭门之罪啊！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和老友居然使了这么一招把他绑上了“贼船”。这一招可真损哪！
李渊愣了很长时间，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吾儿既有此谋，事已至此，为之奈何？只好从他了。”
李渊虽然一只脚踏上了“贼船”，可毕竟是被逼无奈，所以犹豫了几天后又把脚缩了回去。
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差点掉脑袋的事，再次把他逼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那就是东突厥的入侵。
从大业十二年底到次年正月之间，东突厥屡次出兵进犯马邑（今山西朔县），李渊派遣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出兵抵御，结果却吃了一场败仗。人在江都的隋炀帝杨广闻讯大怒，以“不时捕虏，纵为边患”为由，遣使赴太原将李渊就地拘押，并准备将王仁恭斩首。
李世民一见时机成熟，终于当面对李渊说：“今主上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父亲若再拘守小节，下有盗寇、上有严刑，危亡无日啊！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
李渊大惊失色：“你怎能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我现在就告发你。”然后找出纸笔，做出一副马上要奋笔疾书之状。
李世民一脸沉着，缓缓地说：“世民观天时人事如此，所以敢说；倘若父亲一定要告发我，不敢辞死！”
李渊气得把笔一扔，说：“我怎么忍心告发你呢？你要慎重，别再说这种话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李世民又来了。李渊听见他锲而不舍地说：“今盗贼日繁，遍布天下，父亲受诏讨贼，贼能讨得完吗？到最后还要承担讨贼不力的罪名。而且世人纷传李氏当应图谶，所以李金才无罪，却一朝族灭。退一步说，即便父亲能将盗贼尽皆剿灭，自古功高不赏，届时危险更大！只有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乃万全之策，愿父亲勿疑！”
李渊仰天长叹：“我昨天一整夜都在想你说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今日不管是家破人亡由你，化家为国也由你，一切都由你了。”
此时的李渊真是一副万般无奈、听天由命之状！
几天后，隋炀帝的使者又到了，准备把李渊和王仁恭一起押赴江都问罪。李渊顿时惊慌失措。于是，李世民和裴寂等人再次向李渊进言：“今主昏国乱，尽忠无益。偏将副手战场失利，竟然也要归罪明公。危亡已经迫在眉睫，宜早定计。况且晋阳兵强马壮，行宫中又蓄积金钱、布帛巨万，以此举事，何患不成？今留守长安的代王幼弱，明公若击鼓向西，据有长安如同探囊取物，何必被区区一个朝廷使者囚禁、坐以待毙呢？”
至此，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暗中部署。可没过几天，江都的天子使臣又到了，宣诏赦免了李渊和王仁恭的战败之罪，并且让他们官复原职。赦令一下，李渊立刻反悔，矢口不提举义之事。
接下来的日子，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催促李渊起兵。如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彠、前太子左勋卫唐宪、其弟唐俭等等。
然而，大伙把嘴皮子都磨破了，该说的话翻来覆去都讲烂了，李渊还是迟迟不动。
刘文静忍无可忍，只好向裴寂施压：“先发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你为何不快点劝唐公起兵，怎能一再借故拖延呢？再说了，你身为宫监，却以宫女私侍他人，你一个人死就算了，何必拖累唐公？”
裴寂被触到痛处了。是啊，假如李渊迟迟不起事，万一晋阳宫女陪侍之事泄露，那他裴寂就算有八颗脑袋也不够砍啊！
此后裴寂只好天天追着李渊，死缠烂打、软磨硬泡，终于把李渊彻底说服了。李渊随后让刘文静假造敕书，以朝廷准备四征高丽为名，命令太原、西河、雁门、马邑四郡凡二十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全部要应征入伍，借此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兵。
这就是历代正史所记载的关于晋阳起兵的起因和内幕。在这里，李渊被描绘成一个平庸、怯懦、胸无大志、多疑反复的傀儡型人物；而年未二十的李世民则被塑造成一个目光远大、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领袖，表现出了一种远远超越他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在此，李世民毋庸置疑地成了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而李渊一开始就被蒙在鼓里，后来迫不得已卷入了这个事件，几乎是被人用绑架的手段弄上了这条起兵叛隋的“贼船”，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碌碌无能而且万般无奈。
难道，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晋阳起兵的历史真相（下）】
通过近年来诸多中外学者对这一事件相关史料的重新研究，晋阳起兵的真相已经得到了澄清。海外的研究人员普遍认为：“有些重要情况可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根据从前被忽视的唐代初年的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历史学家已经能对唐朝创立史的传统说法中某些偏见和歪曲之处作出订正。”（英·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
国内的一些学者也认为：“由于官修史籍的不真实，晋阳起兵的内幕几乎被掩盖了。突出地颂扬李世民，而其他人则黯然失色，或者被埋没，或者被歪曲…同时，旧史籍里还塞进了一些虚构的情节，渲染李渊的荒淫无能，以衬托李世民的功德兼隆。”（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新的研究结论指出，李世民在晋阳首义和唐朝创建的过程中并不像旧史籍所塑造的那么英明神武和居功至伟，而李渊也并不像旧史籍所描述的那么猥琐不堪。相反，“李渊此人雄才大略，读太原起兵时记室参军温大雅所记《大唐创业起居注》可知。从隋大业十三年太原起兵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以前，李渊一直是最高决策者和全局指挥者…只因玄武门之变后李渊的政权为李世民所夺取…贞观朝纂修《高祖实录》就把太原起兵说成李世民所主谋，统一天下也几乎全是李世民的功劳，李渊被诬为坐享其成”（黄永年《唐史十二讲》）。
事实表明，李世民很可能在贞观年间对相关“实录”的修纂工作进行了干预，从而篡改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实。而后来编修的国史以及承用国史的两《唐书》，包括更后出的《资治通鉴》皆因袭而不改，致使晋阳起兵和唐朝创立史的部分真相从此湮没不彰。
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基本上都提到了初唐的一份重要史料——《大唐创业起居注》。
该书的作者温大雅是太原人，史称其“少好学，以才辩知名”；曾任隋东宫学士、长安县尉，后因父忧去职，回晋阳闲居，见天下大乱而不求仕进。李渊到太原后，和他成为朋友，并慕其文名而“甚礼之”。李渊起兵后，温大雅被任命为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旧唐书·温大雅传》）
很显然，由这样一位晋阳起兵的亲历者所撰写的史料，其真实性肯定要远远大于唐朝建国后的那些官修正史。所以《剑桥中国隋唐史》称他为“唐朝建立的目击者”。
那么，这位历史现场的目击者到底都目击了一些什么呢？
前文说过，其实早在大业九年，李渊就已经有了起兵叛隋、建立帝业的念头，所以才会在涿郡与杨广近臣宇文士及进行密谋，只是后来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暂时隐忍。所以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大业十二年，当李渊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时，他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
大业十三年正月，李渊因兵败遭到免职处分并就地拘押。其实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下定起兵的决心了。之所以没有发动，只是因为李建成和李元吉尚在河东，李渊投鼠忌器而已。按《起居注》记载，其实当时并不是李世民苦口婆心劝说李渊，反而是李渊主动对李世民说：“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羑（yǒu）里（古地名，今河南汤阴县北，为殷纣王囚周文王处）之厄，尔昆季须会盟津之师，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为英雄所笑。”
很显然，此时的李渊头脑非常清醒，他本来是想等三个儿子齐集太原后再起事，不料却突然遭到囚禁，所以他告诫李世民——如果情况没有好转，那么他们三兄弟就必须迅速集结、立刻起兵，不能坐以待毙，遭天下英雄耻笑。
所以当后来隋炀帝又赦免他时，李渊便对李世民说：“当见机而作！”随后立即行动起来，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命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积极建立起义的核心力量。
但是直到此刻，李渊还是没有动手。
因为他身边安插着两颗钉子。
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
他们是隋炀帝杨广特意安插在李渊身边的两名亲信，目的就是监视和制约他。
李渊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日常能够调动的兵力也极为有限。按照隋制，原则上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招募和调遣军队的权力，地方官吏如果擅自发兵千人以上，就要被处以死罪。所以李渊要想拥有足够的兵力起事，就必须获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且必须有充足的理由征兵。但是，王威和高君雅都是对隋室忠心耿耿的人，要拉他们入伙几乎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就会功亏一篑、引火烧身，所以李渊绝不能冒这个险。
如何才能获得充足的理由征兵并取得王威和高君雅的支持呢？
李渊一直在焦灼地等待机会。
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杨天子。李渊笑了。
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僭（jiàn）称尊号。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县）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
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看看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始毕可汗。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
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这三件事如今废一不可，其他的事情，就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悬在明公。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