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太大了,士气更是受到了严重挫伤,所以他需要休整。

当然,这只是短暂的休整。

因为把拳头缩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挫败燕军的第一阶段进攻后,许远已经对张巡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张巡说:“我性情懦弱,不习兵戎,将军则智勇双全,我愿把指挥权交予将军。”

此后,许远只负责粮草、军械等后勤事宜,守城御敌的指挥权则全盘交给了张巡。

两个月后,尹子奇卷土重来。张巡激励将士说:“我等荷国厚恩,而今自当一死报国!”将士们群情激奋,皆愿死战。张巡遂下令杀牛宰羊,慰劳三军,随后率军出战。燕军见唐军只有可怜巴巴的几千人,却贸然出城和他们决战,顿时一个个捧腹大笑。

张巡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因为骄兵必败,哀兵必胜!

这是千古不易的战争铁律。

张巡亲执战旗,一马当先,率众直冲燕军军阵。唐军将士人人奋勇争先,无不以一当十。燕军的阵脚一下子就被冲乱了,纷纷向后退却。唐军趁势在燕军军中左冲右突,纵横驰骋,旋即大破燕军,斩杀三十余将,击毙士卒三千余人,并乘胜追击了数十里。

尹子奇虽然屡屡受挫,但是他并不灰心。

因为他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他耗得起。

随后的日子,尹子奇仍然围着睢阳日夜猛攻。张巡站在千疮百孔的城楼上,望着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头的燕军,心中若有所思。

当天傍晚,张巡命将士在城中擂鼓呐喊,并集合队伍,作出一副马上就要夜袭敌营的样子。燕军得到情报,立刻加强警戒,从黄昏到次日凌晨,一个个枕戈待旦,丝毫不敢松懈。可天亮之后,张巡却下令停止擂鼓,并把集合的队伍全都解散了。

尹子奇闻报,亲自登上飞楼(瞭望敌情的高塔),仔细观察城内的情况,发现唐军根本没什么动静,于是紧绷了一夜的神经才放松下来,下令官兵各自回营休息。尹子奇自己也揉着通红的双眼,回中军大帐睡觉去了。

就在这一刻,张巡已经和他的麾下骁将南霁云、雷万春等十余人,各率五十骑精锐,从城门冲出,像离弦之箭射向了燕军大营。

要命的是,这十几支箭全都瞄准了燕军的心脏——尹子奇的中军大帐。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

这就是张巡站在城楼上若有所思的东西。

燕军官兵都熬了一个通宵,此刻正奉命回营睡觉,万万没想到唐军会在此刻来袭。当他们一个个睡眼惺忪地跑出营帐时,脑袋刚好撞上唐军寒光闪闪的刀锋。

一时间,张巡等人如入无人之境,犹如砍瓜切菜一般,一连斩杀了五十多个敌将和五千多名士卒。燕军大营一片大乱,根本挡不住呼啸而来的唐军。张巡等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杀到了尹子奇的大帐前。

此时的尹子奇早就惊醒了,已经在亲兵的簇拥下逃出了大帐,开始气急败坏地组织反扑。

由于到处都是敌军惊慌乱窜的身影,所以张巡他们根本无法在千军万马中认出尹子奇。

时间在一点一滴地流逝。

南霁云、雷万春等人一直在焦急地四处张望。

如果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尹子奇并把他干掉,人多势众的燕军一旦回过神来,必然会进行疯狂的反扑,把人数不多的唐军包围歼灭。

情急之下,张巡忽然想到了什么,马上命人找来一些细木棍,把头削尖,然后当成箭一样射向敌军。被射中的燕兵大为惊喜,以为张巡的箭用完了,纷纷跑去向尹子奇报告。

远远望去,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对着士兵咿咿呀呀指手画脚的将领忽然变得十分醒目。

张巡笑了,回头看了身后的南霁云一眼。

南霁云心领神会,当即搭箭上弦。嗖的一声,羽箭划破清晨的薄雾,不偏不倚地射入尹子奇的左眼。尹子奇一声惨嚎,跌下马背。南霁云拍马冲了上去,准备在尹子奇的脖子上补上一刀。

但是,南霁云没有得手。

因为尹子奇的亲兵们纷纷挡在他前面,还有人把尹子奇扶上马背,簇拥着他迅速逃出了南霁云的视线…

侥幸未死的尹子奇一直跑出了很远,才气喘吁吁地回过头来,用剩下的那只独眼,久久地凝视着远处的睢阳城。

我会回来的。尹子奇说。

七月初,尹子奇从后方调来数万生力军,兵力又恢复到十几万人,随即再度南下围攻睢阳。

经过数月休整的燕军,不仅补充了兵员,士气复振,而且粮草、辎重、军械等等也得到了极大补充,可谓兵精粮足。相形之下,长期得不到后勤补给的睢阳却已逐步陷入粮尽援绝的困境。

睢阳原本有屯粮六万石,那都是许远为了长期坚守睢阳而多方筹集、苦心积攒的。可就在燕军围攻睢阳的不久前,时任唐河南节度使的虢王李巨却命许远拨出一半给濮阳(今山东鄄城县)、济阴(今山东定陶县)二郡。许远拒不从命,可李巨却再三强迫。许远无奈,只好忍痛交出三万石粮食。不久后,济阴太守高承义举城投降燕军,许远刚刚拨给他的一万五千石粮食也白白落入了燕军手中。

燕军从正月开始围攻睢阳,至今已断断续续地围了半年多,睢阳城中的三万石粮食逐渐耗尽,又得不到丝毫补充,形势日益严峻。于是,从七月开始,张巡和许远不得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度,规定每个将士每天只能分到一合米(相当于二两)。可想而知,这点粮食根本就不够吃,所以将士们只好羼杂着树皮、茶叶、纸张来充饥。

经过半年多的苦战,睢阳守军歼灭了燕军的数万精锐,可自己也付出了五千多的伤亡,至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而且,这一千多名将士又是连肚子都填不饱、“饥病不堪斗”的羸兵!所以,此刻的唐军再也不能像前一阶段那样频频出击了。面对百倍于己的燕军精锐,他们除了被动挨打、困守待援之外,已经没有任何退敌之策了。

睢阳之战进入了最后的死守阶段。

尹子奇用他的独眼望着那满目疮痍、被战火熏得焦黑的城墙和雉堞,嘴角露出了一抹狞笑。

随后,燕军不断加大攻城力度,并且出动了云梯。所谓云梯,并不是普通的梯子,而是下面装有轮子,高度与城墙齐高的大型攻城器械。史载这种云梯“势如半虹”,可“置精卒二百于其上”,相当于一座可移动的“高塔”。这种高塔一旦靠上城墙,塔内的士兵可直接跳上城头,对守军展开进攻,具有很强的威胁性。假如有两三座这样的攻城塔一起靠上城墙,睢阳十有八九就要失守了。

当然,张巡是不会让它轻易靠过来的。

为了对付这种可怕的攻城器械,张巡命人在城墙上凿了许多隐蔽的洞口,每三个洞口对付一座云梯。燕军的云梯一靠过来,第一个洞口就伸出一根长木棍,末端绑着铁钩,将云梯钩住,让它不能后退;第二个洞口也伸出一根木棍,死死抵住云梯,让它不能前进;第三个洞口再伸出一根木棍,末端绑着铁笼,笼中燃着熊熊烈焰,用它将云梯点燃。

张巡的这个办法很管用。每当云梯一接近城墙,很快就会从中间烧断,而藏于其上的燕军士兵则尽数着火,纷纷坠亡。

时值盛夏,睢阳守军为了避免烈日暴晒,就在城头上搭了一座座“棚阁”,用以遮阳避暑。尹子奇随即出动“钩车”,专钩城上棚阁,“钩之所及,莫不崩陷”。面对燕军的钩车,张巡针锋相对,设计了一种“吊车”,以木头、铁链、铁环组合成“吊臂”。每当燕军的铁钩一出现,立刻用吊臂末端的铁环将其套住,然后连钩带车一起吊上城头,斩断铁钩,再将车扔下城去。

云梯和钩车都废了,燕军只好又出动“木驴”。所谓木驴,估计原理跟特洛伊木马差不多,就是把士兵藏在里面,避免冲锋时受到箭矢攻击。由于这种木驴的表面包裹了一层湿牛皮,所以一般的火攻战术奈何不了它。

火攻不行,张巡便采取了“水攻”。

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水,而是银水和铜水。每当燕军的木驴成群结队地冲到城下时,唐军就将银水、铜水当头浇下,把所有木驴和它们肚子里的燕军士兵瞬间烧成了焦炭。

在足智多谋的张巡面前,燕军的“秘密武器”全都成了没用的摆设。尹子奇勃然大怒,只好使出最后一招——修筑“磴道”。他命人在睢阳城的西北角(树木比较茂密的地方)大量砍伐树木,然后把木材堆积在城墙下,又在其上堆积沙土袋,打算修筑一条坚实宽阔的梯形长堤,以便大军对睢阳发起集团式冲锋。

在燕军修筑磴道的十几天里,张巡一直不动声色。

当然,他只是在白天不动声色。一到夜里,他就命人偷偷出城,把大量的松明、篙草等易燃物塞在沙土下面的木材里。前后十几天,燕军都没有察觉。到磴道筑成的那一天,还没等燕军顺着磴道发起冲锋,张巡就命将士们抛出了无数支火把,瞬间就把整条磴道全部点燃。尹子奇和燕军官兵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十几天的劳动成果被付之一炬,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望火兴叹。

冲天的大火一直燃烧了二十多天才渐渐熄灭。至此,尹子奇终于黔驴技穷。

张巡超乎常人的应变之智令他无比愤怒,也令他不得不折服。

最后,尹子奇放弃了强攻的战术,命士兵们在睢阳四周挖掘了三道壕沟,并设置木栅,以此阻挡唐军突围,准备把唐军困死在城中。

尹子奇知道,唐军粮草将尽,他只需要再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睢阳必然到手。

七月中旬,睢阳城中的粮食彻底吃光了,连每人每天二两都成了一种奢望。

此刻的守军只剩下六百人,张巡和许远各领三百人分别驻守:张巡守东门和北门,许远守西门和南门。张巡和许远在城头上和士卒们同食共寝。而他们最后的食物,只有树皮、茶叶和纸张。

最惨的是,连这三样东西也快吃光了。

如果援军和补给再不来,他们还能吃什么?

当时,有三支唐军距离睢阳都不算远:许叔冀驻扎在谯郡(今安徽亳州市),尚衡驻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贺兰进明驻扎在临淮(今江苏泗洪县南)。其中贺兰进明的兵力最强,可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却无视睢阳危急,全都拥兵不救。

现在,睢阳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既然他们都不来援,那张巡就只能主动求援了。

张巡把任务交给了南霁云。他给了南霁云三十名精锐骑兵,让他拼死突围,前往临淮向贺兰进明求援。南霁云等人出城后,数万燕军蜂拥来攻,南霁云“直冲其众,左右驰射”,令“贼众披靡”,以阵亡二人的微小代价,硬是冲出了燕军的包围圈。

南霁云怀着满腔期望,马不停蹄、星夜兼程地赶到临淮后,见到的却是贺兰进明冷若冰霜的脸。

贺兰进明冷冷地说:“你们出来的这些天,说不定睢阳已经失陷,再发救兵有何用处!”

南霁云激愤地说:“睢阳若陷,霁云愿一死以谢大夫(贺兰进明的中央官职是御史大夫)。更何况,倘若睢阳失守,叛军的下一个目标必是临淮。睢阳与临淮唇齿相依,大夫岂能坐视不救?”

贺兰进明不为所动。但是对南霁云的忠勇,他心里却非常欣赏,所以决定把他留在麾下。当天,贺兰进明大摆宴席,还特意安排了乐队奏乐,希望能以声色之娱留住南霁云。

可是在宴会上,南霁云却滴酒未沾,连筷子都没有动。见贺兰进明毫无出兵之意,南霁云死心了。他悲愤地对贺兰进明说:“我来的时候,睢阳的人已经断粮一个月了,我虽然很想单独享受眼前的美食,但无论如何难以下咽。大夫坐拥强兵,却眼睁睁看着睢阳失陷,没有半点扶危救难之心,这岂是忠义之士所为?”

紧接着,南霁云忽然拔出佩刀,猛然砍断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在场众人,包括贺兰进明在内,无不大惊失色、悚然动容。他们听见南霁云说:“霁云既然不能完成主将交给的任务,只能留下这根手指,以证明在下已经尽力。”

随后,南霁云连夜离开临淮,赶到了离睢阳不远的宁陵,会同这里的守将廉坦,率领城中仅有的三千步骑,火速东下增援睢阳。

张巡进驻睢阳时,曾交给部将廉坦三千人,命他留守宁陵;此刻睢阳危急,固守宁陵已经毫无意义,所以南霁云只能把这支部队拉出来救援睢阳。

八月三日夜,南霁云率三千援军回到睢阳,立刻杀入燕军重围,一路杀到睢阳城下。经过一番血战,南霁云虽率众突破了燕军军营,杀伤了大量敌兵,但自己也阵亡了两千人,只剩下一千人进入城中。

看着满身血污的南霁云和这一千人马,睢阳城中的将士们顿时绝望。难道,这就是他们望眼欲穿的援兵?

是的,这就是他们的援兵,第一支也是最后一支援兵。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将士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和绝望,纷纷仰天恸哭。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战火中的人间地狱】

最后的时刻到了。尹子奇知道睢阳守军的外援已经彻底断绝,立刻加紧了对睢阳的围攻。

面对这毫无希望的困境,将士们提议:放弃睢阳,撤往江淮一带。张巡和许远也不得不考虑弃城的可行性。但是他们讨论到最后,得出的共同结论仍然是——坚守。

他们认为,睢阳是江淮的门户,一旦弃守,叛军必定长驱直入,到时候帝国的财赋重镇将全部落入敌手。更何况,如今将士们都饿得走不动路了,未必能够突出重围。张巡和许远相信,就算是在战国时代,原本敌对的诸侯在危难之时尚且相互救援,更何况坐拥大军的贺兰进明等人呢?所以,张巡和许远的结论就是——继续坚守,等待援军。

可是,将士们没有吃的,如何坚守?城中的树皮早就扒光了,连茶叶和纸张也都吃完了,接下来还能吃什么?

张巡和许远的回答是:吃马。

很快,马也吃完了,将士们只能“罗雀掘鼠”。没过几天,麻雀和老鼠也都吃光了,将士们只好瞪着一双双饿得发绿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张巡。

张巡默默地看了看他们,忽然转身走下城楼。

片刻后,张巡回来了,肩上扛着一只沉甸甸的麻袋。将士们迫不及待地解开麻袋,冒着绿光的眼睛霎时变得通红。

因为他们看见——麻袋里装着一堆肉。

那是人肉。

准确地说,那是一个女人的肉。

从那堆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中,个别细心的将士认出来了——那是张巡的女人,是他的爱妾!

将士们愕然了一瞬,惭悚了一瞬,也感动了一瞬。然而,短短的一瞬过后,他们就像一群饿狼一样扑向了那堆肉…

他们太饿了。

在饥饿面前,惊愕算什么?愧疚算什么?感动又算得了什么?

张巡的爱妾转眼就被分吃一空了。紧接着,许远也扛来了好几个大麻袋——里面装着被他杀死的几个家奴。

然而,几个人的肉是远远不够吃的。

接下来的日子,将士们开始捕杀城中的女人。不管她们藏身何处,最后都会被抓出来一一烹吃。女人吃光了,就吃男人中的老人和小孩…

或许刚一开始,将士们多少还有一些不良的心理和生理反应,可到了后来,大伙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因为吃多了、吃久了,那种难以下咽、恶心欲吐的感觉自然就消失了。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其实吃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睢阳就这样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每当夜幕降临、燕军攻势退去时,睢阳城上就会燃起一堆堆篝火。只见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在火堆边,每个人手上都抓着一只手或一只腿在啃咬。火光把他们的身影拉长,令他们看上去就像一群张牙舞爪的鬼魅。在他们身边,散落着一根根或长或短、或粗或细的白骨。原本万家灯火的睢阳城,此刻只剩下一片黑暗和死寂。每一座宅子,每一条小巷,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腥膻、腐臭的气息。惨白的月光下,到处可见被士兵们随意丢弃的一颗颗老弱妇孺的头颅,以及大大小小、沾满血污的手掌和脚掌…

从八月到十月,以张巡、许远为首的睢阳守军,就是以这种“同类相食”的残忍方式,维持着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生存。据《新唐书·张巡传》所载,睢阳守军在这最后的两个月里,被吃掉的老弱妇孺多达三万人。

与此同时,燕军也一直没有停止攻城。到了十月初,睢阳的一千多名守军又陆续战死,最后只剩下四百个人。

准确地说,是剩下四百个疾病缠身、气息奄奄的病号。

他们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已经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彻底耗尽了。

十月九日,当燕军像潮水一样涌上睢阳城头时,唐军将士再也无力举起手中的刀枪。

张巡绝望了。他向西遥拜,大声喊道:“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无以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资治通鉴》卷二二○)

随后,燕军生擒了张巡、许远等人。尹子奇命人把张巡押到跟前,用他的独眼久久凝视着这个令人恐惧的对手,忽然咧嘴一笑,说:“听说您每次作战都会把牙齿咬碎,为什么?”

张巡仰天狂笑:“我志在生吞逆贼,只恨力不从心!”

尹子奇当即用刀撬开张巡的嘴,果然看见牙床上只剩下三四颗牙齿。尹子奇顿时肃然起敬。他有心想留张巡一条命,然后招降他,可左右却坚决反对。他们说:“张巡是一个把气节看得比生命更重的人,不可能为我所用。而且,他深得军心,如果留下他,必为后患。”

尹子奇思来想去,觉得此言不无道理,最后只好将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名唐将全部斩首。许远被押赴洛阳,未久也不屈而死。

张巡终年四十九岁。

据说他死时,“颜色不乱,扬扬如常”,不愧是一个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汉子。

睢阳之战,历时十个月,前后大小四百余战;张巡、许远以不足万人之众(初六千八百人,后增兵三千人),抵挡了尹子奇的十几万大军(初十三万,后增兵数万),且斩杀敌将三百、毙敌十二万人,堪称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寡敌众、以弱制强的经典战例。

张巡之所以取得如此骄人的战绩,首先当然是因为唐军将士的同仇敌忾和英勇顽强,可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巡临敌时的机变无穷。

张巡作战时,从不墨守成规,甚至不依照古代兵法,而是让他的麾下将领各随己意指挥士兵。有人对此深感不解,张巡解释说:“燕军主力都是胡人,他们作战,历来是‘云合鸟散,变态不恒’,仅仅数步之间,情势就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在刹那之间作出反应,如果事事禀报主帅,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尽量做到让士卒了解将领的个性,将领熟悉士卒的心理,如此一来,他们到了战场上,就能像手掌指挥手指一样运用自如。士卒与将领一旦相知相习,就能做到人自为战,也才能做到临机应变,出奇制胜。”

作为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两《唐书》和《资治通鉴》都对张巡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称他:“推诚待人,无所疑隐;临敌应变,出奇无穷;号令明,赏罚信,与众共甘苦寒暑,故下争致死力。”

然而,张巡为了坚守睢阳而不得不吃人之事,却在他身后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千百年来一直饱受争议。首先,肃宗朝廷在是否该追认他为功臣这件事上,就产生了很大争议。贬张者认为“张巡以守睢阳不去,与其食人,曷若全人”。挺张的人则认为,“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矣”(《资治通鉴》卷二二○)。而且吃人之事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应该为他记一大功,并且树碑立传。

这场争议很快就有了结论。

挺张的人赢了。“众议由是始息”,张巡当之无愧地成了大唐王朝的功臣。

可是,李唐朝廷对张巡的承认,并不能消除后世对他的指摘。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对这件事的看法,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首先也承认张巡“捐生殉国,血战以保障江、淮”的功绩,可同时他也认为,“守孤城,绝外援,粮尽而馁,君子于此,惟一死而志事毕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因此,他的结论是:“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读通鉴论》卷二三)

时至今日,“贬张派”和“挺张派”依然是针锋相对。前者认为,张巡为了保全自己的忠义,不惜以平民的生命为代价,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理想而拿别人献祭的做法,与法西斯无异。后者则认为,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今天的人不应该以“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因此在当时那种极端的情况下,张巡的做法实属情有可原。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张巡呢?

一方面,就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张巡死守睢阳的战略意义。因为睢阳是江淮门户,而江淮是帝国的财赋重镇,一旦睢阳失守,燕军必定长驱直入,横扫江淮。到那时候,像贺兰进明、许叔冀、尚衡这种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的家伙,断然是非败即降。倘若如此,远在西北贫瘠之地的肃宗朝廷立刻会失去江淮地区的钱粮供给,届时非但没有实力收复两京,甚至连肃宗朝廷本身都会有瓦解之虞。因此,张巡在睢阳坚守十个月,并牢牢牵制燕朝十几万大军,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假如张巡早早就败了、逃了,或是像王夫之说的那样“一死”以明志,那么整个战争的形势必会全然不同,李唐朝廷收复两京的日程也将被无限期地推迟。

另一方面,我们却不得不说,张巡以人肉充当军粮的做法虽然情有可原,但却理无可恕!实际上,不需要用今天的人权观念去苛责古人,只需用古代的儒家思想,就很容易发现张巡此举在道德上的缺失。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者爱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被张巡他们吃掉的三万老弱妇孺,肯定不是自愿的,所以张巡的做法显然已经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所以王夫之才会说:“其食人也,不谓之不仁也不可”。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无论在一般情况还是在极端情况下,张巡吃人的做法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换言之,张巡此举虽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但他并不能因此逃避道德审判。这道理就跟过失犯罪一样,可以酌情减刑,但绝不能宣判无罪。

第二章 藩镇大裂变

【史思明复叛】

公元758年阴历二月,唐肃宗李亨将年号改为“乾元”,同时把使用了十多年的“载”改为“年”。

当初,唐玄宗李隆基在天宝三载(公元744年)改年为载,是为了向世人宣告他的盛德大业已可媲美于尧舜(尧舜时代大多用“载”表示纪年),然而后来发生的事实却给了玄宗无情的嘲讽,也给李唐王朝带来了几近覆灭的噩运。

所以,从肃宗李亨灵武即位的那一刻起,他很可能就一直想把纪年名称改回来,可一则因为他刚刚即位、权力不稳,二则因为他正忙于平定叛乱、收复两京,所以就把此事暂时搁置了。直到此刻,他才能趁着改元的机会,把这个让人无比纠结的“载”字改回来。

肃宗启用的新年号“乾元”,顾名思义,就是重新开局、一切从头再来的意思。

很显然,两京的顺利光复给了肃宗很大的信心和希望。在他看来,以安庆绪为首的一小撮叛乱势力已经穷途末路了,天下很快就会平定,李唐的中兴也已指日可待!

这个新年号,无疑就是这种心境的表白。

和肃宗李亨一样,满朝文武似乎也对此充满了乐观情绪,只有少数人不敢掉以轻心。

比如李光弼。

他有一种很强的预感,预感某个刚刚归降朝廷的人一定会再叛。

谁?

史思明。

作为战场上的老对手,李光弼很了解史思明。他知道,史思明的投诚只是迫于时势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有变,他必会再叛!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李光弼向肃宗表明了自己的忧虑,并进而献策,让肃宗派一个史思明信得过的人,代表朝廷前往范阳宣旨慰问,借机除掉史思明。

李光弼推荐的人选是乌承恩,并建议事成后就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

乌承恩的父亲曾是史思明的老上级,对史有提携之恩。两年前,时任信都太守的乌承恩举城投降了史思明。由于有过去的那层关系,所以史思明对乌承恩非常信任。肃宗朝廷收复两京后,乌承恩便是力劝史思明反正的心腹之一。

要除掉史思明,乌承恩是不二人选。

李亨采纳了李光弼之策,即命乌承恩前往范阳。

这一年六月,乌承恩抵达幽州(范阳治所),受到了史思明的热情款待。乌承恩宣完圣旨后,史思明马上安排他住到了自己的府上。当时,乌承恩有一个儿子在史思明帐下任职,史思明还特意吩咐他去看望一下父亲。

当天夜里,乌承恩父子二人见面。乌承恩当即屏退下人,紧闭门窗,然后激动不已地对儿子说:“我奉朝廷之命除掉这个逆贼,事成之后,我就是这里的节度使!”

可是,还没等乌承恩的儿子表达出和父亲同样激动的心情,房间的某个地方就传出了两声冷笑。

有两个人已经在黑乎乎的床底下埋伏了大半夜了,专等着乌承恩露出马脚。

当然,这两个人是史思明安排的。

其实乌承恩一来到范阳,史思明就已经起了疑心,可他却不动声色,而且表现得极为殷勤,目的就是要麻痹乌承恩。

乌承恩的计划就此败露。随后,史思明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了许多东西:有李光弼的牒文,文中让乌承恩邀同阿史那承庆一起刺杀史思明,同时还有事成后准备赏赐给阿史那承庆的免死铁券,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上面列满了乌承恩准备策反的史思明麾下将士的名字。

史思明指着这些东西问乌承恩:“我哪里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干?”

乌承恩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只好不停磕头:“我有罪!我该死!这都是李光弼的阴谋。”

翌日,史思明集合了范阳的所有文武官员和幽州百姓,面朝西方,痛哭流涕:“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

这一天,史思明当众打死了乌承恩父子,并连坐处死了跟乌承恩有牵连的二百多个文武官员,然后向肃宗上表鸣冤。肃宗赶紧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遣使宣慰说:“此非朝廷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为,杀之甚善!”

史思明吞不下这口恶气,叫幕僚耿仁智再度上表,其中有一句话说:“陛下不为臣诛杀李光弼,臣只好自己带兵到太原杀了他!”没想到表文装函之前,这句话却被一意归唐的耿仁智偷偷删了。等到史思明发觉,表文已送出。史思明一怒之下,杀了这个跟随他近三十年的心腹,而后再度揭起了反旗。

安庆绪自从逃到邺城后,虽然地盘和实力都比从前小了许多,但毕竟还据有七郡六十余城,钱粮、兵源等等也还算充足,所以安庆绪便又故态复萌,天天纵情声色,大肆营建宫室楼船,把政务都交给了心腹大臣高尚和张通儒。

安庆绪不问政务,高、张二人自然都想趁机掌控大权,于是天天明争暗斗,很快就把这个流亡邺城的燕朝小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大将蔡希德为人比较刚直敢言,看不惯二人的所作所为,便屡屡向安庆绪进言,因而得罪了张通儒,不久就被张通儒随便找个借口杀了。蔡希德一死,他的麾下部众大为心寒,先后有数千人逃离了邺城,留下来的那些将领也是满腹怨恨,渐渐跟朝廷离心离德。随后,安庆绪把兵权交给了崔乾祐,任他为“天下兵马使,总内外兵”。崔乾祐为人刚愎自用,残忍好杀,士卒都对他非常不满,于是军心日渐涣散。

伪燕朝上下离心、将相不睦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长安。

肃宗李亨动心了。

本来,他是想把消灭安庆绪的任务交给史思明的,如今史思明既已复叛,那肃宗只能自己动手了。此刻叛军内部矛盾重重,正是将其彻底歼灭的最佳时机。

乾元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肃宗颁布诏令,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北庭节度使李嗣业、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共集结步骑兵二十余万人,即日起从各个方向向邺城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

可令人费解的是,肃宗李亨并没有为这二十多万大军设置一个元帅,而是设置了一个所谓的“观军容宣慰处置使”。

这个新鲜的头衔是肃宗的一项发明。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就是天子特使,拥有统辖、调遣九路大军的最高指挥权,与元帅无异。

荣膺此职的人,是内侍宦官鱼朝恩。

之所以把如此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个宦官,李亨的解释是:郭子仪和李光弼皆为功臣元勋,谁统御谁也不好,所以干脆不要设置元帅,来个“观军容使”就解决问题了。

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

而通常我们都知道,冠冕堂皇的理由往往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李亨害怕。

这年头,想当皇帝的人太多了。随便一个乡下出来的阿猫阿狗,吆喝数百号弟兄,扯一面带字的布,胸中就会油然而生打天下的欲望了,何况是把这二十多万兵马交到一个节度使手上!更何况,还会有源源不断的后续部队将陆续集结。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倾天下之力集于一人之手啊!几年前的安禄山仅凭河北三镇就几乎倾覆整个李唐了,要说今天的某个节度使一夜之间握有天下兵权而不会生出当皇帝的野心,不会突然间掉转矛头反戈一击,李亨还真不敢相信。

所以,李亨只能把这个可怕的力量交给宦官。这种以伺候人为职业的奴才长年与天子朝夕相处,无论如何也比那些以征战杀伐为职业的将帅更让皇帝感到放心。

既然理由如此充分,那么便足以说明,唐肃宗李亨之所以把兵权交给宦官,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然而,肃宗李亨似乎没有想到,让一个久居深宫的宦官去统率身经百战的九大节度使,肯定是难以服众的,即便鱼朝恩再有能力,他也缺乏应有的军事经验。

外行领导内行,其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