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淮西战况实在是令人无语。

从去年十月到这年九月,讨伐吴元济的战争已经打了整整一年,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被宪宗任命为前线总指挥的这个严绶,就是当年上表弹劾王叔文的家伙。此人毫无军事才能,唯有一点非常突出,那就是花钱如流水。从到任的那天起,严绶拿了中央的巨额军费后只做了两件事情,一是毫无节制地犒赏士卒,收买人心;二是拼命贿赂宦官,构建人脉。

宰相裴度屡屡强调严绶无能,请皇帝更换主帅。九月底,宪宗终于下决心撤掉了严绶,改任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前线总指挥。

然而,韩弘的到任却没有为战局带来转机。

因为韩弘与严绶半斤八两。他虽不像严绶那么会花钱,可他却想利用这场战争壮大自身的实力。他知道,对手活得越长久,他在朝廷心目中的分量就越重,与朝廷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多,所以淮西太早平定对他没什么好处。

说白了,韩弘就是想养寇自重。

一连两任主帅都不得其人,淮西战局逐渐陷入泥潭,而与此同时,河北的形势也一点不让人省心。

元和十年岁末,王承宗放纵军队四出劫掠,把相邻诸镇搞得寝食难安。于是卢龙(治所幽州)、横海(治所沧州)、义武(治所定州)等镇纷纷上疏请求讨伐王承宗。

宪宗早就想收拾成德了,河北诸镇的奏疏正中他的下怀。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宪宗下诏削去王承宗官爵,命河东、卢龙等六道兵马出兵讨伐。

至此,李唐朝廷不得不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这样的局面显然是危险的。不少朝臣想起了德宗当年的覆辙和教训,以宰相韦贯之为首的多位大臣力劝宪宗罢兵,等平定淮西再回头对付成德。

然而,对于大臣们的谏言,宪宗自始至终不为所动。

反战派对此忧心忡忡,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这个一意孤行的天子。最后,大臣们只好悻悻地闭上嘴,静观事态的演变。

这一年六月,从淮西前线突然传回一则战报,令沉寂数月的罢兵呼声再度响起,并且空前高涨。战报称,淮西前线的主将之一、时任唐邓节度使的高霞寓在铁城(今河南遂平县西南)一带与淮西军会战,结果全军覆没,仅以身免。

此前,前线的参战部队偶有小胜皆会向朝廷夸大战功,凡是打了败仗则一律隐瞒。可这一次实在是败得太惨,只好如实奏报。

消息传来,满朝骇愕,反战派抓住此事大造舆论,并入宫力谏。然而,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宪宗对此依旧不以为然。他若无其事地扫了大臣们一眼,说:“慌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应该讨论的是用兵的方略,当务之急是撤换不能胜任的将帅,及时为前线部队调配粮饷,岂能因为一个人打了败仗,就立刻罢兵?”

朝议的结果只有一个——接着打。

所有宰执大臣中,只有裴度一人坚持站在皇帝一边。

在反战派看来,宪宗这么做简直就是丧失理智。可在裴度眼中,天子这么做就叫义无反顾、百折不挠。

淮西战局的最终结果到底如何,目前还没有人敢断言,大家只知道皇帝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这些日子,反战派大臣一个接一个掉了乌纱。继去年年底宰相张弘靖、翰林学士钱徽等人被免职之后,本年七月,宰相韦贯之亦被罢免,九月,右拾遗独孤朗又遭贬谪…

宪宗似乎在用行动向朝野表明,他收拾跋扈藩镇的决心绝不动摇。

两场战争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同时进行着。

到了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淮西已打了两年多,出兵九万余人,耗费粮饷无数,却未建尺寸之功。而成德打得更艰难,一年多来,朝廷出兵十多万,战线回环数千里,却因各部相距遥远,缺乏统一指挥,所以劳而无功;此外,因战线过长,每次从后方运送粮饷都要累死一大半牲口,导致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最后,诸道军队都想保存实力也是朝廷无法取胜的原因之一。仅以卢龙为例,朝廷与成德开战后,卢龙节度使刘总仅仅打下一个县城,就停驻在边境五里处按兵不动。光他这支军队,每月耗费的开支就达十五万贯,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

很显然,这仗再这么打下去,朝廷已无力支撑。去年新任的宰相李逢吉力劝皇帝罢兵,一切等平定淮西再说。宪宗李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矛盾之中。经过多日犹豫,宪宗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下令,撤销河北行营,让诸道军队各回本镇。

河北草草收兵,让宪宗觉得丢尽了面子。而在随后的日子里,尽管朝廷已经全力以赴对付吴元济,可淮西依旧固若金汤。

七月底,宪宗忧心忡忡地召集宰相们商议,李逢吉等人都认为中央已经师老财竭,再次建议皇帝全面停战。只有裴度默不作声。宪宗问他的意见,裴度说:“臣愿亲往前线督战。”

宪宗又惊又喜:“卿真能为朕走这一趟?”

裴度说:“臣观吴元济上表,显然已是势穷力蹙,之所以仍在顽抗,只因我军诸将心志不一,不能合力围歼。臣亲赴前线后,诸将担心臣抢了他们的功劳,必争相出战。”

元和十二年八月初三,裴度从长安出发,宪宗亲临通化门为他送行。裴度说:“臣此去若能灭贼,才有脸回来见陛下;若不能灭,臣永远不回朝廷。”

宪宗闻言,为之感怀泪下。

八月底,裴度抵达前线。很快,他就找到了淮西战局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那就是监军宦官在战场上所起的反作用。

众所周知,宪宗爱用宦官。在朝中,他用宦官制约文臣,是为了防止他们大权独揽,架空皇权;在战场上,他也爱用宦官,目的是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居功自恃。所以,自从与淮西开战以来,宪宗就为前线的每一支参战部队都派驻了监军宦官。

而问题就出在这些阉宦身上。这帮人既无军事才能,又无作战经验,却偏偏喜欢干涉主将的军事行动。每逢打了胜仗,宦官们就第一时间飞报朝廷,把功劳揽在自己身上;要是打了败仗,他们就把屎盆子扣在将领头上。有这样一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在战场上掣肘,这仗能打得赢吗?

找到了症结所在,裴度当即奏请宪宗,很快就把所有监军宦官悉数召回了长安。于是,将领们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战场上的形势顿时有了改观。

可是,罢废监军宦官固然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并不能保证在短时间内平定淮西。所以,裴度面对的仍然是一个困局。尤其是考虑到不堪重负的中央财政,裴度面临的难题就不仅是如何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

对于一场胶着了将近三年的战争而言,什么才是最快的决胜之道?

唯一的答案就是,抛弃正面对决的打法,采用出奇制胜的战术。

这年十月,正当裴度在郾城的统帅部里苦思冥想的时候,前线的一位大将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份密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作战计划,一个相当大胆的作战计划。

看完计划,裴度不禁拍案叫绝:“兵非出奇不胜,常侍良图也!”(《资治通鉴》卷二四○)

裴度口中的这位常侍,就是李愬(其中央官职是散骑常侍)。

李愬向裴度呈上的计划是——由他亲率一支奇兵绕过敌军主力,穿越淮西腹地,出其不意直取蔡州,生擒吴元济。

李愬是德宗时代的名将李晟之子。正所谓虎父无犬子,李愬虽是官二代,“以父荫起家”,但本人“有筹略,善骑射”(《旧唐书列传八十三》),并不是全凭老子荫庇的纨绔子弟。李愬入仕后,历任卫尉少卿、晋州刺史、太子詹事等职。元和十一年,淮西前线主将高霞寓遭遇惨败,被贬为归州刺史,朝廷调派荆南节度使袁滋接任,没想到袁滋还是碌碌无功。李愬意识到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当即上表自荐,要求上阵杀敌。宰相李逢吉认为他才堪大用,便向宪宗举荐。宪宗遂将袁滋贬谪,任命李愬为唐邓节度使。

元和十二年正月,李愬来到前线。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愬到任后非但没有秣马厉兵,积极备战,反倒对士卒们放话说:“天子知道我天性柔弱,善于委曲求全,所以命我前来抚恤你们,至于领兵作战,就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了。”

由于淮西战事迁延日久,且败多胜少,士卒们早已厌战,所以听了李愬的话,人人笑逐颜开。李愬的亲信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流露了不满之意。李愬告诉他:“前任袁滋消极怯战,吴元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听说我来了,肯定会严加戒备,我现在故意示弱,就是想让他放松警惕,然后我们才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亲信恍然大悟。随后,淮西军发现朝廷新任的这位主帅和那个袁滋是一路货色,果然放松了戒备。

接下来的日子,李愬一边继续放烟幕弹迷惑对手,一边却暗中积极筹划,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行动,突袭吴元济的老巢——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很显然,要实施这个突袭计划,就必须对淮西的兵力部署和各种战略情报了如指掌。而要获取对手的准确情报,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招降敌军的将领了。

元和十二年二月,李愬手下的巡逻兵抓到了淮西的一员骁将丁士良。此人骁勇善战,曾屡败朝廷军,所以将士们都想把他剖腹挖心,以泄其愤。李愬命人把丁士良带到面前,见他面无惧色,视死如归,当即赞叹他是“真丈夫”,并为其松绑。

丁士良感恩戴德,誓愿为李愬效死。

当时,李愬面前的主要对手是淮西大将吴秀琳,此人是吴元济的左膀右臂,长期据守文城,令官军始终不能前进半步。丁士良主动请战,设计擒获了吴秀琳麾下勇将陈光洽,进而逼降了吴秀琳。

李愬不战而入据文城后,对吴秀琳及其降众极为优待,对每个人都进行了妥善安置,凡是家中有父母者,还发给钱帛,让他们回家尽孝。淮西降卒们无不感恩流涕。从此,各地的淮西士卒纷纷来降。李愬的麾下部众也一扫厌战情绪,重新焕发了斗志。

毫无疑问,李愬所做的这一切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攻心。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将领,必须善于攻城;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将领,则不仅要善于攻城,更要善于攻心。

唯其如此,才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李愬显然深谙此道。

随着淮西将士的相继归降,李愬对淮西的整个战略部署逐渐了然于胸。“愬每得降卒,必亲引问委曲,由是,贼中险易、远近、虚实尽知之。”(《资治通鉴》卷二四○)

元和十二年五月,在吴秀琳的建议下,李愬又设计擒获了淮西的骑兵将领李祐。此人也是骁将,此前与朝廷军多次交锋,斩杀官兵甚众,所以李愬的手下都嚷嚷着要杀他。可李愬还是亲自为他松了绑,并待之如上宾。

随后,李愬安排李祐住进了自己的帅帐,每天晚上都与他促膝长谈。不久,李愬更是不顾左右的竭力反对,任命李祐为自己的警卫队长,将麾下的三千精锐交给了他。

李愬的礼贤下士和推诚待人令李祐感动不已。

最后,李愬终于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关于蔡州的情报。

李祐告诉他,吴元济的主力全都部署在前线和边境,守卫蔡州的都是一些老弱羸兵,完全可以乘虚直抵其城,等到淮西各地将领得到消息,吴元济早已束手就擒。

李愬闻言大喜,愈加坚定了奇袭蔡州的决心。随后,李愬暗中招募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每天亲自带队操练,为袭取蔡州做了充分的准备…

接到李愬的报告后,裴度第一时间就批准了他的计划。

吴元济的末日到了。

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李愬亲率九千精锐,分成前、中、后三军,悄悄向蔡州进发。此行除了李愬本人和几个参与绝密计划的心腹将领之外,没人知道队伍要往哪里开拔。

李愬只对将士们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都不要问,一直往东走。

部队经过急行军,迅速占领了六十里外的张柴村,稍事休整之后再度出发。将领们满腹狐疑地追问此行的目的地,李愬才对众人说:“攻击蔡州,活捉吴元济!”

毫无心理准备的将领们闻言,顿时大惊失色。

此时,暴风雪越发猛烈,旌旗冻裂,士兵和马匹接二连三地冻毙倒地。天色如浓墨一般,咫尺不辨方向。自张柴村以东就是淮西腹地,唐军将士们艰难地跋涉在厚厚的积雪上,人人心中忐忑不安,不敢去想道路的前方会是一种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然而,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条雪夜中的道路,将带领他们走向辉煌的胜利。

从张柴村出发后,又经过七十余里的急行军,李愬的部队终于在十月十六日凌晨抵达蔡州城下。望着蔡州城墙上漆黑的雉堞,李愬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三十多年了!自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吴少诚拥兵割据之后,唐朝的中央军已经三十多年没有站在这块土地上了。但是李愬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李唐中央的旗帜就将在蔡州的城头上高高飘扬。

按照事先制定的计划,李祐带着一支敢死队在城墙上凿孔,悄无声息地攀上城楼,暗杀了熟睡中的守门士兵,只留下更夫继续打更,然后打开城门,迎接大军进城。

鸡鸣雪停之际,李愬已经率兵突入了第二重城门。

此时此刻,吴元济依旧躺在温暖的被窝里呼呼大睡。他做梦也不会想到,李唐的中央军会在这样一个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夜晚“空降”到他的蔡州城里。

负责警戒的将领发现敌情后,慌慌张张地冲进节度使府,叫醒了吴元济,惊慌失措地报告——外面突然出现了一支军队,可能是官军杀进来了!

吴元济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笑骂道:“官军?你不是疯了吧,哪来的官军?顶多就是一些俘虏和囚犯闹事而已,等天一亮,老子就把他们通通杀了!”

话音刚落,又有人冲进来报告:“两重外城均已陷落,内城也已被包围了!”

吴元济这才隐约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但还是不愿相信城池已经陷落。他骂骂咧咧地披衣起床,说:“都别慌!这一定是前线的士兵回来找我讨要冬装,没什么大不了的。”

吴元济刚刚走进庭院,就听见外面人马杂沓,并传来清晰的传令声:“常侍有令…”紧接着就是一片雷鸣般的响应之声,听上去足有万人之众。吴元济顿时一脸惊愕:“常侍?什么常侍?怎么到这里来了?”

意识到朝廷已经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吴元济才大梦初醒,慌忙组织士兵登上内城抵抗。

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此时的吴元济已是瓮中之鳖。而这场历时三年的淮西之战,结局也已经毫无悬念。

十六日,李愬率部攻破了内城的第一道门,占领了武器库。次日凌晨,又对南面的第二道门发起进攻。这是吴元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气急败坏地召集所有部众进行殊死抵抗。一时间,城头上箭如雨下。李愬担心强攻会付出太多伤亡,遂下令焚烧城门。蔡州城的百姓纷纷抱上柴草前来助阵。到了傍晚,城门终于倒塌。吴元济见大势已去,只好举手投降。

至此,割据三十多年的淮西宣告克复。李愬雪夜袭蔡州,从此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长途奔袭的经典战例。

十月十八日,李愬命人将吴元济押送京师。当天,淮西各州的叛军余部两万多人相继归降。李愬采取了安抚之策,除了一个吴元济外,对淮西的所有将士、官吏等概不追究,让他们各任原职,因而很快就稳定了淮西的人心和局势。

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宪宗李纯登兴安门接受献俘,并斩杀吴元济,向宗庙社稷献祭。

当吴元济那颗桀骜不驯的头颅应声落地的一瞬间,宪宗李纯的目光正穿透长安上空厚厚的云翳,像一把寒光闪烁的利剑一样,遥遥地指向河北。

淮西已经重归帝国的怀抱,那个骄纵跋扈、长年割据的河北还能逍遥多久呢?

此时,宪宗李纯的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是的,李纯坚信,这个饱经战乱、动荡失序的老大帝国,很快就将在自己的手中回归一统,并且再度崛起,重绽盛唐时代的熠熠光芒。

“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平蔡州三首·之二》)

此刻,就连十几年前因“永贞革新”失败而被放逐的刘禹锡,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这个多年来一直忧国忧民却郁郁不得志的诗人,已经悲喜交集地预见到,一页承载着盛唐余晖的历史,正在被天子李纯缓慢而坚定地掀开。

这一页历史的名字,就叫“元和中兴”。

【平藩的最后一战】

吴元济败亡后,两河的跋扈藩镇不免生出了唇亡齿寒的忧惧。

最恐惧的莫过于淄青的李师道。

李师道本以为把鹰派宰相武元衡除掉,朝廷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没想到宪宗却力排众议,决意死战,还起用了同属鹰派的裴度为相。而裴度去淮西走了一趟,就轻而易举地摆平了顽抗多年的吴元济。不难想见,朝廷的下一个打击目标肯定就是他和王承宗。

形势的逆转令李师道彷徨无措。他手下一个叫李公度的官员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趁机劝他送上人质和土地,向朝廷谢罪,以免步吴元济之后尘。计无所出的李师道只好听从。

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正月,李师道遣使奉表,主动请求派长子入朝为质子,同时献出了沂、密、海三州之地,以表自己归顺朝廷的诚意。

宪宗接受了李师道的投诚,随即派遣左散骑常侍李逊前往郓州(淄青治所,今山东东平县),名为“宣慰”,实则是敦促李师道履行他的承诺。

李师道一服软,河北那几个尚在观望的藩镇更是慌了手脚,赶紧纷纷表态。

二月,横海(治所沧州)节度使程权遣使上表,愿带着全族人一起入朝,把横海镇拱手还给中央。

四月,成德的王承宗也把两个儿子送往朝廷为质,同时献出德、棣两州,并自愿将征税和官吏任免权归还朝廷。

同月,卢龙的刘总也在大将谭忠的劝说下向朝廷上表,宣誓效忠。

短短几个月内,跋扈多年的两河藩镇全都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李唐中央的权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敬畏和服从。朝野上下一片欢欣。没有人会怀疑,这个历尽劫难的帝国很快就将走出黑暗而漫长的历史隧道,实现渴盼已久的中兴。

然而,通向光明的道路从来不会是一条坦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惯性。小到个人的生活习惯,大到历史的积习,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对于当惯了土皇帝、逍遥了半个多世纪的跋扈藩镇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所以,最先向朝廷低头的李师道,第一个反悔了。

——朝廷的宣慰使李逊来到淄青后,看到的不是李师道诚惶诚恐的笑容,而是一张阴晴不定的脸。

在两河藩镇中,淄青是拥兵最多、据地最广的一个镇,所以,要让它放弃享受已久的特权,自然也没那么容易。而且,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有道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撞南墙不回头。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居安思危”的道理很容易懂,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比如李师道的老婆魏氏。

一听说李师道要把宝贝儿子送到长安当人质,魏氏肺都气炸了。在她看来,淮西的吴元济打不过朝廷,那是他自己无能,凭什么我们就要不战而降?

魏氏咽不下这口气,便怂恿另外几个姬妾,一起向李师道猛吹枕边风:“自从先司徒(李纳)据有淄青以来,我们就拥有十二个州的土地,为什么要平白无故割让给朝廷?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兵力不下数十万,不献三州,顶多跟朝廷打一仗,就算打不过,到时候再献也不晚啊。”

李师道原本就不太情愿投降,现在被枕边风一吹,立马改变主意。

宣慰使李逊到了郓州后,看出李师道心里有鬼,就问他打算什么时候让儿子入朝。李师道却跟他打哈哈,说:“前些时候因为父子之情,舍不得让他走,而且将士们一再挽留,所以耽搁了一下,未及动身。现在有劳钦差亲自前来,我怎敢再三心二意?只不过,到长安路途遥远,还得让犬子再准备准备。”

李逊让他给个准信,以便自己回朝复命。李师道还是支吾其词,王顾左右而言他。李逊没再说什么,掉头就走,回朝后立刻向天子奏报:“李师道冥顽不灵,反复无常,恐怕不对他用兵是不行了。”

宪宗勃然大怒,决意出兵讨伐。

没有人喜欢流血,但是历史往往钟情于暴力。自古以来,历史佬儿每掀开新的一页,似乎都要蘸上万千生灵的鲜血,否则那一页历史就无法书写。

这真是让人无可奈何的事。

元和十三年七月初,宪宗下诏历数李师道的罪行,命宣武、魏博、义武、武宁、横海五道兵马共同讨伐李师道。

削平强藩的最后一战就此打响。

从这一年秋天起,五路兵马开始对淄青发起全面进攻。挟着淮西新胜的余威,朝廷军在这一战中可谓势如破竹。

首先建功的还是李愬。

十二月,时任武宁节度使的李愬与淄青军连战十一场,每战皆捷,并于三十日攻克淄青的战略要地金乡(今山东金乡县)。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正月初二,宣武节度使韩弘攻陷考城(今河南民权县);十三日,李愬攻下鱼台(今山东鱼台县);十七日,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在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大败淄青军,斩杀一万余人;二月初,李愬之兄李听接连攻克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东)、朐山(今江苏连云港市)、怀仁(今江苏赣榆县);稍后,李愬又在沂州(今山东临沂市)再败淄青军,占据丞县(今山东枣庄市东南)。

开战不到半年,朝廷军便以所向披靡之势横扫淄青全境,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郓州城里军心浮动,人人都开始紧张地思考退路。

李师道平日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可实际上是个外强中干的货色。接到前线一连串的败报后,李师道惶惶不可终日,很快就病倒了。

眼看大军四合,李师道紧急动员郓州百姓修筑城墙,疏浚壕沟,准备做最后的顽抗。

可是,还没等官军杀到郓州,李师道的脑袋就被人剁了下来。

动手的人是淄青的都知兵马使刘悟。

早在各路官军挺进淄青的时候,刘悟就已经在准备退路了,所以数战皆败,屡屡后退。李师道的帐下幕僚警告他,说刘悟别有用心。李师道赶紧把刘悟召回,准备杀他。又有人劝李师道,说大敌当前,如果临阵斩将,必然动摇军心。李师道耳根子一向很软,想想也有道理,就采取安抚策略,送了很多金帛,把刘悟放了回去。

可没过几天,又有人警告李师道,说他这是在纵虎归山,必将后患无穷。李师道这才下定决心,暗中派了两个使者到刘悟军营,命行营兵马副使张暹把刘悟干掉。不料张暹一向与刘悟交好,就偷偷跟他报信。刘悟愤然而起,杀了那两个使者,于二月初八连夜率领大军杀回郓州城。守城士兵只做了轻微的抵抗便纷纷投降。李师道在绝望和恐惧中躲进了茅房,最后还是被刘悟搜了出来。

李师道瘫软在地,不停地磕头求饶。

刘悟面无表情地看着他,说:“我奉天子密诏把你押送京城,可瞧瞧你现在这样子,有何脸面去见天子?”

话音刚落,刘悟便一刀砍下了李师道的脑袋。

元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师道的首级被快马送至长安。

淄青宣告平定。

自代宗广德年间迄今,在将近六十年的时间里,横跨黄河南北,占据三十几州,赋税自享、官吏自任、一切自专的跋扈藩镇,至此全部回归李唐中央。分裂动荡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唐帝国,终于重新回到了大一统的轨道上。尽管表面的辉煌之下仍旧隐藏着诸多难以根除的隐患,可宪宗李纯已经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刻感到自豪。

十三年了。

从登基到现在已经整整十三年了。

尽管这十三年的岁月充满了曲折和艰辛,但一切总算有了令人满意的报偿。

此时此刻,李纯完全有资格站在李唐王朝列祖列宗的灵位前,无比豪迈地宣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缔造了伟大的中兴。

是的,没有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无论是李唐先皇的在天之灵,还是帝国的万千臣民,都应该为宪宗李纯感到骄傲,都应该为这一刻的到来额手相庆。

而一个缔造了中兴伟业的帝王,接下来该干些什么呢?

是再接再厉,巩固到手的胜利果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满足现状,躺在光芒四射的功劳簿上,开始随心所欲地享受人生?

宪宗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历史很快就证明,这是一个愚蠢的选择。

对于李纯个人来讲,这样的选择也许无可厚非,但它却一举终结了李纯刚刚开创的中兴伟业,同时开启了他个人的悲剧命运;而帝国命运的K线图,也随之在短暂的企稳反弹后,重新掉头向下,再度回到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就屡创新低的下降通道上…

当然,此时的李纯看不到这一切。

【中兴:一朵刹那凋零的昙花】

实际上,早在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之后,宪宗李纯就开始变了。“淮西既平,上(宪宗)浸骄侈。”(《资治通鉴》卷二四○)

宪宗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一改从前克勤克俭的作风,开始大兴土木,专注于个人享受。元和十三年正月,宪宗命禁卫六军负责对麟德殿进行修缮。由于当时淄青、成德等镇都尚未平定,禁军大将张奉国、李文悦私下认为,此时朝廷仍是用兵之际,不宜“营缮太多”,可他们又不敢抗命,只好请宰相裴度代为劝谏。

裴度当然也不赞成宪宗的做法,就在一次奏事的间隙,委婉地表达了反对意见。宪宗一听,就知道是张、李二将把消息透露给了宰相,顿时火冒三丈,几天后就把张奉国和李文悦双双贬谪了。等禁军修完麟德殿,宪宗像是要跟裴度较劲似的,又命禁军疏浚了龙首池,另外又建了一座全新的承晖殿。

裴度知道自己怎么劝也是白搭,只好把嘴闭上。

从此,大明宫的土木工程就接二连三地上马了。于是,国库的钱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哗哗往外流。

为了平衡收支,也为了获得更多享受,宪宗变得越来越喜欢敛财,就跟晚年的德宗如出一辙。当时,朝中的两个财政大臣敏锐地察觉出了发生在天子身上的微妙变化,赶紧投其所好,千方百计在财政收入的大蛋糕上划出了一块专供皇帝的小蛋糕,也就是所谓的“税外羡余”,每个月都准时送进天子的小金库。

这两个人,一个叫皇甫镈,时任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另一个叫程异,时任工部侍郎兼盐铁转运使。

可想而知,这两个聪明人很快就博得了天子的宠幸。

元和十三年八月,宪宗没有跟裴度等宰执大臣商议,就忽然下了一道诏书,宣布任命皇甫镈和程异为宰相。

诏书一下,朝野哗然。

虽然本朝历史上多有财政大臣入阁拜相的成例,但其人选通常要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定,并且交由现任宰相审议。而现在的问题是,皇甫镈和程异的资历、品行、德望等等,都远远不符合宰相的标准。比如皇甫镈,据说就是靠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上位的,这种人要是当了宰相,整个朝廷岂不成了权钱交易的乐园?

所以,宪宗的诏令一出,不仅满朝文武骇愕,就连长安坊间的贩夫走卒也不免嗤之以鼻,将其引为笑谈。

宪宗如此独断专行,自然引起了裴度的极大不满。裴度当即和另一个宰相崔群当面向宪宗劝谏,极力反对这项任命,可宪宗却置若罔闻。

裴度愤然提交了辞呈。

宪宗压下辞呈,只回了两个字:不准。

裴度忍无可忍,再度上疏,说:“皇甫镈和程异都只是‘钱谷吏’‘佞巧小人’,当宰相只会让天下人耻笑。倘若陛下执意任命二人为相,那臣只好告老还乡。臣要是不辞职,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要是不劝谏,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陛下既不许我辞职,又不听我劝谏,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实在是不堪忍受…”

宪宗看见这道奏疏时,气得脸都绿了。

裴度居然把他最宠信的两个大臣说成“佞巧小人”,这不明摆着骂他有眼无珠吗?

不过,让宪宗怒不可遏的还不仅仅是上面那些,而是裴度在奏疏最后说的这一句:“陛下建升平之业,十已八九,何忍还自堕坏?使四方解体乎?”(《资治通鉴》卷二四○)

这句话把宪宗彻底惹毛了。

朕无非就是任命两个宰相而已,你裴度有意见可以提出来,犯得着如此危言耸听、上纲上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