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宪宗看来，裴度对这件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激烈，问题并不是出在皇甫镈和程异身上，而恰恰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表面看来，裴度坚决反对这项任命的理由似乎是冠冕堂皇的，可事实上，此举背后分明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
什么动机？
四个字：把持朝政。
身为首席宰相，而且是刚刚为帝国建立大功的宰相，此时的裴度在朝野的威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在此情况下，他当然不希望有人来到相位上分享他的权力，所以才会死活不让皇甫镈和程异入相。
说白了，裴度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压异己，其目的就是要独揽朝政。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宪宗更加确信自己提拔皇甫镈和程异的决定是正确的。即便不考虑他们的理财能力，也不考虑他们一年能进贡多少“羡余”，仅从权力制衡、防止裴度一人独大的角度来说，这项任命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
所以，看完裴度的奏疏后，宪宗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废纸篓。最后，皇甫镈和程异还是在朝野上下的一片反对声中进入了宰相班子。
从“宰相风波”后，宪宗对裴度的信任就荡然无存了。之所以还把裴度留在相位上，仅仅是因为当时的淄青尚未平定，朝廷在军事上还不得不倚重于他。
可尽管如此，宪宗还是没有忘记敲打裴度。
元和十三年岁末的那些日子，每逢召集宰相议事，宪宗总是当着裴度、皇甫镈、程异等人的面，说：“身为人臣，应当尽力为朝廷分忧，岂能一心交结朋党？朕一向对这种事厌恶至极，希望诸卿好自为之！”
听到这种话，皇甫镈表面诺诺，心里却不住窃笑。
因为谁都听得出来，这话是说给裴度听的。
面对天子不点名的批评，裴度坦然自若地回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不免有各自的圈子。但是，君子是因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小人则向来以利益相交，因此才被称为‘朋党’。”
宪宗冷笑：“如何判断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裴度不卑不亢地说：“圣明之君，只要观察人臣的所作所为，就能分得清清楚楚。”
其实，类似的君臣对话在宪宗一朝已经多次重演，一点也不新鲜。比如几年前的宰相李绛，就曾多次被宪宗指责为“交结朋党”。说到底，所谓“朋党”云云，往往只是个幌子而已。李绛和裴度真正遇到的麻烦不是这个，而是因为功劳太大，无形中抢了皇帝的风头。所以，就算他们没有私欲、一心为公，到头来也逃脱不了鸟尽弓藏的命运。
这就叫功高震主。
元和十四年二月，淄青平定，裴度的最后一点利用价值也就消失殆尽了。短短两个月后，宪宗便迫不及待地下了一道诏书，将裴度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战火熄灭，烽烟散去，帝国重归一统，天下终于太平。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朝野欢腾的时刻，“元和中兴”的第一功臣裴度，却只能黯然离开长安，满心凄惶地踏上贬谪之路。
没有人为他送行。
只有灞桥边上绿意盎然的两行垂柳，无言地目送他远去。
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最高贵的动物，但没有人能否认，人同时也是最多欲、最贪婪的动物。穷困潦倒的时候，人人渴望丰衣足食，丰衣足食了就想要飞黄腾达，飞黄腾达了又渴望权倾天下，权倾天下了又想要流芳百世，真的建立了流芳百世的事功之后，人又会想要什么呢？
四个字：长生不老。
宪宗李纯虽然是真龙天子，不用像普通人那样白手起家，可他对金钱、权力、成功的渴望，却丝毫不亚于普通人。他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库里的钱不多，小金库的钱更少，而天下的藩镇又天天跟他叫板，所以他需要用钱来发动战争，然后通过战争摆平藩镇，最后成就流芳百世的中兴大业。
如今，李纯什么都有了——既不缺钱，也巩固了权力，又建立了不世之功。接下来，他自然要考虑长命百岁的问题了。
早在元和十三年十月，李纯就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赶紧投其所好，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宪宗大喜，立刻召柳泌入京，让他住进兴唐观，专门为自己炼药。
柳泌在兴唐观里埋头鼓捣了一段时间，没搞出什么名堂，怕自己脑袋不保，就忽悠宪宗说：“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保证能炼出长生之药。”
很显然，这个大忽悠是想找一条退路，离皇帝远一点，一旦事情败露，他就脚底抹油，一走了之。
可宪宗却对柳泌毫不怀疑，二话不说就任命他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命他即刻走马上任。
谏官们得知此事，大感荒谬，纷纷上疏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还从来没有让他们当地方官的。”
李纯不以为然：“如果竭尽一个州的力量，就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子的又何必吝惜？”
群臣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柳泌在台州逍遥了一年多，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柳泌不敢再忽悠了，慌忙带着老婆孩子逃进了山里。他的顶头上司、浙东观察使得知柳泌弃官而逃，赶紧派人去追，最后总算把他抓住，派人押回了京师。
按理说，这个大忽悠这回是必死无疑了。
然而，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非但没死，反而活得比以前更为滋润。
因为当朝宰相皇甫镈罩着他。
一看柳泌露馅，皇甫镈唯恐承担连带责任，便千方百计替他求情。当时宪宗已经吃了一段时间的丹药，估计脑子也糊涂了，便又既往不咎地任命柳泌为翰林待诏，让他继续炼丹。
面对如此“钟情”于自己的天子，柳泌在心里哭笑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把忽悠进行到底。
随后的日子，兴唐观便日夜弥漫着浓酽而神秘的药香。没人知道柳泌每天都往青铜大釜里扔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每天都有许多丹药出炉，旋即被送进了宫里。
见到梦寐以求的长生丹，宪宗如获至宝，每天准时服用。
很快，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越来越难看，而脾气也越来越暴躁了。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臣不免心生疑惑。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哪有拼命跻身于权贵之门的？究其实，这些说大话、炫奇技的人，都是哗众取宠、心术不正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腑所能承受的。陛下若不信，臣请陛下让献药者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宪宗吃药正吃得上瘾，一见此疏，勃然大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县令。
很显然，此时的李纯已经听不进任何有理智的声音了。而所有阿谀谄媚之辞，他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元和十四年底，以皇甫镈为首的一帮摇尾派商议着要给天子加尊号，准备在原有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的基础上，再加上“孝德”二字。
这显然是很无聊的文字游戏，不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就喜欢搞这套。因为这种事最讨巧。既不用花钱也不用花力气，轻轻松松就能讨领导欢心，大伙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李唐朝廷也不全是摇尾派。
比如宰相崔群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有‘圣’字，孝德就包含在里面了，没必要再加。”
皇甫镈一听，马上一状告到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啬‘孝德’二字，无人臣理！”
宪宗大怒，当即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自元和十三年平定淮西之后，那个励精图治、虚怀纳谏的李纯就已经死了。眼下的宪宗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的奋发有为，可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把他彻底埋葬。而一度令世人瞩目的“元和中兴”，最终也只能变成一朵昙花——一朵刹那盛开又转瞬凋零的昙花。
其实，早在元和十四年夏天，也就是裴度被贬谪出朝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正直而清醒的朝臣，不无悲凉地向宪宗进了一番忠言。
进言者叫李翱，是个史官。他给宪宗上了一道奏疏，其中一句话是——“臣恐大功之后，逸欲易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
当然，忠言都是逆耳的。李翱的奏疏旋即被宪宗抛诸脑后。
而后来的历史果然被李翱不幸言中。
【宪宗之死】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正月，尽管时令已是初春，但料峭春寒依旧笼罩着长安城，令坊间闾巷的士民瑟缩不止，身心倍感压抑。而对于大明宫中的宦官和宫人来说，这个萧瑟森冷的春天更是比往年的任何一场春寒都让他们感到痛苦难挨。因为此刻，侵袭他们的不仅是外在的寒气，还有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寒意。
这种寒意无处不在，如影随形。就像死神冰冷的呼吸，时刻在你的耳边和脸上吹拂，令你无从抵挡，无所逃遁。
是的，这是死亡的寒意。它来自大明宫的心脏、帝国最至高无上的地方——中和殿。
那是天子李纯住的地方。
从去年暮冬开始，在所有宦官和宫人眼中，这座雍容富丽的天子寝殿就成了一座阴森可怖的地狱——每天都有人活生生地走进去，然后变成僵硬的尸体被抬出来。
所有被杀的人都是无辜的，而那个残忍的凶手就是他们的天子——李纯。
李纯天天服食丹药，丹中所含的铅汞之毒日复一日地流进他的血管，渗透他的骨髓，最终在他体内燃起了一团暴戾而疯狂的火焰。服侍他的宦官和宫女稍有不慎，就会被这团烈焰无情地吞噬。世人都说伴君如伴虎，可此时的李纯显然已不是虎，而是一个疯狂的屠夫、一个嗜血的恶魔。
为此，中和殿的宦官和宫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他们看见死亡的利剑就悬在自己头顶，却不知它什么时候会落下。
内侍宦官陈弘志跟其他人一样，日夜活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一迈进中和殿的大门，陈弘志就会全身战栗，手脚冰凉。而每次值班结束，多活一天的庆幸刚刚从心里升起，下一轮恐惧便已重新把他攫住。
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怖比死亡本身恐怖得多。
陈弘志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比死还惨的日子，到底哪一天才是个头呢？除了无可奈何地成为下一个冤死鬼，自己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绝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等死。陈弘志想，肯定要想个摆脱绝境的办法。
可是，办法在哪呢？
作为天子李纯最宠幸的当权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这些日子也活得很不安。
他担心的倒不是像那些内侍宦官一样无端被砍掉脑袋，而是担心天子一旦驾崩，自己的权力和富贵便会随之烟消云散。
吐突承璀之所以能在宪宗一朝倍享荣宠，得益于他在宪宗的身边最久——早在李纯还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吐突承璀就是他最贴心的奴才。因此，李纯即位后，吐突承璀就成了最得势的宦官。即使是后来因战败和受贿而两次遭贬，可他还是屡仆屡起，圣眷不衰，自始至终都牢牢执掌着禁军大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吐突承璀能否在宪宗死后继续在朝廷混，而且混得好，就完全取决于他跟当今太子的关系。
可要命的问题就在这里。
吐突承璀跟当今太子李恒的关系不是不好，而是相当不好。
事情要从八年前的立储之争说起。
其实早在元和四年，宪宗就已把长子李宁册立为太子了。可没人料到，李宁福分太浅，才当了两年太子便一命归西了。继任储君的人选有两个，一个是次子澧王李宽（后改名李恽），还有一个就是三子遂王李宥（后改名李恒）。
按惯例，澧王李宽排行靠前，理应是储君的不二人选，可他虽是“长”，却非“嫡”（其母只是普通宫女），而排行靠后的遂王李宥才是真正的嫡子（其母郭贵妃是宪宗元配），所以，大臣们都认为应该册立遂王李宥。
就在这个时候，吐突承璀上场了，力劝宪宗立澧王李宽。
吐突承璀之所以力挺澧王，原因很简单，澧王是庶出，在这场储位之争中处于绝对弱势，大臣们都站在遂王一边，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挺澧王，一旦他真的入主东宫，必定对吐突承璀感恩戴德；而吐突承璀立下了定策之功，日后也就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然而，吐突承璀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宪宗虽然宠幸他，可在立储的大事上，还是要采纳大臣们的意见，所以当即否决了吐突承璀的提议，决定册立遂王。
也许是为了让争议的双方面子上好看一点，并使得最后的结果看上去更有说服力，宪宗在立遂王之前，特意让时任中书舍人的崔群为澧王代拟一份让表，表示他自己主动让贤。没想到崔群却不以为然地说：“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别人才叫让，遂王是嫡子，太子之位本来就是他的，澧王凭什么让？”
宪宗一听，顿时哑口无言，只好作罢。
元和七年七月，遂王李宥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同时改名为李恒。
吐突承璀跟李恒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他极其失落，同时也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忧惧。
现在，宪宗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显然已经时日无多。吐突承璀很清楚，如果坐视太子李恒继位为帝，日后肯定没他的好果子吃。所以，吐突承璀决定孤注一掷，赶在宪宗驾崩之前，废掉太子李恒，改立澧王李恽。
吐突承璀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废立行动，频频召集手下将领和其他要害部门的宦官，日夜密谋。
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吐突承璀一动，太子李恒立刻就得到了消息。
李恒大为惶恐，赶紧派人去跟他的舅父、司农卿郭钊问计。没想到郭钊却给他回话说：“殿下只要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其他事无须忧虑。”
郭钊这话当然没错，可问题在于这是一句废话。在权宦吐突承璀蠢蠢欲动、图谋废立的当口，在东宫岌岌可危的情况下，郭钊叫李恒“孝顺恭谨，以待天命”，基本上就是叫他坐着等死。
李恒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苦无对策。
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帮人站出来力挺他了。
他们是另一拨宦官，为首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
梁守谦时任右神策中尉，手里掌握了另一半禁军。虽然唐朝尚左，梁守谦的级别和地位低于吐突承璀，但在这样一个即将变天的非常时刻，级别和地位都已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有武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守谦足以和吐突承璀打个平手。至于最后的胜负结果如何，就要看谁的出手更狠，动作更快了。
王守澄时任内常侍，跟陈弘志一样，是在宪宗身边侍奉的几个主要宦官之一。平日里，像王守澄、陈弘志这样的内侍宦官，肯定是不敢跟吐突承璀叫板的，可在目前这种特殊时刻，王守澄和陈弘志的优势显然要比吐突承璀大得多。因为天子病重，已经多日没有上朝，此时宫闱中的情况外臣几乎一无所知。不要说吐突承璀，就连宰相恐怕也很难获悉大内的消息。就此而言，像王守澄和陈弘志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角色，很容易就能掌控宫中的局势。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整个帝国政局的发展方向。
而梁守谦、王守澄等人之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站出来力挺太子，理由其实也跟吐突承璀一样——无非是想抢一个定策之功，以便保住现有的爵禄富贵，并且在新天子的朝廷里得享更多的权力和荣宠。
至此，博弈双方都已选好各自的阵营，押上各自的筹码。最终究竟鹿死谁手，就取决于天子李纯在最后一刻的态度了。
此刻，在吐突承璀看来，自己的胜算要比对手大得多，因为自己是天子最宠幸的人，当然最有可能影响天子的决定。虽然李恒已经做了八年的太子，可只要促使天子李纯下一道诏书，李恒就得乖乖地滚出东宫，把储君的宝座让给澧王。
一道诏书的事，难吗？
不难。
吐突承璀信心满满地想。
然而，吐突承璀过于低估内侍宦官的能量了。
正常情况下，要影响天子的决策，他当然比王守澄、陈弘志之流更有发言权，可有时候，后者能做的事情绝对是吐突承璀鞭长莫及，甚至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什么事情？
弑君。
是的，就这么简单。李纯如果是一个活人，要影响他确实很难，可要是把他变成一个死人，王守澄、陈弘志等人就可以代替他做出各种决定。换言之，只要李纯一死，内侍宦官们就能以大行皇帝的名义发布遗诏，从而神不知鬼不觉地攫取生杀予夺的天子大权。
这一点，是吐突承璀万万没想到的。
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深夜。大明宫中和殿。
三两盏金黄的蟠龙烛台在黑暗中擎起几簇微弱昏黄的光亮。飘忽的风从半掩的雕花长窗迤逦而入，幽幽地拂动龙床周匝的透明帷幔。床上那个脸色蜡黄、面目浮肿的中年男子迷迷糊糊地翻了一个身，喉咙里发出几声低沉浊重的闷响。他的半张脸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闪闪烁烁，另外半张隐没在浓墨般的黑暗中。
一条黑影无声无息地向龙床迫近。忽然，殿外掠过一声夜枭的哀鸣。黑影顿了一顿，打了一个寒噤。四周重新陷入一片死寂的时候，鬼魅般的黑影已倏忽飘至龙床之前。
那个中年男人犹自沉睡，对近在咫尺的杀机浑然不觉。他的眼皮在轻微而急促地跳动，似乎在梦中遭遇了令他骇异恐怖的事物。他或许很想逃离那个身不由己的梦境，回到这个由他主宰一切的现实中来；他或许还习惯性地在梦中发号施令，可梦中的一切已无法以他的意志为转移。最后，这个曾经睥睨天下、指点江山的男人终究没有醒来。
当那个鬼魅般的黑影毫不犹豫地出手，李纯就只能永远留在自己的梦中了。
其实，李纯没有醒来不见得是件坏事。至少，他不用面对被家奴手刃的耻辱。至少，他无需感受死不瞑目的悲愤。至少，他不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蓦然发现——现实有时候远比噩梦更为恐怖。
这一夜，大明宫的上空大风骤起，恍如声声呜咽的鬼哭。中和殿的数扇长窗被凶猛袭来的夜风訇然吹开，龙床周匝所有蟠龙烛台的火光在同一瞬间遽然熄灭。
殿中的黑影摇晃着身子，步履凌乱地冲出了阴森幽暗的大殿。
一弯娥眉月凄清地挂在大明宫阙的一角飞檐上。
月光惨白，照见了一张脸。
那是陈弘志同样惨白的脸。
“庚子，（宪宗）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一）这就是唐宪宗李纯的最后结局，也是他遗留在史册上的最后一点印迹。
一代中兴之主，竟然以如此方式告别人世，告别他的帝国和臣民，着实令人错愕，更令人不胜唏嘘。
在有唐一朝将近三百年的历史上，宪宗李纯是第一个被宦官弑杀的皇帝。
在他身后，这一幕还将不断重演。
宪宗之死，历史上被称为“元和宫变”。后人普遍认为谋杀李纯的凶手就是内常侍陈弘志，而幕后主使就是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甚至有人怀疑，太子李恒和他的生母郭贵妃也间接参与了这场弑君的阴谋。
当然，谁也没有确凿证据把这对母子推上历史的被告席，人们只能从李恒事后的一系列行为和表现，猜测他很可能事先知道了宦官们的密谋。即便他没有参与其事，至少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姿态，对这帮宦官的弑逆罪行予以了默认，并在事后予以了充满讽刺意味的褒赏和嘉奖。
仅此一点，太子李恒就难辞其咎。
不过，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权力游戏的法则里面也从来没有良心和正义的位置。换言之，这个世界历来只看重结果，过程通常不必过问；只要目的达到，手段也往往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只要除掉天子李纯，太子李恒和他的拥趸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做他们想做的一切了。
宪宗被弑的当天夜里，以王守澄为首的内侍宦官就发布了天子驾崩的消息，还附带说明了天子的死因——药物中毒。
发布消息的同时，早已准备就绪的梁守谦带领全副武装的神策右军士兵冲进了吐突承璀的府邸，不由分说，将其砍杀，紧接着又冲进澧王府，杀死了李恽。
吐突承璀可能至死也没弄明白，自己到底输在什么地方，又为何会死得这么难看。
除掉所有对手后，李恒立刻以帝国储君的身份，大举犒赏拥立有功的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并赐予神策左、右军官兵每人五十缗钱。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初三，亦即宪宗暴崩的短短几天后，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就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
李恒登基次日，就把宰相皇甫镈逐出了京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户；数日后，又命人将柳泌乱棍打死，将其他所有方士也全部流放岭南。
宪宗李纯和他的元和时代就这么成为历史了。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人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所以，对于新君李恒贬逐奸相、流放方士的举措，长安士民无不拍手称快。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新天子英明睿智的表现。
既然朝廷公开发布的宪宗死因是药物中毒，那么罪魁祸首皇甫镈等人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有谁会怀疑李恒的动机呢？
其实，李恒的动机还真是值得怀疑。
诚然，恶名远播的皇甫镈和他推荐的那些招摇撞骗之徒早就该被清理了，如今的下场是他们应得的。可如果我们就此把新君李恒视为一个英明之主，那显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粗浅了。客观上，李恒固然是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主观上，他难道不是想让皇甫镈和那些方士为宪宗之死背黑锅吗？
说白了，只有把皇甫镈等人推到被告席上进行宣判，李恒才能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鲜血悄悄抹掉。
也许，这才是李恒的真实动机。
第四章 青春皇帝，玩乐天子
【蠢蠢欲动的河北】
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