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库早就已经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的粮饷呢？
此时此刻，李昂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痛苦和无奈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此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中兴壮志，仿佛一下子就熄灭了，并且化成一道青烟袅袅飘散。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深感“志大才疏”的天子在平藩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斗志和勇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才只是刚刚开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
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
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一听此言，文宗李昂顿时龙颜大悦。
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李昂真是无比欣慰。
几天后，李昂就把宋申锡擢升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十一日，李昂又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
宋申锡蹿得这么快，虽然有些突兀，但人们并没有多想。此时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包括权宦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
文宗李昂与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春，文宗李昂与宋申锡终于制订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计划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了。
宋申锡选择了时任吏部侍郎的王璠，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也就是把京畿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
宋申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王璠，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
这个选择，将给他和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当宋申锡向王璠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璠一开始是颇有些受宠若惊的，然而他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太对头了。
因为这件事的风险太高，收益又太低，很不划算。
先说风险。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的天子和刚刚上位的宰相；一边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二者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宦官获胜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脑子一热去蹚这趟浑水，搞不好不但自己人头落地，全家人恐怕都要跟着脑袋搬家。
再说收益。就算天子这边侥幸获胜，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他王璠一个跑腿的能得到什么？也就是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而已。为了这顶可有可无的乌纱帽，就押上身家性命跟宦官斗，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所以，王璠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事儿很不靠谱，绝不能干。
当然，在宋申锡面前，王璠是不会这么说的。
他甚至连内心的一丝犹疑都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作出一副嫉恶如仇、与宦官势不两立之状，因而彻底稳住了宋申锡。
然后，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王璠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王守澄的宅邸，把他刚才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全给抖搂了出来，而且还不忘绘声绘色地添上几滴油、加上几点醋，以博取王守澄的欢心。
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时，王守澄还是有几分震惊的。尽管他知道天子李昂心里对他有些不满，可他绝没想到天子会动杀机。
原来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人，内心也有这么强的杀机。
看来，自己还是有点小瞧这个年轻人了。
不过，王守澄丝毫没有慌乱。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诡计，对于腥风血雨闯荡过来的王守澄来讲，根本就是小儿科。
随后，王守澄召见了一个人。
这些年来，不管碰到大事小事，王守澄都会找这个人过来商量，然后交给他去摆平。
在王守澄看来，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恐怕就非此人莫属了。
这个人，名叫郑注。
过去看武侠小说，经常会发现一种模式，那就是——一个人的武功高低往往跟他的表面形象成反比。
通常，外表最凶悍的彪形大汉往往武功最烂，他们出场的时候，总是十几个扎堆打一个，结果还老是被人家用一把扇子或一根柳条打得满地找牙。所以说，这种外表凶悍的人根本没用，只是打手级别。
再往上一个层次，一般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公子，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又或者是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总之，此类人都是比较斯文的，看上去好像不能打，其实一出手就能放倒十几个彪形大汉，属于高手级别。
但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比如，每当几路人马在客栈里乒乒乓乓打得火热的时候，角落里总会坐着一个干瘪瘦小、背部微驼、长得像痨病鬼一样的人。别人嘿嘿哈哈打得半死，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咳嗽。但是，当咳嗽声蓦然停止的时候，整个客栈就会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完全静止下来。
因为，痨病鬼出手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只知道那些彪形大汉、年轻公子、妙龄女郎、长须老者，都在刹那间被点了死穴，丝毫不能动弹。
最后，痨病鬼会在一连串的咳嗽声中站起来，伛偻着身子慢慢向外走去，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脸，只给众人留下一个莫测高深、来去无踪的背影。
在当时的权谋江湖，郑注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实则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
史称，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资治通鉴》卷二四三）
翻成白话就是，郑注这个人干瘪瘦小，眼睛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狡险诡谲、心机极深，要陷害一个人或是谄媚一个人，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洞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凭借医术行走江湖，但是混得不怎么样，经常穷得叮当响。
早年跟郑注打过交道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
郑注的发迹，始于徐州。
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愬。
当时，李愬担任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个牙将有一次生病，老是看不好，后来不知怎么就找到了郑注，结果郑注一来，即刻手到病除。牙将又惊又喜，赶紧把他介绍给了李愬。李愬当时身体也不好，就让郑注试着给他开些方子，服用之后，果然感觉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身体倍棒，吃嘛嘛香。
李愬大喜过望，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了身边。
郑注就此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江湖郎中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
但是，郑注是个野心很大的人，绝不会满足于私人医生的角色。很快，他就利用李愬对他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确实心机过人，凡他经手的事情总是处理得很好，所以李愬对他越发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
郑注得志之后，开始在徐州作威作福，日子一长，自然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
当时，有个人对郑注最为反感，恨不得马上把他赶出徐州。
这个人就是王守澄。当时的职务是武宁监军。
王守澄找到李愬，说，这个姓郑的很不地道，弟兄们都很讨厌他，还是赶紧请他走人吧。李愬笑着说：“郑注虽然有些毛病，但却是个奇才，王大人要是不信，可以找他谈谈，要是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再让他走也为时不晚。”
随后，李愬就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王守澄一开始很不屑于见这个“痨病鬼”，后来一想，其实也不妨见见，挑他一些毛病，也好以此为由把他赶走。
然而，王守澄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竟然会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
宾主双方坐下来后，才讲了一会儿话，王守澄就对这个丑陋的痨病鬼刮目相看了，以至彻底忘记了自己跟他谈话的目的。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一席话下来，王守澄就对郑注的见识和口才大为折服，立刻把他延请到“中堂”（刚开始可能只是在厢房接见，准备敷衍一下就把他打发掉）。然后，两人又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其间笑语不断，聊得相当投机。王守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马上对李愬说：“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是个难得一见的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