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刻起，郑注再次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澄的密友兼智囊；而王守澄自然也就成了郑注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
长庆三年，王守澄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郑注带到了长安，并在自己府邸旁边给他盖了座豪宅，而且很快又把他推荐给了穆宗。当时穆宗正苦于风疾，吃过郑注开的药后，虽然病情不见好转，但是病痛却能得到有效缓解，于是对郑注大为宠幸。
至此，郑注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跨越，从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变成了皇帝的首席御医。
与此同时，王守澄利用天子患病独揽大权，而作为心腹智囊的郑注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王守澄的权力寻租代理人。凡是想巴结王守澄的，必得先过他郑注这一关。
郑注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不过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小官吏，短短几年后，和他交往的就都是清一色的达官贵人和名流政要了。每天，他家门口的高档车马都会摆成一条长龙，吸引着无数路人既羡且妒的目光。
到了文宗年间，郑注俨然已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
然而，他的野心远未满足。
没有人知道，这个当初穷困潦倒的江湖郎中，很快就将实现人生中的第三次跨越。而最后这一次跨越，是踩着王守澄的尸体实现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王守澄不可能预料到几年后要发生的一切。
现在，王守澄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世界上第二聪明的人，等着他想出一个计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锡彻底摆平，同时给天子李昂一个深刻的教训。
郑注并没有思考很久。
他略一沉吟，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就出笼了。
他问王守澄：“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之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
王守澄脱口而出：“谋逆。”
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如今的宗室亲王中，谁最有贤能之名，最得时人赞誉？”
王守澄再次脱口而出：“漳王李凑。”
接下来，郑注不说话了，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守澄。
王守澄想了想，也跟着无声地笑了。
漳王李凑是文宗李昂的异母弟，人望很高，当初敬宗被弑后，这个漳王其实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对这种人，天子李昂不可能没有猜忌和防范之心。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再有人出面举证，天子肯定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此一来，宋申锡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现在的问题是，要让谁来指控？谁来举证？
当然，这些活就是郑注要干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王守澄知道，郑注不会让他失望。
很快，郑注就找来了两个人：一个叫豆卢著，另一个叫晏敬则。
豆卢著，时任神策军都虞侯，其职责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可谓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采信。
晏敬则，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的府邸群）采办物品。郑注交给他的任务是——由他以自首的方式出面举证，证明宋申锡曾授意亲信幕僚王师文与他暗中结交，从而通过他向漳王李凑传达拥立之意。
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撒了下来，可此时的文宗和宋申锡却对此浑然不知。
他们仍然以为，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
他们仍然相信，肩负重任的王璠马上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守澄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禀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指控宋申锡，说他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
这一刻，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完了，彻底完了！
李昂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半年多来苦心制订的除阉计划，已经在这一刻宣告流产了。
因为，无论宋申锡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都已经不能再留。原因很简单，如果宋申锡真的想谋反，他固然该死；就算他是被诬陷的，也足以证明计划已经泄露，所以王守澄才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倘若真的是后者，那宋申锡就更不能留。
没得选了，就算明知道宋申锡是被陷害的，此刻的李昂也只能壮士断腕、丢卒保车，否则很可能陪着宋申锡一块完蛋。换句话说，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澄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宽宥和谅解，才能勉强自保。
王守澄细细玩味着天子的表情，心里掠过一丝冷笑。他当场向文宗提出，要亲自带领两百飞骑去把宋申锡满门抄斩。
李昂茫然无措地看着王守澄，无奈地点了点头。
关键时刻，另一个宦官马存亮站了出来，极力反对王守澄的提议。他说：“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将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
马存亮也是一个元老级宦官，资历并不比王守澄浅，而且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澄尽管极为不悦，也不便发作，只好悻悻作罢。
李昂闻言，顿时庆幸不已，自己身边总算还有一个宦官保持中立，没有被王守澄收买，真是谢天谢地！
文宗随即传诏，命宰相们到延英殿廷议。
而直到此刻，宋申锡依然蒙在鼓里。当他跟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进入宫门时，忽然被传诏宦官拦住了去路：“圣上所召的人中，并无宋公。”
宋申锡懵了。
但是，凭着起码的政治嗅觉，他也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
他知道——王璠肯定把自己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
所托非人，所托非人啊！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呢？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仅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
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
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
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
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
这场沉默的廷议实际上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授命王守澄，即刻逮捕晏敬则和王师文。王师文事先得到消息，连夜逃亡；晏敬则被捕，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
三月初二，宋申锡被罢相，贬为右庶子。虽然满朝文武对此案真相心知肚明，但上自宰相，下至群臣，无人敢替其喊冤，只有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等少数大臣接连上疏，请求将此案移交外廷审理。然而，晏敬则早就被郑注摆平了。即便是由朝廷的司法部门审理，他还是一口咬定宋申锡、王师文暗中与他交结，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
既然当事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有心替宋申锡申冤的大臣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三月初四，此案定谳，宋申锡等人的谋反罪名成立。
朝野上下都知道，等待宋申锡的结果只有一个——杀头。
同日，文宗召集太师、太保，以及台、省、府、寺等所有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对宋申锡的处置办法。
很显然，李昂心里仍然存有一线希望——他希望大臣们能在这最后的时刻替宋申锡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
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出了天子希望听到的声音，一致要求重审此案。李昂感到了一丝欣慰。可在场面上，他还是不得不做一些姿态给宦官们看。他对谏官们说：“宰相们对此案已经没有异议，你们还是退下去吧，不必再坚持。”可谏官们却不肯退下，崔玄亮流泪叩首说：“杀一个匹夫尚且要慎重，何况是宰相！”
李昂用一种近乎感激的眼神看了崔玄亮一眼，说：“既然诸位爱卿如此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议一下。”
李昂随即又召集宰相廷议。牛僧孺看出了天子的心思，便顺水推舟说：“人臣禄位，最高莫过宰相，宋申锡既已为相，若真有谋反企图，到头来仍不过是宰相而已，还能得到什么？故依臣看来，宋申锡当不致如此。”
郑注风闻朝臣们开始同情宋申锡了，担心万一重审、而晏敬则又顶不住翻供的话，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连他都得搭进去。思虑及此，郑注只好退了一步，劝王守澄放宋申锡一条生路，以免闹得鱼死网破，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澄觉得有道理，便采纳了郑注的建议。
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漳王李凑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今重庆开县）司马。
晏敬则等案犯则被处死或流放，同时还株连了一百多人。
同日，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
他就是宫中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澄的宦官马存亮。
不知是不是已经被王守澄施压，还是预感到即将来临的威胁，总之，马存亮是铁定了心要走了。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宋申锡一案中把王守澄彻底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他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早日逃离这块是非之地。
对于马存亮的心境，李昂比谁都清楚。尽管他很不情愿让身边唯一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宦官就这么离开自己，可他还是不得不批准了马存亮的致仕请求。
因为李昂知道，要是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他的下场绝不会比宋申锡更为美妙。
马存亮走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消息，说宋申锡因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
走的走了，死的死了。你们都逃离了，解脱了。只剩下朕一个孤家寡人，不知要往哪里逃？
太和五年的暮春，连绵不断的雨水一直顽强地飘荡在长安城的上空。唐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看见孤独像一张无边的巨网把他层层笼罩——让他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党争进行时】
就在皇帝和宦官激烈过招的同时，牛党和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
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后，先是出任义成节度使，旋即又调任西川。西川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这个位子上，最容易判断一个官员的政治和军事才能。
而李德裕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任上，充分展现出了他的过人才干。他的前任郭钊由于年老多病，给他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烂摊子。李德裕一到任，马上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李德裕每天都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川形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的远近宽狭等交通情形。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了如指掌。
与此同时，李德裕还积极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迅速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
所有这一切，都被远在朝廷的牛党看在了眼里。
原以为，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等于终结了他的政治前途，没想到他在广阔天地里反而大有作为。
牛僧孺和李宗闵冷冷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
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
起因是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副使悉怛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李德裕认为这是削弱吐蕃的良机，立刻派部将虞藏俭率军进入维州接防，同时飞书朝廷，奏称：“臣准备派遣三千羌军进攻吐蕃，烧毁十三桥（唐与吐蕃的边界桥），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
奏疏交到尚书省，文宗召集百官商议。多数朝臣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
关键时刻，牛僧孺发言了。
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失去一个维州，并不能削弱他们的势力。况且近来我大唐与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大唐与西戎交往，信守盟约最为重要。如果他们以我国失信为由出兵，用不了三天，前锋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外就算得到一百个维州，又有什么意义？如果无端抛弃诚信，对国家只有害处，没有裨益。这种事情是连一个匹夫都不愿干的，更何况一个帝王！”
这番话说得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文宗说得惭愧不已，觉得煌煌大唐实在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遂下令李德裕逮捕悉怛谋及其部众，把人和城池全部归还吐蕃。
李德裕无奈，只好从命。
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悉怛谋等人全部砍杀，场面极其残忍。
目睹那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李德裕满腔愤怒，对牛僧孺的怨恨越发深入骨髓。
太和六年（公元832年）十一月，在悉怛谋事件过去了一年多之后，由于原西川监军宦官王践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才听到了来自牛党之外的有关这个事件的不同声音。
王践言不止一次对文宗说：“当初把悉怛谋逮捕送还吐蕃，不仅让吐蕃称心快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实在是下下之策。”
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当时那个冠冕堂皇的建议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
眼见皇帝由此对牛僧孺产生了不满，李党成员纷纷发起反击，称牛僧孺当初纯粹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
从此，文宗开始疏远牛僧孺。
有一天，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廷议，忽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下何时能够太平？诸卿又是否着意于此呢？”
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和期许，还不如说是一种责备和诘问。尤其在牛僧孺听来，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希望他引咎辞职。
意识到自己的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反而坦然了。他随即答道：“天下太平并没有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牛僧孺之所以敢斗胆说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退朝后，牛僧孺既无奈又伤感地对同僚说：“皇上对我们的期望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我们怎能久居此位呢？”
随后，牛僧孺不断上表请辞。
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将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显得顺理成章了。短短几天后，李德裕就被征召回朝，出任兵部尚书。数年前与他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如今终于再度向他发出了召唤。
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李宗闵不禁忧心忡忡。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千方百计地阻挠李德裕入相。然而，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所以，尽管李宗闵挖空心思地在背后搞了一系列小动作，结果还是没能得逞。
太和七年（公元833年）二月二十八日，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了宰相之位。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有意无意地谈起了令人头疼的党争问题。李德裕毫不讳言地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以上是朋党！”
当然，李德裕自认为他和他的同志们绝对是在这些人之外的。
所以，李德裕拜相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随后，李德裕便率领他那些“非朋党”的同志们，对那“三分之一”的朋党展开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与此同时，一些早先被排挤出朝的“非朋党”的同志们，又在李德裕的援引下纷纷回朝。
而这些事情最后朝向的那个逻辑终点，无疑便是李宗闵的罢相了。
这一年六月十三日，李宗闵被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与牛僧孺罢相时隔不过半年。
李德裕这么干算不算是党争？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
我们相信，已经当了八年天子的文宗李昂，断不至于看不懂这些事情的真相。
然而，看得懂又怎么样呢？
当一个国家的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让路的时候，这个孤掌难鸣的年轻天子，又如何能够力挽狂澜呢？除非他不分牛党李党，一夜之间把帝国的高层官员清理一空，否则的话，他就只能在两党恶斗的夹缝中尽力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而已。
除此之外，李昂又能做什么呢？
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地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他忽然中风，一下子丧失了语言功能。
王守澄随即推荐郑注为天子治疗。
事实证明，郑注的医术确实不是吹的。他一出手，文宗的病情便大有好转，从此开始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病就成了郑注实现第三次人生跨越的重要契机。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为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没有人会料到，在即将来临的新年里，这个政坛新贵就将与另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既得利益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
即将和郑注联手的这个野心家，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他就是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关十六子”之首——李仲言。
宝历元年，李仲言因武昭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几年后，在一次大赦中回到了东都洛阳闲居。当时，李逢吉已被罢相，正以东都留守之职在洛阳坐冷板凳。叔侄二人劫后重逢，自然免不了互倒苦水，对当年的失败耿耿于怀。
这些年，李逢吉天天巴望着回朝复相，李仲言更是急切渴望摆脱目前的窘境，于是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决定由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打点，谋求东山再起。
而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
郑注早年流落江湖时，跟李仲言有过一些交情。如今，老友找上门来，郑注自然要给点面子。更何况，李仲言带来的那笔重金也着实让郑注心动。收下贿赂后，郑注就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澄，王守澄继而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
此刻，在洛阳望眼欲穿的李逢吉绝对想不到，他拿出的那笔钱并没有打通他朝思暮想的复相之路，而是替李仲言铺就了一条攫取相位的金光大道。
由于李仲言深研《易经》，工于术数，而且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文宗一见倾心，将其引为奇士，宠幸日隆。
太和八年（公元834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李德裕断然反对，说：“李仲言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也都清楚，这种人岂能用为近侍？”
文宗不以为然：“难道不能允许他改过吗？”
李德裕毫不退让：“臣听说，只有颜回这样的圣贤才能不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人，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如何改过？”
文宗说：“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了，不想食言。”
文宗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一下就勾起了李德裕的伤心往事。就是因为李逢吉的排挤，他才在浙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光阴。李德裕随即斩钉截铁地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推荐这种小人来误国，他也有罪！”
见李德裕如此坚决，文宗也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如果当侍讲学士不合适，那么，另外给他一个官总可以吧？”
没想到李德裕一点面子都不给，居然硬邦邦地顶了一句：“不可以！”
文宗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把脸转向了另一个宰相王涯。
李德裕刚刚举手要暗示王涯别松口，王涯却已经脱口而出：“可以。”
文宗不无得意地回过头来，恰好看见李德裕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顿时大为不悦。
不过，有了宰相王涯的支持，文宗就有底气了。几天后，他便不顾李德裕的反对，让李仲言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
当然，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跳板，迟早，文宗是要重用李仲言的。
李德裕此次面折廷争，把自己推入了相当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令文宗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又把权宦王守澄彻底得罪了。
俗话说：打狗也要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澄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不给面子，不就是跟王守澄过不去吗？
随后，王守澄、李仲言和郑注一合计，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太碍事，不赶紧把他弄走，谁也别想活得自在。
尽管李德裕贵为宰相，可在王守澄等人看来，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不需要他们自己动手，只要把某个人召回朝中，拱上相位，就能迫使李德裕滚蛋。
太和八年十月十三日，在王守澄等人的干预下，李宗闵翩然回朝，复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短短四天之后，李德裕就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同日，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
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己铸下了大错，连忙入宫向天子“陈情”，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同意让他担任兵部尚书。
然而，天子虽然收回了成命，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却绝不答应。他的理由是，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轻易更改、出尔反尔？
文宗哑口无言，只好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
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自然又是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
面对如此阴魂不散的朋党之争，文宗李昂束手无策，只能仰天长叹：“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资治通鉴》卷二四五）
太和八年岁末的那些日子，看着郁郁寡欢、愁肠百结的天子，李仲言和郑注不断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目光。
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天子亟须信得过的人帮他排忧解难。如今，谁是天子最信得过的人？
当然是李某人和郑某人了。
李仲言和郑注认为自己责无旁贷，而且他们相信，只要能帮领导排忧解难，他们的前程必定不可限量。
这年十一月的一天，李仲言忽然上奏天子，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训。
一个人改名本来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已经活了半辈子才突然改名，肯定不会是毫无意义的举动。
那么，李仲言为何改名呢？
也许，他是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拥抱即将到来的辉煌仕途，同时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
【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
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公元835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因为从这一年四月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终于鼓足勇气，决定突围——从令人窒息的党争泥潭中，从宦官乱政的黑暗现实中，从上天给定的悲剧命运中，作一个历史性的突围。
尽管有着宋申锡的前车之鉴，可李昂并没有丧失信心。
因为他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也不会永远都用错人。
李训和郑注没有辜负天子的殷切期望。
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心潮澎湃地接过文宗给予他们的权力，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向暮气沉沉的旧世界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是党人。
李德裕首当其冲。
尽管李德裕在去年十月已被逐出朝廷，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可李训和郑注并未就此罢手。他们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为此，郑注找来了尚书左丞王璠、户部侍郎李汉，让他们出面指控李德裕，说他几年前曾与漳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
在文宗一朝，这个漳王几乎就是衰神的代名词，不管是谁，只要跟他扯上关系，保准倒霉。
文宗一听李德裕居然跟漳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跟郑注、王璠、李汉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李德裕。
会上，王璠和李汉一口咬定李德裕跟漳王勾结。宰相路隋看不过眼，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如果硬要说他谋逆，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罪。”
可想而知，路隋的仗义执言非但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引火烧身，把自己也给搭了进去。
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任职。稍后，路隋被贬为镇海节度使，补了李德裕的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