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2
在世界上最漂亮的9400英亩[15]土地中央，永久地停留着一颗破碎受伤的心。
从伦敦坐车到布罗姆利在林肯郡的庄园一共花费了我们两个小时，因为我们本就比预定的时间早，又不想太早去往那里，于是还在桑迪吃了午餐。但正午时分，当时仍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几分钟，我们到达了斯坦福德枢纽站。现在，离目的地也就几英里远了。我承认，自己竟然紧张得想吐。虽然我以前从来没有晕车的经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夏日，坐在敞篷式旅游车里，微风习习，送来农场和森林芳香的气味，路旁景致宜人，头顶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
斯坦福德枢纽站又叫“木匠旅馆”，英国人还就喜欢这样混淆视听，我们将车转左，拐入一条狭窄的小巷。接着，一个十英尺高的砖石墙在我们左边出现了，挡住了我们2英里以内的风景。
“那堵墙是干什么的？”我问正在开车的理查。
“这墙将布罗姆利的庄园圈起一小部分。”叼着烟嘴的理查说，“鹿园在墙的另一边，布罗姆利夫人不希望她那些被驯服的鹿跳到墙外受伤。”
“也是为了防偷猎者吧，我想。”让-克洛德说。
理查点点头。
“布罗姆利的庄园有多大？”我在车后座上问道。
“呃，我想想，”理查说，“我好像记得前任侯爵，也就是已故的布罗姆利爵士曾经留出了大约8000英亩的农田——大部分都是休耕地，是用来捕猎的，还有大约900英亩林地，大部分是可以追溯到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原始森林。鹿园、花园和庭院什么的也就留出400英亩，所有这些均由为数不少的林木工人和园丁全年照料。”
“一共差不多有10，000英亩。”我傻傻地说，转头看着那堵高墙，像是突然能看穿它似的。
“差不多。”理查同意我的看法，“事实上，远不止9400英亩，我们经过的斯坦福德村其实也属于布罗姆利庄园，住在斯坦福德里面的村民以及斯坦福德附近140栋左右的房舍也都属于那个庄园，另外还包括斯坦福德里里外外的好几十个商用地产，布罗姆利夫人现在还拥有、管理着部分庄园。他们说这是从前的地主时代，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希望自己的脑筋能够转过弯来。这样的私人领地我自然也见过不少。当年我在哈佛上学的时候，暑假会去登山。有一次我去了西部攀登落基山脉，火车经过不少牧场，我估摸着得有50万英亩，没准有100万英亩。有人告诉我，在我们家乡马萨诸塞州，不到一英亩的牧场就能让一头牛吃得饱饱的，而在东科罗拉多或者怀俄明州，同样一头牛需要40多英亩的牧场才不至于饿死。那里的大牧场生长的多半是山艾、银鲛，如果牧场有小溪的话，小溪边上还会长些古老的杨木，但大部分牧场都没有小溪。按照理查的说法，布罗姆利的庄园有900英亩古老的林地，可这些林地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狩猎，或做消闲散步之用。那些驯服的鹿会在那片专属的园区闲庭信步，如果它们在太阳底下走累了，就得找个遮阳的地方。
墙蜿蜒往南，我们开着车又往前面行驶了一小段距离，然后左转，沿满是车辙的马路上驶去，然后毫无预兆地从一个古老的拱门进入庄园。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碎石路上，那里没有房子，没有花园，从这里到地平线那头郁郁葱葱的山丘之间没有任何引人兴趣的东西，理查将我们的旅游车停在树荫下，领着我们往一辆马车走去，司机长着大胡子，马车由两匹白色的马拉乘，在一条狭窄的柏油路上等着，小路蜿蜒进入绿色的庄园深处。马车的两侧和后面装饰得非常豪华，看起来像是为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冕游行设计的。
司机跳了下来，为我们打开无顶的马车车门。他看起来年龄着实不小了，没准还真参加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游行呢。我非常羡慕他那又长又白的八字胡，这让他看上去有点儿像一只又高又瘦的海象。
“欢迎回来，迪肯少爷。”老人说着关上了门，“恕我冒昧，先生，您看上去非常健康。”
“谢谢，本森。”理查说，“你也是。很高兴你仍然在这里做管家。”
“哦，我现在只掌管入口的马车了，迪肯少爷。”老人敏捷地跳到马车前面，拉住缰绳和鞭子。
我们一路沿着一条巷子驶去，马车的车轮（铁制的轮，而非橡胶的）在柏油路面上轰隆行驶，两匹大马马蹄嘚嘚，在这种情况下，本森肯定没办法听到我们正常的说话声。但我们还是将头凑在一起，说话声几乎跟耳语差不多。
让-克洛德说：“迪肯少爷？你来过这里呀，我的朋友。”
“上次我来这儿还是十年前的事了。”迪肯说，“因为布罗姆利家的小主人珀西瓦尔玩游戏时耍赖，我一拳打在他的长鼻子上，结果被他们的一个男管家揍了。”
其间我一直都左顾右盼，想将周围的景色尽收眼底：修剪得非常整齐的草坪，山丘、树林、灌木，还有一个有好几英亩宽的湖，微风习习，水面荡起涟漪，波光粼粼。马车往南边行驶，我终于看到了正式的花园，还隐约看到地平线上有一栋高高的建筑物。但这么一栋独立的建筑物实在太过宽敞，造价也太过昂贵，即便是布罗姆利的府邸也显得太奢华——所以，想必那里应该是个村庄吧。
“莫非你跟布罗姆利一家是世交？”我小声说。这样的问题有些无礼，但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震惊，问题就脱口而出了。之前理查坚持要我去他在萨维尔街的裁缝那儿，特地为这次会面买件定制的西服，我从来没穿过这么合身的衣服，或者从来没感觉那么好过。而且，理查还坚持帮我付款，但因为我跟理查一起在欧洲待了好几个月，清楚他本人没那么多钱。现在我却在想，出了斯坦福德的下一个9000公亩的庄园是否叫作迪肯府邸。
理查摇摇头，放下烟斗，自怜地笑笑。“我们家以前倒是有点儿声望，不过到头来却没有钱留给我这个令人失望的子孙。当今放弃贵族头衔是不合法的，否则，我一定毫不犹豫地放弃。实际上，自从我参战归来，对这个贵族头衔一直都是避之不及。不过，上个世纪的时候，我偶尔会来这里跟查尔斯?布罗姆利玩，他跟我差不多大，还有他弟弟珀西，他没什么真正的朋友和玩伴，你很快就会知道原因了。但这一切都随着我在珀西瓦尔鼻子上的那拳结束了。后来，反而是查尔斯来看我了。”
我知道理查跟乔治?马洛里同年，都是1886年出生的，但因为他的头发仍然黝黑，身体也非常健壮，在登山方面很多都比我和让-克洛德做得好（我相信我以前提及过），比如登山技巧，冰天雪地里的经验，耐力。我从没想过理查?迪肯在上个世纪还生活了十四年……也没想过他在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下生活了十五年。
马蹄嘚嘚，我们继续往前行驶。
“所有访客都要将车停在大门口，再坐马车进去吗？”J.C.大声问马车司机本森。
“哦，不是的，先生。”老人头也没回地回答道，“要是布罗姆利府邸或者布罗姆利公园举行聚会或者接待客人，就得如此。当然啦，现在这样的情况已经少见，开车来的司机可以直接驾车进入庄园。我们有些身份高贵的来访者，包括前女王和现任国王都是如此。”
“乔治国王五世也到访过布罗姆利府邸？”我说，美式的鼻音中透着乡下人的震惊。
“哦，是的，先生。”本森开心地说，用鞭子轻轻抽打两匹白马的屁股。
我只知道现任英国国王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改换自己家族姓氏的，从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改成了更具英国特色的温莎王室，此举是为了撇清他们跟德国的关系。但恺撒仍然是乔治五世的表亲，他们的关系还很亲密。而且，他们的相貌也十分相像。如果他们在互访的时候交换勋章，把衣服换了，我敢说他们能在神鬼不觉的情况下互相统治对方的王国。
我曾问过理查有关现任国王的事，他只是说：“雅各布，我的老伙计，他的时间恐怕不是花在打猎上就是集邮上。要是乔治陛下有第三样嗜好，或者还擅长别的什么，那我也不知道。”
“还有别的英国皇室成员参观过布罗姆利府邸吗？”让-克洛德大声问道，想让司机本森听清楚。
“哦，是的。”司机这次从穿着黑色制服的肩膀上回过头来，“1557年，布罗姆利府邸开始动工，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横空出世的前一年。自府邸建成之日起，几乎所有的皇室成员都来过，并在这里住过。伊丽莎白女王在这里有个专属公寓，别人都没住过。所谓的‘乔治府邸’只在1844年的几个月里用作度假套房，伊丽莎白女王回来过多次。据说女王陛下非常喜欢安东尼奥?贝利奥画的天花板。”
马车继续往前行驶，我们再次沉默了一会儿。
“是的，许多国王、王后，威尔士的王子以及别的皇室成员都喜欢在布罗姆利府邸举行聚会，或是在这里过夜，甚至长时间在此度假。”本森补充道，“但最近几年，皇室成员来的次数少了。布罗姆利勋爵，也就是家族的第四任侯爵十年前去世后，比起来这里看望这些寡妇，国王陛下也许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先生……”
“在珠峰失踪的珀西?布罗姆利不是还有个兄长吗？”我小声问理查，“就是那个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他是莱克斯顿的第五任侯爵吗？”我对理查说。
“他就是查尔斯。我跟他很熟。他在‘一战’的时候因为毒气致残，后来再也没有真正恢复过。实际上，他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来没有出去，已被护士照顾多年。所有人都认为查尔斯时日无多，今年某个时候，珀西将接任莱克斯顿的第六任侯爵。”
“他是如何中毒的？”让-克洛德小声问道，“英国军队到底将布罗姆利勋爵安排在哪里？”
“查尔斯曾经官拜陆军上校，在许多残酷的战争中幸存了下来，但在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和政府的一些要人，以及一些士兵参加了红十字代表团，去往前线，向当局汇报战况。”理查轻轻地说，“英国人在其前线跟德国人安排了三个小时的停火协议，但出现了意外，一枚炮弹几乎在他们身边爆炸……结果发现是芥子气。大部分政府要人都预先准备了毒气罩。但对查尔斯来说没什么用处，因为他最致命的伤并没有在肺上，芥子粉随着弹壳嵌入了他的身体里。这样，有些伤口——特别是暴露在芥子气粉末的伤口再也无法治愈了。每天都得清理伤口，天天受罪。”
“该死的德国人。”让-克洛德嘶声骂道，“永远都不要相信他们。”
理查不无苦涩地笑了笑。“毒气弹是英国人发射的。只是英国人的毒气弹发射的距离短了些。有人并没有接到停火协议的通知。”马车的车轮声和马蹄声继续响起，不到一会儿，理查补充道：“实际上，当时的炮兵负责人还是乔治?马洛里，那发毒气弹要了六名红十字要人的命，还将可怜的查尔斯?布罗姆利爵士害成了残疾，不过我听说马洛里当时并不在场……他回英国本土疗伤去了，好像是病了还是什么。”
接着，理查更加大声地说：“本森，你能跟我们说说庄园西侧供皇室成员进出的门吗？”
我瞥见我们前面有一个正式的花园，田野和低矮的山丘修剪得极为整齐，地平线上尖顶、尖塔林立。对于一栋独立的房舍来说，尖顶和尖塔实在繁多，即使对于一个村庄来说也太多。我们像是正驾车行驶在一个郁郁葱葱的城市里。
“当然可以，迪肯少爷。”马车司机说。他那白色的长须微微抽动，我即使坐在后面也能看到，也许因为他正在微笑。
“自从17世纪以来，伊丽莎白女王、维多利亚女王和乔治国王五世等人总会被安排在临近傍晚的时候来。当然，诸位，这也得看皇室成员是否方便，因为西侧有好几百扇专为欣赏日落设计的窗户。我觉得玻璃专门处理过，它们全都闪着金光，先生，你或许会觉得每扇窗户后面像是燃烧着明晃晃的火。即使是在冬天的傍晚，无论是女王还是国王都能感受到最温暖、最诚挚的欢迎。府邸西墙的中心有扇金门，除了皇室成员外无人可以进入，对了，准确地说，那扇金门应该只能称为黄金雕刻的门，因为只在几扇漂亮的外层雕刻着金饰，这也是为伊丽莎白女王第一次来访特地设计、建造的。当时布罗姆利勋爵还没有死，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随行人员应该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星期。诸位，侧翼的中间有个漂亮的庭院，那里非常隐秘。不过，到时候你们跟布罗姆利夫人喝茶的时候应该可以瞥见部分庭院，据说莎士比亚的剧团曾在这里演出过好几次。庭院进行了专门的设计，说话声和别的音效能够非常自然地放大，可供好几百名观众欣赏戏剧表演。”
我很不知趣地打断了他的话：“让-克洛德，理查，看看山丘上那个古老的遗迹。看起来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小城堡，要么就是个要塞，现在已经被破坏了。塔楼周围全是蔓生的常春藤，石头也已经坍塌，一堵破损的墙上有个哥特式的高窗，里面还长出了古树。真是神奇，也不知道有多少年头了？”
“应该不到一百年。”理查说，“是那种装饰建筑，杰克。”
“什么？”
“就是那种没什么用处的装饰建筑。17世纪到19世纪风靡一时——期间风格有些反复。我想这应该是上一位布罗姆利夫人在18世纪晚期建的装饰建筑，她要求在山丘上建立这样一座中世纪的城堡，这样，她骑马经过时便能看到了。大部分景观在那之前已经重新设计过了，我想应该是在17世纪晚期的时候由全能布朗[16]设计的。”
“谁？”让-克洛德问道，“这个绰号用在登山好手身上倒是不错。”
“他的真名叫兰斯洛特。”理查说，“但所有人都叫他‘全能布朗’。他被认为是18世纪最伟大的园艺师，我想想看……他设计的花园和庭院，我都数不过来，英国几乎两百座顶级的乡村别墅、府邸以及像布莱尼姆宫这样的皇室庄园的园艺都是他设计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全能布朗曾在1760年的时候跟汉娜?莫尔说过一番话，当年，他们两个都很有名。”
“汉娜?莫尔又是谁，她是干什么的？”我问道，也没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尴尬。英国这个国家比我想象的要陌生。
“她是一名宗教作家，阅读极为广泛，而且她还是一名非常慷慨的慈善家，在1830年去世之前，她一直都在致力于慈善事业。总之，全能布朗将他那些复杂的花园和庭院称之为‘语法景观’，他带着汉娜?莫尔去看庭院时，可能其中也有她的庭院，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请布朗为她设计乡村别墅，而里面的园林设计全是按照她自己的要求设计的，我现在还大致记得母亲引用布朗的话，二十年前母亲去世之前，一直对园艺情有独钟。”
我觉得这会儿就连坐在驾驶位的本森也在听了，因为他的身子比之前更向后倾，甚至没有拉缰绳了。
“‘瞧瞧，’万能布朗可能指着如同浑然天成，但实际由他设计的景观说，”理查说，“‘我打算在这里加个逗号，至于这里’——他会指着一块大石头、倒伏的橡木或者看起来比较自然的元素说，那些东西可能离花园有一百码的距离，可能就在花园里，‘这里的风格转换必须明确，因此我要在这里加个冒号，为了让景观看起来不是很满，要分隔开来，所以我要在这里加一个括号。这里得加个句号，然后我才开始设计别的主题’。”理查顿了顿说，“他大抵会这样说话。母亲跟我聊全能布朗的事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我能从他沉思的眼神中感觉他像是正在聆听母亲的声音。
“也许山丘上的那座装饰用的城堡就是个分号。”我傻傻地说，“不，等等，你不是说过全能布朗是不会设计这种无用的装饰建筑的吗？”
“即使给他100万英镑[17]，他也不会设计这玩意儿。”理查笑着说，“他的专长是设计精致的花园，就连最专业的眼光也看不出那是个花园。”理查指着部分林木繁茂的山坡说，那里各式各样的灌木、倒伏的树干和野花让人称奇。
就在这时，马车驶过一个低矮的小坡，我们稍稍往右拐去，马蹄声依旧在柏油路上嘚嘚响起，我们所有人都静了下来。
那些颇为正式的花园现在已经清晰可辨，花园要么被笔直的车道和环形车道包围，要么横穿而过，车道上铺着纯白色的砂砾，要么就是碾碎的牡蛎壳，说不定还有珍珠呢。花园和喷泉令人叹为观止，但花园那头的布罗姆利府邸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时，我立即从马车上站了起来，望过本森的肩膀，不由得脱口而出：“我的上帝。”
我的行为可能不是特别有礼貌。但我刚才的感叹却像极了美国信奉正统基督教派的人说的话（我在波士顿的家人均是论教派的信奉者）。
布罗姆利府邸是那种正统的都铎式大厦，我之前也提到过，这栋大厦由第一任布罗姆利勋爵设计，他曾是伊丽莎白女王的财政大臣，于1550年开始建造这座房子。理查后来告诉我，当年英国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建了好几栋“奇屋”，布罗姆利府邸只是其中一栋，但我忘记所谓的“奇屋”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还告诉我，虽然布罗姆利的第一任勋爵和他的家人于1557年，也就是西班牙无敌舰队出现的头一年第一次搬进了庄园宜居的房舍，但布罗姆利府邸前后建造的时间超过三十五年。
三十五年外加四个世纪，即使不算那些修修补补，就连我这个对建筑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也能简单地算出，住在里面的王公贵族对这个庄园的改建肯定不下千次了。
“这栋房子……”我听到年老的本森一字一顿地说，他的声音轻柔，却很自豪，“在内战时受到了损毁，克伦威尔的手下都是禽兽，他们的行径跟土匪无异，即使对那些最精致的艺术品也毫不留情，但第五任侯爵将损毁的南侧用窗户封起来，建了一个不错的画廊。我听说里面灯火辉煌，除了寒冬腊月，里面甚是迷人。17世纪晚期，第八任伯爵将画廊封起来，尔后改建成了一个大礼堂，这样也更容易提供暖气。”
“伯爵？”我小声对理查说，“我以为你说的全是贵族、小姐，以及珀西瓦尔家族的侯爵夫人什么的。”
理查耸耸肩。“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头衔会有所改变，老伙计。1500年建造这座庭院的人是威廉?巴兹尔爵士，也就是布罗姆利第一任勋爵。他儿子，查尔斯?巴兹尔爵士也被称为布罗姆利勋爵，于1604年，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驾崩一年后，被封为莱克斯顿的第一任侯爵。”
他说了一大通，但除了伊丽莎白的驾崩外，他说的这些我都没弄明白。我们的马车绕过那栋巨大建筑物的南面，朝东侧远处的入口驶去。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空荡荡的角落挺有意思。”理查指着我们经过的一个房子的角落说。西侧有两排垂直的漂亮窗户，窗户大概有60英尺或80英尺高，但这栋房子的角落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像只是用分量不轻的砖石匆匆遮盖起来的。
“几百年前，也不知道布罗姆利家族的哪位勋爵发现，虽然整片地方都镶嵌着玻璃，从高高的大礼堂可以看到外面的橘苑，美轮美奂、光线充足，但是玻璃做成的漂亮窗户太多了，承重墙不够。英国橡树屋顶又特别重，再加上还装了许多科利韦斯顿瓦。”
“什么叫科利韦斯顿瓦？”让-克洛德说，“这名字听起来像是英国的猎狗，要么就是牧羊犬。”
“科利韦斯顿瓦是一种由特别重的灰色板岩做成的厚板，英国古代一些大庄园喜欢用它做屋面瓦。这种瓦最初是由罗马人在这片土地找到并生产出来的。实际上，现在除了布罗姆利府邸的庭院以及少数几个偏僻之所外，英国几乎已经找不到科利韦斯顿瓦了。总之，你也看到了，几个世纪前，伯爵因为担心便用一些漂亮的垂窗遮盖，加了些承重墙。我们从北侧进来的时候，你们看到四楼上面的那些小窗户就是了，上面安装了玻璃窗格，但后面全是砖石。屋顶特别重。”
布罗姆利府邸的整体效果令人惊愕，围墙林立，里面的空间和室内的庭院比我去过的许多马萨诸塞州村庄都要大，但吸引我的还是屋顶以及上方的东西。（我怀疑我当时肯定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但是，那一幕看得我太入迷了，也顾不上失态不失态了。我确定如果我真像个乡下来的白痴一样，理查定会帮我把下巴合上。）本森快活地从马车的横档上跳了下来，绕到侧面，帮我们打开半截门。
高高的庄园顶上有无数垂直的（有部分是水平方向的）突出物：看起来没什么用途的方尖碑、雄伟的钟塔，钟面对着房子南侧明显未曾使用过的客房，还有一排排高高的古希腊风格的柱子……实际上，这些柱子是大房子里众多的壁炉烟囱，还有一些无端生出来的拱门。雉堞状塔楼垂直的塔尖上嵌有又高又薄的窗户，塔楼犹如阴茎，上面像是顶着不少松饼，塔身下面有一些圆形小窗，地平线上，老伦敦桥风格的悬挂式上层楼面跟一些更加厚重、更多窗户的建筑物相连，屋顶上杂乱无章地矗立着一些塔楼，还有一些更高、更瘦、更性感的阴茎状塔楼随意散落在塔楼之间以及塔楼上面其他的凸起物上。最后是一些颇为优雅的塔楼，看起来像是从中东清真寺剽窃而来的穆斯林尖塔。
这时，又有一个穿着老式制服的管家出现了，他的着装非常正式，看起来显然比我们的马车司机更老，但他刮得光秃秃的脑袋就像台球一样光滑，因为脊椎已经弯曲，他显得更谦卑，站在东侧开着的门里，朝我们鞠躬，口中说道：“欢迎，先生们。布罗姆利夫人正在等你们，她马上就来。迪肯少爷，恕我冒昧，你气色真好，身体也很棒。”
“谢谢，哈里森。”理查说。
“你说什么，先生？”哈里森将手握成杯状放在左耳朵上说。除了驼背，他看上去耳朵也很背，而且显然不大擅长解读唇语。理查将刚才的五个字大声重复了一遍。哈里森笑了笑，露出两排漂亮的假牙，接着粗声粗气地说：“请跟我来，各位。”说完转身领着我们进入。
我们跟着这个老管家慢慢地从前厅走了进去，然后进入好几个大房间，谁也不知道要去往哪里，这时，理查小声对我们说：“三十年前，我揍小珀西瓦尔勋爵时，打我屁股的管家就是哈里森。”
“我今天也想看看他是怎么打你屁屁的。”让-克洛德邪恶地笑道，这样的表情我以前见过，有些淘气，在女士面前挺受用的。
我们跟着老管家拖着步子慢慢地经过一组具有艺术风格的悬挂式波斯地毯，挂着红色帷帐的门厅，然后从至少三个“公共房间”里穿过去，光是那些古董的工艺、颜色、尺寸和品质就让人叹为观止。
但让我几乎惊讶得停住脚步的并非那些镀金的古董家具。
哈里森的左臂大体朝天花板一个普通的房间一指，用老人特有的沙哑声音说：“先生们，这是天堂室，相当……”
我没有听到最后一个词，没准他说的是“出名”。
对我来说，这里更像一个“橄榄球室”，因为天花板至少高达40英尺，房间看起来也跟美国的橄榄球场一样长、一样宽。我觉得可以在这些装有不少画作的镀金墙上装上几排露天看台，在这里举办哈佛对耶鲁的橄榄球比赛。
但那个饰有无数精致画作的天花板再次让我惊讶得掉下了下巴。
我确定天花板上挂着好几百幅（没错，是好几百幅！）裸体或者近乎赤裸的男女画像，这些画像应该是以异教徒方式描绘出的诸神嬉戏图，但在我这种凡夫俗子的眼中，这样的画显然堪称极为淫秽的作品。令人称奇的是，画家将天花板上的画像巧妙地转移到墙上，画像里的人物很明显是在私通，互相扭打着滚到了墙上，丰盈的大腿、胸部、二头肌堆积在角落里，侧门和镜子上也还印着更多交错缠绕的身体，像是只有缠绕在一起，才不至于掉到波斯地毯和镶花地板上。房间内的三维效果着实让人眼花缭乱、令人不安。
“这些壁饰大部分都是安东尼奥?贝利奥于1695年到1696年画的。”理查轻轻地说，显然认为那个上了年纪的“导游”听不见，“如果你觉得这些画作就让人惊叹了，那你们应该去看看宏伟的楼梯尽头的天花板上‘地狱之口’的壁饰，按照贝利奥的说法，地狱之口是一只巨猫的咽喉，它正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迷失的赤裸灵魂，像吃掉恶鼠一样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