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明白这次抛尸的意义。1925年的时候，我们五个人都觉得很快就会再有英国登山队前往这里，也许1926年他们就会来。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料到下一拨探险队直到1933年才来，尽管他们找到了欧文的冰镐，但他们没有想到根据冰镐所指的方向，爬到下面去找到欧文的尸体，1933年的探险队甚至没翻过第一台阶。直到1938年，一支小探险队才终于从北侧登顶珠峰。
当然，这些情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倘若将德国人的尸体，特别是被英国的狙击步枪所杀的尸体留在蘑菇石那头，肯定会让英德两国大动干戈。没有比将尸体从东北山脊推下去，掉到北壁上更明智的选择了：我们在北壁找到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纯属巧合。要是探险队在那里找到德国人的尸体，那就太不好了。
我看着帕桑将最后一具德国人的尸体处理掉的时候，终于意识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喉咙里那个冰冷的东西害得我不停咳嗽，在加上因为黏膜已经发炎数日了，不管我愿不愿意承认，现在我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这会儿，我站在山脊上，看着帕桑清理尸体，感觉促使我上到第二台阶的最后一点儿肾上腺素刺激带来的能量终于榨干了。
帕桑医生说得对。如果我执意登顶，甚至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待上一晚，我肯定会小命不保。当我站在离山峰如此之近的东北山脊的台阶上时，才终于清醒过来，现在我只想下山，只想活过来，为雷吉、理查、珀西表弟和科特?梅耶，为我们被杀害的夏尔巴人朋友，尤其是为让-克洛德。
活着下山，将照片交到需要它们的英国当局者手里。
我们从蘑菇石远端的山脊下山时，我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精力绕过嵌入北壁的那块砾石，但我还是能够站着，看着帕桑轻而易举地过去了，他知道另一侧的壁架和攀附点的位置，当然轻松。接着，他为我做好保护点，顺利地帮我也爬了过去，不过，我在跨越最后一步的时候脚底滑了一下，但帕桑还是像拎包一样把我拉到了壁架上。
我实在太累了，没精力去难为情。我不停往山峰望去，有一次——就在我们抵达六号营地里那唯一一顶帐篷时，我想我看到了两个小点在珠峰下沿，正往白雪皑皑的顶峰三角岩移动过去。
但那一刻我实在疲惫不堪，没有从帆布包里拿望远镜去看他们。自从那时起，我总是在想，如果在陡峭的三角岩上的真是雷吉和理查，我当时是否能够认出来。
那天下午，阳光明媚，我和帕桑背着我们在五号营地找到的德国人藏在那儿的新氧气罐，继续往山下走。他倒没有搀扶着我，但是大部分时间我们都走在一起，每当我的身体愈发虚弱的时候，他都会扶着我的胳膊。
他领着我横过最后一段山脊，然后清楚地记得要从那个裂缝的开口下到低矮的岩壁上。接着，我们便去到了只有一个帐篷的六号营地，那个帐篷仍然屹立在那儿（尽管已经倾斜得非常厉害）。德国人在上山的时候显然没有看到它。六号营地里剩下一点儿吃的：一些巧克力、一罐沙丁鱼、一热水瓶水，都是我们留在那里没带上山脊的，我们将这些吃的全都放在了那几个早就装得满满的提袋里。
在六号营地的时候，乌云密闭，眼看着又一场暴雪即将来临，我坐在帐篷高侧那边的砾石上，手肘放在膝盖上，用望远镜对准珠峰，就在乌云遮住视线之前的短短几秒，我看到白雪覆盖的峰顶上有绿色和金色的东西摇晃着。
怎么会是绿色和金色的？他们在仅有27，000英尺高的六号营地时，上面风势渐大，天气也越来越恶劣，但理查和雷吉绝不会将大帐篷搭建在山峰上。这样做无异于自杀。
除非他们真想一起自杀，也许两人会将胳膊搂在一起，蜷缩在睡袋里，等到接下来的探险队登顶后发现他们。
他们在这段旅程中互相爱上对方了吗？我迟钝地想，感到心中隐隐作痛。他们是否早就达成过某个疯狂的决定，要一起死在珠峰顶上？
接着，我记得雷吉的大帐篷里并没有金色，肯定是那面印有布罗姆利家族徽章的旗子，上面是一只狮鹫和一只鹰为一根金色的长矛厮杀的图案，那个倒是绿色和金色的。肯定是那面珀西带到山上的丝绸旗，也就是雷吉从那具尸体的口袋里拿出的那面旗子。
山顶上是珀西瓦尔和雷吉的旗子！
但刚才在白雪盖顶的山峰上闪过几秒钟的织物有一个人那么高。怎么可能是那面小旗子……
然后我记起来了。我们分开的时候雷吉还将让-克洛德的冰镐拿去了，她将冰镐挨着两把短冰镐绑在了她背包的外面。
我咧嘴笑了笑，将刚才所见讲给帕桑医生看了。他从我手里拿过望远镜，抬头看去，但现在云层已经越来越厚，我想他应该没机会看到我刚才看到的那一幕。在峰顶气流的作用下，那块绿色和金色的织物呈水平方向晃动了短短的三秒钟，那一幕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现在又感觉呼吸困难了，当我将金属氧气罐的带子背到背上，将一些东西放到提袋中时，我在六号营地的砾石旁边站了好一阵，弯腰一阵猛咳，发现自己居然将鲜红色的血溅在了黑色的石头上。
“我喉咙里又有什么东西结冰了吗？”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后，我用沙哑的声音对帕桑说。
他让我张开嘴，这样，他就能用雷吉那个威尔士矿工头灯微弱的光帮我检查了。
“不是，佩里先生。”过了一阵他说，“里面没有阻塞物。但你喉咙的左侧壁非常粗糙，都肿了，有可能完全阻塞你的上呼吸道，除非你赶紧躺下来。”
“然后……我就会死吗？”我说。我现在已经处于极度疲劳状态，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了。
“不会的。雅各布先生。这种情况很正常，我帮你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就可以了……在这儿。”他用一根戴着手套的手指往我的喉管里摸着，“吸氧装置上有不少玻璃管和橡胶软管。”他继而又说。
做个简单的气管切开手术，我良久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要是手术失败呢，帕桑医生？”我用沙哑的声音说，痛苦的声音听着像是在哀鸣。
“然后，为了防止你的肺萎缩，我还要在这里弄个小洞，这样才能让你萎缩的肺再度充气，让你能够再次呼吸。”他说着将那根戴手套的食指放在我左胸上。“那些不同型号的软管和阀门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在温度这么低的情况下用沸水给这些东西消毒。”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胸膛：在上面打个洞，将一根氧气软管伸出来，导入空气，让我萎缩的肺再次充气？
我将背上那个氧气罐往上挪了挪，系紧带子，戴上氧气罩，用从没有过的坚定声音说：“我可以躺下来。”
24
登上珠峰往往要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但下到冰川上的营地，很多时候甚至下到大本营却只要几个小时，往往一个漫长的下午就够了。
但这是有固定绳索的情况。我们之前将大部分固定绳索都拔掉了，就是防止德国人轻易上山。而且我们还将那些可以区分上行和下行路径的竹竿和旗子拔了，这些标记可以防止登山者步入垂直的雪坑里，那可是死路一条，一旦踩进去，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摔向下面的绒布冰川或者东绒布冰川。
不过，帕桑似乎认识路。那天下午，乌云密布，雪球撕扯着我们裸露在氧气罩外的部分脸颊。我将氧气开到了2.2公升最大的流量，而帕桑大部分时间甚至都没吸氧，但即使这样我都没办法将空气吸入，因为喉咙红肿而阻塞的气管。每次呼吸，我都痛得要命。
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还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达之前的五号营地时——先前，德国人不知何故将最后一个温伯尔帐篷烧了——帕桑让我靠在烧成灰烬的帐篷旁边的一块岩石上，还将我的登山绳绑在了岩石上，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或者藏马，要防止我乱动似的。接着，他朝北部山脊的方向走去，在东侧的砾石那儿花了几分钟时间寻找备用的吸氧装置和食物，也就是那些西吉尔和他的手下没有找到并将之据为己有的东西。
我坐在那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把氧气罩取下来，拼命想从稀薄的空气中吸入更多的空气和氧气。这时，让-克洛德下到雪坡上，坐在我旁边的砾石上。
“见到你真高兴。”我沙哑地说。
“我也是，杰克。”他冲我笑了笑，然后俯身往前，下巴搁在戴着连指手套的手上，双手则放在冰镐的扁斧上。他没有背氧气罐，也没有戴氧气罩，我想肯定是他掉到冰川上后，那些东西都丢了。
“等等。”我说，努力想保持清醒。我知道这事儿很奇怪，但我就是说不上来。“你怎么还带着你的冰镐？”我终于问道，“我看到雷吉跟理查往山顶去的时候，将冰镐放在了背包里。”
让-克洛德给我看了那把冰镐的轻木手柄。手柄离刀刃三分之二的地方有三个凹痕。“这是我从桑迪?欧文那儿借来的，你当时把它留在了岩石上。”J.C.说，“桑迪说他并不介意。”
我点点头。这样倒说得过去。
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人死了是什么感觉，我的朋友？”
J.C.用法国人特有的方式朝我耸耸肩，又笑了笑，我很熟悉他的耸肩动作。“Etre mort， c'est un peu comme être vivant， mais pas si lourd.[9]”他轻轻地对我说。
“我听不懂，你能翻译给我听吗，J.C.？”
“当然可以。”让-克洛德说。他再次将冰镐的刀刃插在雪里，这样，他面对我的时候就能靠在上面了。“意思是说……”
“杰克！”帕桑在漫天飞舞的雪里冲我喊道。
“我在这儿呢！”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声应道，我甚至没感觉喉咙的疼痛了，“我跟让-克洛德在一起呢。”
J.C.从那件芬奇羽绒服的口袋里拿出他的手表。“我得下去了，为你和帕桑将路线标记出来。我等会儿再跟你聊，亲爱的朋友。”
“好的。”我说。
帕桑从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拿出两个新氧气罐，给我们换上，还从另一个帆布包里拿出一袋饮用水和别的物资。
“我刚才没听清楚，佩里先生，”他说，“你刚才在喊什么？”
我笑了笑，摇摇头。我的喉咙太痛了，不想重复刚才的话。帕桑将新的氧气罐给我装上，再次打开流量阀门，确保氧气流出。接着，他再次帮我将氧气罩的带子系在我那个摩托车皮头盔上。
“天越来越冷了。”他说，“我们必须继续赶往北坳的四号营地。你我用绳索绑在一起，相隔15英尺……可以吗？雪这么大，我希望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看到你或者听见你说话。”
“可以。”我的话被面罩和氧气阀挡在了里面，帕桑估计都没怎听清楚我的回答。他将一根短绳绑在我身上后，我站了起来，晃了晃，在这位高个子夏尔巴人的帮助下，我总算站稳了。接着，我们左下方陡峭的北壁，而不是北部山脊走去。帕桑拍了拍我的肩膀，拉住我。“也许应该由我领着你走一阵，佩里先生。”
我耸耸肩，想学着J.C.的样儿，希望像法国人一样优雅地耸下肩，不过，我自然做不到。于是，我站在那里，冰冷的双脚不停地跺着，直到帕桑将一根绳子递给我，我迈着沉重的脚步，紧跟在他后面往前走去。
25
北部山脊依旧是全部向下倾斜的石板，上面覆盖着冰雪。我差一点儿忘了。如果雷吉和理查已经横切攀登到南峰并且已经开始下山，用绳索从那块巨大岩石上下山——现在我把那块巨大岩石称为“K.T.欧文斯台阶”（二十九年后，这里被重新命名为“希拉里台阶”，我对此一笑置之）——那么他们俩此刻应该已经下到了珠峰西南山脊了，那里的板岩比较容易攀爬，全都向上倾斜，而后就该顺着那道岩石阶梯向下，向着南坳和南坳下方的西库姆冰斗前进。
然而这可能吗？他们必须横切攀登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山脊如刀锋一样尖厉，布满了冰雪覆盖的檐板，在攀爬的过程中，我们在几个有利位置看到了那道位于两面山峰之间的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是不是也需要向下攀登，又或者是不是一个死亡陷阱，就像是东北山脊上那道令布罗姆利勋爵、科特?梅耶和让-克洛德丧命的檐板？不，对J.C.而言，那里不能算是陷阱，我心想。他明明知道那块檐板极易断裂，却故意把西吉尔推到了上面，他心里清楚得很，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承受两个人的重量，即便那两个人中有一个是体重很轻的小个子法国人。
可理查和雷吉现在是不是到了西南山脊，下到了欧文斯保证过设有固定绳索的地方？我隐隐记得，在我和帕桑到达我们从前的六号营地之前，曾经看到珠峰顶峰另一边的天空里又升起了两枚信号弹，分别是黄色和白色。三枚信号弹的排列顺序为红色、黄色、白色。
欧文斯之前说过信号弹的排列顺序。理查传达了什么信息给他的老朋友？难道是把保卫尔牛肉汁放在普里默斯炉上，我们只出去几个小时？
我想不是。理查一直都不喜欢保卫尔牛肉汁。
或者理查和雷吉现在已经登上了顶峰，并且做了一件聪明事儿：原路返回了。他们是不是在六号营地中唯一一顶帐篷里？不，等等，我隐隐记得理查一直背着沉重的装备，里面是雷吉的大帐篷，而雷吉则背着一个乌纳炉。他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停下来。
不过他们有这样做吗？天色很晚了，现在几点了？自从我和帕桑离开第二台阶后已经过了多少个小时了？离开六号营地多少小时了？离开五号营地多少小时了？我摸索着衣服里面，想把我的怀表找出来，却遍寻不获。
天就快黑了，太阳的光辉很快就会被洛子峰的山峰遮住。云层消散之后，我们迎来一个相当晴朗的下午。我可以看到远处有两顶绿色的帐篷，就在远处下方的北坳之上。
我看着我的右边，突然注意到，北部山脊的那块角状突出物上方约10度方位的天空中飘浮着三个看上去很奇怪的东西。特别奇怪。
看形状，那些东西有点儿像风筝或气球，不过这些东西更像是有机生物体。显然是活物。他们飘动的方式像极了水母，帕桑尚未注意到它们，当我们顺着山脊线下山时，这些东西始终和我们保持平衡。三个东西全是半透明的，我可以看到有朦朦胧胧的颜色——红色、黄色和白色——流经它们的身体，特别像在血管里奔腾的血液。其中一个飘浮的物体两边都有近似方形的短小物，有点儿像退化的翅膀。另外一个东西的头部有一块突出物，像是鸟的喙，不过那几乎是透明的。第三个东西的中间部位附近有一个由一连串光束粒子组成的旋风涡，仿佛一场熠熠闪光的暴风雪正在它的体内形成。
这三个飘浮的东西彼此有规律地跳动着，不过我冷静地观察到，它们飘浮的节奏与我那颗紧绷的心跳动的节奏并不合拍。帕桑带领着我下山，他始终没有转向右边看它们。这时候这三个物体就在山脊线上飘浮，一直跟着我们，它们每一个都是透明的，却又非常奇怪地呈现深色，特别是当云飘浮到它们后面的时候。
我看向别处。在我把头部转向别处的时候，它们并没有出现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为了验证我的思维是不是受到了病症和高海拔的影响，于是我看着貌似在我们脚下绵延的群峰，回想起它们的名字和海拔高度，借以测试我是不是正常：北坳那一端是章子峰，海拔24878英尺，卡塔夫峰位于连通哈塔冰川的那座山口的另一边，海拔高度为23，894英尺，我的左端最远处是彭卓日峰的山肩和顶峰区域，海拔23，507英尺，在彭卓日峰的右边，与绒布冰川的连接处是凌特仁峰，海拔仅有21，142英尺。
我的头脑和记忆似乎并没有失常。
我又看向我的右边。那三个有机体依旧飘浮着，与我们下山的线路平行，总是位于北部山脊线上方的同样角度，不过它们几个会交换位置：现在是那个长了钝鸟喙的东西位于左边，那个有方形小企鹅翅膀的东西飘浮在最左边，有规律地跳动着，中心部位闪光的那个东西处在最前面，跟随着我们一起下山。
是灵魂？灵魂是这样的吗？在摆脱了我们的肉体后，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吗？我提醒我自己，我根本不相信上帝、天堂、地狱或者任何关于来世的东西，就连条理清晰的佛教轮回转世说我也不信。
可这三个是什么呢？在越来越暗的天色中，这三缕灵魂跟着我们有什么目的？
让-克洛德。雷吉。理查。
我把我的氧气罩拉下来，这样不必拧紧流量阀也能说话，可这样一来，我就喘不过气来了，咳嗽个没完没了……或许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帕桑一直在我前面10英尺处小心翼翼地走下板岩，我闹出的动静太大了，他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我意识到我的眼泪在我裸露在外的脸颊上都快被冻住了，我只能指着那三个物体盘旋的方向。帕桑扭过头去看。几秒钟之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另外一片雪云已经飘了过来。那三个飘浮有机体不见了。尽管之前我也看到其他小片云朵飘到它们前面，挡住了我的视线，可等云飘走之后，它们始终还是在那里，不过这一次我肯定它们彻底消失了。等到那片浮云飘走后，它们果然不见了。
不管这些……生物……带来了什么样的消息，它们只想与我一个人分享。
我摇摇头，示意帕桑没什么，我很好，然后把氧气罩戴好。我们吃力地行走，继续这段漫长而危险的下山路程。
*
北坳上原来的四号营地附近有三顶帐篷，有我们的两顶温伯尔帐篷和一顶较小的棕褐色德国帐篷。三顶帐篷都是空的。帕桑彻底搜查了那顶德国帐篷，出来时只拿着另外几份文件，然后把它们撕成了碎片。
他把我们俩连接在一起的绳索解开，冲我打手势，要我坐在一个空包装箱上，他则要去看看我们藏起来的装备是不是还在。我们之前把那些东西悬挂在其中一个冰隙里了。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吸氧气，就坐在那里气喘吁吁，每吸一口气，我的喉咙都疼得要命，每呼出一口气简直就是疼上加疼。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强迫自己去享受帕桑点燃的普里默斯炉产生的热度。
帕桑直到暮色很深了才回来，他拿回了两个新氧气罐和更多的食物，把这些吃的放进了沸腾的锅中。整个北坳和我们下山经过的北部山脊大部分区域此时都已经被笼罩在越来越深的阴影中。只有一道道山脊的上半部分、北壁最上方的五分之一以及珠峰的真正顶峰依旧在落日灿烂光线的照耀下，闪烁着红色、橙色和白色的光辉。
峰顶上的雪形成了羽毛状的烟云，延伸向更远的东边，我从来没见过峰顶的雪飘这么远。那上面的风肯定猛烈得很，足以夺去所有生灵的性命，人根本不能在那里活下来。
我告诉我自己，他们肯定都在西南山脊上，或者是在南坳上，在雷吉的圆顶帐篷里，他们会把睡袋用拉链连在一起，两个人挤作一团。但我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样的猜测。我想象着他们的尸体就在顶峰这一面的高处，抑或顶峰另一面的可怕雪脊上，被冻得僵硬，就像是马洛里和欧文的尸体一样。又或者他们的尸体悬挂在登山绳索上，就像梅耶和珀西瓦尔的尸体那样。只等着乌鸦找到他们的尸体。
在那一刻我知道，即便今天我能够活下来，能够活着从这座山上下来，即便有一天我会再次登山，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这辈子永远都不会返回珠穆朗玛峰。
*
北坳和下面区域的连接处是一面1000英尺高的山壁和斜坡，我们的洞穴探险者专用梯子自然没有垂悬在最上面那100英尺的垂直冰壁上，之前我们砍断了梯子的支撑点，几个德国人和梯子一块掉了下去，不过德国人把两个新锚桩深深楔进了北坳边缘冰架上的雪中，把他们的八分之三英寸粗的晾衣绳登山索拴系在上面，借此取代了我们的梯子。
我和帕桑花时间又凿进了一个锚桩，把一个从四号营地带来的空背包装满雪，尽可能埋进最深处，并把上面的雪踩实。我把一个套结滑行装置和其中一个多余的德国登山扣安在另外两个锚桩边上，从而起到加固作用。
不过我们依旧不相信他们留下来的那该死的绳索。好在我们每个人都背了120英尺长的理查的奇迹绳来，那是从四号营地藏装备的裂缝里找到的。现在，我们在绳扣上打了八形结，从而把这些绳索和位于腰部的安全带上的绳子拴系在一起，然后我另外又打了摩擦力结，以便在借绳索下降的时候使用。让-克洛德那精巧的祝玛装置我们连一个都没有了。我意识到，在五号营地他停下来和我聊天的时候，我真应该找他要几个才对。
就这样，我们现在有了两条垂悬的绳索，我们对其中一条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借助绳索从那面山壁上下来。在借绳索下降前，我们做了最后一件事儿，即从那些防毒面具背包里找出了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又从我们带来的那些小电池中一通摸索，终于找到了几块还能用的电池。
接下来由我走在第一位，我们拴系着保护绳索，快速向后退到了北坳边缘下面，离开珠峰，走向下面那道900英尺长的雪坡。
*
我们讨论着是不是要在过了三号营地才扎营过夜，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睡袋，不过我们都不希望停下来。即便我们以夜间行进的步速推进，用我们的小头灯照路，穿越冰川上的裂缝，我们应该也可以在黎明时分抵达大本营或更远的地方。
我们刚刚离开空荡荡的三号营地，帕桑就拴系一根30英尺的绳索，领头穿越冰川，这时候我一脚踩塌了覆盖在一道冰隙上的雪，掉了下去。
帕桑一听到我的叫喊声，立刻就采取了行动，和所有有过登山经验的专业登山者一样专业。他用力把冰镐深深凿进他脚边坚硬的雪中，牢牢支撑住他自己的身体作为保护，所以我只掉下去了大约15英尺就停住了。我一直把我的冰镐握在手里，这会儿我立刻把它揳进我上方对面的裂缝冰壁里，开凿出一个牢固的手抓点，同时我用腾出来的手打了普鲁士结，以便可以向上攀爬。
可接下来我犯了个错误，我居然用我的头灯灯光照亮，看了看那道裂缝的更深处。
就在我下方20英尺处，全是一张张蓝色的死人脸，足有好几十张脸孔，还有好几十张张开的大口和好几十双瞪得溜圆的眼睛。死人的手臂和蓝色的手从他们被冰雪覆盖的尸体处向上伸向我的靴子。
我大喊出来。
“怎么了，杰克？”帕桑喊，“你受伤了？”
“没事儿，我很好，”透过我肿胀的喉咙和受损的喉头，我尽可能用最大的声音呼哧呼哧喘着气。“快把我拉上去……快……”
“在我拉保护绳索的时候你不想借助普鲁士结向上爬了吗？”
“不了……赶紧把我拉上去……快点儿！”
帕桑依言行事，不去理会绳索在裂缝结着冰的边缘摩擦后散落下来的碎屑。他非常强壮。我把我的冰镐拔出来，在我被拉上去的时候劈凿出支撑点。我终于从冰隙里面出来了。
我爬到帕桑所站的位置，一边给他讲我看到的情形，一边急促地喘着气。帕桑一直都没有使用吸氧装置，把氧气罐都省下来给我使用。
“啊，”帕桑说，“我们摔倒的这个裂缝正好是西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丢弃我们三号营地夏尔巴人朋友尸体的万人冢。”
我开始发抖，根本停不下来。帕桑从他其中一个塞得满满的防毒面具背包里拿出一条毯子，披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想去……看看吗？”我问。
“有可能他们中有人还活着吗？”他问。黑暗中我们的头灯光束在对方的胸口上跳动。
我想了片刻，回想着我在下面见到的一堆堆蓝色的脸、冰冻的眼和冰冻的手与尸体。“没有。”我说。
“那我就不去看了，”帕桑医生说，“我相信我们距离正确的路只有几码远了。佩里先生，为了更好地避开冰隙，是不是换你来领头为好？”
“当然。”我说，然后我把我的氧气罩重新戴上，拴系好绳索，走到了前面。我们大部分的标记竹枝都已经不见了，不过西吉尔的那些德国人在原来那条穿越裂缝的安全路径上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脚印。我低下头，用头灯光束照向我前面的路，集中精神辨别路线，努力让自己暂时抛开一切杂念。我知道，如果我偏离了正确的路，让-克洛德就会回来纠正我。
*
19，800英尺的二号营地和17，800英尺的一号营地都不见了。不管德国人对剩余的帐篷和贮藏的装备做了什么，反正我和帕桑用我们的头灯找不到任何痕迹。因为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下推进，更因为我走得很慢，所以在假曙光就快出现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号营地下来，距离16，500英尺的大本营曾经的所在地只剩下大约1英里远了。如果像理查担心的那样，有几个德国人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那么我们的威尔士矿工头灯将会彻底暴露我们的踪迹，不过已经疲惫不堪的我和帕桑发现，只有等到走出这该死的河谷，我们才能停下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雷吉和理查孤立无援，也许病了，也许受伤了，被困在了四号营地或五号营地，那里与此处的冰川河谷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被困住了，病了，或许受伤了，等着我和帕桑去救他们。
我们根本不可能去救他们。我就连呼吸都有困难，只能勉强站住，摇摇晃晃地从布满冰碛石的长坡上下来，而斜坡两边都是赫然耸立的冰柱和冰壁。就算只有到了二号营地才能活命，我也爬不回那里去了，甚至我都无法再次攀越冰川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离开冰碛石山脊和尖柱形石，来到了大本营所在地。那里什么都没有了。所有的尸体都被移走了，所有的帐篷踪迹全无，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了。仿佛理查-布罗姆利探险队根本不曾来过这里。
现在天空越来越亮，黎明前的朦胧光亮驱散了黑夜。不知为何，我和帕桑还用绳索拴系在一起，我们围着曾经的大本营中帐篷和石砌矮墙的所在地远远地绕了半圈，然后走到最后几道冰碛石山脊另一边的碎石平地上。我们把头灯关掉，把皮质头灯装备放进防毒面具背包里，搁在吸氧装备的上方。我们把防毒面具背换到后背上背着。我背着四个沉重的防毒面具背包返回这里，里面塞满了各种东西，有一个我们从未使用过的乌纳炉，还有多余的炊具，都被我们一路背了下来。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忍着疼轻声说，“我能把这最后两个氧气罐摘下来吗？”
“还不行，佩里先生，”帕桑医生轻声答复我，“你的喉咙发炎红肿，所以你现在的呼吸还是很困难。除非迫不得已，否则我可不想做气管切开手术。”
“说得对。”即便我轻声细语，听上去也十分沙哑，“接下来我们要走哪条路？徒步11英里前往绒布寺，去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那里得到帮助。我不确定我是否能走到卓布村或协格尔镇。”
“西吉尔先生可能把他的几个朋友留在了绒布寺。”帕桑说。
“妈的。”
“这群混蛋，”帕桑说，“不过我们可以走过这最后的几英里，到绒布寺附近，然后穿上我带来的朝圣者的斗篷，到时候你藏在进路入口处的岩石中，我到绒布寺里去侦察。如果那里没有德国人，我们就可以得到莲花生大师古鲁仁波切的化身、绒布寺的活佛扎珠仁波切的关照和庇护了。”
“听起来倒是个计划，”我气喘吁吁地说，“不过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
这时候突然枪声响起，我们被子弹击中。
子弹首先命中了帕桑的头，在一片血雾之中，他的脑袋突然向前栽倒，鲜血溅到了我的脸上和拉下来的氧气罩上。片刻之后，我感到第二颗子弹打穿了我的背包和吸氧装置，命中了我的背部上方，就在左肩胛带的右上方。
帕桑已经向前摔倒在我们冰爪下面的锋利岩石上，显然已经没气了。还没来得及张口大喊，我的背部就中弹了。我向前摔倒，躺到了他边上，没一会儿我就失去了意识，根本来不及用前臂阻止我自己不要摔下去。
我的后背疼极了，喉咙也疼极了，周围渐渐被黑暗笼罩，最后，黑暗笼罩了一切。
26
过了一会儿，我恢复了部分知觉，只听到两个男人在大声说话。他们就在我们上坡处大约10英尺的地方，处于逆风位置。此时风更大了，咆哮着从绒布冰川河谷吹下来。不过好在这两个人用德语大声地交谈，我在呼呼的风声中也能把他们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帕桑趴在那里，已经死了，我们俩靠得非常近，我们的脸只相隔几英寸远。他从没有把他的一头黑发梳成分头，不过现在他的皮帽子和外面一层羊毛帽子都已经掉了，一道恐怖的白色条纹出现在他的黑发之上，我认为那是露出的头盖骨或者脑浆从他的头顶流下来的残迹。他的脸上都是血。我努力从身体一侧抬起手去摸他，想要晃晃他，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这时候帕桑突然说了话，沾满鲜血的嘴唇却一动不动。“别动，杰克。”他的声音很轻，与他相隔6英寸的我几乎都没听到，所以我肯定那两个德国人听不到他的声音，因为这两个人正在10英尺开外的地方争吵，而且处在逆风方向。
“我来翻译。”帕桑说。
“你的头……”我轻声提问。
“头皮受伤往往都会大量出血，”他这样轻声答复我，“如果我们能活下来，我会留下头疼的毛病，此外就没有大碍了。他们没有搜我们的身。我来翻译给你听，杰克，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拿出我们外层衣服下面的手枪了。”
我差点儿忘了，那把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塞在我的芬奇外套口袋里，而帕桑把那支装满子弹的鲁格尔手枪放在他的鹅绒外套口袋里。
令人惊奇的是我认得这两个人的声音，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听到过。那把较为粗重和深沉的声音属于那个右翼德国激进分子的保镖……这个保镖叫什么名字来着？乌尔里希?格拉夫。
另外一个声音属于那晚坐在那张桌上的另一个人，那人一共没说几句话，不过我还记得他那与咬舌发音差不多的声音，此人正是阿图尔?维曾巴赫。
此时正说话的乌尔里希?格拉夫，他几乎是在发牢骚了：“SS Sturmbannführer Sigl……hat gesagt， dass ich sie anhalten soll， und ich habe sie aufgehalten.”
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帕桑满脸是血，他的眼睛依旧闭着，厚厚地粘着淤积的血液，鲜血几乎遮住了他一张一合的嘴唇。他轻声做着同声翻译。如果我以前知道他会说德语，那现在也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了要阻止他们，所以我就阻止他们了。”我要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正在翻译格拉夫刚才说的话，又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片刻时间，我才意识到被阻止和射杀的“他们”指的就是“我们”。
“Idiot！”维曾巴赫吼道，“Sturmbannführer Sigl hat gesagt， dass du sie aufhalten sollst bevor sie das Tal verlassen k?nnen. Aber nicht， sie zu erschiessen.”
帕桑轻声翻译道：“白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说的是要在他们离开河谷前阻止他们。不是要打死他们！”
狂风把乌尔里希?格拉夫的声音送到我们耳边，他的语气很像傻兮兮生闷气的小孩子的声音：“Naja， mit meinen Schüssen ich sie doch angehalten， oder？”
“哦，我射杀了他们，也就是阻止了他们，不是吗？”帕桑粘满鲜血的嘴唇一张一合翻译道。
我听到维曾巴赫叹了口气。“Sturmbannführer Sigl befohlen， sie zu verh?ren und sie dann nach Fotos zu durchsuchen. Aber keiner von ihnen sieht so aus， als ob wir sie noch verhoren k?nnen.”
“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命令我们审问他们，然后搜他们的身，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不过这两人似乎都咽气了，还怎么审问啊。”这话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可摔下来的时候，我的右手压在了身体下面，现在只能一点点挪动这只手，先是伸进了我的沙克尔顿夹克，然后伸到了芬奇外套的右边口袋里，韦伯利左轮手枪就在那儿，我的肋骨下部被这把枪挤压得生疼。
“Was sollen wir jetzt machen？”格拉夫说，“Warten bis einer wieder zu sich kommt？”
我看到帕桑动了动，意识到他正把他的手伸向羽绒外套，去拿鲁格尔手枪。他轻声翻译着，声音小到连我都几乎听不到。“那我们该怎么办？等着他们恢复意识？”
发音口齿不清的维曾巴赫模仿德国牧羊人，从喉部发出粗重沙哑的咕噜声答了一句话：“Nein， vergiss das Verh?r. T?te sie erst， und dann durchsuchen wir sie. Aber mit Kopfschuss， nicht auf den K?rper zielen.”
“不。别再提审问的事儿了，”帕桑飞快地低声翻译道。“先杀了他们，然后搜身。不过要打他们的脑袋，别打身体。”
听了这话，我便冒险把韦伯利手枪从我的夹克里掏了出来，放在身下。我的手指先是摸到了扳机环，随后摸到了扳机。我的大拇指摸到了击铁上。我记得理查告诉过我，左轮手枪没有保险栓。我可以看到帕桑微微一动，拿出了他的鲁格尔手枪放在身下。
“Warum denn？”格拉夫问。
“为什么？”帕桑轻声翻译，我意识到这个傻呼呼的保镖问的不是为什么要射杀我和帕桑医生，只是在问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脑袋而不是身体。
“Aamit wir keine Fotos besch?digen， Falls sie welche bei sich haben， du Trottel，”阿图尔?维曾巴赫厉声说。“Sturmbannführer Sigl kommt bald aus den Bergen zurück. Stell Deine Schmeisser auf einen Schuss ein.”
他们的登山靴踩踏地面发出嘎吱嘎吱声，表示他们已经向我们的方向走过来了，然后帕桑轻声做了翻译。我其实已经大致听明白了维曾巴赫刚才都说了什么。
“如果他们把照片藏在身上，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照片弄坏了，蠢货。”帕桑轻声说，“突击大队长西吉尔应该很快就从山上下来了，所以把你的施迈瑟式冲锋枪调成单发发射，让我们赶紧把事情做妥当……”
他们居然用施迈瑟式冲锋枪！该死的！就为了不把我们随身携带的淫秽照片打穿，这些纳粹混蛋竟然要拿枪打我们的脑袋。我那份照片放在我的防毒面具背包里，帕桑的照片就在他那件羊毛夹克的大口袋里。几秒钟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打死，然后搜我们的尸体，这样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是时候起来了。
我和帕桑同时滚向对面，然后跪在地上，举起了我们的手枪。
至于下一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至今依然没弄明白。上一秒那两个德国人还大踏步向我们走来，下一秒就有一团团模模糊糊的灰色东西在他们周围来回移动。那些东西个头儿特别大。只见打着旋儿的雪中都是灰色的皮毛。触目所及都是毛茸茸的东西。
我看到乌尔里希?格拉夫的脑袋突然间就和身体分了家，飞到了空中。我还看到一个身形巨大的灰色东西在大雪中俯身压向阿图尔?维曾巴赫，他被吓得大声叫了起来。
然后有什么东西撞到了我的脑袋一侧，我拿着韦伯利手枪开了一枪，可我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结果这一枪是瞄准上方开的，什么都没打中。我看到帕桑从他在冰碛石上所跪的位置向前摔去，鲁格尔手枪已经从他的手里掉了下去，他一张脸血淋淋的，双眼再次闭上，然后我再一次面朝下栽倒在岩石上，陷入了黑暗之中。
27
我躺在一个气味清新的丝绸帐篷里，缠着绷带的脸埋在很多气味不是那么清新的丝绸枕头里。我的手腕被绑在支柱上，这些支柱都被凿进了地里，周围则是很多精致的波斯地毯，而帐篷地面上的大部分空间都铺着地毯。我的头疼得厉害。我的背部上部分特别疼，在我和帕桑第一次中枪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德国人的子弹打在了我身上的某个部位。我向左右两边扭扭头，只见到很多的地毯、高高的帐篷柱、帐篷和枕头，却不见帕桑。或许他已经死了。没准儿我现在也是个死人了。
不过锥心的疼痛告诉我，我还没死。我注意到，天这么冷，我居然光着膀子，原来是我刚开始移动身体的时候不小心把身上的毯子弄掉了，不过我的背上有个又大又黏糊的东西。我百无聊赖地琢磨着那颗子弹是不是打中了我的肺或脊柱，又或者命中了我的心脏附近。我的头太疼了，没法儿想明白这个问题。
我听到身后有声音响起，于是我飞快地转过头，结果弄得我的头一阵剧痛，差一点儿就晕了过去。不过我还是看到了一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西藏人，或者说是个长得很像西藏人的蒙古人，这人走进帐篷，手里拿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碗，我看到这个人注意到我醒了过来，然后便匆忙地跑了出去。
我想起来了，原来是强盗啊。我只希望这群强盗是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相交甚好的强盗，是那些接受了手枪和巧克力贿赂的强盗。那群人的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吉米?可汗。谁会忘记这样的名字呢？
那个长了一张亚洲人脸孔的小个子男人穿过高高的帐篷门走了回来，身穿皮毛衣服的他依旧用手拿着那个直冒热气的碗，帕桑和强盗吉米?可汗走在他身边。帕桑显然已经把他的头包扎好了，脸上的血也洗掉了。他看上去再也不像个死人了。我能看到他左边太阳穴上的子弹沟痕末端，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仿佛一道白色疤痕。
强盗吉米?可汗用藏语说了什么，然后帕桑翻译道：“可汗说很好，你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