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几个月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经历，我还记得吉米?可汗既会说英语也能听得懂英语。“帕桑，为什么要把我绑在桩子上？我是个犯人吗？”
“不是，”我的高个子夏尔巴人朋友说道，“你昏过去了，杰克。我决定趁你昏迷的时候把子弹从你的背部取出来，只有用绳子把你捆住，才能让你不至于翻身，压到绷带。”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弯曲的小刀，然后割断了绑着我双手的绳子。
“我的背上中弹了，可我居然还活着？”我说。我的脑袋迷迷糊糊的，疼得厉害。
“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他的尸体上有他的身份证明——似乎打中了我们两个人。”帕桑说，“那颗击中我的子弹只是撕裂了我的头皮，在我的头盖骨上留下了一个凹槽。我只昏迷了很短一段时间。而击中你后背上部的那颗子弹呢，据我所知，穿透了你的两个氧气罐，损坏了流量调节器上的一个金属零件，还穿透了你背上防毒面具背包里的乌纳炉和两个锅。啊，子弹还穿透了吸氧装置的铝架，然后才击中了你的身体。杰克，那颗子弹在击中你的身体时，大部分动能已经消失了。我从你1英寸的皮肤和肩部浅层肌肉下面取出了子弹。”
听了这话我眨眨眼。我的后背很疼，但不像脑袋那么疼。我中弹了！“你怎么知道是格拉夫打中了我们俩？”
“在我们站立地方附近的一块砾石底部，我发现了擦破我头皮的子弹，那枚子弹已经被碾平了，”帕桑说，“不过还是从你后背上取出来的那颗子弹让我确认了此事。两枚子弹都是9毫米巴拉贝鲁姆弹……总之，好在你是被手枪从远距离击中的，不然的话，你就没命了。”
“阿图尔?维曾巴赫最后一刻朝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手里也拿着一把鲁格尔手枪。”我挤出这句话。我真正的想法则是：哪个纳粹朝我们开枪有什么关系吗？
“的确如此，”帕桑边说边举起一块小铅块，“很明显他们把施迈瑟式冲锋枪的9毫米子弹的子弹头涂成了黑色。我们身中的子弹都有黑色的子弹头。格拉夫的鲁格尔手枪用的就是这种子弹。”
我在垫子上坐起来，因为头昏眼花，所以身体有点儿晃。“格拉夫和维曾巴赫怎么样了？”我问。我尝试回忆当时的情况，却只记得一团模模糊糊的颤动影像，我举起了韦伯利手枪，还有巨大的深灰色物体在打着旋儿的雪中来回移动，尖叫声不绝于耳。
“问得好。”帕桑说。他的声音里夹杂着警告的语气，不过我只顾着疼了，没能分辨其中的意味。
“如果你能站起来，杰克，”帕桑说，“我们扶你到外面，在更多的秃鹫到来之前，给你看点儿东西。”
“你来解释吧。”吉米?可汗对帕桑说，然后拍了拍我的后背，这一下正好拍在绷带覆盖伤口的位置。我强忍着，才没有呼痛。
就在我们被远距离伏击的附近，有一块宽大的平坦砾石——显而易见，那两个德国人一直藏在后面，就在去年他们给马洛里、欧文及1922年丧生的七名夏尔巴人树立的三角形岩石纪念碑另一边20来码远的地方——在这块砾石之上，乌尔里希?格拉夫和阿图尔?维曾巴赫被斩下的脑袋被钉在整齐排列的一排短桩上。他们的眼睛瞪得滚圆，似乎正在充满惊讶地盯着我们看，因为死亡，他们的眼睛上覆盖了一层白色薄膜，变得呆滞起来。他们的脑袋边上是四条被撕断的手臂，手还连在上面，两条右臂位于格拉夫头颅的左边，而两条左臂则位于维曾巴赫头颅的右边。
“我的老天呀。”我轻声对帕桑说。看着站在几码开外满脸堆笑的吉米?可汗，我又轻声说道：“可汗和他的人真的是好好教训了这些可怜的恶魔。”
帕桑医生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似乎大得很。“可汗先生告诉我，他和他手下的55个人在事发后三十分钟左右到了现场。他和他的人非常惊讶地看到耶蒂对德国人的出现非常愤怒，料理了我们的敌人。”
“这太荒唐了。”我说。不过我终于弄明白了帕桑语气中的警告意味，看了看他，然后闭上了嘴。出于某种原因，强盗们希望我们相信，是耶蒂在漫天飞舞的雪中杀死了那两个德国人，而不是几个浑身上下穿着皮毛衣服的野蛮强盗骑在马上干了这事儿。我搞不懂他们为什么想要我们相信这个故事，不过我终于还是想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得紧紧闭上嘴巴。这些强盗已经敲过我的头了。
狂风从珠峰上吹下来，沿着槽谷吹过砾石，吹乱了揳在桩子上的死人短发。此时秃鹫已经成群结队地飞了过来，啄食那两个人的眼睛，开始了它们的大餐，我连忙别过头。
“我昏迷了多久，帕桑？”
“大约五个小时。”
我看了看我那块依旧嘀嗒运转的怀表。（我父亲从不拿便宜货当礼物）刚过中午，吉米?可汗和他的两个手下走到近处，交叉着双臂，嘟囔着什么，很满意那些被斩断的脑袋、四条被砍断的手臂以及皱缩得很严重的死人手。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巨大的砾石平台后面约15码的地方，有一堆高高的东西，估计是那两人的内脏。我没有看到他们肢体的其他部分。
“是人熊雪人。”吉米?可汗说，他的两个手下嘟囔着，点头表示同意，“耶蒂。”
“很好。”我说。我摇摇晃晃地从胜利纪念柱和一大堆残碎肢体处走开，找到一块小砾石坐了下来，“你说什么都行，吉米?可汗先生。”
“我在他们的头盖骨和其他分离的肢体上没有找到弹伤。”帕桑医生说，仿佛在给强盗提出的耶蒂杀人这个白痴论提供法医验证方面的支持。
可汗哈哈笑，我看了帕桑一眼，我的眼神本应该很犀利才对，足可以让他吓一跳，但却没有得到这样的效果。或许是因为我的头没完没了地跳动着作痛，所以我眼神中的威慑力减弱了。
“后来呢？”我问。
“可汗先生和他的同伴允许我搭一顶帐篷，让我把子弹从你身上取出来，并让你休息几个小时，”他轻声说，“不过他们不愿意把他们的帐篷搭在这附近。很明显他们认为古鲁仁波切的化身，也就是绒布寺的扎珠仁波切听说这里发生了这么血腥的事儿后会很不高兴。”
“我认为那位古鲁仁波切喜欢散布耶蒂在绒布河谷出现的故事。”我说，“还记得绒布寺里那幅相当新的壁画吗？那幅壁画吓得普通人和喇嘛都不敢接近这座山。”
“哦，可汗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坚持让我们立刻返回东方，今天下午就启程。他们给我们两个人都准备了蒙古马。”
“我们不能走，”我惊讶地说，“雷吉和理查……”
“他们不会下山……至少不会从这条路下山，”帕桑说，“我肯定这一点。所以我们应该和吉米?可汗及他那些友好的强盗一起走，杰克。他们提出要带我们从此处往正东方走，然后再次向南走，翻越舍波拉山口。他们会一直把我们送到印度。而且，因为我们轻装简行，如果高山山口的好天气能够持续，我们就用不着像来时那样耗时五个星期才走完那段路程，我们回去时甚至还用不了三个星期。在回大吉岭的这一路上，吉米?可汗和他的人会骑马和我们一起走，保护我们，如果你的伤口疼或头痛，他们就会用轿子抬着你走。”
“他这么帮忙，肯定有所求，”我没精打采地说，“就连他的老朋友雷吉都要给他上贡才能从他的地盘上过。”
“我提出，只要我们安全地抵达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的种茶场，我就会给他1000英镑。”
“什么？”我喊出来，“我们根本没有1000英镑给这些强盗！我们俩连1英镑都没有。”
“你忘了吗，佩里先生，”帕桑悲痛地说，“如果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回不来——我真诚地向我们的救世主祈祷她能回来，而且是很快就能回来——她就把整个种茶场都交到我手上。她唯一的条件就是只要她在林肯郡的姑妈布罗姆利夫人活着，我就要把茶场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她。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钱了，不过愿上帝保佑这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考虑到迪肯先生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让你传递回伦敦的消息是如此重要，我认为花1000英镑换取可汗在我们回去的路上提供保护和马匹非常值得。可汗的人很少去印度大吉岭这么远，但是可汗先生为人很慷慨。他甚至还会留两个人在大本营附近待两个星期，好看看我们的朋友有没有从这条路下山。”
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我抬头看着珠峰，此时的珠峰大都已经被雪云遮盖住了，狂风从北部山脊和北坳上呼呼刮着，然后又看了看砾石上那两个德国人双眼圆睁的头颅。此刻秃鹫忙得很呢。
“如果我们不打算亲自留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消息，”我轻声说，试图理清思绪，“那我们出发前往大吉岭宜早不宜迟。我们去看看他们给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矮种马吧。”
28
八月中旬的伦敦偶尔会闷热难耐，可现在的空气里却夹杂着一丝寒意，让我想起了十个月前我们去皇家地理学会时的情形。当然了，八月份树叶尚没有变色，不过空气里却包含着些许味道……我觉得那是人们在屋里燃烧煤炭和木柴而散发出的烟味儿。我穿了三件套的厚羊毛西装，我那套最好的定制西装在我出门期间不翼而飞了，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我希望这刚刚来到的短暂寒意不会令这套衣服显得那么扎眼。
那栋大厦已经很有年头了，再加上常年被煤烟熏，现在已经变成了棕色，大堂十分壮观。脚步声在瓷砖和大理石上回响着。我告诉守门的卫兵，我约好了和财政大臣见面，他领我找到一位接待员，这位接待员领我去见了一位文书，这位文书带我去见了这位大人物的助手，这位助手又把我带到了一间贴有壁纸的等候室里，让我坐在一张破烂的皮沙发上，只等了两三分钟后，我就被带到了财政大臣的里间办公室。
财政大臣。雷吉和理查用隐晦的话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是多么可爱啊，他们说他是“我们那位喜欢签支票的共同的朋友”，还说“我们那位非常喜欢黄金的朋友”。在独自坐船从印度回英国的漫长旅途中，通过看报和向别人打听，我才弄明白他们后面那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指的是这位财政大臣决定要在鲍德温政府执政期间恢复金本位制。
这件事发生在去年五月，彼时我和我的朋友们正在攀登珠峰，所以我不知道雷吉和理查有没有听说英国真的恢复了金本位制度，不过他们显然知道这个人十分青睐以黄金为基础的经济。在我坐船回英国途中，我还看了关于此次恢复金本位制度的所有新闻，许多经济学家议论声不止，不认同恢复金本位制度，不认同这位财政大臣。
那位男性秘书走开，我看着这间宽大房间的另一边，那里有一块很破旧的地毯、一张大书桌和一把椅子，椅子上空荡荡的，一个矮胖的男人正背对着我。他默默地站在那里，一边抽雪茄，一边透过被煤烟熏黑的窗户看着外面，他的两条腿张得很开，有点儿像拳击手的姿势，他那双短而粗的双手在他的背部紧紧攥在一起。
在他的秘书或助手（或是别的职务）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他转过身来，上下打量我，微微皱着眉头，或许看不顺眼我的羊毛西装，然后说道：“佩里，是吗？”
“是的，阁下。”
“你能来太好了，佩里先生。”他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坐在一张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椅子上，同时他自己在桌子后面那张带垫子的大椅子上坐了下来。
在我们的探险开始前，我一共在伦敦待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我倒是听说过“温斯顿?丘吉尔”这个名字，不过我不记得是不是曾经看过他的照片。我隐约记得，几年前，他退出保守党加入自由党，1924年他又重新加入保守党，媒体对此一片哗然。我还记得，我们在伦敦的旅店里整理装备时，理查嘲笑《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并且给我和让-克洛德引用了丘吉尔的一句话（一旦涉及到丘吉尔，理查就没有任何幽默感了）：“任何人都可以背叛，但若要再次背叛，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
显而易见，再次背叛起作用了：丘吉尔现在作为保守党员在埃平拥有一个民选议席，并且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内身居要职。对于财政大臣这个职务，我唯一了解到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丘吉尔因此得到了“尊敬的阁下”这一尊称，以及唐宁街11号一栋免租金的房子，显然这房子就在首相府邸的旁边。
“你是美国人，佩里先生？”
这也算是个问题？“是的，阁下。”我说。
我承认，如果这个人就是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为之牺牲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很可能前上尉理查?迪肯和凯瑟琳?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也因为此人而丧命，他当然很不符合间谍组织首脑这一角色。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穿着细条纹西装和马甲的巨大婴儿，嘴里还叼着雪茄。
“你们美国人在把我——还有英国政府——往绝路上逼啊！”他在宽大的办公桌对面用深沉洪亮的声音说道。他打开了一盒雪茄，将其从宽大的桌面另一边推过来。“来根雪茄，佩里先生？要么来根香烟？”
“不用了，谢谢，阁下。”我根本搞不懂他说的“绝路”是什么意思。当然他说的不是即将转交那个信封的事儿。信封被我塞在我那个超大号夹克口袋里，里面装有七张该死的照片和底片。我只想赶快把东西转交，然后离开这间办公室，离开伦敦。
“我是指战争债务，小伙子，”这个叫丘吉尔的人说，“英国欠你们美国佬多到离谱的一笔钱，足有4，933，701，642英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35，000，000英镑。你们的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一直嚷嚷着让我们还钱。我问你，佩里先生，在法国把战争债款支付给我们英国之前，我们拿什么还呢？天晓得，法国拿到了他们的战争赔款，而且他们也分到莱茵河谷钢材卖的钱，可法国人还钱的速度太慢了，他们就像个租户，每个月的收入不是用来交给房东，而是都用在了买彩票上。”
我含糊地点点头。在印度和海上待的那几个星期里，我的喉咙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说话时只有一点点磨锉声，从前那种青蛙似的低沉嘶哑的声音不见了，不过此刻我想不出该说些什么才好。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装有照片的那个信封似乎在我胸口的右上部分烧出了一个洞，而且如果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一直把雪茄的烟吹向我的方向，那我准会跳到这张超大号的桌子对面，把这个狗娘养的掐死，去他妈的英美关系吧。
“哦，不是你的错，跟你没有关系，”财政大臣丘吉尔说，“东西带来了吗？”
我说了一句可能破坏间谍圈子规矩的话：“你是说布罗姆利的照片和底片，阁下？”
“是的，是的。”他把雪茄捻灭了，短粗的手指交叉在胸前。
我把信封拿出来，在不站起来的情况下尽量将之放到桌子对面最远处。我很惊讶，丘吉尔甚至看都没看那个信封一眼，就用一只短粗的手把它扫进他脚边的一个红色公文包里。
“太好了。”他说。
我觉得他这是在下逐客令，所以我站起来打算离开。
“今天是星期五。”丘吉尔说，他甚至都没站起来在我走之前和我握握手。我当然知道今天他妈的是什么日子。我就是和他的手下约好了今天见面的。
“我认为，就取得这些东西的详细情况，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丘吉尔说，“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有空吗？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过去几天，没有了理查和让-克洛德，我只能独自一人在伦敦等待着。我从没感觉这么孤独和无助过。这些英国人说话云里雾里的，奇怪得很。
丘吉尔肯定已经看出我的表情有些茫然，因为他这样说：“我是说一起用晚餐。”
“有空，阁下。”我回答，一股失望感在我的肚子里盘旋。我真不愿意和这个无足轻重的人打交道，就因为他，我那三个最亲爱的朋友以及我朋友的表弟都被害死了。
“那么明天下午我们会安排你去查特韦尔。”他自顾自说着，仿佛已经订好了似的，“这个周末克莱米不在那里，不过会有好多位有趣的宾客参加晚宴，当然了，孩子们也在那儿。来吃一顿丰盛的大餐吧，佩里先生，你可以在那里过夜，在我们私下里谈话的时候，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聊聊。
“晚宴时要穿正装。”财政大臣继续说道。我曾经从某处看到过，他已经五十岁了，不过看他那矮胖的体形、胖乎乎的红润脸颊，浑身充满活力，所以他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你是不是碰巧带了白色领带、燕尾服之类的衣服来伦敦？”
“没有，阁下。”我说，喊这位无足轻重的丘吉尔叫“阁下”我已经烦透了，“只有我现在穿的这套西装。”
丘吉尔明智且果断地点点头，然后按了按他办公桌边一个控制杆。刚才带我进来的那个男秘书仿佛变戏法一样出现在屋内。“泰勒上校，”丘吉尔说，“烦请你带这位小伙子去萨维尔街我的裁缝那里，请他加快速度做一套燕尾服，再做一两套夏装和秋装西服，或许还要一套睡衣、几件衬衫和合适的领带，明天中午就要，劳驾。告诉他们账单由财政部支付。”
对于他的安排我不知道该有什么想法，所以也就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但我只想说：我不需要白色领带和晚礼服，我也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施舍。于是我对丘吉尔点点头，他点了一根新雪茄，在我还没离开房间之前就读起了文件。
“等等，”我说着停下来转过身，“有件事儿我想问问。”
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一抹天真无邪的微笑，在宽敞的房间对面看着我，等待我说下去。
“查特韦尔是什么地方，又在哪里？”我听见我自己这样问。
29
查特韦尔是丘吉尔的乡村别墅，位于肯特郡的韦斯特勒姆附近，距离伦敦25英里远。中午我去裁缝铺取了我的新衣服，试了试，让裁缝把衣服的尺寸改合适了。他们给我选了几件白衬衫，我穿了其中的一件，还穿了他们刚刚给我做好的棕褐色亚麻西装，那位裁缝选择了一条颜色适中的绿色与紫红色相间的领带搭配西装。然后我坐着部门派出的车子，去赶下午1点15分的火车。（至于是哪个“部门”我就不得而知了）另有这样一辆由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在韦斯特勒姆火车站接我，把我送到了几英里之外的查特韦尔。
我本以为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大型别墅，就像布罗姆利夫人的宅邸那样，要不就是我曾经听说过的理查?迪肯战后放弃的那种豪宅，不过查特韦尔庄园更像是马萨诸塞州乡村里一栋很舒服的房子。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查特韦尔庄园是一栋相当简单的砖房，始建于19世纪，有很多附属建筑物和糟糕的景观，所以外形极为难看。而这栋建筑物并非几代以来都属于丘吉尔家族，而是不久之前才由丘吉尔买下，而且多多少少由丘吉尔的工匠进行了重建。
丘吉尔本人也对庄园进行了改造。
一位仆人把我带到了一个房间里，我抓紧时间“梳洗一番”，然后一位年纪较大的男仆走进房间，告诉我丘吉尔先生希望能和我见一面，问我现在是否方便。我告诉他我很方便。
我原以为我会被带进一间巨大的藏书室，可结果这位高个子、一头灰发的仆人（我之前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句“梅森，先生”）带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一侧，只见温斯顿?丘吉尔头戴一顶男士软呢帽，身穿溅满了灰浆的深色连衫裤工作服，正在那里砌砖。
“呵，欢迎，佩里先生。”他喊道，一边用抹刀把灰浆抹平，砌上另一块砖。
那是一面很长的墙壁。
“在伦敦的办公室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不过这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丘吉尔继续说道。我早就注意到他最喜欢的说话方式就是自言自语。“也就是砌砖和书写历史方面的书。我特别联系了砖瓦匠协会之后才开始砌我的第一面墙。他们吸收我为荣誉会员，不过我依然在交会费。我这个星期的真正工作就是写两千字、砌两百块砖。”
他把抹子放下，突然抓住我的手肘，领着我绕行来到了房子的后面。
“我管这里叫‘惬意的猪’。”丘吉尔说。
“哪里，阁下？”我说。
“哦，当然是这栋房子。查特韦尔庄园。而且如果你是佩里先生，那我就是丘吉尔先生，别再叫我‘阁下’了。”
“好吧。”我说，生生把“阁下”两个字咽了回去。
我们来到一个天井，周围是一片低矮的规整式园林，不过这位财政大臣带我绕过房子去看的并不是这座花园。“这就是三年前我买下这个地方的原因。”他说。
我知道他说的是从山顶看到的风景。不管是当时，还是时至今日，这都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也是最青翠的太平盛世乡村美景。远处有一片森林，里面有山毛榉、栗树、橡树，绿油油的草地一望无际，还有我所见过的最长、绿草最茂盛的斜坡。
“惬意的猪共占地80英亩[10]，”丘吉尔说，“不过正是因为峡谷的美景和这一大片肯特郡林地，我才买下了这个地方，虽然克莱门蒂娜[11]说这里太贵了，而且还需要重建，我们负担不起。我觉得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太美了。”我说，意识到我自己有些词穷。
“我可以想象得到，这里的美及不上珠穆朗玛峰。”这位体格魁梧的小个子说道。他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注视着我。
“那是一种不同的美，阁……丘吉尔先生，”我说，“珠峰到处都是岩石、冰、刺目的光线和狂风。包括狂风在内，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冰冷刺骨。一般情况下，在大本营以上的地方连一点儿绿色都没有，甚至连青苔都没有。除了登山者和稀少的乌鸦外，没有任何生物。没有树、没有树叶、没有草……几乎没有柔软的东西，丘吉尔先生。只有岩石、寒冰、雪和风。这里更……温和、更有……人气。”
丘吉尔一直在仔细聆听，现在他点点头。“我最好接着工作。修完了那道墙，克莱门蒂娜卧室的露台扩建工作就算完成了，等我砌好了那道墙，我就要去建另一堵堤墙。”他挥动短短的手臂和胖乎乎的手，指向左边，“我还建了那些池塘。看到水和水中生物总是乐趣无穷。”
那些池塘很美，而且看上去很自然。不过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像你们美国佬爱说的那样，别拘束，就当成你自己的家。”丘吉尔说，“要是你饿了，就告诉梅森或马修斯，他们会给你做三明治。客厅里有酒，你的套房里也有很不错的威士忌，我想在你们那一边池塘[12]，你们管这叫苏格兰威士忌。你的房间里还有书，不过你也可以随意从主藏书室借书。要是你找不到书，那是因为你压根儿不想找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平游戏。6点我们会喝雪利酒或威士忌，7点30分吃晚餐，用餐时间之所以定得早一些，是因为我们其中一位客人会让带一架放映机来，饭后给我们放电影。或许只给孩子们放。我想你肯定会发现今晚一起吃晚饭的客人非常有趣，其中三位尤为如此，待会儿见，佩里先生。”
*
我见到的第一位客人是T.E.劳伦斯。美国记者罗威尔?托马斯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后期称他为“阿拉伯的劳伦斯”。我刚到楼下参加酒宴，劳伦斯正好也到楼下来。他穿着阿拉伯王子那种裹住全身的长袍，腰带上别着一把弯曲的匕首，匕首的手柄上镶嵌着珠宝。
“挺傻的，我知道。”我们彼此做了自我介绍，并握了握手，然后他说，“不过孩子们喜欢。”
没多久一个年纪较大的人也加入了我们，丘吉尔称他为“教授”。此人是F.A.林德曼教授，后来T.E.劳伦斯小声对我说，1916年，无数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因为无法摆脱那些纸糊似的飞机的水平螺旋状态而丧命，林德曼教授利用高等数学想出了一种机动飞行动作，并称这种方法可以让所有飞机摆脱最严重的尾旋。劳伦斯告诉我——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依旧戴着那条女人气十足的白色棉头巾——英国皇家空军和飞行员都说这种飞行动作不起作用，于是这位教授亲自上阵，展示如何飞行。他在不带降落伞的情况下驾驶一架斯帕德飞机，故意让飞机进入最危险的水平螺旋状态，利用以数学为基础的机动飞行动作，熟练地将飞机从俯冲拉起，此时飞机距离地面只有几百英尺远。显然，秘诀在于让人的手与脚离开控制装置，据林德曼教授说，如果飞行员放任不管，飞机自身便会笔直飞行，与地面平行。他称，正是所有对控制装置的校正和过度校正命令促成了死亡螺旋。劳伦斯说，教授驾驶另一架较旧的双翼飞机进入可怕的螺旋状态，并再次拉起飞机。
T.E.劳伦斯深信不疑地对我说，在这之后，所有皇家空军飞行员都要学习教授的机动飞行动作。
那天的晚宴包括孩子们在内约有12人。丘吉尔的女儿戴安娜十六岁，儿子伦道夫，看上去十四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名叫萨拉，还有孩子们的两个表兄妹，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的名字我忘了），这两个孩子的年纪大约和戴安娜及伦道夫的岁数差不多。晚宴期间，丘吉尔向教授“发难”，让他“在不超过五分钟的时间里用浅显明了的话告诉我们量子论到底是什么”。
丘吉尔从马甲口袋里拿出他的表，开始计时，林德曼教授就开始讲，还余出二十秒时间他就讲完了。所有人都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真的听懂了。
参加晚宴的还有一位“特殊客人”，当我第一次看到此人在客厅中接过一大杯冰镇香槟酒时，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我看到的这个人竟是阿道夫?希特勒。我和帕桑医生一起，在种茶场待了一个月养病，我在那里等待着，其实只是希望有一天理查和雷吉会突然出现，在那期间，我经常想到希特勒。在种茶场，在坐船从印度返回的那几个星期航程里，我看了所有我能找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文字。
现在希特勒就在这里。有那么一会儿我开始优柔寡断起来（我担心的不仅是我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还担心我怎么才能做到），不过我注意到这人有一头卷发和愉快的表情，脸部骨架微微有些长，而且我还意识到正是这人的假胡子才会使得他和希特勒那么相像，在逗玩孩子们之后、晚餐之前他把胡子摘了下来。根据丘吉尔的介绍，此人是查理?卓别林，他虽然在英国出生，现在却是美国居民。
那天晚上提早吃晚餐，以及孩子们和我们一起用餐的原因就在于此，卓别林带来了他的最新影片（以及一架便携式电影放映机），要在饭后给我们放他最新的电影，以免影响孩子们休息。
然而，卓别林这个人虽然很搞笑、很爱笑，可酒还没喝完，我们还没有被带到长长的餐厅之前，他就把主人家惹恼了。卓别林似乎对他的政治主张十分坚定，而且一直逼着丘吉尔解释为什么财政大臣和鲍德温政府要坚持恢复金本位制。“你们的经济会因此受创，你知道的，”卓别林一边喝酒一边咄咄逼人，“最糟糕的是，物价会上涨，穷人就倒霉了。”
丘吉尔显然很不爽别人指责他做得不对，更讨厌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对这样的争论，所以等到我们都在桌边找到位置坐下的时候，他气得一句话都不说了。
不过卓别林做了一件奇怪的事，从而打破了沉默。“我今天晚上就得赶回伦敦，所以给大家放完新电影之后，我们或许就没有时间聊天了，所以我在餐桌边给大家来一次预演。”他说。他拿出了新电影《淘金记》的拷贝，这部片子六月份的时候在美国首映，此时尚未在英国上映。
卓别林拿起两把叉子，插进两个小圆面包里。“我的小流浪汉，”这位演员说，“去了阿拉斯加淘金，还要努力博取一位他邂逅的年轻姑娘的欢心。至少在他的想象中，他和她在一起，并且尽全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他这样和她交流。”
说完了这句话，那个对政治感兴趣又严肃的查理?卓别林消失了，那个笑嘻嘻又可爱的小流浪汉角色出现了。他用肩膀抵在那两把叉子和小圆面包上，仿佛那两个小圆面包是他的脚，插进小圆面包的叉子是他的腿，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跳了一小段舞，一边跳一边哼唱着，甚至还用叉子和小圆面包做了高踢腿和灵敏的劈叉动作。最后，他用小圆面包和叉子行了屈膝礼，并且露出了一个小流浪汉式的傻笑。
所有人又鼓起了掌。不快的气氛完全消失了。丘吉尔是我们中间笑得最尽情的一个，他又变得好交际且好客，刚才的火气都不见了。
晚餐妙趣横生，大家都很开心，其间还出现了另一个有些奇怪的插曲。T.E.劳伦斯前倾身体，俯向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卓别林，他那条头巾的丝绸流苏差点儿粘到了果汁冰水里，他对那位电影明星说：“卓别林，卓别林。犹太人？你是犹太人吗，先生？”
卓别林脸上一直挂着笑容。他把装有白葡萄酒的玻璃杯——当时我们都在吃野鸡肉——对着劳伦斯的方向举起，说：“啊，不是，我出生时就注定我没能享受这一殊荣，劳伦斯先生。”
稍后，椅子和放映机都已经摆放在长客厅里，孩子们和宾客都涌向那里，我则找借口告辞了，我说我很累，事实上我的确很累。我和卓别林握了手，告诉他我希望我们有一天能够再见面。他热切地握着我的手，说他也盼望着那一刻。
然后我回到楼上的房间睡觉，接下来的九十多分钟里，一楼不断传来阵阵笑声。
*
仆人梅森把我叫醒了，他叫我的声音轻是轻，可没完没了的，一直到我醒了才住口。我感觉这时候也就是半夜。我父亲的那块表显示此时快到凌晨4点了。
“如果您不介意太早的话，先生，”梅森举着一根蜡烛轻声说，“丘吉尔先生正在他的书房里，刚刚完成工作，现在很想和您谈谈。”
我当然介意。我介意的不仅仅是他们深更半夜无礼打扰我，那位大人物一心血来潮，三言两语就传唤我去见他，而且我对所有的一切都介意得不得了。昨天的晚餐和谈话内容十分有趣，能够见到查理?卓别林对我而言更是跟做梦一样，然而，在珠峰之上发生了那么多事儿，我的朋友们被派去了那里的原因至今依旧是个谜，所以即使再好的应酬也不能弥补依然在我心中翻涌的愤怒和失望。我难过极了，根本没有心情继续那种诙谐幽默的聊天和社交狂欢。我打定主意，一定要直截了当地问问这位财政大臣，为什么他有权力浪费别人的生命，葬送了珀西瓦尔?布罗姆利、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理查?迪肯和布罗姆利-蒙特福特夫人这些人的性命，或者浪费那些已经死掉的优秀的夏尔巴人的性命，以及那个年轻的奥地利人科特?梅耶的性命，我真想找到那个T.E.劳伦斯，对着他的脸，大声告诉他梅耶正是一位犹太人。还要告诉他，梅耶比我遇到过的那些穿丝绸衣服、打扮成阿拉伯人的英国纨绔子弟都要有胆识。
我到丘吉尔的书房里去找他时，他肯定还紧皱着眉头。虽然心情不大好，可我还是承认，这间位于顶楼的房间真是太令人难忘了。梅森带着我穿过都铎式建筑式样的门口，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装饰叫作模制门窗框，然后他静悄悄地走了出去，同样静悄悄地关上了门，我看了看四周和上方。我的视线无法从房间的上方收回。天花板显然被移走了，成穹状弯曲的梁和椽都露在外面，看上去就和英国这个国家一样古老与坚固。这间巨大的房间铺着宽大且褪色的地毯，不过中央部分并没有铺地毯。书架嵌在高高的墙壁内，满满当当装的都是书。（我已经见过楼下的那间藏书室了，那里的藏书足以满足任何一座美国中西部中型城市的阅读需要）房间四周摆放了很多椅子和几张低矮的书桌，其中一张豪华的红木雕刻的书桌后面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布面椅，可是丘吉尔却站在一张高桌子后面，那张桌子的桌面有些倾斜，用很有年头的木头制成，未加任何修饰。
“迪斯雷利[13]式书桌，”丘吉尔大声说，“我们维多利亚时期的前辈就喜欢站着工作。”他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墨迹斑斑的倾斜桌面，仿佛是在爱抚它。“这当然不是迪斯雷利用过的桌子。是我让本地的一位木匠做的。”
我站在那儿，还穿着睡袍和拖鞋，感觉自己傻兮兮的。不过我立刻就注意到丘吉尔先生也穿着睡袍和拖鞋。他穿的是一件绿色、金色和大红色相间的丝绸睡袍。他的拖鞋不合脚，所以只要他一走动，拖鞋就嗒嗒直响，就像现在，他用相当大的玻璃杯给我们俩都倒了一杯威士忌，鞋的响声一直不绝于耳。我接过杯子，但没有喝酒。
丘吉尔注意到我又抬头看高高的椽子和墙上古老的画作。
“这正好是查特韦尔最古老的部分，”丘吉尔用低沉的声音说道，“可以追溯到1086年，也就是黑斯廷斯战役后的二十年。我在这里写作。你知道吗，我是个作家，并以此为生？我写的大都是历史书。通常我都是口述给一位秘书，她的速记水平必须相当高，以便能够跟上我的速度。今天夜里因为我同时写两本书，所以我向两位女士口述了我的内容。我还有两位男性研究员在这里帮我。刚刚在楼梯上你肯定没有碰到他们。”
我点点头，却始终没有吭声。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站着。丘吉尔抿着他的威士忌。我则一口没喝。
“你生气了，佩里先生。”他说，威士忌酒杯就抵在他的唇边。他那双明亮的小眼睛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又来回闪烁，仿佛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有人偷偷接近他。
我冲他耸耸肩，这是在模仿J.C.那种法式耸肩动作，堪称惟妙惟肖。
丘吉尔笑了。“你生气了，这也不能怪你。不过最让你生气的事儿是什么呢，年轻人？是因为昨天你交给我的那些照片是那么肮脏污秽，还是因为你的朋友们和其他人为了拿到那些龌龊的东西而貌似白白献出了生命？”
我们走向大红木书桌旁边的两张椅子，却没有坐下来。书桌非常整洁，一看就知道这位作家不常用，因为书和手稿都堆在那张又高又长的迪斯雷利式书桌上。
“我很想知道，丘吉尔先生，”我说，“一个变节的政客，一个连该加入哪个政党都决定不了的人，从一个政党到另一个政党，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到底为什么他可以决定人们应该为他而死？”
丘吉尔猛地转过头，看他那副样子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有那么一刻，整栋房子里都静悄悄的，只有三层楼下某个地方的钟表鸣奏了四下。我想我和丘吉尔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更谈不上说话了。
这位穿着扎眼丝绸睡袍的财政大臣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吗，佩里先生，我的母亲是美国人？”
“不知道。”我说，我这话说的不带一丝语气，借此表示我对实际情况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这或许就是我一直对美国政治和英国政治都相当感兴趣的原因，就更不要说欧洲大陆上的政治了。你想知道你国家的政治和英国的政治之间主要差别吗，佩里先生？”
不太想知道，我心想，不过我还是一语不发。
“我不愿意假装对柯立芝总统几位内阁顾问的身份了若指掌。”丘吉尔说，仿佛我很有兴趣一样，“你们的上一位总统哈丁在加利福尼亚猝死后，或许一开始柯立芝留用了一些哈丁的人。不过我敢保证，佩里先生，在去年击败了毫无竞争力的民主党人戴维斯和那个非常有趣的进步党人拉福莱特，凭借一己之力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卡尔文?柯立芝不仅仅可以做主，现在他身边必定也围绕着自己的亲信。你能理解这个吗，年轻人？”
“不能。”我说。我满脑子想的都是J.C.抓着党卫队突击大队长西吉尔摔下雪檐，坠下了10，000英尺，氧气从打穿的氧气罐中奔涌而出的画面。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我最后看到的雷吉和理查，然后他们就转身向西方，开始攀登东北山脊的最后一段距离，踏着雪地向顶峰三角岩进发。
“我想说的是，杰克……我可以叫你杰克吗？”
我依旧一声不吭，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个长了张婴儿脸的大块头。
“我想说的是，佩里先生，美国政党选举他们的总统，不过改选的时候那些总统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也会随之更换。在哈丁死后，柯立芝总统就更换了哈丁总统选定的一些能力较差的人……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还没有当家做主。”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问。
“我说的是，在英国，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佩里先生。不同的政党赢得选举，不同的首相随着他们的政党走上权力巅峰或远离权力中心，不过政治阶级——你或许会说是政客——的基本核心是一致的，就是要在数十年内持续掌权。到了十一月我就五十一岁了，在我这几十年的公共生活中，我当过贸易委员会主席、内政大臣、海军大臣……一直到加里波利之战惨败……随后我又随军到前线作战，接下来我回到了权力走廊，当上了军需大臣、陆军大臣，然后是空军大臣，现在我成了财政大臣。”
我等待着。最后我还是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味道十分浓烈，而且醇和爽口。这酒根本不能缓解我的紧张，也不能浇灭我的怒火。
“一个像我这样的英国政客需要保持一张朋友关系网，甚至要有一张仇敌关系网，”丘吉尔接着说，“即便在我们不当权的时候也要如此。而且像我们这样的人，在陆军、海军、国家各部门或战争中组织情报工作，或者从我的经历来看，我管理的情报工作涉及到这四个方面，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关系网。情报就是一切，佩里先生，而且有价值的情报，不管这情报是怎么得来的，都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帝国的存亡。”
“非常惊人的履历啊！”我说，努力让这句话中的八个字极尽挖苦，“不过，像你这样一个普通公民命令优秀的男女深入险境，去偷一些……肮脏的照片，你的履历和这有什么关系吗？”
丘吉尔叹了一口气。“我同意，从梅耶先生那里获取相片是一次情报工作，而且是一次非常肮脏的工作，佩里先生。大多数真正的情报工作都非常肮脏。然而，有时候，正是这些生活中最为污秽的因素会成为打赢战争或维持和平最有效的武器。”
听了这话我不禁哈哈大笑。“你并没有说服我，凭那个德国人的几张照片，那个长着大胡子的小丑和疯子的照片，就能对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未来安全产生任何影响。”
丘吉尔耸耸肩。这样一个大块头穿着花哨的睡袍做出这样一个动作真有点儿像奥利弗?哈代的姿势。“那些照片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丘吉尔说，他的声音变了。我感觉他和我打起了官腔，就是那种他在电台里说话的调调。他伸手拿起一本书，我进来时他正在看这本书，并把那书封面冲下放在红木书桌边上的一张长台一侧。“阿道夫?希特勒先生在狱中写了一本书，在你们去喜马拉雅山脉那几个月里进行了改写和文字编辑，而且，总的说来，吸引了数量不多却十分疯狂的读者。我这里有一本预发本。希特勒先生希望给这本骇人听闻——我保证，佩里先生，这本书真正堪称骇人听闻——的书起名为Vierinhalb Jahre Kampf gegen Lüge， Dummheit und Feigheit，简单翻译过来就是《一场历时四年半针对谎言、愚蠢和懦弱的斗争》。佩里先生，作为作家，我知道希特勒先生给他的书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一本也甭想卖出去。很幸运，只是对于希特勒本人很幸运而已，他的德国出版商简化了书名，于是真正出版的书名就成了Mein Kampf，也就是《我的奋斗》。”
我本来以为书名会是一句妙语。结果却全不沾边。
丘吉尔把书递过来给我。“接着这本书，佩里先生。读一读。你可以把它带走。这书几年之后或许才会在英国和美国上市销售。或许几年之后这书在德国会成为必读之物。看看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对德国、欧洲、犹太人和整个世界都有什么疯狂的计划吧。”丘吉尔说“纳粹”两字的发音很像是在说“纳集”。
“我看不懂也不会说德语。”我冷冷地说。我用那只空出来的手拿着这本书，又喝了一口苏格兰威士忌。我的一部分自己真想把这本书扔回给他，然后转身走出这间房间，打包行李，离开这个地方，即便三更半夜的，在乡下我根本找不到一辆出租车。但我可以步行离开。
不过我还是犹豫了，依旧手拿希特勒写的那本分量沉重的书，另一只手举着威士忌酒杯。
“不管怎么说，”我说，“即便你是一个作家，你也应该知道，书无关紧要。人命才是一切。”
丘吉尔走近一步，他的那双旧拖鞋发出轻轻的嗒嗒声。“那么，在你离开之前，佩里先生，请了解一点。我认识并且十分尊敬理查?迪肯的父亲，而且在战争前后就认识理查本人。他理解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理查?迪肯见识过未加制止的侵略会带来什么样的惨痛代价。
“你还要了解一点，”他接着说，声调平缓，并无气势汹汹的意味，“雷吉?布罗姆利九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而且非常喜欢她。她的表弟珀西不仅赢得了我的喜欢和看重，而且他还是‘一战’期间和‘一战’结束后我的海军情报网络的核心人物。为了我们的国家，他牺牲了很多，其中也包括他的名誉，佩里先生。而且，我为他们而泣，我真的哭过，这是因为我甚至不能让他的勇气和牺牲为世人所知……不过这就是情报工作，佩里先生。”
我把空威士忌酒杯放在镶嵌皮革的红木书桌上，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张书桌属于丘吉尔的父亲，不过我没有放下他给我的那本沉重的书。我强烈希望能大骂这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说些话让他也尝一尝与那三位朋友有关的回忆灼痛我心时的痛苦滋味，不过我的另一部分自我只是希望能够离开这里，好好思考丘吉尔说过的话。我肯定，到最后我还是不会按照心里的想法，做出过激的举动，可尽管如此，我想想总归是可以的吧。
“你希望今天早晨——当然是等天亮了——坐一早的列车离开这里，还是愿意在查特韦尔过完这个周末，以便我们接着聊？”
“离开，”我说，“我去打包，做好准备，早晨8点就走。”
“我会让人在7点给你准备好早餐，让司机在你方便的时候送你去火车站。”丘吉尔说，“我恐怕不能送你了，因为我会睡到很晚，然后在起床前在床上把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都做了。你会在伦敦待一段时间吗，佩里先生？”
“不。我会尽快离开英国。”
“回阿尔卑斯山？”丘吉尔说，他的脸颊红红的，微笑如婴儿一般。
“不，”我厉声说，“回家。回美国。远离欧洲。”
“我祝你一路顺风，同时感谢你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做出了杰出贡献和所有的牺牲。”丘吉尔说，他终于伸出了他的手。
我只犹豫了片刻便握住了他的手。他的手很有力，甚至还长了老茧，或许是因为他经常砌砖、挖池塘和建坝墙的缘故。
*
那天早上晚些时候，汽车载着我，几乎是静静地沿着那条长长的车道行驶，远离查特韦尔，远离——他管这里叫什么来着？“惬意的猪”？老天，英国人真是可爱到了极点。汽车驶过古老参天的橡树和榆树、月桂树和修剪过的杜鹃花，然后驶过入口大门附近最后一片茂盛的针叶树。晨光之下，所有的花与树上面都落满了露水，晶莹闪烁，我强忍住那股冲动，才没有回头望去。
30
1941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还有七个月，美国才会遭遇珍珠港事件，进而加入那场已经在欧洲大陆上打响了将近两年的战争，我则与我的美国医生登山朋友查理及他的新婚妻子多尔卡丝一起去攀登了大特顿山（我们在珍妮湖的联合营地就是查理和多尔卡丝的蜜月套房）。这时候，我了解到鲁道夫?赫斯偷了一架德国空军的飞机飞往英国，跳伞到了苏格兰。赫斯其人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所谓的副元首，地位仅次于希特勒，曾经在慕尼黑的那间啤酒馆里，这个长着两道浓眉的沉默男人和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坐在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布鲁诺?西吉尔身边。
报纸只是简要介绍了这件事，而且看来根本说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