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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国民党上台之前我们还对他们抱有某种希望或幻想，那么我们很快也就把这些希望和幻想放弃了。他们威胁要把卡非尔人置于应有的位置上并不是一句空话。除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外，1950年又通过了《人口登记法》和《社团区域法》两部法律，这些法律形成了种族隔离的基础。正如我所提到的，《人口登记法》使政府有权按照种族把南非人划分成若干类别。如果当时种族还不是南非社会等级划分的先决条件的话，而实施新的法律后也将会是如此。这种专横地、毫无意义地把黑人从有色人中划分出来或把有色人从白人中划分出来的做法常常导致悲剧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个家庭的成员也可能被划分成不同的人种，划分的标准完全是依据孩子肤色的深浅。一个人能不能在某个地方居住和工作，要依据他的头发是卷是直、嘴唇是大是小作出荒唐的划分。
《社团区域法》是实现种族隔离居住的基础。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每个种族社团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占地和经商只能在该种族拥有的独立区域内进行。因此，印度人只能在印度人区域内生活，非洲人只能在非洲人区域内生活，有色人只能在有色人区域内生活。如果白人需要另一个种族社团的土地或房子，他们只需简单地宣布这块土地是一个白人区即可拿走。《社团区域法》开始了一个强迫搬迁的时代。一旦非洲社区、城镇和村庄被划成“白人”居住区，那么其中的非洲人就被强迫搬到别的地方居住，因为附近的白人土地拥有者不让非洲人住在他们附近，或者说白人仅仅是为了取得他们的土地。
列入搬迁名单的第一个城镇是索菲亚顿，这是一个拥有5万人的生气勃勃的社区，也是约翰内斯堡最古老的一个黑人居住区。尽管索菲亚顿比较贫穷，但是这里却充满着丰富的生活气息，它是非洲人生活和文化中许多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的孵化器。甚至在政府努力对其实施搬迁政策之前，尽管人口不多，但索菲亚顿对非洲人却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
第二年，政府又出台了两个直接侵犯有色人和非洲人权利的法律。《分离代表投票法》目的是把有色人转移到开普省的分离投票处，从而淡化他们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特权。《班图管理机构法》解散了土著代表委员会这个间接的非洲人全国代表机构，由政府指派的氏族酋长等级制度取而代之，目的是恢复传统的、主要由保守的种族酋长享受的权力，使开始腐朽的种族差别永远存在下去。两个法律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的道德嘴脸，都谎称保留他们企图消灭的种族，明明是剥夺人民权利的法律，却一定要标榜成恢复人民权利的法律。
有色人举行集会反对《分离代表投票法》，他们于1951年3月在开普敦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4月份他们又举行商店关门罢市、学生罢课活动。正是在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积极行动精神的鼓励下，瓦尔特·西苏陆第一次向我们中的小部分人提出了全国公民表示不服从的抗议活动思想。他草拟了一个计划，从各个社团中挑选不怕坐牢的志愿者，以反对某些种族歧视性法律。
这个思想立即对我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感染了其他人。但是，在挑选谁参加的问题上，我与瓦尔特持有不同的意见。我当时刚刚成为青年团的全国主席，我以我的这个新职务的名义力主全部挑选非洲人。我说，普通非洲人仍然对与印度人和有色人采取联合行动存有戒心。虽然我在对待共产主义的态度上已经有了进步，但是我仍然害怕印度人的影响。另外，我的许多非洲支持者都把印度人看成是黑人劳工的剥削者，因为他们是商店老板和商人。
瓦尔特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建议印度人、有色人和非洲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这个问题被提交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上，我的意见遭到了否决，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最坚定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也坚持否决我的意见。但是，我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把这个问题又提交到1951年12月举行的全国会议上。和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上一样，我的意见又被代表们坚决地否决了。既然我的观点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最高级别的会议上被否决，那么，我完全接受和同意大家的立场。虽然大家对我发表的主张非洲人单独行动的讲话反应冷淡，但是，在青年团宣誓支持联合行动的新政策之后，我以青年团主席的身份发表的讲话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在莫罗卡医生、瓦尔特、J. B.马科斯、玉苏福·达杜组成的联合计划委员会的要求下，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废除《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社团区域法》、《分离代表投票法》、《班图管理机构法》、“通行证法”，以及1952年2月29日出台的《限制牲畜法》。出台《限制牲畜法》的目的是减少牛的数量，防止过度放牧。但是，这个法律将使非洲人的土地进一步减少。联合委员会决定，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在1952年4月6日举行示威活动，作为发动抗议不公平法律运动的序幕。同一天，南非白人将庆祝简·范·里贝克于1652年到达好望角300周年。4月6日是南非白人一年一度地庆祝他们的国家建立的纪念日，非洲人则把这一天诅咒为“300年受奴役的开始日”。
非洲人国民大会给总理写了信，把这些决定告诉他，并提出了他废除这些法律的最终期限。这封信是以莫罗卡的名义发出的，而莫罗卡并没有参与写这封信。按照上级的指示，我驾车到萨巴恩楚把这封信送到了他的家里。萨巴恩楚是奥兰治自由邦布隆方丹附近的一个小城镇，而奥兰治自由邦是南非的一个保守地区。我差一点没能赶去那里见他。
仅仅几周前，我刚刚参加了汽车驾驶执照考试。那时候，驾驶执照对于一个非洲人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因为没有几个黑人能够有汽车。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借了一辆车去参加考试。我有点过于自信，决定自己开车去。我出发时有点晚，所以开车开得太快。当我驾驶着汽车沿大街的一侧行驶到一条主干道上的时候，由于没有观察左右两侧是否有汽车，与来自另一个方向的汽车撞在了一起。撞得虽然不怎么厉害，但是我却误了考试的时间，与我撞车的那位驾驶员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我们双方同意分别担负自己修车的费用了事。
当我到达考场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白人妇女正在我前面接受考试，她开得很好，也很小心。当考完试的时候，考官说：“谢谢你，请把车停到那边去。”他用手指了指附近的一片空地。她圆满地通过了考试，但是，当她去停车的时候却没注意拐弯，后轮轧在了路边石上。考试官立即赶过去说：“对不起，太太，你没有通过这次考试，请另约定时间重新参加考试。”我感觉自己信心也不大了。如果这个考官设圈套不让这位白人女士考试过关，我还有什么希望？但是在考试的时候，我表现不错。当考官告诉我把车停在考场一端时，我非常小心，甚至担心他会因为我开得太慢而不让我通过考试。
一旦能够合法地驾驶汽车，我立即成了一个“私人出租车司机”。我把让同志和朋友搭车看成是自己的义务，所以，我也就有责任去给莫罗卡医生送这封信。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我总是把驾着汽车透过车玻璃看着外面当做一大乐趣。当我驾车穿过农村、外面的风从窗子吹进车内的时候，我的心情似乎会处于最佳状态。
在去萨巴恩楚的路上，要穿过克龙斯塔德。这是一个保守的自由邦的小城镇，在约翰内斯堡以南大约120英里的地方。当我开着车爬上一座小山时，我看见两个白人孩子正在前面骑自行车。我的驾驶技术仍然不怎么熟练，当我行驶到他们身边的时候，其中却有一个孩子忽然没来由地来了个急转弯，于是，我们撞在了一起，他被从自行车上撞了下来。当我下车去扶他的时候，他在地上直呻吟。正当我让他伸出胳膊想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一个白人卡车司机喊我不要动那个孩子。卡车司机使小孩产生了恐惧，他放下了胳膊，似乎不让我把他抱起来。那个孩子并没有严重受伤，卡车司机把他领到了附近的警察局。
当地警察很快就到了，警察中士看了我一眼说：“卡非尔人，你今天要拉屎（shit）了！”我为这次事故及他说话的凶狠态度而十分担心，但是我仍然态度鲜明地告诉他：“我愿意什么时候拉就什么时候拉，不用警察来指点。”听了我这句话，那位中士掏出了笔记本开始记录我的详细情况。如果一个黑人能讲英语，不用多说，南非白人警察会感到非常吃惊。
我就我的身份作了自我介绍之后，他转身去查看汽车，并仔仔细细地进行搜查。从车内的垫子底下，他抽出了一份左翼周报《卫报》。这份周报是我在发生事故后立即藏在垫子下面的，同时，我把给莫罗卡的信偷偷放进了我的衬衣里。他看了周报的标题，然后举在空中，就好像是一个海盗得到了战利品：“我抓到了一个共产党人！”他一边喊叫一边挥舞着那份周报匆匆地离我而去。
四个小时后，那个中士又回来了，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官员。这位官员也是一个南非白人，他想正常地履行他的公务。他说他要勘察一下事故的现场，并填写警察记录表。我告诉那位中士说，事故是白天发生的，到了晚上再勘察是不适当的。我又说我打算在萨巴恩楚住宿，我不能住在克龙斯塔德。那位中士不耐烦地看了看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曼德拉。”我回答。
“不，我问你的名字而不是问你姓什么。”他对我说。我告诉他我叫纳尔逊。
“纳尔逊，”那位中士说，就好像是在同一个小孩子说话，“我想帮助你重新上路。但是，如果你想找麻烦，我只好与你过不去，把你铐一夜。”这些话让我心中有了数，于是我同意他进行勘察。
那天晚上很晚我才重新上了路。第二天早晨，我正穿过伊克赛尔西亚地区的时候，我的汽车抛了锚，车没有油了。我走到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用英语向一个老太太说我想买点汽油。她把门一关说：“我没有汽油卖给你。”我又好歹向前行了2英里，来到了另一个农户家里。由于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我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我请求见这个农户，他露面的时候我很谦卑地说：“我的巴士（baas）跑没油了。”（baas是南非荷兰语，是老板的意思，也有奉承之意）。这个农户很友好，也很乐意帮助别人。他是总理大臣斯特里德的一个亲戚。我想，如果我向他说了实话并不使用baas这个讨厌的词的话，他可能不会给我汽油。
我与莫罗卡的会面并不像我在去那里的路上那样值得一提。他接受了那封信之后，我就回了约翰内斯堡。回来的路上也没遇到什么麻烦。给总理的信表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我们的建议下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宪法手段争取合法权益，我们的要求是到1952年2月29日废除6部不公平的法律，不然，我们将采取宪法以外的行动。马伦通过他的私人秘书作了回复，声称白人天生有权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作为独立社团的身份，并且最后威胁说，如果你们采取行动，政府将毫不犹豫地利用一切手段进行镇压。
我们把马伦拒绝我们的要求看作是一种宣战。现在，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诉诸公民抑制、抗议。我们开始竭尽全力准备发动群众运动。招募和训练志愿者是组织这场运动的基础工作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这场运动的成败。4月6日，在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伊丽莎白港、德班、开普敦举行了初步的示威活动。当莫罗卡在对约翰内斯堡自由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的同时，我正在服装工人工会向准备担当志愿者的人群讲话。我向几百名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解释说，由于政府当局可能会恐吓、拘禁，甚至袭击志愿者，因此，志愿者运动是一个困难的甚至危险的任务。无论政府当局采取什么手段，志愿者不能以牙还牙，不然，我们的整个计划就会遭到破坏。志愿者必须用非暴力对付暴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纪律。
5月31号，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执行委员们在伊丽莎白港召开了会议，宣布抗议活动将在6月26日开始，这天是全国抗议日活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还组建了一个全国行动委员会指导运动，建立了一个全国志愿者委员会招募和培训志愿者。我被任命为全国运动志愿者统帅和行动委员会与志愿委员会主席。我的职责是组织运动、协调各地区分支机构的关系、动员志愿者和筹集资金。
我们还就运动是否遵循非暴力的甘地原则或“不合作主义”展开了讨论。不合作主义是一种设法通过转化来征服对方的斗争方法。有的人站在纯道德的立场上赞成非暴力原则，并认为从道德上讲，非暴力原则比其他任何原则都优越。马尼拉·甘地十分赞成这个思想。他是圣雄甘地的儿子，也是《印度舆论》（Indian Opinion）的编辑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著名成员。马尼拉·甘地举止文雅，俨然就是非暴力主义的化身。他坚持认为，抗议运动要遵循其父亲在印度举行抗议活动时所采取的路线。
其他人则认为，我们不应从原则的观点，而应该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情况选择斗争方式。如果某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能够让我们打败我们的敌人，那么，我们就应该采用这种斗争方法或战略战术。在当前情况下，政府远比我们强大，我们任何使用暴力的企图都会遭到毁灭性的镇压。这种情况使非暴力成为实践的必然，而不是一种选择。这是我的观点，我按照甘地的模式看待非暴力。不能把非暴力看作一种神圣不可违背的原则，而应当把它看作一种根据形势需要而使用的战略战术。正如甘地本人认为的那样，这个原则并没重要到即使它已在妨碍我们的目的时，仍需坚持不变。我们主张非暴力抵抗，但前提是它是有效的。尽管马尼拉·甘地坚决反对，但是这种观点仍然占了上风。
联合计划委员会同意根据情况灵活运用不合作和非暴力战略战术，并建议采取两个阶段进行抗争。第一阶段，少量训练有素的志愿者将在几个市区违反要求废除的法律。他们不经允许就进入前面讲过的区域，使用只有白人才允许使用的设施，例如卫生间、火车厢、会客室和邮局入口。他们将故意在宵禁后滞留在市区。每批反抗人员都有一个领导人，由他提前把这些不服从行为告诉警察，这样，小范围的骚乱就会导致逮捕行动的发生。第二阶段，按预想的谋划采取大规模反抗活动，同时在全国举行大罢工和其他大规模行动。
在开始发动反抗行动前，我们于6月22日在德班召开了一个大会，并取名“志愿者日”。纳塔尔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鲁图利酋长、纳塔尔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奈克医生都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全力以赴地参加这个运动。我在那天前就驾车来到了德班，而且是这次德班会议的主要发言人。大约有一万人出席了会议，我告诉大家，这次反抗运动将是南非被压迫群众采取的最大的行动。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在那么多人面前发表过讲话，这是一次令人兴奋不已的经历。一个人面对广大的听众发表讲话不可能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但是，我总是试图做得就像面对少数人发表讲话一样。我告诉大家他们将创造历史，要求他们密切注意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我强调，黑人，其中包括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要加强团结。在南非，这一点终将成为现实。
在全国各地，那些参加6月26日反抗运动的人们就是带着勇气、热情和历史感这样做的。当天一大清早，反抗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在那里，33名反抗者在雷蒙德·穆拉巴的带领下，从只允许白人进入的一个入口进入火车站并遭到逮捕。他们高唱着自由歌曲，在朋友和亲属的喝彩声中往前行进着。反抗者和聚集的群众一唱一和地高声呼喊：“Mayibuye Afrika!”（让非洲再回来！）
26日上午，我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里密切关注着当天的示威活动。德兰士瓦的志愿者计划中午在约翰内斯堡东面一个靠近非洲人居住区的城镇上采取反抗行动。在N. B.坦茨的带领下，他们将由于未经允许而进入博克斯堡市区而被法院拘留。坦茨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他是非洲卫理公会英国教堂的牧师，也是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主席。
那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正在等待坦茨牧师从比勒陀利亚过来，他从办公室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声音中带着遗憾告诉我，他的医生反对他参加反抗运动和去坐牢。我向他保证，我们将为他提供暖和的衣服，并且保证他只在监狱里住一个晚上。但是，我的努力没有起作用。这使我很失望，因为坦茨牧师是一个著名人物，我们选择他的目的是向政府表明我们并不是一伙年轻的闹事者。
我们很快找到了一个同样德高望重的人代替坦茨牧师——德兰士瓦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主席纳纳·西塔。他在1946年的抗议运动中因为消极反抗而在监狱里待了一个月。尽管他年龄偏大，而且患有关节炎，但是，西塔是一个斗士，他愿意带领我们的反抗者进行抗议。
下午，正当我们准备去博克斯堡的时候，我发现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书记不知去向，我们本来打算让他陪着纳纳·西塔去博克斯堡。这是又一个紧急事件，我转身对瓦尔特说：“你必须去。”这是我们在德兰士瓦的第一件大事，必须有著名的人物带领反抗者，不然，当群众遭受惩罚的时候，领导人倒显得畏缩不前。尽管瓦尔特是组织者之一，并且按计划是在运动的后期参加反抗，但是他还是欣然同意了。我主要担心他正穿着的西装不适合监狱，但我们设法给他另弄到了一些旧衣服让他换上了。
然后，我们动身去博克斯堡。在那里，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打算给博克斯堡的市长发一封信，告诉他，我们50名志愿者将在那天不经允许进入他辖区里的非洲城镇。当我们到达市长办公的地方时，我发现有大批的新闻记者聚集在那里。当我把信递给市长的时候，摄影记者纷纷拍照。市长躲开照相机的闪光灯，然后邀请玉苏福和我到他的办公室里私下进行商谈。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说，他的办公室总是对我们敞开的，但是过多的公开将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们从市长办公室直接去了市区，那里正在进行着示威活动，即使是在半英里以外，也能听见我们的志愿者和前来鼓励他们的大批支持者的高昂歌声。到了现场，我们看见进入市区的大铁门被上了锁，我们的志愿者耐心地在门外等候着，要求进入市区。总共有52名志愿者，其中有非洲人，也有印度人，另外还有几百名热情的围观者和记者。瓦尔特站在志愿者的最前列，他的存在显然起到了预期的作用。但是，示威者的精神领袖是纳纳·西塔，尽管他患有关节炎，但他仍然精神饱满地在示威者中间走动，用他的自信鼓励示威者，使他们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不到一个小时便出现了僵局，警察从来没有那么克制，他们的行为使我们感到困惑。难道他们的克制是一种消耗志愿者斗志的策略？难道他们等候记者们散去后再在黑暗的掩护下采取大屠杀？难道由于逮捕我们将会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因此他们将按我们的要求去做？就在我们捉摸不定的时候，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警察命令把门打开。志愿者立即跨过大门，这样志愿者们就违反了法律。一个警察中尉吹了声口哨，几秒钟后，警察就包围了志愿者，并开始逮捕他们。运动正在按计划进行，示威者被用车送到当地的警察局并被提起公诉。
同一天晚上，行动委员会的几个领导人，其中包括奥利佛·塔博、玉苏福·凯查利亚和我本人，在市内出席了一个会议，讨论白天要采取的行动，并计划下一周要采取的措施。开会的地点就在由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心支部主席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第二批反抗者被司法拘留的场所附近。晚上11点过后不久，我们发现他们整齐地行进在大街上。按规定，宵禁在晚上11点钟开始，此时非洲人在外面活动需持有许可证。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我感到疲惫不堪，此时我正在想的不是反抗，而是吃一顿热饭并睡上一觉。就在这时，一个警察走到玉苏福和我的面前。很明显，当时我们正准备回家，而不是准备去参加反抗。“不，曼德拉，”那个警察说，“你跑不掉了。”他用警棍指了指停在附近的警车说：“上车。”我想向他解释，我负责抗议运动的日常组织运行，而不打算这么早就自己参加反抗并受到逮捕。当然，这有点对牛弹琴。我看着他逮捕了玉苏福。面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玉苏福突然大笑起来。他笑着被警察带走的情景简直就是一幅生动的图画。
不大工夫，玉苏福和我来到了弗拉格·博西亚罗带领的那50多位志愿者面前，他们正在被用卡车送到被称作马歇尔广场的红砖警察局。作为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我们担心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去向，我也关心谁将领导下一步的行动。但是，我们的精神是振奋的。就是在走向监狱的路上，警车在反抗者高唱的《上帝保佑非洲》（Nkosi Sikelel’ iAfrika）的歌声中摇晃着向前行驶，那是一曲曲调优美的南非国歌。
第一天晚上，我们有位同志在军队操练大院里被一位白人狱警野蛮地推倒在几步之外，扭伤了脚脖子。我对那个狱警的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他一脚踢在我的胫骨上。我要求给受伤的人治疗，发动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却声势强烈的示威活动。我们被告知，如果受伤的人希望去治疗，第二天可以申请找医生。那天，我们听见他痛苦地呻吟了一整夜。
当时，我虽然只在监狱里度过了很短的时间，但是，这却是使我第一次具有强烈仇恨的一次经历。马歇尔广场是肮脏而黑暗的地方，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情绪十分高涨，因而似乎没有注意到周围的环境。反抗战士之间的友谊使我们感到那两天的监狱生活过得十分快乐。
在举行反抗运动的第一天，全国有250多名志愿者因违反不公平法律而被投进了监狱。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我们的队伍是一支整齐的、守纪律的、充满信心的队伍。
在随后5个月的时间里，共有8500人参加了反抗运动。医生、工人、律师、教师、学生、牧师中都有人因参加反抗运动而走进了监狱。他们唱着：“嗨，马伦！打开监狱门，我们要进去。”运动不仅蔓延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德班、伊丽莎白港、东伦敦和开普敦等大城市，也蔓延到了东开普和西开普等地区的小城镇，甚至渗透到了农村地区。多数人所犯的“罪”都比较小，受的惩罚从监禁几天到最多监禁几周，罚款很少超过10英镑。反抗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从2万人左右猛增到10万人。会员数量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东开普，有一半新会员来自那里。
在历时6个月的反抗运动期间，我在全国走了很多地方。我一般都是驾驶汽车天不亮就出发。我去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向一个个小型的社团宣传反抗运动，有时只能在一个城镇内挨家挨户地宣传。我的任务大多是为了消除准备发起运动与当时刚刚发起过运动的地区间的分歧。那时候，非洲人的群众通信手段是原始的，或者说是根本不存在的，在政治方面也是目光短浅的。我们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争取人民的支持。
有一次，我开车去东开普，解决与艾尔克特·格温奇有关的争端。当时，艾尔克特·格温奇正在东伦敦开展活动。他是一个成功的商店店主，曾在两年前组织“6·26东伦敦罢工”中起到过重要作用。这次反抗运动一开始，他就毅然走进了监狱。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但是，他又是一个个人主义很严重的人，他无视执行委员的劝告，单独作出决定。现在，他与执行委员又发生了争执。这种问题主要发生在知识分子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