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徽州去了。”慧远答说，“他就是去办一件大事，劝说汪直来归顺朝廷。”
“这样的大事！”知客惊问，“方丈，你老做这件事，官府可知道？”
“大概知道。”慧远答说：“我跟牛道存谈过，请他密陈知县— ”
知客抢着说道：“知县那里作得了主？”
“不须知县作主。汪直若是跟着明山来了，束身待罪，便是知县的大功一件。”
“若是不来呢？”
慧远笑笑答说：“那就连我都不知道了。”
知客知道老和尚是推托。他与明山连谈三个通宵，当然都打算到了；想来事关重大，不便透露，也怪不得他。知客只说：“如今弟子也算参与机密了，往后有事商量，弟子总可以出出主意，奔走奔走。”
“当然，当然！我一定跟你商量。不过，也只跟你一个人商量。”
“弟子有分寸的。这样的大事，弟子决不敢泄露一言半语。”
明山一去数月，是打算用水磨功夫，相度机宜，适时劝导，彻底将汪直说服，归顺朝廷。而为山九仞，却以福建方面起了极大波澜，以致功亏一篑。
原来朱纨自剿平双屿，而汪直脱逃，细察缘由，越发自信“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的看法，丝毫不误。也因此，更坚持自己的一惯做法：全力去中国衣冠之盗，外国之盗，自能绝迹。
衣冠之盗之难去，不仅因为在乡的衣冠缙绅，为外国之盗及中国濒海之盗的东道主，更因为朝中的大臣言官，亦隐相包庇之故。尤其是福建籍的言官，要跟朱纨为难，非常容易。加以严嵩将首辅夏言攻倒杀害，权倾一时；吏部尚书闻渊，不安于位，告老回乡，文官的人事权，便由严嵩的党羽所接掌，接纳了福建籍御史周亮与给事中叶镗的建议，将朱纨的职称由“巡抚”改为“巡视”。一字之差，权柄大减，属吏指挥不动，命令就大打折扣了。
朱纨大为气愤，上疏力争，措词不免偏激；似乎满朝的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是奸臣。因而闽、浙两省的士大夫，大起反感。而朱纨毫无所惧；在福建沿海逮捕了通番有据的乡绅96人，绑到演武场中，大炮之声，人头滚滚，刀下一个不留。
这件事做得痛快是痛快，而魄力到底太大了一些。福建的势豪之家，恨之刺骨；于是由御史陈九德发难，严劾朱纨擅杀。周亮等亦上本攻击朱纨“措施乖方，专杀启衅”；笔锋当然亦指向都指挥使卢镗及福建防海副使柯乔，因为那96个汉奸，就是卢、柯二人去抓来的。
这一案太大了，皇帝降旨：朱纨暂行解职，回原籍听候查勘。并派给事中杜汝祯及原在福建的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奏复。京信到达浙江，朱纨知道自己失足了。他唯一的凭藉是靠皇帝的信任；而这一信任，显然已经失去了。
“我既贫且病，而且自己知道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党对簿公堂！”他痛哭流涕地向亲近僚属说道：“我是死定了！即使天子不要我死，福建、浙江的人亦非杀我不可。要死我自己死，为什么要死在他人手里？”
于是自营生圹，还作了相等于墓志的圹誌；然后写下绝命词，服毒自杀。等杜汝祯与陈宗夔从福建按问完毕，回京复命，说朱纨所杀的，不过从事走私的奸民，并无必杀之理。坐实了“擅杀”的罪名。朝中降旨，逮捕朱纨下狱时，朱纨已经下棺材，入墓地了。
朱纨一死，汉奸得志，沿海的土豪劣绅，奔走相告，兴奋不已。在这样令志士丧气的情况之下，汪直不但不听徐海的规劝，反而劝徐海与他一起，再度“落水”。徐海摇首不答，第二天悄然离开徽州。不久，汪直也走了，纠合旧部，重新回到普陀一带的旧巢；而一度悬为厉禁的“海禁”，也就在这时候开放了。
于是，嘉靖三十一年四月，倭寇在汪直接应之下，侵入浙东的台州，南奇黄严，北掠定海。守土有责的地方官，除了飞章告急以外，束手无策。
为了用兵而设的“浙江巡视”这个职司，自朱纨死后，原已裁撤，此时因为倭患日亟，朝廷决定恢复设置；并将新任山东巡抚王忬调到浙江。他的全衔是：“提督军务，巡视浙江海道及福、兴、漳、泉地方”；这就是说，福建沿海的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四府，亦归王忬管辖。
王忬字民应，江苏太仓人，两榜进士出身。一向在山西、河北等地做官。当时北方的大患，是来自河套的俺答——鞑靼，也就是蒙古一部落的酋长，拥有十几万骑兵，屡次入寇宣化、大同一带，嘉靖二十九年夏天，甚至侵入古北口，直薄京师，震动九重。正当顺天巡按御史的王忬，防守通州，调度有方，深得皇帝的赏识，这一次将他由山东调到浙江，无疑地，是信任他必能担当剿倭的重任。
王忬亦不负期望。京书一到，当日动身，轻车简从地到了杭州，毫无动静，只是观察。他发现浙江人太柔弱，打仗很不在行；又发觉自己的职权还不足有力地督率官吏将士。要将浙江人振作起来，不是短时间所能办得到的，他认为自己第一件该做的事，是请求皇帝扩大授权。
于是，王忬亲笔起草，专差呈递一道奏章，建议四点：第一、有“便宜行事”之权，该杀该赏，一己可以专决；第二、勾结倭寇，作为内应，定罪宜严；第三、官兵作战，必有损失，胜固应赏，即使打了败仗，定罪宜宽；第四、倭寇及通番的海盗，是应该剿灭还是应该招抚，临事而定，不必拘泥。
皇帝对这四个要求，完全批准，同时降旨，将朱纨任内所贬的职称恢复——王忬不再是浙江巡视，而是浙江巡抚了。
接下来的一件大事是选将。王忬就地取材，重用四员大将，第一个是福建晋江籍的俞大猷。此人学书学剑，深通兵法，是大将之才。
第二个叫汤克宽，邳州卫人，是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汤庆，做过防守长江的江防总兵官。汤克宽骁勇善战，原已做到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窜各地，汤克宽作战失利，被参革职。王忬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保他为浙西参将。
第三个就是卢镗，赦免前罪，官复原职。第四个名叫尹凤，是南京人，参加武科考试，乡试与会试都是第一，也就是武解元与武会元，因而由世袭的指挥同知擢升为都指挥金事，驻军福建。不幸牵涉在一件贪污案子中，被捕下狱，朱纨查察案情，尹凤的过失并不严重，便为他出奏乞恩，得以释故复职，仍旧派到福建沿海，统领闽军“备倭”。
有将无兵，还是无济于事。王忬认为浙西民风文弱，不能练成劲卒，决定招募温州、台州沿海之地的剽悍壮丁，分隶四员大将之下，遍驻浙闽沿海各要地。同时宽筹粮饷，申明军纪；恩威并用，士气大振，浙江的民心，亦就此安定下来了。
此外，王忬又下了两道命令，一是看形势险易，分别缓急，将浙江、福建沿海没有城池的县分，发动民工，建筑新城。一道是严禁通倭，倘或违令而获有证据的，必遭家奇人亡之祸——这是朱纨所施行过的手段；王忬如法炮制而安然无恙，就因为他有皇帝的支持，所以朝中的“衣冠之盗”，无奈其何。
这样半年的功夫，部署已定，而汪直所勾结的倭寇，亦已到达浙东海面。王忬得到谍报，决定采取主动，制敌机先。于是派俞大猷率领精兵先发；汤克宽用大船运重兵后继；尹凤在福建海面拦截；卢镗一军作后备，相机支援。
三十二年三月里的一个月夜，官军发动突袭，攻奇汪直设在普陀的巢穴；倭寇仓皇觅船逃走，官军奋勇追杀，斩首150余级，生擒140多人，溺死在海中的不知其数。那知到了后半夜，忽然台风大作，官军呼应不灵，乱了阵脚，汪直趁机逃走；船到福建外海，尹凤已经勒兵以待，大大地打了一个胜仗。
于是，这一年之中，倭寇与海盗便在东南各地流窜了。汪直余党在温州、台州、宁波、绍兴之间，狼奔豕突；汤克宽忽而海上，忽而陆地，跟在后面，穷追猛打。最后，汪直移舟北犯松江、苏州；那两府是富饶之区，汪直大大地掳掠了一番捆载下船，直奔日本的五岛列岛。
另一股是由一名既凶且狡的海盗头目萧显领头，其中有400多名倭寇，由浙江的海盐，循海岸直脾气东，在南汇、川沙两县大肆屠杀。王忬命卢镗间道兼程猛攻，终于阵斩了萧显。余党回窜浙江，为俞大猷一道一道的伏兵所截击，几乎全数消灭。
到了10月里，新来一批倭寇攻江苏太仓。太仓的城池坚固，无法攻奇，转而骚扰邻县，其中有一股300多人，流窜到浙江平湖，那里港汉纵横，地形复杂，追剿非常不便；已经升任总兵的汤克宽只能采取以静制胜的策略，以致相持数月，徒劳无功。到了下一年，也就是嘉靖三十三年的春天，战局终于起了突变。
直接的原因是，这年的春天，气候失常，春行夏令，发生瘟疫，官军营中，不断有尸首抬出来。人人自危，士气低落，于是倭寇得以突围，分两路流窜。
一路是在苏州、松江两府各地，杀人放火，掳掠财货；一路是夺民船入海，复回长江，在南海、如皋、海门等州县，大肆荼毒，且有少数在山东海口登陆的。
山东往北，便近京畿，朝廷大为恐慌。因而有人建议，应该扩大军事编制，设置总督；同时加紧征调狼土兵，增援浙江。
皇帝接纳了这个建议，指派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所谓南畿是指南京附近的地区；这也就是说，张经管辖的地方，包括浙江、福建两省及长江以南的膏腴之地，苏州、松江、太仓等地在内。
张经是福州人，曾经总督两广，恩威为狼土兵所信服，所以派他担当此一艰巨的任务。敕令中指出：张经“节制天下之半，便宜从事，得开府置幕，自辟参佐”。俨然是唐朝割据一方的藩镇了。
与此同时，王忬的职务亦有变动。原来前一年的10月，正当倭寇攻太仓时，北方的局势亦突然吃紧——俺答派兵20万，进攻古北口；蓟辽总督杨博亲自督率将士，日夜巡城，多方坚守，俺答见形势不利，悄然退去。而在下一年春天，有卷土重来的模样，此时杨博已经升为兵部尚书，皇帝决定调王忬巡抚大同，而以徐州兵备副使李天宠，接替王忬的遗缺。
设总督，换巡抚，而“代天巡方”，职权可大可小的浙江巡按御史亦换了人，新任巡按是汪直的同乡，籍隶安徽绩溪的胡宗宪。浙江的局面，完全变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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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从初夏至深秋，浙江、江苏仍旧大受倭寇的威胁。官军东追西赶，互有胜负。到了8月里，官军添了一支生力军——两员参将李逢时、许国，由山东招募了6000“民枪手”回浙江，在嘉定附近，与倭寇遭遇，李逢时挥兵进击，打了一个胜仗。
李逢时采取行动之先，并没有跟许国商议。许国既妒且恨，急于分功，因而亦单独行动，领兵突袭，也打了一个胜仗。可是乘胜追击，却中了倭寇的埋伏，山东的“民枪手”，对地形还不如倭寇熟悉，一战而溃，逃生无路，牺牲了上千人之多。
结果，许国中伏大败。不但损失了一两千人，而且也伤害了张经的威望，浙江由士绅到细民，都觉得他不如王忬。张经当然亦有他的看法。倭寇及海盗善于流窜，官军则有重重命令束缚；处处防区限制，纵使闻命即行，毫无延误，已落在敌人后面。到头来疲于奔命，虽强亦弱；这是很不聪明的办法。
因此，他与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人计议，决定了以静制动，逐步收束，诸道并进，包围聚歼的方略。当然，执行这个方略，需要大量的劲卒，因而上奏，请求加派狼土兵，克期报到，听候调遣。
奏疏到京，先到通政司，这个衙门消息最灵通，因为总司天下章奏出纳，各省军务吏事，凡须诗旨裁决的，通政司的官员，必须最先得知。
有个管摘录案由的小吏，是工部侍郎赵文华的耳目，每天都要见他一面，报告各省大小事故。赵文华听说张经有此一奏，突生灵感，认为自己打开困境的机会到了。
原来赵文华最近遭遇了一件拂逆之事，差一点为严嵩所逐——他是浙江慈溪人，而年轻时却在京师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长官名为“祭酒”，当时的祭酒，正是严嵩，很赏识赵文华的才干。因此，结下了日后狼狈为奸的因由。
嘉靖八年，赵文华中了进士，授职刑部主事。干到第五年上逢到考绩的年分，京官的考绩，名为“京察”，6年一次，逢巳与亥的年分举行。赵文华所得的考语是“浮躁”，降官山东东坡州同知。做了五六年，很搜括了一些银子，宦囊既丰，派人上京活动。平时严嵩已经入阁拜相，正要帮手，而且又受了一笔重礼，便将赵调为京官，赵文华亦刻意奉承严嵩、严世蕃父子，拜在严嵩的欧阳夫人膝下，列为义子。
由于严嵩的大力提拔，赵文华很快地当到了通政使，成为严嵩的耳目，内外臣工有弹劾严嵩的章奏，他总是一面搁压，一面通知严嵩，须作弥缝之计。为此，严嵩亦很宠爱这个干儿子，保荐他升任工部侍郎。
到了这一步，赵文华认为羽毛已经丰满，应该自己创一番局面了。于是秘密定下进行的步骤，第一步是上结至知，用重金访求。买到一张药酒的方子，如法炮制，献于皇帝。他在奏章中说：这种酒叫“百花酒”，他的老师严嵩，年逾七十而精神矍铄，就是服了百花酒所得的效验。
在西苑修道乞长生的皇帝，很欣赏百花酒。想到严嵩因为饮此酒而老寿，想跟他印证经验，便写了一张手谕，说明缘由，附着赵文华的原奏，派个小太监去问严嵩。
严嵩大惊！根本不知什么叫百花酒？从未服过，不明它的效用，如何回奏？
万般天奈，唯有据实奏复，说是“臣生气不近药饵。犬马之寿，诚不知何以然？”皇帝看答复如此，也就丢开在一边了。
严嵩却是越想越自危。因为他深知皇帝的性情，小心眼特多，如果修道之余，考查臣下，以为严嵩既有这样延年益寿的好药酒，不孝敬皇上而独自享用，这算是哪一门子忠臣？如是一怒之下，随便借个缘由，加以谴责，自己连怎么得罪了皇帝都不知道，岂不可怕？
于此可见，赵文华故意撒这个谎，是有意陷害。忘恩负义，阴险卑鄙到如此，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便派人将赵文华唤到内阁，要问个明白。
“赵文华！”严嵩连名带姓地喊。
赵文华一听这语气，便知不妙：“普通”一声跪下，结结巴巴地应声：“文华在！”
“你献了什么东西给皇上？”
“没有。”赵文华只有硬赖了。
“这是什么？”严嵩将他的原奏，从袖中掏了出来，“你是什么意思？我那里服过什么‘百花酒’？你瞎造谣言，是‘欺君罔上’的大罪，你还要脑袋不要？”
赵文华吓得面如土色，连磕头认错。严嵩不理，只管自己大骂，他的中气很足，越骂越起劲，以致惊动了同在内阁的徐阶、李本，说好说歹打圆场，才将严嵩的怒气，稍稍压了下去。
此时的赵文华已经气不可抑，徐阶动了恻隐之心，便劝严嵩：“相爷，叫他走吧！”
严嵩点点头，转脸向赵文华喝一声：“滚！”
谁知赵文华却还赖着不肯走，哀声叫道：“干爹— ”
一语未终，为严嵩暴声打断，“谁是你干爹？”他向值堂的小吏吩咐：“把他拉出去！以后不准他来。”
赵文华不敢再放赖，委委屈屈地出了内阁，狼狈而回。自知这一靠山靠不住，则群起而攻，将有家奇人亡之祸。彷徨终夜，决定走内线去求情。
于是，通过严世蕃的关系，见到了欧阳夫人，跪在地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痛悔乞怜。欧阳夫人终于也心软了，答应替他设法转圜。
严嵩是住在西苑的，一个月才回府一趟。到了那一天，照例举行家宴，老夫妇俩并排上坐，由矮胖而瞎一只眼睛的严世蕃领头敬酒。照平时的情况，其次就该轮着赵文华上前，而这天自然不见踪影了。
于是，欧阳夫人便故意问道：“今天阖家团聚，怎么独独文华不来？”
“这个丧尽天良的畜生！”严嵩骂道：“他怎么敢来？”
“咦！”欧阳夫人又故作惊讶状道：“你又骂了他？”
“岂止骂他，我要杀了他，这个畜生，枭獍不如！”
接着，便细道缘由，严世藩在旁心想，倒要看欧阳夫人如何解“老相公”的怒气。
“老相公，”欧阳夫人道“何苦生这么大的气？老相公当年在钤山善养浩然之气，没有想到你竟只是说说而已！”
“凡事看得破，独独这件事让我忿气难消。”
“文华不过一句话的错，就被你骂得狗血喷头，又不准他进府团聚。我看，”欧阳夫人停了又说道：“比这再大的气，你也曾受过。”
这是指他受夏言的气，严嵩当首辅的时候，架子很大。有一次严嵩设席宴请大臣，投递请客的书启，竟漏掉了夏言，严嵩发觉了，便在门外婆上红毡条，派人催请，夏言见他至诚如此，等严嵩三请四催，直至上灯方到。入席不久即离座，原轿回府。不久赵文华联络锦衣卫陆柄攻倒夏言，赵文华功不可没。
“那样的气，如今是否不记得了？”欧阳夫人言道。于是严嵩的脸色终于缓和下来了。
善观丈夫气色的欧阳夫人，随即重重咳嗽一声。这是一个暗号，赵文华早就贿赂了严府的下人，许他藏匿在廊下僻处，听得欧阳夫人的招呼，随即闪身出现，入厅便跪，一跪便哭。
“算了，老相公！”欧阳夫人又劝，“儿女总有犯错的时候，要打要骂都不妨，总不能撵出去。文华若是受了人的欺侮，也丢你的脸。”
严嵩无奈，只好崩着脸说一声：“起来！”
赵文华听得这两个字，如逢皇恩大赦，站起身来，换了一副神态，“干爹长，干爹短”地陪不是，又自己打自己的脸骂“该死。”严嵩纵有余怒，亦不能不假以词色。
话虽如此，恩遇大不如前。赵文华非常清楚，他们这义父义子是势利的结合，能做件事既可有助于巩固严嵩的君宠，又能有助于相府库藏的增加，那样才能尽释前嫌，格外得宠。
这件事，眼前就能做了！千载良机，万不可失。当夜便跟严世蕃商议停当，次日一早，奏上一本。
这一本是为了倭患猖獗，建议七事。第一件便投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之所好，建议遣派官员到江阴、常熟之间，望海遥祭海神；其次是命地方官遇有暴露的尸骨，必须掩埋，以期泽及枯骨，而得阴助。
第三件是增募水军；第四件是，苏州、松江、镇江一带的民田规定，一夫拥有百亩以上者，加重田赋，并预征官田赋税3年。
第五件，征募富家尽力输财，报效国家，等倭患平后，论功行赏；第六件，遣派重臣督师；最后一件，予通番旧党以及海盗、盐枭将功赎罪的机会。只要有改过悔罪，并愿效力的确实证明，不妨先予以适当的名义，责成其人侦察贼情，甚至投贼“卧底”作策反的内应。
这道奏疏，关乎运务，当然发交兵部审议，奏复取旨。明朝的兵部尚书，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本兵”，既可以调兵遣将，亦可以视师督阵，集军政、军令大权一身，是六部中与吏部尚书同为关系紧要的重臣。因此选用兵部尚书的资格较严，膺选的当然也应该是第一流的人才。
可是聂豹其实没有什么长处。他的官运亨通是因为占了两个便宜：首辅严嵩的同乡、次辅徐阶的老师。有此两位阁老照应，加以凡有捷报，他都归美于皇帝的修玄，能获上天佑护，所以一直顺顺利利。
久而久之，皇帝却看出来了，此人是碌碌庸才。尤其当此北有俺答，南有倭寇，局势相当严重之际，聂豹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对他不免失望。最糟的是，他还不能采纳人家的办法——赵文华所陈的七事，自然有可采之处；而聂豹认为都是空话，一无可取。
复奏送到西苑，皇帝震怒，降旨诘责：聂豹慌了手脚，自我转圜，认为五事可采，其中“苏松常镇民田，一夫过百亩者重课其赋，且预征官田税三年”，势必得罪在籍的乡绅豪强，“遣重臣督师”则怕张经心里不高兴。所以聂豹仍旧不能同意。
皇帝的看法恰好相反，征重赋是为了筹饷，足食足兵，方能师出有功。而遣重臣可以表示皇帝重视东南军务，激励将士用命。聂豹对这两件事，竟看不出它的重要，实在太差劲了，一怒之下，撤换了兵部尚书。
赵文华所奏的7件事，当然全都采纳；而且接受严嵩的建议，即派赵文华祭告海神，事毕在浙江督师。
在江阴望海遥祭，祷祝了海神，赵文华兴匆匆地到了杭州；船一靠岸，便不高兴，“接官亭”外并无总督的仪仗，显见得张经并未来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