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是海上的张骞，但他比张骞走得还远。
他的船队的航域，东起琉球和菲律宾，西北达阿拉伯海与红海，西南越过赤道进入东非水域，到达了麻林地。
（《郑和航海图》。非洲景象）
实际上他的航域还要广泛得多。
他于1433年结束航海。那时，葡萄牙人还被非洲大陆阻挡在大西洋上。他比迦马出现在非洲东岸的时间还要早半个多世纪。倘若他们在海上相遇，一定会惊奇地欢呼起来，世界航海史又会是怎样一个美好的景观？
他所到之处，都把中国的文明散布到那里。曾经在沙漠丝绸之路上受欢迎的中国物产，比如锦绮、纱罗、纻丝、麝香、大黄、肉桂、铁鼎、铜鼎、瓷器等，同样在印度洋沿岸各地得到了热爱。同时，这些舱体庞大的航船还把海外的香料、珍宝、药品、颜料、五金、食品、动物、物料等捎回来。
骆驼换了船只，铃声换了号角，长途艰辛的跋涉换了冒险又浪漫的远航，空茫枯燥的黄色换了浩瀚流动的蓝色。在这蓝色的世界，又是随心所欲，省时省力，一个船舱远比一百只骆驼背部的载重量大得多。
那沙漠丝路实际是被这蓝色的海水淹没的，这期间，中国的皇帝们早就把国都安顿到东南沿海一边。国家的重心偏向大海。
那个曾经威风八面，作为政治中心的长安早已失落了，成为边远的大西北的一个军事关隘。
丝路似乎掉转头来，重新返回荒凉的远古。听不到驼铃的路便成了死去的路。
伊斯兰教踏着当年佛教东渐的足迹，由西域深入河西。佛教不再是这里共同的理想的核心。
（由西域到河西的古代清真寺院）
这期间，迅速壮大的维吾尔人完成了伊斯兰化，西域佛教艺术被他们视为异端而屡遭攻击与破坏。
敦煌渐渐褪色了。
社会褪去了繁华；大漠消失了绿洲。
人渐渐去了。没有人繁衍生息，自然无人来耕地造房，兴修水利。从蒙古族到维吾尔族，都习惯于马背生涯，拒绝农耕。农田废为牧场，可怕的沙漠化就更加横行无阻了。
雄踞在祁连山和马鬃山之间的嘉峪关，更多时间只是来抵挡沙暴。
在边防的设置上，敦煌一度属于沙州卫。明正统二十一年（公元1456年），沙州守卫1200人内迁甘州，沙州似乎连防卫的必要也没有了。
敦煌莫高窟第98窟甬道有一段题记，时间是成化十三年六月初三（公元1479年）。上面写道：
“指挥师英钦奉敕命统领官军三千员名到沙州安攘夷人，当今皇上固守后门，永臻国界常靖……”
在当时边防将士的心目中，敦煌早不再是对外交往的首当其冲的门户，而成了中国无关重要的“后门”。那“前门”无疑已经转移到东南沿海。这远在万里之外的“后门”便悄悄走出人们的记忆。
明使陈诚出使地处哈烈的帖木尔帝国时，他的路线是穿过河西走廊，途经安西，直向哈烈，根本没有取道敦煌。一千多年的丝路重镇被无情地证实了它的消亡。
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吐鲁番蛮速尔汗两万骑兵攻打肃州，前锋一直插入甘州。明朝官兵拼死相抗，才把吐鲁番叶儿羌汗国打出嘉峪关。为了拒敌于城外，“哐当”一声，把巨大而沉重的城门关闭了！
西北对外的通道便被彻底切断。
敦煌和莫高窟也被孤零零关在城外。任凭凋落与毁坏。
莫高窟的栈道大多破损脱落，许多洞窟被沙砾掩埋，朦胧中宛如绝无人迹的荒山野岭。
本应该永世隔绝的藏经洞的文献，却由于一个偶然的缘故，被这个既糊涂又精明的道士发现了。
（再现第一集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画面）
当封闭近千年的文献听到洞外凿打假墙的声音，并被第一束射进来的强光照亮时，它们是惊喜还是惶恐。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恐怕只是在庆幸自己神奇的命运吧！
然而，灾难与它碰头相遇。素不相识的两张面孔——斯坦因和伯希和出现了。他们把考古史上最大的厄运之一，带给了莫高窟。
（再现第一集斯坦因和伯希和窃取藏经洞文献的画面）
接下来是日本人的大谷探险队。这支由日本贵族后裔大谷光瑞组织的探险队，在新疆一带发掘七千件吐鲁番文书，以及大量木简与艺术品，并两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中获取500卷珍贵的敦煌遗书。
俄国佛教艺术史家鄂登堡似乎更有办法，他的一支15人组成的考察队，与日本人大谷探险队差不多同时来到敦煌。他通过王道士掠走很大一批汉文与回鹘文写本，总计一万余件，还有世所罕见的中古时代绘画作品与塑像。
1924年美国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有点姗姗来迟。他没有弄到文书写本，目标转向莫高窟的壁画与雕塑。他用一种特殊的、可分离性质的胶水，先把纱布贴在壁画上，再将壁画剥取下来。他成功地剥下26块，共计3.2平方米的壁画（莫高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等窟），并将一尊精美绝伦的胡跪的供养菩萨像搬走（莫高窟第328窟）。转年，他作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窃取计划，兴致勃勃来到敦煌，由于受到当地人阻止而未能实现。
一个失落的文明，必然遭受掠夺和践踏。当然也包括文明的本身。
（被窃取、涂抹熏黑以及胡乱题记的壁画）
我们常常会这样思考：敦煌遗书的发现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它秘藏千年，片纸无损，一旦发现，反而横遭厄运。可是反过来又想，如果这些文献一直未被发现，它也就永不示人。这千古珍奇，有同没有，最终是一个样子了。
这便是它命运的两难，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在这历史的必然中，我们是否看到一种黄的颜色渐渐淡远，一种蓝的颜色渐渐明亮？在这象征着人类进步的两种颜色的转换中，还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交流与繁荣。
敦煌给了我们一个永远应该记住的、寓意着真理的答案：
一切衰落与不幸，都由于交流的中止。
一切历史的繁盛与机遇，都随同交流而到来。
一个蓝色的巨浪打在镜头上。
定格。
第15章 大漠上的孤坟
钉满粗大铁钉的木轱辘，从宕泉中嘎嘎嗒嗒穿过。马蹄踏着水中坚硬的乱石，疾流发出汩汩水声。黄昏浓重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引起这个行动的缘故是——
（随着叙述改变画面。北京的苏州胡同。世纪初的意味）
1909年初夏，伯希和已经把他从王道士手中弄到的敦煌遗书运至巴黎，然后带着很少一些破损的写本来到北京，放在苏州胡同一家裱画店里装裱。七月里，我国的金石和语言学家罗振玉在裱画店见到这些绝世珍罕的中古时代的文书，大吃一惊，但还不知道这批东西的出处。
不久，伯希和邀集罗振玉和另一些名学者王仁俊、蒋斧、董康等人到六国饭罗振玉与王国维店，当众展示了《老子化胡经》、隶古定本《尚书》等这些千年奇珍。年少气盛、得意过分的伯希和，坦言说出这些宝物的由来，致使罗振玉等人如梦惊醒，受到极大震动。谁也不可能想到，那万里之外的蛮荒大漠会有如此巨大的考古发现，并且已经多半被这些穿越西域而来的西方探险家们弄走了。
罗振玉痛惜不已。可是当他听说莫高窟藏经洞内，至少还有六朝和唐宋写本数千件，便急不可待地报告给学部。
（急匆匆的步履迈过学部一尺高的门槛）
学者的大义具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他终于说服了学部左丞乔树楠，并由他代写电文，命令陕甘都督毛实君即刻封存莫高窟藏经洞内剩余的古物，严禁外国人购买。学部还拨款库银6000两，交给敦煌县令陈藩尽量收集失散的经卷文物。转年，由新疆巡抚何彦升负责，把封存在藏经洞内的文献古物全部解送到北京。
（《学部官报》第104期“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并造像石碑勿令外人购买电”）
罗振玉是敦煌遗书碰到的第一位恩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厄运已经结束。
在黄昏迷离的光线里，车轮跃上滩坡。
大锤砸开草率地封堵在藏经洞外的木板土块。
袋装的敦煌遗书被搬了出来。带着厚厚尘土扔在大车上。连木箱也没有，只用草席捆扎遮盖。有力的大手把堆满车上的文献扎紧。
王道士瘦小的身影呆在一旁，看上去不知所措。其实就在这些卷子被封存在藏经洞那段时间里，他早做过手脚，把许多珍贵的写本都盗取出来了。
这两个被他称作“转经桶”的大木桶，就是他巧妙藏匿写本的地方；后来，英国人斯坦因再一次从王道士手里买到了大量写本；俄国人鄂登堡的收获更是惊人，一批弄走古写本3000件以上——问题都出在这两个大桶上。从敦煌到兰州那些大大小小官员们从来不拿藏经洞当回事，王道士才敢如此胆大包天。
民国初年（公元1912—1920年），甘肃和新疆一带，经常有人向外国人兜售这种古老珍奇的写本，其散失之严重可以想见！
直到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甘肃政府有了耳闻，又命令敦煌当局查找流失的敦煌遗书时，再次把藏经洞打开，里边居然还埋藏着94捆！
中国的文化就这样被无知荒唐地虐待着，深夜，解运文献的大车在一座衙门前缓缓停住。
当这辆大车停在敦煌衙门的门口时，便开始了被偷窃的痛苦的历程。沿途一路，大小官府如同层层关卡。官员们和经手人雁过拔毛，不断把手伸进这“运宝”的车中。他们根本不懂这宝物指何而言，只知道它们价值连城而决不放过机会捞一把罢了。
文物，在纯正的文化人的眼里是精神财富；在无知而贪婪人的眼里只是一种变相的黄金。
然而，最厉害的一关，要算主管此事的新疆巡抚何彦升。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他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车子接进他家。由何震彝和他的岳丈李盛铎，以及刘廷琛、方尔谦等人一同把车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出来。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来充数。
（北京图书馆所藏被撕开的敦煌经卷文书）
李盛铎窃去的那些文书，后来以8万日元卖给了日本人。
（1935年12月15日至21日的《中央时事周报·学觚》栏所刊《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
这便是敦煌文化悲剧中一个最黑暗、最丑恶的细节了！就这样，这批敦煌遗书的劫数才算到头。在大车把这些劫后仅存运进京师图书馆时，总卷数为8697号。仅仅是它出土时的五分之一！而且绝大部分都是佛经，那些具有无限深广的社会经济意义与极其丰富的世俗生活内容的文书，差不多都被伯希和与斯坦因运走了。
（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
一边是历经着巧取豪夺的种种劫难，一边则是一代知识界的先贤们，以救火般的速度与激情抢救着失散的文化。
就在罗振玉看到伯希和出示那些文献的当月，他便在《东方杂志》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一文，记录了这次见到的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首次向国人公布敦煌遗书无比重要的发现，以及痛失这些文书的真实状况。
凡具有责任感的人们，都会感到心中有口钟，为他所敲响。
（《东方杂志》第六卷十期）
罗振玉等学者在得到伯希和允许后，把这为数不多的文献拍成照片。两三个月里，就把这些文书录文刊行出来。
（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和蒋斧《敦煌石室遗书》）
伯希和返回法国后，又寄来一些照片。罗振玉好似唯恐再次失去这些文化瑰宝，马上刊印出版。
（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
他奋力挥着一双孤单单的书生的手，迫切地要把那历史的过失和文化的空洞补上。
这第一批公认的敦煌遗书研究的开山与发轫之作，更巨大和更广泛的作用，是唤醒国人的文化意识，警醒当世，自珍文化。
这一来，立即得到那些素来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知识界的热切呼应，几乎当时较知名的知识分子全投入进来。很短的时间里，对敦煌遗书的收集、校勘、刊布、研究，全方位展开。每部新著面世，都是一时注目中心。各种学科的专题研究一下子并起与并立，这反映了我国知识界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和学术的敏感。
（罗福葆《沙州文录补》、刘复《敦煌掇琐》、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和《敦煌拾零》、王国维《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陈寅恪《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向达《论唐代佛曲》等）
一方面，敦煌遗书的广阔内涵扩大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学者们所开拓的多领域、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使得敦煌遗书更显出博大深厚与绚丽光华。
请你要特别注意这两部书——
一部书是存古学会编辑刊行的《石室秘宝》，它破天荒地影印出四幅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第221窟《唐代画壁弥陀法会图》、第263窟《唐代画千佛岩图》、第217窟盛唐《唐人画壁太子求佛舍利图》和第251窟《唐人藻井画佛堂内诸佛图》。从书中插图到实物景象的镜头）
以前中国的知识界从未关注过敦煌。自敦煌遗书的悲剧发生，才使得人们心系于那个万里之外的文化圣地。然而当时还没有一个人去过敦煌，印象中一片虚无。这几幅照片却像揭开天国大幕的小小一角，使人窥见了敦煌无上的灿烂神奇。它无疑成了数年之后，许多学者和艺术家纷纷奔赴敦煌考察的一个直接的根由。
另一部书是刘复（半农）的《敦煌掇琐》。刘半农是一位天才的诗人。这部反映着文学家对世俗生活兴趣角度的敦煌遗书辑录，总计104件，全部是他在法国留学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抄录下来的。这些写本就是伯希和当年在敦煌的猎物。仅仅这一百多件写本，就大角度地展开中古时代社会生活的众生图景了。
更重要的是，刘半农是第一位把流散到欧洲的敦煌遗书亲自抄录并送回来出版的人。在他以前，学者得到的流散海外的文献资料，仅仅依靠伯希和赠予的极有限的照片。这一来，把人们的目光移到海外。一种追寻流失、挽回财富的责任，就促使后来不少学者相继远涉重洋，到欧洲去寻找昨日失却了的中华宝藏。
（巴黎风光。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
1934年以后，学者向达、王重民、于道泉、王庆菽等人背负使命奔赴巴黎与伦敦去查寻遗失的国宝。姜亮夫则是自费赴欧，倾尽个人家财。中国知识分子珍爱中华文化的精神以及赤诚的行动，至今仍然打动着我们！
这些学者整日埋头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抄录收藏在那儿的敦煌遗书，并设法拍成微缩胶片。单是向达抄录的资料就达200多万字。他们心中的愿望原是一个，就是要把斯坦因和伯希和从敦煌搬走的一字不少地送还给敦煌！
（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姜亮夫《瀛涯敦煌访古劫余录》。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等。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巴黎图书馆外景与内景）
那是怎样神圣虔诚的敦煌情结！
当他们千辛万苦把这些材料带回国，却正值日本人用战火狂烧中国的江山。他们无法潜心研究。姜亮夫大部分手稿竟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毁于战火。
灾难又碰倒一张不幸的敦煌文化的多米诺骨牌。
而那个被肆掠了文献宝藏而兀自立在荒漠上的莫高窟，依然不能免于灾祸。
不时有来自海外的窃贼钻入洞窟，朝着壁画与塑像下手；游人漫题与日俱增。牧羊人常把羊群赶进洞窟来躲避中午的毒日头。
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在十月革命中被打败的白俄官兵窜入中国境内，大约550人左右，给中国当局抓住。敦煌的官员竟然把莫高窟的洞窟当作最好的拘留地，认为这里四外大漠，关进去就只能老实呆在里边；一旦逃出来，唯有饿死。于是，这批白俄官兵便在洞里胡作非为，把潦倒绝望、几近疯狂的心情全发泄在壁画和雕塑上。任意涂抹乱画，写上斯拉夫语的下流话，还把一个安放古代公主遗骸的密室打开，文物掠夺一空。在这批白俄官兵被拘留的半年的日子里，在洞窟中支灶做饭，烟熏火燎，留下永远抹不去的污迹。
（莫高窟第196窟甬道、第186窟、第445窟等）
这乌黑的历史阴影告诉我们什么？
这藏经洞的悲剧又告诉我们什么？
损害中华文化的难道仅仅是外人？
史学家陈寅恪在为大型的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目录书《敦煌劫余录》作序，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话：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
（陈垣、俞泽箴《敦煌劫余录》193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
这话真如霜天号角，呼叫着当世国人的文化良心，又如低谷悲鸣，唱尽一代学人痛楚尤深的文化情怀，云林，霜林，深谷，流泉。
然而，陈寅恪又说：“自（敦煌遗书）发见以来，二十余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法国、英国、日本等国早期敦煌学著作。包括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目录》、日本《燕尘》杂志和《朝日新闻》有关文章等）
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从他辽阔深邃的思想视野中，提出一个崭新又是历史性的学术概念：“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并望我国学者，“对内不负历劫仅存之国宝，对外襄进世界学术之将来”。
敦煌学科一确立，对于敦煌遗书的研究推波助澜，蓬勃兴起。
自20世纪40年代，学者们开始奔往西北大漠，去考察敦煌遗书更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同时把自己的文化责任送到那个久久被遗忘、被丢弃的伟大的莫高窟中。画家是莫高窟的行家。他们更是积极地参与进来，勘察洞窟，临摹壁画，考证年代与源流。通过文章与展览方式，向全社会传布了敦煌独有的神奇又迷人的艺术形象。
（最早一批到敦煌莫高窟的画家：关山月、黎雄才、吴作人、谢稚柳、董希文、潘洁兹等）
凡是在1941年到1943年这段时间千里迢迢到达敦煌的艺术家，都在那里见过一位蓄着长髯、身穿土里土气驼毛长袍的中年人，并吃惊地认出他就是名满海内的一代宗师张大千。
在当时，任何人都无法明白，如此一位功成名就的绘画巨匠，怎么会突然离开他辉煌夺目的生活和在中国画坛太阳一般的地位，来到这举目苍茫、绝无人迹的天地中来？
在这里——
眼睛里只能看到一条笔直的地平线。
耳朵里只能听到自己呼吸时的声息。
难道只为了寻找中古时代的绘画真迹？
难道仅仅由于在中原很少能看到唐人绘画的手迹，而只有在莫高窟这里才能亲眼看到“曹氏山水、吴带当风”的货真价实的原本模样？
（莫高窟壁画的“曹家样”和“吴家样”）
他原打算在这里观摩三个月。在抵达莫高窟的那天清晨，便提着马灯一头扎进洞窟里，看过一天就改变了主意，他说：“了不得！比我想象得不知伟大多少倍！恐怕留下半年还不够！”
随来的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艺术家一时激动难捺的话，一种心情的夸张表达。谁知他一呆果然七个月。
粗略浏览了莫高窟的张大千，便对各个时代的壁画风格作出如下论断：“两魏疏冷，林野气多；隋风拙厚，窍奥渐启；驯致有唐一代，则磅礴万物，洋洋乎集大成也；五代宋初，蹑步晚唐，迹渐芜近，亦世事多故，人才之有穷也；西夏诸作，虽刻画极钝，颇不屑踏陈迹，然以较魏唐，则势在强弩矣！”
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依然准确精辟。如此深刻的观察，必然伴随着他对莫高窟非同寻常的挚爱。
然而为什么在这七个月里，他却很少动手去摹习壁画，而是爬上爬下把五层的洞窟全编上号码？如今在莫高窟常常见到两种旧日的编号。一种是伯希和的编号，阿拉伯数码前面有个“p”字标记，总计171号；一种是张大千的编号，汉字数码大写竖题，总计309号。张大千的字体风格是一望便知的。
（张大千编号的墨迹）
谁能说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后来大规模临摹壁画时便于识认？
七个月后，他人到兰州，把很少的一些临摹品托人送到成都，办个小小的“西行纪游画展”，却迎头遇到激烈的批评，说他沾染上民间画工的俗风匠气，走入魔道。
张大千哑然一笑，不屑一答，转年春天，携带全家深深扎入莫高窟。此行邀来好友谢稚柳。谢稚柳不单是画家，又是古画鉴定大家，张大千显然要用追本求源的态度来面对莫高窟浩大的艺术宝藏了。
（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
粗糙的食物，玉门油矿生产的土蜡烛，咸涩的水，骤然而至的沙暴，野狼，流窜的土匪，构成了他艰辛危迫的生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