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文献《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一神论》、《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序听迷失所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等）
藏经洞里放满了能够打开历史密室的钥匙。
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藏经洞又是整个莫高窟的浓缩。一方面是外来佛教文化的传入，一方面则是中土文化的弘扬。
藏经洞中浩瀚的儒家典籍是这方面充实的证据。重要的儒家经典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诸如《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等，总数达百卷以上。由于大都是珍罕难得的六朝与唐代写本，在校勘、训诂、辑佚方面的价值极高。
洞中所藏的《尚书》“隶古定”本，是我国久已绝迹的最古老的版本。
很多材料，都是失落千年，今朝复得。
比如《论语》。传世本都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藏经洞的古本《论语》却是“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是非常重要的儒家典籍中，一个贻误了千年的错误。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如果从勘误与补正的角度上看，藏经洞中大量的史籍与古地志，意义同样非凡。
（《史记集解》、《汉书·刑法志》、《王莽传》、《萧何曹参张良传》、《萧望之传》、《三国志·步骘传》等）
古代著作是以传抄或重刻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其间最容易生出错误。世代辗转，讹误愈增。校勘神圣的意义，便是恢复历史的原貌。历史和文明的尊严，以及对历史和文明的尊重也就都在其中了。
如果我们将藏经洞中的《大唐西域记》与传世本仔细校对，就会发现，像《论语》那样的错误不下一百处。
传世本《晋书》关于平北将军祖逖与石季龙的战争有两条记载。一条在《晋书·元帝纪》中，说“王师败绩”，就是说祖逖吃了败仗。另一条在《晋书·祖逖传》中，说“季龙大败”，是说祖逖打了胜仗。两条记载，胜败相反，自相矛盾，使得历来学者莫衷一是。而藏经洞中保存一部古写本《晋春秋》中，对这一史实有了十分肯定的记载：“平北将军伐陈川……逖设伏射之，龙乃退。”于是糊涂了千年的悬疑澄清了。
澄清了史书，就是还历史以真实的面目。
（《晋书》中《元帝纪》与《祖逖传》的比较。《晋书》与《晋春秋》的比较）
洞中收藏的古本史书，除去王粲的《晋纪》，还有李荃《阃外春秋》、虞世南《帝王略论》、孔衍《春秋后语》、宗略和宗显《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等等，都是第一次见到的古本图书。世界上什么地方还能像藏经洞这样，一下子找到这么多佚传的古籍！
同时许多前所未见的古代地理资料的出土，尤为我们惊喜。其中敦煌本地的历史地理面貌，在传世的记载中如同凤毛麟角，使我们一片模糊与虚无。但是现在，它神奇地从藏经洞形象清晰地走了出来。
（敦煌的地貌。古地志《皇华四达记》、《郡国志》，韦澳《州郡风俗志》，刘之推《九州要略》，李播《方志图》，梁载言《贞元十道志》，李泰《括地志》；敦煌地志《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地志》、《寿昌县地境》、《西州图经》等）
至于有关敦煌地方的其他各种文书，涉猎极广，内容博大，难以穷尽。史籍往往只给我们一个冷静的梗概和写意的轮廓，这些文书却是一个个饱满鼓胀、活灵活现的生命细胞。我们几乎从它上边可以触摸到当时社会的脉搏与生活的温度。这些文书都成了历史学家第一手的研究依据。
地方文书包括官方文书与私家文书。
官方文书丰富的法制内容。它们都是古代——主要是唐代——律（基本法律）、令（典章制度）、格（违禁限定）、式（章程规范）的具体化的实例。
（《名例律疏》、《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残卷》、《天宝令式表残卷》、《开元水部式残卷》、《神龙散颁刑部格残卷》等）
官府档案中各种簿籍，包括户籍、差科簿、授田簿、徭役簿、会计簿等，为我们全面描绘出唐代社会体制的真实形态。至于那些往来的公文，包括表、状、牒，极丰富地反映出当时的典章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状况。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都是从来没有记载的。
这些官府文书还范例性地给我们展示了各种公文规范、办事手续和书写格式。
（簿籍：《大足元年沙州敦煌县效谷乡籍》、《开元十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唐天宝十年差科簿》、《沙州会计簿》、《敦煌郡会计簿》、《吐蕃统治时期沙州仓曹会计牒》、《豆卢军和籴会计簿》、《张议潮进表》、《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曹延禄上表》、《田令程表》、《职官品阶食品表》、《大晋皇帝致北朝皇帝遗书》、《大行皇帝议状》等）
很难说这是一种珍罕的历史文献，还是宝贵的历史文物。
私家文书包括各种契约和民间社团文书。
它们就像变相的风俗画那样，展开纷纭万状的中古朝代的社会场面与人际关系。
（莫高窟壁画中描写世俗生活的画面）
每一份契约都是一幅那时代深刻的插图。
一份《乙未年赵僧子典儿契》和另一份《丙子年阿吴卖儿契》，像是两则故事；还有《唐奴婢买卖市卷录白案记》，则像一曲凄婉的悲歌，都把一千年的眼泪留到今天，使我们对当时社会底层的艰辛认识得入木三分。
（莫高窟壁画中的儿童形象）
多种多样的社团文书，又带着敦煌地区优美的社会人文的光彩，照亮我们的眼睛。如果没有这些珍罕的文书保留下来，我们就无法把中华民族独有的亲情化的群体生活方式，了解得如此生动与深入。
（莫高窟壁画描写饮酒纵情、歌舞聚乐等世俗生活的画面）
藏经洞大大展开了历史的宽度与深度，同时也加宽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当时的精神与情感获得感知的，是藏经洞中保留下来的大量的珍贵的文学作品。其中最富价值的是历来传世极少的民间文学。
许多歌辞、俗赋、白话诗、话本，都是从未见过。这些古文，又像新作。中华文学更加光彩夺目。
首次发现的盛唐时期手抄本的《云谣集杂曲子》，比传世的早期词集《花间集》和《尊前集》都要古老。它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词的源头。
王梵志的五言白话诗写本，共有五种，集诗达四百余首。可见这些接近生活语言而十分朴实真切的诗作流传之广。而这位成就非凡的诗人的作品是首次被发现的，它在我国古典诗歌中的价值可想而知。
藏经洞对中国文学史最大的贡献，是数量颇巨的变文的出土。
变文的出土，可谓一个考古学的奇观，变文，出自寺院中的“俗讲”。是僧人宣讲佛法时，为了使那些玄奥枯燥的经义叫大众爱听，便将佛经中一些饶有趣味的情节抽出来，添花加叶，变为讨人喜欢的通俗化的“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总共达三十卷，原来经文中的二三十字，一变就成了赏心悦目的三五千字，足见作者想象的才华。这正像大唐出现的经变画一样，使艰涩的难懂的经文变为灿烂动人的图画。变文也是大乘佛教兴盛和佛教中国化的一种创造性的体现。
（莫高窟第420窟《法华经变》、第220窟《西方净土变》、第158窟《金光明经变》、第112窟《报恩经变》、第329窟《阿弥陀经变》、第172窟《观无量寿经变》等）
变文是文字的经变画，经变画是彩色的可视的变文，它们是孪生的，只不过一个画满莫高窟的墙壁上，一个在众人的口中传来传去。
莫高窟第156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干脆就可以看作是“张议潮变文”的精美的彩色插图。
据说当时宣传变文时，场面极有魅力。宣讲者声音悠扬，四周围着被打动了的乡里百姓。这样，渐渐就有一些非佛经的变文出现了。
（《王昭君变文》、《伍子胥变文》、《孟姜女变文》、《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董永变文》、《秋胡变文》、《李陵变文》、《汉将王陵变》等）
在世俗化的趋势方面，变文与经变画完全一致；但在世俗化程度上，变文走得更远，而且愈来愈不受佛教束缚，渐渐演变成一种自由随意和锐气十足的文体。
宋真宗时，变文被视为伤风败俗，明令禁绝。这种在民间口头说唱的文学，一旦中止，便很难留下痕迹。尽管它被认作宋元话本，乃至鼓词和弹词的前身，却无从见过它本来的面貌。谁也没有料到，这失落了千年的民间奇文，竟然大宗地出现在藏经洞中。
在唐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佚传作品，掺杂在堆积如山的经卷文书之中。目前已发现，竟有数百首诗歌未曾载入《全唐诗》！这对于扩充我国诗歌宝库简直功德无量！
（《全唐诗》全书）
尤其是大诗人韦庄的《秦妇吟》。这首描绘动荡飘摇的晚唐社会真实的长诗，共228句，1600字，不愧是一部写实主义的唐诗巨作。倘若《全唐诗》缺了这部作品，将会是怎样的遗憾！
（莫高窟壁画中关于战争和妇女的画面与细节）
然而，藏经洞中有价值的书籍，远远超过文学。还有大量的医药、天文、历书、星图、农业、科技、算术，乃至供于儿童的启蒙读物。还涉及针灸、兽医、矿业、化学、气象、兵器、冶炼、工具、食品、植物、动物、酿酒、制毯、制糖、造车、造纸、养蚕、星占、丝绸、印花、印刷、雕版、艺术、婚丧、民俗等领域，几乎无所不包。
你看——
我国第一部正式药典《新修本草》。最古的针灸图谱《灸疗图》。
古代染发剂《染髭发方》。
近百件古医药文献中，具有临床意义的医方达1100多件。其中《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中，用硝石和雄黄散剂放在舌下，来救治猝然的心病，这与现代治疗心脏病发作的硝酸甘油的用法与疗效完全相同。时间却提早千年以上。
最古老的针灸专著《吐蕃灸法残卷》。
陶弘景的《本草集注》是千年未见的古代医药学的经典之作。
世界上最古老的星图《全天星图》，已被认证为1359颗行星。
藏经洞外边的壁画展示着理想天国的图画，藏经洞内却放着科学的天文图像。文化的多元与多极，才显示人类文明的博大与丰富。
还有一首能够迅速认出天上所有星座的《玄像诗》。
最早能够预报月食的日历。
四十余件古日历，件件都比传世的《会天历》还古老。内含的天文史料更是深厚无穷。
还有一件在一千年前就将西亚波斯星期制引入我国历法的敦煌日历。在这日历中，一星期各日被分别称作“蜜”（星期日）、“莫”（星期一）、“云汉”（星期二）、“嘀”（星期三）、“温没斯”（星期四）、“那颉”（星期五）、“鸡缓”（星期六）。于是，敦煌作为当时大西北重要的开放城市，对外的适应性和主动性，以及灵活与豁朗，全被表现出来了。你从中是否还看到了当年河西走廊上各种肤色的人熙熙攘攘的影子？
《算表》、《算书》和《立成算经》，都是我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
《乘法九九表》表明中古时代的中国人对生活的高度把握能力。
各种地形的田亩计算法，金属密度计算法，土方计算法，计量与容量的换算方法，都显示着一个文明社会的高度发展。
《书仪》堪称一部社交大典。
儿童的识字课本和包罗万象的启蒙读物，全都是先前不曾见到的。然而，它们仅仅是敦煌遗书的一些闪烁的星星，而整个遗书却如繁星满天。
每一份材料，都使我们在历史的矿层上找到一眼纵向的深井，每一卷写本，都把过往千年的岁月神采奕奕地召唤到眼前，这些材料都是书写在纸上的。
藏经洞对于发明造纸的中国，又是一个最大的古纸样品库。从这数万卷流传有序的写本上可以清楚看到，自两晋到六朝，大多使用麻纸；隋唐采用椿皮纸和桑皮纸，五代仍以麻纸居多。
晋代麻纸相距蔡伦造纸不过二三百年，但藏经洞的实物证实，此时的纸质洁白坚韧，造纸技术已经达到惊人的水准。
隋唐的纸色金黄可爱。缘故是采用了黄檗染纸，来防止蛀蚀。这种纸叫潢纸。尤其是唐高宗倡用的高级写经纸——硬黄纸，是在潢纸上加蜡砑光，坚硬光亮，质地精整，写上经文也更加堂皇高贵。洞中文献还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还魂纸——即用废旧纸作为原料造新纸的标本。看看吧！一个文明古国怎样用物质来创造文化。
你肯定还注意到了，这些写本漂亮迷人的字迹。对了！每一件写本都是一件奇罕宝贵的中古时代的书法作品，有的还是绝世珍品。单从书法看，它整个价值又翻了一倍！
藏经洞的写本，始自两晋，及至北宋，历经七个世纪。这正是中国文字由秦汉隶变之后，逐渐完成楷化的全过程。藏经洞文献把这历史转变的每一步，都留在它那精美绝伦的书法里了。文献中主要写本是写经。它作为一种宗教活动和民间风俗，是以抄写佛经这种虔诚的方式，表示皈依佛教，奉献佛门，更深层的目的则是祈望平安幸福，获得心灵的安宁。藏经洞的写经本约有三万余件。尽管这种被称作“经书体”的作者大多是民间名不见经传的抄本手和经生手，但他们在质朴的情感表达与执著的审美的追求中，给我们留下七百年文字与书法演变的最完整、最翔实、最优美的记录。而且全部都是书法原作！
（隶书阶段：前凉《法句经》、北朝《道行品法句经》、北魏《大般涅槃经》等；隶楷阶段：北魏《大慈如来十月二十四日告疏》、北魏《大般涅槃经卷第七》、西魏《贤愚经卷第二》等；楷书阶段：隋《文选运命论》、唐《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唐《大般涅槃经迦叶菩萨品之二》等）
如果再从文字学角度看，藏经洞文献又是多民族文字写本的大博览。各种文字书写的文献——汉文、古藏文、粟特文、于阗文、龟兹文、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使我们对当年东西方各民族交流之贯通与深刻，感到震惊。
在这大宗的文献中，还有不少互译的内容。比如印度古典长篇史诗《罗摩衍那》，既有于阗文译本，又有藏文译本。再比如，一些双语词汇表（汉文与于阗文，梵文与于阗文，突厥文与于阗文），以及用突厥文拼写的汉语数词，让我们在各民族精神交往的深层里，受到了真切的感动。因为只有在这种精神中，我们才能感到人类赖以长存的那种崇高的互敬互爱的本质。
然而，敦煌遗书不完全是写本。还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印刷版本。
在雕版印刷起源的时代里，这里留下了原始的样本！最初的印刷方式是捶拓本，也就是先在雕有文字和图画的木板上刷一道墨，再把纸铺上捶打。藏经洞出土的唐太宗所书《温泉铭》、唐初书法家欧阳询书《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唐长庆四年柳公权书《金刚经》，便成了今天仅能见到的最古远的捶拓本了。然而，它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印刷技术与文化传播方式。
唐懿宗咸通五年（公元868年）的印本《金刚经》，卷首一幅释迦牟尼的说法图，线条之精美，刀法之纯熟，即使在今天也是杰作。它不仅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版画，比起德国最古老的版画《圣克利斯道夫》（公元1423年）还要早上500年！它被誉为“世界印刷史和版画艺术之冠”。
你说，藏经洞的价值该怎么计算与衡量？
更何况，它还有失传千年的琴谱、乐谱、舞谱、棋经！那么多珍罕难得的绘画、绢画、纸画和佛教文物！
只要当时把任何一件日常的物品放进藏经洞里去，现在打开来一看，都成了千年古物，它珍贵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各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全都诞生其中。这就是藏经洞的伟大与神奇之所在，这大批丝织物上的绘画，从材料上看，首先就是极其难得的古代纺织品。华丽精美的绸、罗、绮、纱、绢、锦、绫、麻布等，都是我国当时纺织技术领先于世界的证明。特别是五枚纬缎和六枚经缎的发现，把中国缎的历史提早了三百年。
那么，画在这些绢麻等丝织品上的绘画就更加非凡。大量唐代绘画的出土，弥补了传世真迹的不足。这些高水平的绘画作品，一方面显示了唐代的卷轴画与壁画的一脉相承的艺术血缘，一方面表现出由装饰性走向写实的历史跨越。尤其是对供养人与世俗细节的描绘，准确生动，神采飞扬。大唐绘画的光芒在这里直接和耀眼地放射出来。
（《地藏十王图》、《土星》、《莲池上的鸟》、《供养妇人像》、《报恩经变图》、《童子供养者像》、《观世音菩萨像》、《引路菩萨图》等）
更令人关注的是一批纸画。大多采用白描手法，俗称“敦煌白画”。由于在莫高窟壁画上到处可以找到同样的笔法与形象，所以它被认为是画工们的手稿，工作粉本，信手拈来的试笔之作。线条娴熟自如，遒劲有力，生动传神，表现出古代画工高超的技艺与深厚的功力。既善于画立面的壁画，又善于画平面的卷轴画，这是处在历史转换期的唐代绘画重要的时代特征。
这《狮子图》不是连吼声都可以听到吗？
这《高僧像》分明已进入静虚境界。
这《相扑图》的两位健硕的力士，如今完全可从继承了这一运动的日本人那里找到！
除去藏经洞，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数量如此巨大的古代绘画？还能找到内容如此浩瀚的千年以上的历史文献？如果说打开古埃及吐坦·卡蒙的墓，找到了一个逝去的法老的世界；那么封闭藏经洞，便是封闭了几个世纪的人文，无边无际的生活，以及千头万绪的人类文明的线索，当时封闭藏经洞的人，哪里知道他对千年后人，竟有这般功德无量？
在漆黑如墨的洞里，被关闭的五万件文献，是不是一直把耳朵贴在堵在洞口的假壁上，将重见天日的希冀寄托给一种意外和悦耳的响动？
外边几乎和里边一样，了无声息。偶尔沙沙轻响，它们已经熟悉了，那是风沙在吹打。
这一边，风沙弥漫，年复一年。
那一边，大海汹涌，潮起潮落。
风沙过后，黄色里莫高窟一片荒凉。
海浪不歇，蓝色中透出远航的帆影。
15世纪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倾心于海上，都猜想大海的另一边一定存在着彩色的文明，因此都开始了充满探险意味的远航的征程。
1460年，在那个朝代最神往于把脚踏在陌生土地上的葡萄牙人，已经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行进。他们似乎对未知的东方那边，有另一种文明存在的预感。1486年，一位叫迪亚兹的葡萄牙人到达了非洲的最南端，本想绕过非洲向东行驶，但他在猛烈的风暴中不能前进。他把这地方称作“风暴角”。但是葡萄牙国王约翰二世却换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好望角”。也许这名字象征吉祥。1497年探险家达·迦马终于把船头绕过好望角。当他发现前边是一片极其美丽、无穷无尽、伸向东方的海水时，一条东西方之间的航线史无前例地开通了。这次航行使迦马受益极丰，他从东方带回的货物，比他花掉的费用高出六十倍。这条通向东方的航线很快就成为一条欧洲人海上的热线了。
（复原的世界古代航海画面。好望角的景象）
西方向往着东方。就像当年沙漠丝绸之路上向东行走的那些金发碧眼的人一样。当然，迦马最远只到达印度的西海岸马拉巴尔，远远还没有见到中国。
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被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迷住了。他决心到书中那个神秘而灿烂的中国去。然而这个固执的意大利人坚信向西航行就一定能抵达印度和中国。他于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出航，果然一直向西，结果他没有找到那个美丽的神话般的中国，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哥伦布画像。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图像资料）
真正善于航海的还是葡萄牙人。1519年，另一位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开始他的环球航行。在那个没有任何传讯工具的时代，只有在茫茫的大海上一站一站地向前摸索。转年，他从南美洲驶入太平洋。1521年抵达吕宋岛，不幸的是麦哲伦本人被当地居民杀掉。但他的水手们却接过他的志向与理想，用了不可思议的33个月的时间，于1522年经好望角再向西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地球被打通了，（麦哲伦画像。有关历史图像。复原的古代航海画面）
地球无法从陆地上打通，只能在海上打通，这便是海上丝绸之路最终替代沙漠丝绸之路的历史必然，对于欧洲人这次“地理大发现”，中国人不是被动地等待被发现。而是更提早地开始海上的征程。
当西方人的船头朝向东方时，东方人的船头却直指西方，这便是人类的一种历史精神，1405年，太监郑和受命于明成祖朱棣，开始他著名的“七下西洋”的远海航行。
在七次航行中，每次都动用200艘大小船只，分为宝船、马船、粮船、座船、战船。宝船就是贸易船，船上堆满中国文明创造中的金银绯紫。船上旌旗林立，随员甚众。七次下海共动用千户以上官员300人。这种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规模的大行动，显然是一种国家行为。就像当初张骞出使西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