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3—个神经元通过突触与另一神经元传递信息的过程
图7.3（a）显示了发出信号神经元（左）的轴突和接收信号神经元（右）的树突。轴突末端含有许多细小的囊泡，装满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当神经元信号传至其轴突末端，这些囊泡便移至细胞膜，在这里它们将装载的神经传递素分子释放入突触。
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的细胞膜含有各种受体分子（三个受体如图所示），其中一些结合有离子通道（其中一个如图所示）。
图7.3（b）显示的是一个神经传递素分子（黑色三角形）锁定了接收信号的细胞上的一个受体。相应的离子通道已经打开。
图7.3（c）展示的是神经传递素的回收过程。一旦神经传递素分子与受体分离，与受体结合的离子通道就会关闭，让接收信号的神经元细胞内外重新达到电荷平衡，为接收下一个信号做好准备。同时，回收酶将神经传递素从突触运走，将其转移回发送信号的细胞，从而，神经细胞可以长久维持其与“邻居”沟通的能力。
学习
尽管受体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但细胞膜所在的细胞却再也无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有时这种改变极其微小，但神经传递素分子的作用常常可以造成永久的改变，不仅影响细胞的电荷状态（这可能导致细胞生成自身的信号），而且还影响其基因机制。基因可开启也可关闭；这可以敦促阅读基因和制造蛋白质的机制加倍努力，或是放松休息。那些蛋白质可能变成更多即将被运出细胞膜的受体，又或者它们也许要在细胞内部完成工作。反过来它们也会影响神经元的内部环境。这可能导致细胞膜上的其他受体开启或关闭……以一种网状式无限循环的因果关系形式一直持续下去。
这为何有关系呢？因为这种网状效应往往会改变细胞对于未来信息的接受能力。比如，更多受体运送至细胞膜，会让细胞对神经传递素更为敏感，从而更可能对自身信号作出反应。相反，将受体从细胞膜运离会使神经元不能很快被输人信号激活。细胞能够改变其间突触强度的能力正是大脑为何能够从经验中学习的秘密所在。一般来说，两个神经元如果同时被激活，连接它们的突触往往会变得更加坚固。当一个神经元被激活时，加固了的突触会提高另一神经元被激活的几率。突触的活动能力可以影响神经元的活跃程度，由此，大脑可以根据收到的刺激刻画自己的认知图景。流水在地面上开辟出沟渠，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便会流得越来越顺畅，同理，信号在神经元之间流动，加强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后来的信号更容易传递。如果一种信号在神经元之间传递越频繁，这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就越稳固。这也是为什么“重复”会成为洗脑的一种核心手段的原因。
大脑的构造
人脑如同乡间宅邸一样，可分为两层楼。楼下是皮质下区域，包括小脑、丘脑、杏仁核和上丘，很多脑活动在这个区域完成，包括心跳、呼吸、体温调节、各种身体动作、部分学习活动，还有很多无意识的活动。下皮层有很多区域，一些处理输入（感官）信息，一些输出行动指令，一些信息是关于当下的位置和身体状态（这些组成了所谓的情绪），还有一些负责更为复杂的功能。有关皮质下区域的书籍很多，这里我就不再赘述，况且这也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
楼上是大脑皮层，这里有自我、自由意志、意识，甚至“鬼神模块”都被认为存在于这一区域。大脑皮层分为两半，左脑和右脑，每一部分又分为四个主要区域，或称为叶。大脑后部是两个枕叶，两侧是目前人们还了解得并不多的顶叶（朝上）和颞叶（朝下），脑前部已经高度发达，由左右额叶组成（见图7.4）。
图7.4 人脑的内侧结构图
图中已标示出大脑皮层的四个主要部分（额叶，颞叶，顶叶和枕叶）。内侧结构图展示的是大脑从中间分割的结构图形，一半大脑被切除，以便可以清楚地观察另一半的结构。（常见的还有侧面结构图，如图l〇.1（a）所示，左边是额叶，右边是枕叶。）大脑皮层在下皮层上形成一个褶皱的层次。图中也标示了下皮层的四个主要结构——丘脑、小脑、上丘和脑干。
每一个叶包含许多子区域，神经元接收的信号类型根据脑叶和区域而各有不同。比如，来自眼睛的信号进人脑后的皮层，即枕叶，而来自耳朵的信号进人颞叶。而且，神经元输出信号也各有不同。在感官区域，脑细胞主要将信号发送至其他皮层区或皮层下感官区，而生成动作的额叶区主要负责发送指令至皮层下输出区：神经元的输出信号可快速到达脊髓，然后到达肌肉。
稳固的自我
经过以上的速成课之后，现在该回到本章的主题上了：稳固性假设。我们都对孩子身体成长的速度感到惊讶，事实上儿童大脑的变化速度更为惊人。然而，我们通常认为，如果没有发生意外事故或是罹患疾病，到一定年龄后，我们的大脑就基本维持稳定状态。比如，当知道阅读障碍是大脑出现了异常状况时，患这种病症的人通常很绝望：“我深受这个问题的困扰。”因为他们认为大脑意味着永远无法改变。科学家告诉我们，自我意识与大脑有关，那么，自我意识也应该是无法改变的，或者说变化非常缓慢，即使有变化也得经历多年。稳固性这一假设于是以两种面目出现：一个与大脑相关；另一个则涉及自我意识。前者是现代的说法，而后者要早得多。成年人都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身的行为动机，掌控自己的思想意识。尽管我们不能对“自我”给出哲学定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年龄增长我们都没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思想上颠覆性的震撼，那么我们非常幸运，因为那是世上最恐怖的经历。心死与空虚在本应健康发展的自我中不断滋生，为抑郁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恐惧。而自我人格分裂，不管是由老年痴呆症，还是由精神分裂症造成的，都足以令人感到惊恐。人类恐惧任何可能威胁到我们身份意识的事物：毒品、疾病、大脑创伤、新科技，尤其排斥他人想要改变我们的企图，例如社会工程、影响企图（通常是暂时性的）、洗脑（其效果可能永久持续）。即使当我们想要改变自己而听从于治疗师和专家，以求追寻崭新的生活方式时，我们努力改变“自我”实际是期望“我们”（与签字接受治疗时的“我们”仍是同一个人）能够从中受益。典型的洗脑就是破坏这种期待的过程，这正是其恐怖之所在。
然而对大脑而言，稳固性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大脑时刻都在变化：每一次感知，每一次感官刺激都在改变着你的大脑。有时这种改变可能非常剧烈。比如，一些病人在截肢后会出现“幻肢”感。尽管只是幻象，但这种幻象非常真实，以至于能够感到幻肢的疼痛折磨。患者常说，幻肢紧紧地附着在身上，使他们无法放松。那这种幻肢疼痛感是怎么出现的呢？比如，当一只手被截去时，大脑皮层区过去用来处理来自手的信号的神经元就不能再接受惯常的输人信号。但这些神经元并不会赋闲（神经元遵守严格的职业道德），它们会加人邻近的神经元组织，开始与这些“邻居”一样接收信号。因为管理手的大脑皮层邻近接收脸部信号的神经区域，所以以前的“手”神经元就变成了现在的“脸”神经元。但接收这些神经元传递信号的大脑区域并不知晓神经元输人的改变（从手变为脸）。对大脑区域而言，来自那些神经元的信号还是代表手部正在发生的情况，这就导致了上述奇怪的结果：用幻肢摸某人的脸，这只并不存在的手也会感觉到触碰。
并不是所有的脑部改变都与幻肢症一样离奇。有些变化十分微小且短暂，正如哲学家约翰·洛克所说，“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是特征，就好比影子飞过玉米地”。然而，尽管许多变化小到无人留意，但却可以累计，而且它们的网状效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想想肌肉如何适应逐渐减轻的重量，比如说，一瓶慢慢减轻的浓缩果汁。喝果汁的人每次只喝一点以品尝果汁的香味，这样，每次瓶子重量的改变都不易察觉。只有当她再拿到一满瓶时，她才会惊讶地意识到原来早已经是“空瓶”的重量。尽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微小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中没有留下记录。事实上，无论何时，我们脑中的绝大多数变化都是无法观察到的。
这种十分突出的盲目性恰恰巩固了稳固性这一说法，使我们变得非常保守，不明智地看待那些能够影响及不能影响我们大脑的事物。我们所知的毒品、疾病和伤害仅是少数人的噩梦，但即使对它们，我们也不愿承认自身身份已经发生改变（“他”也许变成了另一个人，那是因为他被洗脑了，但“我”还是我）。任何其他东西都被认为对大脑没有影响——肯定对自我也没有影响——除非找到证据证实。这种保守原则与笛卡尔的二元论有关，它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我将其称为“钻石观”。二元论由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他将高级精神与低级物质严格分开，认为自我就是“会思考的生物”，以一种神秘独立的精神实体而存在。假设真如笛卡尔所言，头脑和身体完全不同，那身体的改变就不应对头脑产生任何影响。
甚至早在17世纪，人们就对这种严格的二分法产生了怀疑。哲学家安妮·康威长期遭受头痛症的折磨。她对身体如何影响头脑有很好的理解，在其死后于1690年出版的批判笛卡尔的书中她这样写道：
为什么精神和灵魂会遭受身体痛楚的折磨？因为如果精神与身体相结合时，精神是无形的，既然两者性质如此，那为什么当身体受伤时灵魂也会感到哀伤？……但如果一个人承认灵魂也与身体一样具有物质属性，……那么以上提到的所有难题就都消失了。我们便很容易理解灵魂和身体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
康威，《古今哲学的原理》，第58页
康威的论著发表时，笛卡尔已经过世，但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促使笛卡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是波西米亚的公主伊丽莎白，一位聪慧过人的女性，她提出了关于疼痛的问题，并且得到了笛卡尔的回应。康威的编辑注释道，“笛卡尔从未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只是建议伊丽莎白每年花几天时间在抽象事物上，而这些话他绝没有对任何一位质疑他的哲学理论的男性讲过”。
然而正是伊丽莎白公主的主张——疼痛是二元论原则下的特例——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从17世纪起，思考“自我”的发展史——如同我们各自建造的小木舟引导着我们驶过生命之河——已经演化出越来越多的例外。神经科学不仅证明疼痛、毒品、疾病、伤害可以影响大脑和自我，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药剂加人了这张清单。基因、荷尔蒙、压力、地磁场、温度、阳光、电线塔、辐射、我们所吃的食物，甚至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是多么脆弱的生物啊，不得不受到如此多的外界影响，其中大多数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注意过！
批评家大呼，但“我”还是我。这些仅为“表面文章”，一点信息素或是有机磷酸盐根本不足以影响“我”的本质。笛卡尔的信徒认为我们拥有“钻石观”，纯洁超脱，不会受周遭污浊世界的污染。我们的大脑就像钻石，在洗脑这种极端压力之下有可能崩溃，但较小的作用力根本无法改变其结构。那么，这种稳固性的说法正确吗？这种“表面文章”在何种情况下会发展成对自我身份的攻击？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几个常见的例子。
大脑供养
回想一下图7.2（b）所示的细胞膜。长期以来，神经科学家们更乐意去对不同的神经传递素和受体进行分类，而忽视了组成细胞膜的磷脂分子。如今，人们却发现碟脂对神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细胞膜由何种磷脂分子构成，这至关重要。一些类型的磷脂分子长且直，因此可以紧紧结合在一起；而另一些则成波纹状锯齿形，因此结合得很松散（见图7.2（b））。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呢？因为细胞膜上的受体在表达时是需要空间的。如果它们受到紧密结合的磷脂分子的限制，当神经传递素插人时，就很难改变自身的位置。这会降低细胞生成信号的效率和速度，从而降低整个大脑运转的效率。
换句话说，改变磷脂分子类型可以对大脑工作效率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需要多一些波状磷脂分子，少一些长直磷脂分子。如果你认准大脑是固定不变的，那么这种改变根本不可能发生。但实际上这很容易，你只需多吃些富含油脂的鱼类便可解决。
磷脂分子的脂类部分就像（或直或弯的）尾巴。它由脂肪酸构成，可能是饱和脂肪酸，也可能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可在经过加工并能长期存放的食物中找到，它产生直的磷脂分子。不饱和脂肪酸可从鱼、坚果、绿色蔬菜中找到，它产生波状的磷脂分子。我们日常饮食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磷脂分子在我们的细胞膜中就排列得越松散，这样细胞就越容易传递信号。细胞膜与人一样也会疲乏、损耗，所以大脑必须一直寻找新的材料来弥补这些损耗。因此，改变饮食结构，食用更多不饱和脂肪酸就可以轻松地改变你的大脑了。
这会产生非常显著的变化。已有证据显示，摄人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儿童的注意力，帮助治疗成人的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母乳对婴儿成长如此有益，正是因为其中有高含量的不饱和脂肪酸。你所吃的东西，尤其是在年幼时所摄人的食物，会对你今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伯_纳德·格施主导的一项实验研究显示，即使成年后，不同的饮食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发条橙》的剧本中，已被判刑的英国罪犯通过几个月的治疗，暴力行为可减少40%。伯吉斯的支持者接受了厌恶疗法。参与这项实验的青年被试用了膳食补充品。
大脑中的“闪电”
我的下一个例子更具有争议性。它涉及颞叶，大脑的这一区域主要负责处理听觉、语目和记忆。有一种癫痫症叫做颞叶癫痫症（TLE），患者有时具有非凡的创造力（比如作曲家德米特里·萧斯塔科维奇，作家爱德加·爱伦·坡，画家梵高都被认为患有颞叶癫痫症），或者强烈的宗教体验（圣·保罗和圣女贞德也是颞叶癫痫症患者）。癫痫症的出现是由于神经元过分活跃，持续不断地发送信号。不过，一些正常人也具有非凡的创造力和宗教体验，虽然他们没有患癫痫症，但他们的颞叶神经元也是非常活跃的，这种现象被称之为“题叶活跃性”现象。科学家认为，个体题叶的活跃程度可从最低的神经惰性到高度活跃的颞叶癫痫症。
迈克尔·伯辛格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精神体验通常因颞叶活动而产生。当然，宗教体验敏感性因人而异。比如，一些无神论者从未有过宗教体验（或者不愿意承认这种体验，就像一个天生的盲人不相信世界上有日落一样）。伯辛格的研究推论是，某些人不相信上帝，也许只是基因的问题：他们的颞叶活跃性太低，因此无法拥有或转换为精神体验。
颞叶活跃性的研究具有更深层的意义。伯辛格报告称，能够通过对右颖叶施加复合磁场的方法，引导志愿者产生精神体验。这表明宗教体验可能源自大脑活动与环境磁场间的相互作用。假以时日，科学技术就能随意提供这种体验了，通过物理方：法让那些从未有过宗教体验的人有机会改变自己的本质。他们经过这种科学技术的改造后，对朋友、家人而言，会不会就像是被洗脑了呢？又有谁知道未来的高科技能使我们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呢！
动摇的根基
坚持稳固论的评论家必然有很多理由。我们的大脑和自身时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尽管我们并不是每次都能察觉得到。坚定的稳固论评论家必须论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管大脑遭受来自化学药品、磁场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侵袭，“自我本质”都不会发生改变。无论我是否有注意力方面的问题，我都是同一个人吗？或者当我患有慢性头痛症、抑郁症，有宗教信仰，出现精神错觉自认为自己是上帝或（如果我患上科塔尔综合征）认为自己已经死亡，与我没有这些病症时是同一个人吗？显然，在决定“自我本质”这个问题上，某些大脑机能要比另外一些大脑机能更为重要。
那么自我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神经科学家倾向于将它锁定于神经元之间的间隙。依照这个观点，自我便是大脑中所有突触活动的集合。然而，这个观点没有清楚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最感兴趣的自我的那一部分：我们认为所有突触都是平等的，只是有一些比另一些更平等而已，这可以为乔治·奥威尔的观点提供辩护。许多心理学家指出，自我与特定现象有关，包括拥有一副躯体，能够对身体和外界施加影响，具有社会性（即与他人交往），有自我意识，不仅能够认识世界和自己的身体，而且还知道自己的想法和感觉。
根据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忍的划时代论著，除上述要素之外，将自我看作独立精神个体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西方文化中的自我是指“独立自主的人”（根据罗伊·鲍迈斯特的注释，对于个性的强调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比如，美国人通常认为个体应该“主要根据自己的内在想法、感受和行为来组织自身的行为，而不受他人思想、感受和行为的控制”。相比之下，亚非文化则注重相互依存的自我，“将自我看作周围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并且认为个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人所感知的各种关系中其他人的思想、感觉和行为”。
记忆的重要性
记忆的可塑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明确。
伊丽莎白·洛夫特，《我们不断变化的记忆》
当你问一个人他是如何知道现在的自己与昨天的自己仍是同一个人时，不论这个人是什么出身，他们的答案通常都会指向：记忆。我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还是同样的自我，因为我们对过去自我的记忆显示我们自身并没有太大变化。我们非常依赖记忆，在出现失忆时会感到痛苦，比如费力找不知去向的钥匙，或是架在鼻子上的眼镜，碰到熟人却想不起他的名字。可能有人读过患者 H．M.（全名亨利·古斯塔·莫莱森）的故事，他是神经科学界非常出名的病例，他因一次癫痫症手术被切除了大部分颞叶，因此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又比如，在电影《记忆碎片》中，失忆症患者试图解开自身存在之谜。尽管他们还认得儿时的朋友，但记不住半小时前看过的医生，因为大脑受伤之前的记忆仍然是完好无损的。即使父母死亡这类悲痛的事件，因为是更为近期的记忆，也无法得以保存。偶尔失忆的人很惧怕会完全失忆，不论是像 H．M.的怪异健忘症，或是轻微的老年痴呆症都会令人恐慌。有一天我们会像习惯我们身体的其他缺陷一样，逐渐习惯我们的记忆力缺陷，但绝不会将偶尔的失忆看作是对自我意识的威胁。
神经心理学家丹尼尔·沙克特指出，失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他详述了七种“记忆之罪”：短暂易逝、注意力涣散、记忆障碍、张冠李戴、易受暗示、偏差和持续性。用沙克特的话来说，前三者是“遗漏之罪”，我们已经习惯并且经常抱怨的正是这几种失忆类型。记忆的易逝性指“记忆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注意力涣散是指没有集中精力记住我们所需的信息；记忆障碍指的是在我们试图提取大脑中的记忆时产生沮丧情绪，这些记忆似乎只需稍加一点刺激就可以回来，但在需要时却总是无法提取。最后一个“记忆之罪”，即持续性，是易逝性的反面。通常，那些不愉快或是受伤害的记忆总是很难忘却，尽管我们非常希望忘记它们。极端情况下，它们还会以幻觉的形式出现，有时患者甚至认为自己正在再次经历以前的创伤。
沙克特提出的记忆的另外“三宗罪”也十分常见，但它们并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失忆。错误归属（张冠李戴）罪动摇了稳固论，这也许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谈论这几宗罪的一个原因。因此沙克特这样描述道：
错误归属罪指记忆出处的指派出现了错误：即错把现实和想象混淆，或者将你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记成是朋友告诉你的琐事。错误归属实际上比人们所认为的要常见得多，而且对法律方面有着深远的意义。易受暗示罪是指当一个人试图回忆过去的经历时，他的记忆会被主要问题、评论或建议所占据。与错误归属罪一样，易受暗示会牵涉法律体系，有时甚至会破坏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