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思想


一个人的权力不仅取决于他(或她)做什么,还取决于其行动被他人接受和解读的方式。社会权力即影响他人的能力,确切地说,就是改变他人观念、态度和行为的能力。思想控制的各种过程必然包含改变,原因很简单,人类世界决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合作。


因果思想


哲学家大卫·休谟很好地展示了这一点:因果关系是我们自认为很懂而实则不然的观念之一。休谟说,导致我们做因果推论的不是我们的推理能力,而仅仅是事物“不变而有规律的联系”的实际经验而已。这个敲尤其适用于预测:

 

这两个命题远非一回事,“我发现一个客体总是伴随这样一种结果,因此我预测其他具有相似外观的客体也会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你不介意,我将承认:一个命题可以由另一个命题理所当然地推断而来——我知道,实际上这个命题总是这么推断出来的。但如果你坚持认为推断是通过一连串推理得出的,我希望你能给出这一推理过程。

 

休谟,《人类理解论与道德原则论》,第34页


三个多世纪后,丹尼尔·丹尼特在其著作中区分了很多我们用来支持因果关系论断的要素。以“比尔绊倒了阿瑟,导致阿瑟摔倒了”这句话为例。这些要素包括因果必然性(如果比尔没绊倒阿瑟,阿瑟就不会倒)、因果充分性(阿瑟的摔倒是比尔绊倒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果独立性(可以将阿瑟摔倒和比尔绊倒他这两者分开来认识,从而一者可以不依赖另一者而存在)和时间优先性(区分因果的一个可靠方法就是注意到:原因总是发生在结果之前)。丹尼特还指出了其他的要素,比如因果之间的身体接触,或我们认为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施动者的观念“会增加我们作因果判断时的信心”。例如,当某一事件有多种原因时,我们对判断的信服程度将会大打折扣。但我们的判断还是依赖于因果概念。企图产生影响即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实施影响企图者之行为将致使受动者发生改变。


责任思想


我们的行为能力(作为行为发出者或来源)得到认可是我们进行社会互动的基础,这至关重要。伴随着这种施动感而来的是责任观念,有了这种责任观念,人类才得以解释自己的行为。对于荣与过、赏与罚的正确评价而言,责任必不可少。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责任最具有分析性的可能要数刑事司法体系了,它通过分析责任来决定一个特定的行为(或不作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被告是否对其负有法律责任(能够承担法律责任)。英国的法律将犯罪行为分为两个要素: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泛泛地说,犯罪行为构成了“外在的”要素,如被告的行为以及该行为所造成的事态;而犯罪意图指“内在的”要素,如被告的意图和心理状态。这两个要素并不总能轻易地区分开来,例如,如果被告被指控携带攻击性武器,武器是外在因素,因此属于犯罪行为的一部分,但“攻击性武器”在法律上被定义为“蓄意伤害他人所携带的任何物件”;换句话说,犯罪意图才是决定性的。然而,尽管犯罪行为和犯罪意图有时可能是相互决定,但实施一个犯罪行为通常必须二者兼备。“没有哪种刑事责任是针对某种心理状态而规定的”,在英国的法律里没有,至少目前没有,尽管人格医学化(如本书第4章所述)的增强促进了这方面的发展。


自我思想


职责与施动行为需要一个可靠的施动者,这就引出了如何界定施动者的问题。人们通常想当然地将“自我”当作思想和行动的源头,是传统意义上感知的接收者。17世纪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将意识界定为自我的一个重要方面:纯粹、无实体,且独立于物质世界。依照这种观点,我们的思想就像钻石一样纯洁而透明。更接近现代的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不管自我是什么,它都不像钻石,而更像黏土:有可塑性、相互关联性,且依赖于物质世界,尤其是依赖于人类大脑这一物质实体。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认为,我们对自我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在所处社会中的角色,以及我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看待自我的方式,对人们如何认识改变自我的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钻石观”比起“黏土观”要难改变得多。因此,对于洗脑而言,自我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自由意志思想


自由意志是犯罪行为这一概念的关键因素,因为被告人在实施某些行为或引起某些事态时必须具备自由意志才能构成犯罪。乔纳森·赫林在《刑法》(Criminal Law)中指出,“犯罪行为必须是故意或自愿的,这是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被告必须是本来能够避免其所实施行动的发生的”。这一必备条件排除了意外行为和他人身体上的强迫(受到严格意义上的身体上的逼迫,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的情况,同时也排除了无意识行为和精神失常。无意识行为是指发生在意识和(或)精神控制范围之外的行为,例如由突发事件引起的反射性肌肉痉挛,以及在脑震荡后发生的行为。由自身原因导致的无意识行为(如由醉酒诱发的行为)是不具备正当辩护理由的。精神失常与无意识行为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精神失常的诱发因素是内在的(如疾病),而不是外在的(如突如其来的噪声,或头部受到打击)。但有一种情况没有排除在外,即激怒杀人,它是对强烈情绪的一种反应,例如所谓的“激情犯罪”中表现出的情绪。我将在第9章进一步谈论有关强烈情绪的内容。

司法体系如此,其他社会领域也是如此。我们在第11章将会看到,自由是一种基本的人类价值。具有历史头脑的哲学家总结发现“意识”一词在英语中大概出现在17世纪。而表示自由的词语至少自9世纪以来就已成为了英语语言的一部分,并且自由的概念比以书面文字出现久远得多。时至今日,自由意志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它就像是数学方程式中的奇异点一样暗含于人类的行为理论之中。正如任何数除以零可以得到无数个可能的值一样,一旦投入到自由意志争论的大锅炉,人们就会感觉像是漂浮在迷茫哲学的各种可能性的海洋里。然而,自由意志是“自我”概念的核心,尤其是在现代的西方世界。自由意志之于洗脑而言不仅重要,实际上也是洗脑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当我们具有自由意志时,强烈的影响形式才会构成潜在威胁。否则,我们就像是在永无止境的因果循环细绳上往下滑的珠子,任何一种影响都只不过是在因果决定论世界中增加的一个动因而已。


※本章小结

 

谈论思想控制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及上述概念。有些概念(如改变)似乎相对来说问题不大,而有些概念(如自由意志)则数百年来一直困扰着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不过,当今的思想家比先前的思想家多了一个优势,我认为那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20世纪以来我们对人类的大脑和行为有了更多科学的认识。本书的第1部分给出了很多例子,描述了社会心理学如何增进了对行为尤其是集体行为的认识。本书第2部分将谈论神经科学以及人类大脑的各种奇迹。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散文家、评论家、画家。他热衷于争论,擅长撰写警句,谩骂和讽刺性的文字。他最著名的散文集是《席间闲谈》和《时代精神》。

John R.P.French(1924—2006):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名誉教授。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他与伯伦特·雷文在1959年合作的著作《五种社会权利基础》。

Bertram Raven(1926—):美国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名誉教授。

David McClelland(1917—1998):美国社会心理学家,1987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

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人类理解研究》(1748)、《道德原则研究》(1752)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等。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及乔治·贝克莱(George Berkeley)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Daniel Dennett(1942—):美国哲学家、作家和认知科学家,主要研究精神哲学、科学哲学和生物哲学,特别是那些与进化生物学和认知科学相关的领域。

Jonathan Herring:在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和民法学学士学位,拥有律师资格,曾经是剑桥大学纽霍学院的法学教员和教学主管,以及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法学讲师。1999年以来,他一直在埃克塞特大学任教。

 

 

第2部分

头颅中的叛徒

 

 

第7章 变幻莫测的大脑

第8章 网与新世界

第9章 压倒一切的情绪

第10章 停下来思考的力量

第11章 自由那点事儿

 

 

第7章 变幻莫测的大脑

 

没有哪种生物的内在意志能够强大到完全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乔治·艾略特,《米德尔马契》


这一部分将就“洗脑”中的“脑”一词作一些简单基础的科学解释。本章将主要探讨产生影响的技术所使用的核心机制,即大脑变化。因此,这要求我们应该对现代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有些了解。


魅力无穷的科学

 

神经科学,即研究大脑的科学,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产物,它源于人们相信任何事物都不会超出科学的解释范畴。与其姊妹学科遗传学一样,神经科学在20世纪发展起来,却被先发展起来的物理学掩盖了光芒,物理改变了所有人的生活,人们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遗传学承诺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吹嘘着自己有一天将如何征服世界。与这些浮华的年轻学科相比,神经科学就像灰姑娘一般沉默。但是有人预言神经科学必将超过它的这些姊妹学科,它不仅会改变我们生活的世界,我们的身体,甚至能改变我们创造出来的思想、自我和文化。

神经科学已经告诉我们,人类并非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那种生物,我们关于自身的一些最乐于接受的假设都是误断。人类的许多社交活动都是基于两个观念。第一是稳固性的观念: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思想就像钻石,即人格和记忆一旦形成,即使会变,过程也是相当漫长的。第二是自由意志的观念: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思想,因此至少必须为我们的部分行为负责(即自觉行为)。当然,这些假设受到了世界上一部分科学家、哲学家以及作家的质疑。甚至仅在本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多人们如何改变,怎样受控制的例证。然而人的思想具有稳固性和自由意志这一观点,尤其是在西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例如,英国刑事司法制度便是依靠自由意志这一观念来指派刑责并判处刑罚的。同样的,它也承认思想的稳固性:一名因谋杀罪被判入狱的犯人必须与他杀人时是“同一个人”,即他的性格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洗脑通过强加巨大的人格变化,从而使被洗脑者失去自由行事的能力,并且使其仍认为自己是在自主地行动。因此洗脑也能从上述两个观念(稳固性和自由意志)中获取力量。为了理解洗脑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需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自由意志是第11章的主题。稍后我们将在本章中就人格稳固性的假设进行探索。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参观一下神经元世界。


神经科学简介

 

如果你打开一本神经科学方面的通俗读物,在深人研读之前,你大体都会读到这样一句话,告诉你人类大脑有数十亿的神经元。最通俗易懂的理解便是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数目与已知宇宙的原子数目进行类比。鉴于大多数人对理解如此巨大的数字概念存在困难,我在此就不再赘述。相反,我将尝试使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来阐释人类大脑的复杂性:以地球作比喻。

科学与电脑制图学通过一块围绕轴心旋转的光秃岩石的合成图像,帮助我们猜测世界的起源。初生的地球就像一个饱经风霜的生物,经受着地震、火山和流星撞击的折磨,经过巨大变化才有了雏形。但随着逐渐冷却,初生的剧烈变化渐渐平息,继而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地形风貌。与此同时,不论是在空中还是深海,一群聚集的化学物质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能力——自我复制。自此以后,生命便不断繁衍,经历了彗星撞击、冰川时期及宇宙给予它的各种灾难,一直到现在,仍然生生不息。

地球的情况与我们每个人的大脑一样。早期的变化非常剧烈,塑造着我们仍不稳定的认知图景,决定着我们人格的主要类型。这段时期,即使是一颗流星撞击都会对其未来的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渐渐地,一切开始趋于稳定,早期的激烈情绪开始平复,变化的速度开始放慢。正如年轻的地球上生命的繁衍,每个物种都会开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而文化环境也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并且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塑造着它。思想,就如同数以万计的居民,在神经

世界里繁衍生息。一些思想如同化石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而大多数思想会悄无声息地消逝。与生物一样,思想也可以进行清楚的归类,每一种思想又都是独一无二的。思想可以像生物一样进行复制,并且能够在大脑间进行传播,未来甚至极有可能在两个世界之间进行传播。

一些生命形式经历长期的进化,已经形成了复杂的躯体、大脑,以及社会交往行为。就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物种发展出了语言及繁荣的文化,但大多数缺乏这些天赋的物种也对它们周围的世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尽管生命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地球的面貌,然而地球本身并不需要生命。正如世界末日的散布者一直所预言的那样,人类在未来某个时候会灭亡,所有生命都将死去,即使这样,地球也不会在绝望中毁灭。它只会一如既往地绕着轴心旋转。正如作家萨曼·拉什迪所写道:

 

我们抬头仰望星空,希望星星也低头俯视我们,我们祈祷有星星可以让我们追寻,有星星在天堂的另一端带领我们走向宿命,但这一切只是我们的幻念。我们仰视银河,深深地爱上它,然而宇宙却并不像我们关注着它一样关注着我们。不论我们多么希望得到星星的关注,但它们还是只待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着。

 

拉什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第62页


大脑也是如此。即使去除大脑中的“精神居民”,即使思想和文化消亡,或不再建立,大脑也仍然存在。它们只不过是失去几乎所有使其有趣的事物罢了。剩下的便是如同我们的姊妹星球——火星一样的荒芜景象:它提醒着我们这座星球的原始面貌,以及当生命繁衍终结之时,这个世界的模样。

试想现在我们要探索一颗新的行星,我们不仅要了解该行星上形成陆地、海洋和气候的各种自然力量,而且还要记录各个物种,解释它们的进化过程。这么一想象之后,你就对神经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有了些许认识。大脑的研究者就像是带着工具和知识的星际先驱:神经解剖学家负责绘制大脑地图,神经药物学家、神经生理学家、细胞生物学家及神经遗传学家负责研究大脑运转的机制,脑成像专家负责从“太空”拍摄美丽的照片,从性别到血清素,各种现象都有无数的专家在探索。由于研究范围的激增,神经科学内部势必是片段的结果,因此无法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概述。然而,某些基本原则还是得到了一致的认同,我接下来要阐释的便是这些基本原则。


大脑有什么构成

 

大脑,如同身体里的神经,是由神经元构成,神经元是传输信号的专家。它包括细胞质和细胞核,细胞核内含有核心机制,比如 DNA(脱氧核糖核酸),细胞的基因便是由 DNA组成。每个神经元都可以通过一条被称为轴突的长长的突起发送信号,同时通过稍短的叫作树突的突起接收来自另一神经元的信号。通常,每个神经元都有一个轴突和多个树突,因此可以同时从其他细胞接收成千上万的信号,但一次却只能发送一个信号。每个神经元的轴突都延伸至另一神经元(让我们知道我们脚趾感觉冰凉的神经轴突从脚延伸至脊髓,长达一米甚至更长)。但是,轴突并没有触碰到接收信号的细胞。这两个神经元之间细微的间隔被称为突触。(见图7.1)

 

 

图7.1 神经元一个细胞体构成——包含指挥这个神经细胞运转的核心机制——从这个细胞体上延伸出多条树突和一根轴突。树突接受其他细胞的信号。轴突可延伸一米或更长,它将细胞的信号发送至其他神经细胞。轴突末梢和下一神经细胞之间的微小缝隙(图示中有所夸大)是突触。通过突触,信息便可以从一个神经细胞传至下一个神经细胞。


神经元在何处?

 

只有当每个神经元细胞都存活、呼吸并且处于富含各种微粒的脑脊液(CSF)之中时,神经元才能发挥功能。这些微粒中,其中一些是中性的,另外一部分是带正负电的离子。

它们大小各异,从最小最简单的(离子,如钠、钾、氯化物)到体积稍大、结构更复杂的(如蛋白质、脂肪、药物、病毒)。大脑从血管吸收所需的营养素(如葡萄糖和氧气),血管以一种特殊的细胞排列组合而成。这种排列方式使血液成为大脑的重要保护屏障,负责控制哪些物质可以进人大脑,哪些不能进人脑中(见图7.2(a))。

 

 

图7.2(a)以上是一幅简单的神经元图示(为简便起见,轴突和树突并未在图中标示)。神经元被细胞膜环绕,内含有细胞核和细胞液。细胞核中又包含细胞基因,蛋白质便是由基因编码形成。细胞质中含有细胞运转的大部分机制,包括产生能量,将蛋白质从生产地运送至所需处,修复破损,生成轴突与突触间传导的电信号。细胞质中含有许多离子(带电粒子:由图中填充有颜色的小颗粒表示)。当神经元停止工作(即没有发送信号)时,细胞质中所含的负离子就会多于神经元所处的脑脊液中的负离子。任何细胞都含有多种正、负离子以及不带电荷的分子。


(神经元)内部与外部

 

神经元的皮肤就是细胞膜,它由一种叫作磷脂的双层脂类分子构成。就像国家的边境,细胞膜决定着细胞的形状,理论上来说,它会将不速之客阻挡在外。大多数国家都有很多人口,一些人口有人守卫,而另一些却没有。细胞亦是如此。磷脂细胞膜有很多孔洞。一些孔洞无人看守,但只允许某些分子,如水和钾,渗透进人;另一些人口由受体把守,必须通过特殊信号(通常来自另一神经元)才能被激活,这些细胞膜孔洞的大门才会敞开,让分子进人细胞(见图7.2(b))。细胞有一条恒定的可以穿过细胞膜的双向通道。与国家一样,细胞也有复杂的内部机制以处理进人其内部的物质。

 

 

图7.2(b)是细胞膜的一部分,它由双层磷脂分子构成。细胞膜中嵌入的是受体,以及神经传递素锁定时可被激活的复杂分子。每个受体都只能对少数几个特殊的分子做出改变形状的反应。这种反应会引起细胞内部发生诸多变化,包括(如图所示)开启离子通道。因为休息状态的神经元相对于脑髓液来说带有负电荷,那么正离子变灰穿过开放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这是因为它们受到其他正离子的排斥(在脑髓液中的正离子较多),同时又受到负离子的吸引(细胞中的负离子较多)。如图所示,正离子(图中的灰色填充颗粒,用箭头标示运动方向)穿过开启的离子通道进入细胞。


神经元如何工作?

 

所有细胞都进化出了一种被称为“离子栗”的机制。正如受体管理哪些物质可以进入细胞一样,离子泵可以去除某些离子(这与移民官员拒绝那些不受欢迎的移民入境是一样的)。神经元非常擅长管控离子的通行,它们可以精准地调控脑脊液和细胞质之间的电荷差。当神经元没有接收信号时,它们内部相对于脑脊液来说是负电荷。而当信号激活受体使正离子进人神经元时,细胞质所带的负电荷就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一股电流——细胞自身的信号——从整个细胞传导至轴突末端,泵出正离子,相对脑脊液而言,此时细胞又带有了更多的负电荷,神经元从而恢复至停工时的负电荷状态,准备生成下一个信号。


神经元之间如何沟通?

 

从大脑角度考虑,突触才是真正的活动场所。细胞跨过这些细小的间隙便可以互相交流。它们用来交流的语言是一种释放出的信号物质。当电信号传至轴突末端,它会释放一小团化学物质,称为神经传递素(因为它们在神经元之间进行传递)。这些分子释放出来后,越过间隙,其中一些到达另一神经元,在那里找到神经元表面(即细胞膜)的受体,等待合适的分子到来。如果遇到相匹配的搭档,它们便能立即结合:就像锁和钥匙一样,神经传递素能立刻插入受体分子中,带它到达新的位置。当受体形状改变时,细胞膜的大门便会开启,能进入这扇门的任何化学物质都会改变细胞的电荷状态,并且触发一系列二级信号(即二级信使)。信息传递后,神经传递素便会脱离分子,由处于突触中的特殊分子(回收酶)进行回收;同时,受体恢复“被动”状态,等待下一次联络(见图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