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情绪。例如第2章提及的情绪感染，可以让人们的动作、面部表情和对话同时而快速准确地进行。根据詹姆斯和达马西奥的观点，因为这些身体变化先于情绪感受而发生，社交活动的参与者发现自己的情绪会受到交流对象情绪的影响。然而大多数人都意识不到自身感染、模仿以及反射对方情绪状态的程度。类似的情绪共享是一种社会压力，可以促进社交的和谐与归属感。共享的情绪可以彼此促进。情绪的社会表达并非随意而行、缺乏理性；相反，它有助于达到非常实际的目的。
与信念一样，情感不易受外界影响的特质有助于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我们没有时间思考每一个感受，我们也没有时间分析每一次感知或认识，因此记忆捷径可以有效防止我们陷入错综复杂甚至可能致命的停滞中。然而，每个管理者都知道，委任他人有利有弊。同样，信任我们的情感可能让我们远离现实，甚至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当我们周围有人知道如何为了自身利益而操控情感之时。比如，一个英国非主流政党所发布的宣言中便可以找到类似的操控行为：
从本质上来说，政治避难者被“驱逐”在我们的社区是政府的过错。英国国家党议员将竭尽所能避免政治避难者被驱逐……尽管我们认为这些政治避难者没有权利留在英国，但既然他们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将坚持“政治避难者必须偿还他们在当地社区所享有的利益”，去清扫大街或是代表社区完成其他任务。但这些任务不能以牺牲当地清洁工的工作为代价——事实上还有很多垃圾需要清扫。这些工作并不代表他们拥有合法的居住权。
英国国家党，《英国议会选举宣言》，2003年5月
让我们暂且把情绪搁置一旁，从认知网的角度来思考这些词语。第8章已经提到刺激的时机、强度和频率对加强心理联想的重要性。在上述简短的摘要中，“政治避难者”一词出现了四次；比它出现频率更高的只有“的”“了”等虚词，这些常用词汇我们通常都不会太注意。同时，读者的大脑还在接收情感化的言语刺激。积极词汇比如“我们”“我们的”“当地”和“代表”可以把读者吸纳到英国国家党组织内。消极词汇如“驱逐”“垃圾”“过错”“代价”将身处组织外的政治避难者进一步排除在外。注意文中是如何强调“垃圾”的比喻用法的，最开始用的是“被驱逐”，然后更为明确地说政治避难者应该去做清扫大街的体力活，清扫英国良好市民制造的垃圾。再看文中出现的抽象概念：“权利”“社区”“合法”“政治避难者”。文中完全没有对骗子和医生、经济移民和酷刑受害者进行区分。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篇散文，它用尽一切努力在你脑中植人一张认知网，向你灌输所有政治避难者都是废物的观念。（你也许希望从相反的角度来分析这段话。）由某些词汇引发的情感会加强那张认知网。换句话说，即使读一篇文章只激发了很微弱的情感，也能加强相应的认知网。强制洗脑过程中产生的情感，比如在邪教组织中，远比读文章更强烈。因此，它们加强认知网的能力也愈强。
情感源自身体状态。这种状态常常会被一些事件所改变，比如激素释放。举例来说，紧张或危险的环境中人体会释放肾上腺素，让身体准备好与敌人对抗，或是逃离捕食者。然而，尽管激素可以被很快释放出来，但它们像放射性元素一样也有半衰期，这意味着它们的作用不会立即消逝。因此，我们会发现在一阵激烈的划船运动之后，其他参赛选手早已离开，但我们的身体却还一直在颤抖。这也是政治宣传运作的方式。情绪化的语言的作用会持续停留在我们的脑海中，影响我们对相近词汇的认知（比如“政治避难者”），就像人们不易察觉的苦脸或笑脸会影响我们对于抽象视觉符号的评判一样。时间上的延迟会引发错误的联想，并且将思想认知与我们此刻的感受联系起来，形成认知网。这种认知网的形成可能由引发这些思想或认知的事物所引起，也可能不是。我们在经历这些情感时所激活的任一认知网都会受到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感觉没有区别。
但是，如果人们情绪上有所不安，通常并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会对政治避难者产生过度的消极看法。我们所担心的是情绪的力量。这与对洗脑的担心是相同的：我们害怕失去对自身的控制。因忌妒而发怒的男人可以杀死自己心爱的女人；羞耻心和恐惧可以让母亲扼杀自己的私生子。抑郁产生的绝望情绪可以让人崩溃到自杀。这样看来希腊人的描绘就不足为怪了，希腊人把情绪描绘成试图逃脱理性枷锁的野兽，或者描绘成把人逼至毁灭的复仇女神。我们的恐惧是害怕被一扫而空，害怕发现自己处于《奥斯列特》唱诗中所控诉的情境惯常的理智，或寻常的道理，都带不来呼吸需要的氧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因一己私利而破坏所有。
为什么有些情绪那么不可抗拒？一部分原因很可能如达尔文所言，人的基本情感都经过了长期的进化。遇到紧急情况时，我们等不及大脑充分处理所有的信息，因为这时反应速度能够决定生死，所以情绪可以作为紧急情况的先行反应开关。受到强烈情绪的控制时，我们无法思考，不能把情绪搁置一旁等到方便时再作处理。恐惧等消极情绪尤其让人难以克制。心理学家亚历山大·贝恩称：“当受到强烈情绪控制时，我们会无视所有与之不一致的事物……情感的洪流会卷走一切，当时所有反对意见都会消失，好像它们从未出现过。”让我们回到前一章用到的比喻，情绪就像我们脑中积蓄的洪流。行动可以释放情绪的洪流，能够平复心绪，减少强烈情绪带来的不和谐。
压力释放伴随着情绪宣泄，其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开发出如此多激励情感文化的一个原因。不过这种情绪宣泄通常都是以相当保守的方式进行的，这倒也无妨：引发情绪的生理变化通常都很短暂。从进化角度看，情绪的作用是为了预防突发事件。比如，为了逃离险境而承受血压陡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完全值得的。但是，如果这种情绪反应被长期刺激，它的负面作用就会带来越来越多的伤害。压力有害的说法是正确的：持续的高压会增加患抑郁症和传染病的几率，并加重冠心病病人的病情。如今，人类被捕食的危险已经很小了，但正因为人类具有把抽象概念与强烈情绪联系起来的能力，因此我们在面临祖先可能难以理解的情形或事物时，却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压力。
给大脑施压
当我们感受到压力时会怎样呢？从生理学角度来讲，压力是一个多层次现象。当某人第一次遭受一种压力刺激时，他的大脑会通过激活全身的神经，提升心率，释放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进行应对。这些激素可以增加肌肉组织和大脑中的血流量，增强神经元对输人信号的敏感度，放大瞳孔使眼睛更好地察觉临近的危险，以便人体做好“战斗或逃跑”的准备。其他诸如皮肤、消化道等区域，由于并不急需血液来维持新陈代谢，因此这些区域的血液会减少以节约能量。接着会释放糖皮质激素，它能改变新陈代谢速度以促进脂肪分解，释放能量，让更多葡萄糖进入大脑以补充能量。上述所有活动都有助于我们躲避捕食者。但如果压力持续刺激人体，居高不下的肾上腺素和糖皮质激素就会损害心脏和肌肉组织，使血压上升，免疫系统衰弱，使得这个人更易遭受疾病的感染。
上文已经说过，压力可以提高大脑的警愒性，它让所有神经元都处于高度警备状态以接收任何外界的输入信号。通常情况下，大脑会在信息到达大脑皮层前将许多信息过滤掉，但在压力反应过程中，所有过滤器都会放行，让更多信号涌人。然而，神经元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当处于持续的高度警觉状态时，它们会筋疲力尽，对输人信号的反应越来越少。这是我们大脑偏好变化和新奇事物而带来的负面影响：神经元对输人信息的变化非常兴奋，但如果这个信号一直保持不变，它们便会失去兴趣。比如，“美国总统演唱约翰·
亚当斯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这一则新闻就颇具神秘感。广告商早在几个世纪前就明白新奇的吸引力，并且至今仍在利用它：帕拉康尼斯和阿伦森在《鼓动的年代》中写到“含有新鲜、快速、方便、改良、时髦、惊喜、令人惊叹、进口等词的广告能售卖出更多产品”。这八个词中，“新鲜”“改良”“时髦”“惊喜”“进口”等五个词，通过明确地强调变化来吸引我们的眼球。
但是过多的新信息会让我们感觉负荷难载，尤其是不断有新信息呈现时。人体进化出反抗或逃跑的反应并不是为了应付长期的压力，而是为了处理暂时的危险。前额皮质被认为是处理压力反应的主要部位，在面临高压事件比如虐待时，该部位会十分脆弱，尤其是在幼年时期。这与洗脑有着密切的关系，洗脑正是通过施加压力的方式运作的，在第10章我们将知晓前额叶区域能够很好地防御试图施加影响的技巧。洗脑过程中产生的压力可以攻破这些防线。
研究洗脑的评论家称，某些受害者更容易应对。这是因为个体的压力反应因人而异。这种差异源自于基因差异和个人经历。基因在子宫中就开始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进而影响人的成长。尤其是年幼时期的压力（甚至早至母亲在怀孕期间受到的压力）可以增加前额叶皮质等大脑区域在今后遇到压力刺激时的敏感度，并且可以为人的一生定下其焦虑水平的基线。个体压力敏感度差异的一个鲜明例证就是反社会型人格障碍（APD）。例如，在APD男性患者和非APD男性患者的脑图像研究中，施加给被试一个紧张性刺激（被要求在四分钟内准备发表一个演讲），在此期间研究人员测量被试的基本压力反应，比如心率、前额皮质的大小。结果患有APD被试的前额皮质明显更小，感受到的压力更小：他们的心率平均值要比非APD患者慢8次/分以上。
尽管强烈的情绪会造成生理伤害，但其力量可以压制所有的理性思考，这一点有时也被看作是情绪自身的一个益处。想得太多会让人丧失决断力，有时还会引发抑郁。强烈的情绪会将意识焦点缩小至直接正面的短期思维方式，屏蔽长远的通常比较消极的观点，例如滥交的害处、吸烟的危害，以及如果你真揍你的老板会产生的麻烦等。如果我不想为我的行为后果感到烦恼，那么让自己变得情绪化是一个避免去想这些后果的好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情绪都有这种作用。适度的情绪在助长偏见的同时，也会对认知图景的形成提供有价值的指导。达马西奥在《笛卡尔的错误》一书中的观点正是围绕这个主题，情绪常常可以帮助人理性地处理事情，促进社会有效运转。机器人、计算机和仿真人被视为逻辑运算的典范，但并没有多少人真的想成为机器人、计算机和仿真人。我们有理由相信情绪是人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情绪借口
情绪让我们失去自控能力，做出自己不愿做的事（即在清醒时刻不会做的事），情绪的这种特点众所周知，所以在举棋不定之时可以利用内心情感来作判断。这样的判断有效吗？在这里，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后知之明和阐释学在评估自身情绪状态时的作用。例如，一位经理极力要为自己辱骂秘书的行为进行辩解时，他会回忆自己当时的愤怒情绪，在社会舆论压力下把当时的行为重新解释成是瞬间的强烈愤怒冲昏了头脑。他可能只是在说谎，但由于回忆情绪可以强化这种情绪本身，到最后他可能真的认为自己只是被激怒了。他是否相信自己是被情绪所控而无法停止对秘书的伤害，取决于他是否相信情绪能够并且的确压倒了他所有的理性克制。
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对“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及其现代说法“有缺陷的基因可以导致人患上肥胖症，成为瘾君子和罪犯”作出了他的解释。
我们的文化最近越来越喜欢上了“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以及基因引发毒瘾的说法。但在有关自制力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一直反复再现：人们实际上默许了自身的失控。换而言之，是人自己让自己失去控制，他们是失控事件的主动参与者。不论是暴饮暴食，还是放弃不愉快的任务，实际上都是这个人自己让这件事发生的。暴力行径的发生也是如此。“无法抑制的冲动”这个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会误导我们，因为大部分暴力行为并非真的是“不可抑制的冲动”的结果，而是人们自己允许自己失控的。人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可以把某些冲动视为无法抑制的……比如，人们会把暴饮暴食或酗酒说成是一股强烈冲动导致的消极绝望的情绪。然而在自我放纵的过程中，他们还是在不断地拿起食物或酒，把它们放进嘴里吞下去。这些都是主动行为，而非被动行为。也许抵制这种冲动对他们来说很难，但在纵容自己的欲念时，他们并不单单是放弃抵抗那么简单，而是变成了主动行动的共犯。
鲍迈斯特，《罪恶》，第274—275页
关于自控能力，鲍迈斯特声称，当我们屈从于“无法抑制的冲动”时，我们会莫名其妙地“选择放弃”，无视常规，或者将我们自身置于不得不失控的境地。当然，这些常规限制越弱，就越容易被忽视。我们的大脑要如何履行这些常规，如何加强它们，我们是否具有自主选择的能力等，将是本书接下来两章的重要主题。同时，我们完全可以说，尽管我们常常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我们对因情绪而产生的行为却能有更强的控制能力。但要实现自控需要我们进行复杂而长远的考虑和打算，避免陷入产生强烈情绪的境地，在心中牢记这样做产生的后果：当强烈情绪让我们只关注到当时发生的情况时，我们所有的其他能力都会削弱。有心人可能故意诱导当事人的情绪，使其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当下所发生的事件上，这对洗脑者来说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策略，因为它抑制了受害人仔细考虑问题的能力。
情绪在大脑中泛滥
当我们感觉到自身的情绪时，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前文我们知道情绪源自于生理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想是大脑的皮层下区域负责将身体和大脑皮层联系起来，并把信息从身体传到大脑皮层。首先，这需要一个皮层下区域，或是连接脑皮层和处于大脑最低级的输出控制区——脑干——的参与。这些区域可以专门表达与情绪相关的信息，因此我将其称为情绪表征，或 ERs（见图9.1）。
图9.1简要地描绘了情绪表征（ERS）接收到的输入信息和ERS输出的信息。图中箭头表示信息流的方向，但这是高度简化后的图示，实际上，神经交流大部分是双向性的。
外部世界通知 ERs侦测到了刺激物，比如正在不断靠近的捕食者。这个初步信号首先从丘脑快速传来，较慢但更高程度加工的信号则来自皮层感觉区。ERs也接收并描述来自人体的输人信号，比如心率、血压、激素水平等。其中一些输入信息是神经性质的，意思是来自连接内脏器官和大脑的神经。另有一些输人信号是内分泌性质的（激素性质）：一些神经元具有可以被激素激活的受体，这些受体允许细胞监控激素水平。ERs输出信号至脑干，从而调节心率、呼吸与肠道功能（因此极端的恐惧情绪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以及其他我们平时不会想到但遇到紧急情况时却需要用来保持高度戒备的身体功能。ERs也将信号发送给脑下垂体，它是大脑底部的一小块凸起，可以调节激素水平。ERs还将信息发送至大脑的其他区域，尤其是大脑皮层的额叶，为完整地、有意识地诠释情绪经验提供基础。
感受我们认为该感受的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因为有研究显示，我们如何解释自己的身体反应不仅取决于身体告诉我们的信息，而且还依赖于我们当时的想法。1962年，心理学家斯坦利·沙克特和杰罗姆·辛格不顾争议，公布了一项实验的结果（见下文），这个实验后来成为了经典的引用文献。被试被告知正在测试一种维生素化合物的及时效果，实际上给他们注射的是肾上腺素或安慰剂（一种不会产生生理效应的物质）。一些被试被告知注射该维生素化合物会让他们变得兴奋（肾上腺素确有此效），一些被试被告知注射该维生素化合物会使他们感到困乏，而另一些被试则不知道注射物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结果如何呢？被注射了肾上腺素的被试都感觉到了兴奋。如果他们被告知注射的药物会让他们兴奋，他们就不必再寻找别的原因来解释自己的兴奋：是“药物作用”。但如果他们没有被告知任何事，或者被告知的是注射物会让他们疲倦（实际上有意错误告知），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将身体反应归咎于药物作用，他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身体反应另找原因。
沙克特和辛格利用人们能够被他人情绪所感染这一点，巧妙地对此作出了解释。他们把被试和知晓内情的人放在一起，但被试并不知晓自己伙伴的身份。伙伴会假装出高兴或者愤怒的情绪。沙克特和辛格预计，一个明显高兴或愤怒之人（被试认为这个人和自己一样也被注射了药物）的存在能让被试用以解释自身的情绪。“他被注射了药物，他很兴奋；我也被注射了同样的药，因此我的感觉也一定会是兴奋的。”这的确见效了。被试对伙伴行为的解释与来自他们自身的内部信号（产生于药物注射）相互影响，结果被试就把这些信号解释为快乐或愤怒。所思影响所感，反之亦然。
尽管许多社会心理学家指出，沙克特和辛格的实验结果在伦理层面和科学层面都具有极大的争议，然而他们的研究却成为社会心理学课本的主要例证。这项研究受到持续欢迎的一个原因是，它把传统意义上相互分离的两个领域联系了起来：认知和情感。当我们感受到一种情绪时，引起这种情绪的刺激，以及它们在我们大脑和身体中诱发的反应，与我们储存的“历史输人信息”相互影响，从而进行不断的评估解释过程。我们利用这种情绪解释法来确定如何归类我们的感觉。生理和心理共同作用，彼此影响，才形成了我们所体验的总体感觉。
情绪系统
如果一种情绪感受产生于认知解读引起的身体变化，而我们又知道所思会引发所感，我们便可以预见 ERs和处理情感的大脑皮层区域之间的交流是双向性的。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对自身的情绪有一定的控制力，我们便希望处理情绪的大脑皮层区域能够限制，或者说阻止皮层下区域的活动。而且，情绪反应十分复杂，涉及很多不同的行为，发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从最初的心率改变到面部肌肉的缓慢变化，譬如愤怒或微笑的表情变化。这需要一套错综复杂的控制系统：简单的输入一输出回路不足以灵活地涵盖所有选项。
事实上，神经学家已经发现：从皮质到脑干，大脑各个部位之间所有的复合反应组成了一个完善的情绪表达体系。低等生物进化出简单的反应模式，来帮助它们区分捕食者和猎物；高等生物能够知晓有时候捕食者并不在威胁范围内，或者说猎物不在可捕食的范围内。人类不仅能够辨别恐吓和承诺，还能领会上千种细微的情绪差异，比如欲望和恐慌、希望和欺骗、喜爱和愤怒。我们具有惊人的心理阅读能力：这种能力并非针对心灵感应层面，而是说我们能够辨识出表示“我爱你”的微笑和“我爱你，但是……”的微笑之间的差别。要想对此作进一步了解，我们必须先了解 ERs本身。
感知中的大脑
在大脑左右半球的内部，颞叶下方，有一类似杏仁的细胞群，称为杏仁核。杏仁核受到损伤时——比如遭受不幸事故的人，或实验中被故意损伤颞叶的猴子一会发生奇怪的现象。受害者会变得异常地无所畏惧，它们可能会参与更多社交活动或发生更频繁的性行为。颞叶损伤的猴子会变得非常友好，并且它会变得非常大胆，甚至可以镇定地跨过一条橡胶蛇去拿葡萄，然后又回过头来打探这条蛇。颞叶正常的猴子很难去拿那串葡萄，更不会去摸那条蛇。似乎是颞叶损伤阻碍了猴子（人）把物体和情绪联系在一起。虽然它们的视力仍然正常，但却不能理解所见事物的情感意义。
神经学的“悲剧戏团”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杏仁核如此重要。替身综合征是一种非常罕见可怕的疾病，患者认为他或她最亲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已不再真实，他们是机器人或骗子冒充的。替身综合征是由于受伤部位影响到杏仁核与颞叶皮质（颞叶负责处理视觉图像，包括脸部）的联系。替身综合征患者能够辨识人，但当亲人或爱人出现时，平时喜爱的感情一让那张脸与众不同的意义一却消失了。情感信号无法到达大脑皮层。患者看见的是一个看起来熟悉，却感觉不到熟悉的人。沙克特和辛格肾上腺素实验中的被试根据他人的面部表情来解释自己的感觉，同样，替身综合征患者在解释自己的怪异感觉时，会联系到自己熟悉的事物：演员、冒充者或机器人的概念。同样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用文化来解释令自己困惑的症状，比如行为不受自己控制的感觉，或者身体被外界控制的感觉（被人控制的错觉）。早期，上帝和魔鬼通常被视为控制者，但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情局和外星人等也被列入了控制者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