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证据表明前额能力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前额皮质的功能比男性要发育得早。也有证据表明其功能还存在个体差异。例如，对前额皮质至关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就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基因结构。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像苯丙胺类的药物来增加前额叶的多巴胺，以改善情绪并辅助思考。也许随着对遗传学和神经科学更为深入地了解，人类会开发出更具选择性和更有效的认知增强剂。也许，将来保险公司在订立条款前，会要求参保人进行脑部扫描以评估其前额叶的功能，而试图对他人施加影响的行家可能在规划其活动时定期使用神经科学调查（“神经营销”这个词已经被杜撰出来了，尽管有关该领域的研究极少）。但与此同时，前额皮质如何因人而异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本章小结
前额皮质的工作原理对于研究洗脑至关重要。在本章开头我说过，这个最迷人的皮层区执行着大脑的思想。它在过去和当前之间斡旋，使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刺激驱动，还受到积累的知识的影响，从而变得更加复杂。过去的经验有助于大脑形成随时间推移的连贯印象，从而有助于形成在第7章讨论的稳固感。有教育背景和广泛经验相助而又健康的前额皮质，能够（时而）让人放眼未来，抗拒当前诱惑，以免饮鸩止渴。所有这些能力都不利于潜在的操纵者。在理想情况下，洗脑者能够绕过或抑制前额皮质，使得被洗脑者动摇或打消之前的信念，屈服于当前的欲念。这种技术能否与盘绕在人们大脑前端那个惊人的“机器”相匹敌呢？我将在第14章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
然而，这个困扰人类长达两千年的疑难，仍是藏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核心概念领域的一个黑洞。在本章及前面章节中，我只从纯因果关系方面分析了大脑。信息的流人（在前额皮质和其他地方）产生影响，反过来又会产生回应。尽管尚未完全理清构成神经活动的突触机制，但也怎么都不可能存在魔力操控的可能性。不过，人类也有其神奇的一面，我们称之为自由。有些人为了这崇高的自由而甘愿牺牲自己。第1章中提到，自我控制是自由的核心。我们把这种自我控制称作自由意志：虽然经常为诱惑驱使，但我们还是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自身命运。这种“掌握”意识是洗脑过程的核心。没有这种“掌握”意识，那么精神控制又有什么令人称奇或可怕之处呢？因为洗脑者的操控意图就只不过是因果关系中的一部分而已。然而，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那么我们又怎能自由呢？在下一章中，我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Elkhomm Goldberg（1946—）：神经心理学家和认知神经学家，研究领域为大脑半球特异化和新奇常规化”理论。
第11章 自由那点事儿
但愿我知道“自由”是怎样的感觉。
妮娜.西蒙，《歌名》
在第6章末尾，我提到了洗脑的六个核心概念：权力、改变、因果作用、责任、自我和自由意志。洗脑是对受害人施加影响，以改变其思想和行为的过程。这些变化可能会太过深刻以致影响到其核心的自我意识这个最坚定的信念。被洗脑的人没有了自由意志：他们按洗脑者的命令行事。然而，成功的洗脑却能让受害者全然意识不到这种新式奴役的存在，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的、有责任的行动者。除非公众都知道他们被洗脑了，否则社会也把他们当作是自由的。洗脑的本质在于：受害者意识不到自身思想和行为被他人控制。自身拥有的行动能力和自由成为泡影，自我控制也成了美丽的空壳。
自由意志的问题
洗脑似乎只是杞人忧天。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被广告和媒体所操纵，但当我们观看某个广告时，我们知道它的目的。我们可以去买些社会心理学的书籍来了解那些广告的花招，即使我们发现自己买了并不需要的产品，从根本上我们仍然觉得自己是自由的。难道不是吗？
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毕竟，我们是多么迷信自由！就连我们语言中的动词，也似乎暗含着随心行动或自我控制的能力。“我行”不仅是大多孩子最爱用的字眼，成人也钟情于此。我们早就开始学习控制自己的身体，这让我们领略了能动的魅力，以至于小时候我们一看到新玩具时，我们就想拥有它。瞧！我们的手就在那儿，就像殷勤的服务员，正伸出去抓呢。从那以后，我们便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而生活却满是挫折。我们坚信我们能控制自己，直到发现其实不然；随着对世界认知的加深，自由所面对的限制也不断增多。多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无论欣然与否，都接受了这些限制。我们在形成其他价值观（如从安全到地位，从法制到仁爱）的同时，不得不放弃部分自由来实现这些价值。我们甚至可以让自己鄙视被放弃了的那部分自由。然而，自由仍然是世界上最缥渺却最强大的思想之一，在无数为之献身的男男女女的尸骸上飘扬着它血迹斑斑的旌旗。
这与责任也有关。如果自由是幻想，那又如何判断我们是否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第6章已指出，自由和责任乃司法体系中重要的两个概念：这就是为什么当年指控帕蒂·赫斯特和查尔斯·曼森案轰动一时。一个遭少年抢劫的老太太认为，该少年当时行动自由且本可以选择不伤害她。法官判处这名男孩去做社区服务，以强行惩戒，但如果这个男孩当时的行为不受自己控制，那么法官这样的判决就显得毫无意义，甚至残忍了。
自由激励着我们。归咎责任时，我们也依靠自由。但“自由只是幻想”这个的著名观点由来已久。要了解人们为何如此认识自由，我们需要转向对此不懈探索的一个学科：哲学。
自由论与决定论
指动字成，字成指动；
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
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
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
人称说天宇是个复盆，
我们匍匐着在此生死，
莫用举手去求他哀怜，
他之不能动移犹如我你。
《鲁拜集》，菲茨杰拉德译
在宗教思想中，“自由只是幻想”的观点以宿命论的形式出现。哲学称之为“必然性”或“决定论”；通常我们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或“天意如此”。这一度是科学研究的基石，直到量子力学问世。大多数科学家（及大部分人）仍然认为周围世界是可靠而稳定的，所以可以理解，这仍然是“决定论”在起作用。
决定论认为，宇宙的运行有一定的规则，人类能够掌握且利用它来预测未来。假如这些规则尽为人知，那么推测就可以准确无误，因为事出有因，因果循环。就如哲学家彼得·范·因瓦根所说，决定论认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确定的可能未来”。那个未来由所有发生过的事件而决定，因此除了后来实际导致的状态外别无其他可能。
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所谓自由之感觉又会如何呢？我们本可以不用去考虑自由。自由意志的评论者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决定论者说，无论我们接受与否，自由只是幻想。自由意志论者否认决定论，主张我们中只有部分行为存在因果关系。而兼容论者认为自由意志论和决定论可同时成立。
有很多理由可以相信决定论。最近很多作者对此进行了评述，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说明。可以说，我们实在无法完全否定因果决定论。我们依赖于宇宙自身的运转。即使在推测和解释思维、行为时，我们都假定因果相连。毕竟，我们都得为我们的行为找个理由。如果我的腿开始莫名地移动，我并不会认为该行为不受因果必然制约，不会为终于证明了决定论的谬误而雀跃。我会等待移动再次发生，以证实那不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然后我会努力查找原因，如果查不出，我就去看医生，而不是哲学家。
并不是超然于因果之外才是自由——这就是为何量子理论并没有像某些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成为自由意志的救世主——随心而为才是自由。当我的腿移动时，我更愿意认为这是事出有因的，即是我想让它动它才动的。我有这个想法，也有这种能力。瞧！是我在指挥它行动。自由意味着能够实现我们的意愿，将“我行”变成“我做”。如果我可以选择不做，那我的行为就是自由的。“啊”，决定论者来搅局，“但你的决定、意愿是完全由一连串的原因所致，而如果想完全追溯清楚这些原因就得回到宇宙之初。如此，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别无选择”。如果果真如此，那自由又在何方？唉，可如果它只是幻想，那为什么我们又如此坚信它的存在呢？道德责任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又该作何解释呢？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从而理清洗脑对自由的影响，我们需要首先看看自由这个观念本身。
自由简史
有史以来，人们就对自由魂牵梦萦，只是表达方式迥然有异而已。例如，古代的斯多葛派学者认为，一个理智而善良的公民（当时女人通常不被当作公民）就是自由人，即使他沦为奴仆。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就是从善、理智的意志力，而该意志并不会被恶意和冲动所奴役。
然而，有些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学者认为，这只是为了使人们安于不平等现状的便捷手段。他们坚持，自由的底线是自愿。另一些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自由不仅意味着自愿还意味着自立。如果一个人依赖于其他，比如其赞助者的施舍，那么即使他有能力做其想做的，也并非真正地拥有自由。他对可以随时改变主意的赞助者并无一丝掌控能力。真正的自由在于自给自足。这并不意味着不能有法律，而是依法塑造自己的人生。这就需要一个比现存任何制度形式都要密集又直接的民主形式，且每个自由公民都能直接参与法律制定。
作为政治思想方面的历史学家，昆庭·斯金纳强烈反对这个观点，他说这种“新罗马”自由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再现，主要是受意大利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的巨大影响。在约翰·弥尔顿等作家用此学说来抨击查理一世时，这在英国备受推崇。但是，随着王朝复辟以及强烈反对该自由学说的托马斯·霍布斯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逐渐增强，新罗马共和思想也渐渐失宠。托马斯·霍布斯认为，自由的唯一条件是自愿，而非自立。再者，随着社会愈发复杂并相互依存，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使自给自足愈发不切实际。尽管新罗马（共和主义）观念一直影响着政治思想——18世纪政治哲学家卢梭的作品即是例子——但它在现代的影响已大不如前。
从新罗马的自立（无潜在胁迫）（如善变的赞助者实施的胁迫）到霍布斯的自愿（无实际胁迫），自由的限制减少了，范围扩大了。古时候，律法和政府干预几乎渗透到人类行为的每一个方面。如今，神权和独裁依然如此。不过许多国家都已经承认了“私人空间”这个概念，即只要不侵犯他人权利，政府就无权干涉个人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观念导致了古典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其极端形式是极权主义）在现代的对立。自由主义趋向于扩大私人空间，即尽可能排除政府干预，除非威胁到其他公民。专制主义的观点则是政府机构能够代表大众自我控制的最明智、最周全的方面（政府就如同社会的前额叶皮层）。因此，他们可能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有利。这种观点趋向于缩小私人空间（在极权主义中，私人空间缩减为零）。
将自由一专制这种二分式看作个体一组织的关系范围可能更为合适，这种个体一组织关系范围广泛，包括了从（像弥尔顿等）强调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到（像霍布斯等）强调社会机构职能的政治体系（或思想）。在该范围中，社会的落脚点取决于对人性的普遍看法。极权主义统治将法典凌驾于人之上（见表1.1）；他们认为相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个体并不重要，缥渺虚无的理想的实现高于一切。自我控制不在政治机构的考虑之列，因为他们不相信个人会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作出牺牲。正如邪教要求信徒崇拜忏悔一样，个体变得无足轻重，隐私也不复存在。理想情况下，每个公民头脑中的每个认知网都已由国家代理们设置好了——通过环境控制、秘密操控、语言加载以及其他极权手段——而且每一个激活认知网的刺激源也就这样被国家控制了，使公民不停地忙碌有助于让他们不断接受刺激，最大程度减少他们受到额外——潜在反叛性——认知网激活的机会；（对他人的）放纵可不是独裁者的最爱。然而，中央极权使得很多极权政府官僚化、腐败化，遏制了经济增长，也降低了人民生活质量。
自由政体对其公民的期望值很高。他们统治的无形理念就是个人自由。自我喷薄而出，想象力、创造力和隐私得到了极大尊重。只要他人不会受到威胁，约束就内化到个人，自己拥有各自的认知网。作为这种自由的交换，政府期望公民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哪种观点正确呢？我们是独立的个体还是可操纵的机器？是实实在在的人还是仅为影子而已？对于认为自由意志可以且的确与因果世界共存的兼容论者来说，自由仍有一席之地。但对于认为自由意志纯属幻想的决定论者来说，把缥渺的自由提到首要位置，为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歌功颂德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可以推测，持决定论的政府更加专制。这似乎也是事实。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科学的发展，决定论在政治思想上的影响不断加强。坚持种族是性格决定因素的生物决定论，为酿成大屠杀的反犹分子提供了额外的毒液。
然而，虽然决定论可以为反人性罪行提供方便，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终将或应该将其从哲学中剔除出局。如果自由意志只是幻想，那么我们只需重组政治体系以避免过激的可怕行为，假如可能的话。不过，这只是兼容论沦为谬论时的无奈之举。那么，接下来就看看自由意志能否真正存在于因果世界。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共存的夙愿
近年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为自由意志辩护的兼容论著作是丹尼尔·丹尼特的《自由的进化》。如书名所示，丹尼特认为自由并非是绝对的全有或全无，地球的有机生命拥有不同程度的自由，自由的形式从低到高慢慢进化发展，这正如人的进化过程一样。他承认自由对我们生活的重要性，但同时又说，自由不必为了得到高度尊重而化身为道德的绝对标杆。事实上，就是这种非白即黑的专制论使得抽象本身自我对立。而丹尼特认为这种对立正是问题的根源。相反，假如我们把自由视为进化的产物，那么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这个古老的、毫无结果的争论就分解成了一系列更小、更好回答的问题。
那么我们的发明、抉择、罪过和胜利又与美丽但是非不分的蜘蛛网何异呢？苹果派，一个精心准备用于和解的礼物，在道德上同一个逐渐发育以吸引果绳为其传播种子并施以果糖作为交换的苹果又有何异呢？如果我们仅仅将其作为修辞问题来看待，暗示说只有奇迹才能将我们的创造与物质机械主义漫无目的的盲目制造区分开来，那么我们仍将继续纠结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这个问题上，陷入这个神秘的漩涡而无法自拔。人类行为——爱与天赋，以及罪行——与随机或定向运转的原子内部的运动大不一样，因为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勾勒出后者的清晰构架。几千年来，哲学家试图通过一两次大胆的猜想来将它们联系起来，要么从科学的角度，要么从人类自尊的角度出发——或（正确但毫无说服力地）宣称只要深入探究，两者就能和谐并存。通过试图回答这些问题，通过勾勒出能够将我们从无意识原子运动带入自由行为的科学之路，我们尽情放飞想象的翅膀。
丹尼特，《自由的进化》，第305—306页
按照丹尼特的说法，自由在于有能力预测未来。这种能力使得生物体能够主动避免可能造成的伤害。之所以能够避免伤害是因为像人类这样的生物体，在进化中造就了“通过与外界相互作用而改变自身特性”的能力。而这种可变性恰是自由的核心。
预测未来须以知识为基础。储存和检索庞大记忆内容的能力使得我们能够在丰富的信息基础上对未来作出判断。记忆也可以延伸过去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事由范围。杯子碎了是因为我把它弄掉了，但人的这种行为却可能是由很多年前的事情（如，童年创伤）引起的。由于过去发生的一切，记忆对行为的影响大大加强了。我们不再像因果循环细绳上下滑的珠子，简单地由刺激驱动，我们行为的动因也不只是由刚刚发生过的事件而引起。当有人踩着我们的脚，我们当然会疼得大叫；但是，我们喝酒、撒谎或恋爱不可能只出于某单一原因。
能够积累并储藏知识意味着我们可以对未来作出复杂而长远的预测，以此来改变自己。准确地说，因为未来有章可循——有序且可预见——所以我们能够发现它的规律进而加以预测。这种预测能力是通过进化得来的；相比之下，有幸拥有这种能力的生物存活和繁衍的几率会更大。能够预测未来的机体已不再是完全的刺激驱动体，因为他们内部的未来模型（预测）更为发达，这些模型的认知网更有可能影响行为（通过与后顶叶（PPC）及前额叶（PFC）等区域的联系）。也就是说，预测本身成为了行为的动因。这样的机体不再生活在接连不断的意外之中，他们起码能够从容面对某些意外。由此，停下来思考的能力——抵御洗脑的核心——诞生了。
心理学家乔治·安斯利在他那本引人入胜的书《意志的瓦解》中称，这种现在与未来的互动是“跨时谈判”。它发生在一个多重的自我之中，这种自我类似时常角逐利益的“内部市场”。回忆一下我在第8章所提到的活跃自我和休眠自我。无论何时，活跃自我总是所有当时被激活的认知网的集合。不过即使相互冲突，其他的认知网也会随时活跃起来。内克尔立方体——相互冲突的认知网被快速轮流激活的一个视觉错觉（见图 I I.1（a））——就是两个矛盾认知网相互转换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右上方（见图11.1（b））或左下方（见图11.1（c））看这个立方体，但不可能同时从两个方向看。
图11.1（a）内克尔立方体错觉，（b）和（C）是两种可能的视角，但不可能同时看到。
活跃及休眠的认知网一起实现安斯利所说的“利益”。有时，这些“利益”为了共同的目标（如生存）会携手合作。有时又会相互竞争：这一刻这个活跃起来（“巧克力对我没好处，我不吃了”），下一刻那个又被激活（“她给我糖吃，不要的话会显得不礼貌”）。与预期回报（如，长远的健康和眼前的满足）相关的利益可看作是确保行为产生预期回报的施事者。长远的健康利益希望远离巧克力；而眼前的利益是立即得到巧克力。在长远利益占上风时，为得到预期回报（长远健康），无论何时看到巧克力，它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小（从长远利益向眼前利益）倒戈的机会。如安斯利所说有心防备赛壬的尤利西斯必须将被赛壬歌声诱惑的尤利西斯当成另外一个人，如若可能就接受影响，否则就做好预防”。事实上，当前的活跃自我（包括长远利益）和未来自我达成一个他们不会背叛的合约。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跨时谈判就不可能完成，因为有关长远利益的想法甚至无法进人竞争行列（如果你没有长远意识，就不会关心你将来是否健康）。停下来思考的能力不仅使我们的长远利益进人竞争行列，而且还一举获胜。
当然，它们也并不总能获胜。在当前自我与将来自我的较量中，倘若眼前利益主导了行动，意志就败下阵来。不过，成功抵制诱惑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受刺激驱动，在还未意识到自身行为时便机械地作出反应。但有时，当历史输入（如前一章所述）被激活后，我们就具备了掌控发展趋势，决定下一步动向的能力。正是这些在过去（有时甚至是很久以前）而不是在当前形成的认知网达成安斯利所说的跨时合约。如果当前的活跃自我能够借助前额叶的聚焦能力充分加强编码饮食利益的认知网，那么将来该认知网就会极容易且极强烈地被激活。当巧克力出现时，被激活和加强了的认知网就会提醒我们先前订立的合约（利于健康的）。假如之前的加强过程足够充分，那么即使再美味的巧克力也无法激活相冲突的认知网而使其放弃对于健康的追求。
如果一个人有预测未来的能力，那么在特定的时候便能够预见未来自我的可能行为。如果意志够坚定，跨时合约便会生效，并指挥未来自我的行动。丹尼特和安斯利认为，我们正是在这种改变未来自我的能力中寻求着自由。当然，也不能保证合约一定被执行（巧克力太诱人了）。自由不确定，我们的预测不可能百分之百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