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很快遭到了挑战。批评者认为，权威主义人格理论将偏见归为“个体人格塑造的动力，这低估了当前社会环境对塑造公众态度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忽视了影响偏见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因素，而且，作为一个有关个体差异的理论，它也无法解释权威主义为何在纳粹德国中会如此盛行。再者，如果只是某几种人格的人容易盲从，那么有幸生活在一个较为自由的国度（有着鼓励父母开明的政策）的人，大概就可以对其身边独断专横者的任何威胁置之不理了吧。
在斯坦利·米尔格兰姆踏入心理学名人堂之前，很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一连串著名的实验中，斯坦利对仅有某些人易受权威影响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将研究的焦点从人格转向行为，表明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自由思想的美国学生（与喜好权威的传统德国人形成对比），如果受到心理学家的指示，也会对他人施以危险电击。这些实验表面上是有关学习的，而实际上却是在欺骗被试者，使其以为他/她是在给另一个志愿者——即“学习者”（其实是另一个实验参与者，假装接受电击）——实施电击。被试者给“学习者”进行学习测验，当“学习者”犯了（预先设计好的）“错误”时，就会受到来自被试者的电击。如果被试者犹豫了，实验者会指示其继续执行。
根据第3章讨论过的罗伯特·西奥迪尼的产生影响力的武器之说，我们会发现，米尔格兰姆不仅运用了权威这一产生影响力的武器，还运用了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武器。刚开始设定的电击量是很低的，随着实验的进展，电击量逐渐增加至危险水平。所以刚开始相对比较容易承诺参与实验，并完成最初几个级别的电击。但每一次被试者同意增加电击级别时，他/她就陷人了一个敢于承诺和言行一致的圈套，使他/她越来越难以抗拒。对于试图影响他人的人来说，这种圈套是他们最中意的一种手段。这就是为什么通常要训练士兵，使他们在面对被俘和审讯的威胁时能做到只提供自己的姓名、军衔和编号，其他信息一概不说的原因。
米尔格兰姆邀请了“精神病学家、研究生、行为科学系的教师、大学二年级学生以及中产阶级成人若干”来预测会有多少被试者完全听从实验者，并实施最高级别、有可能致命的电击。所有人的答案几乎都在1%~2%——这个猜测数字基本接近总人口中虐待狂所占的比重。可惜，米尔格兰姆研究的不是针对虐待狂的。在实际实验中，高达2/3的被试者都完全服从了实验者的指令。这种盲从不是由于少数人的人格“失常”引起的，相反，米尔格兰姆认为：
这也许是我们的研究得到的最根本的教训：仅是做自己工作，本身并不怀有任何恶意的普通人，也会成为一个可怕的破坏性过程的实施者；另外，即使当他们所做事情的毁灭性效果显而易见，且被要求执行与其基本道德标准不相符的行动时，也只有极少人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抵制权威的指令。
米尔格兰姆，《服从权威》（Obedience to Authority），第24页
米尔格兰姆对其研究发现的解释集中于他所提出的“代理转换”。他设想人类（和其他生物体）能够在两种状态下活动：“自发”状态和“代理”状态。当人类自发活动时，人类是自私和自由的，他们的行动受自身控制，并服务于自身需要。如果社会完全由这样的独立个体构成，那么生命将可能接近托马斯·霍布斯著名的自然状态观：“孤独、贫穷、肮脏、野蛮和匮乏。”米尔格兰姆认为，人们要想在同一地域共存，这些个体成员就必须约束自己的自私行为。例如，他们必须学会不相互攻击。他认为这种抑制是个体良知的基础。
人类生活在各种极其复杂的组织之中，并从中获得相当多的生存益处。一旦人们成为一个复杂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他们能够共同实现的东西就远远多于各自努力所获得的。社会系统常常将其自身组织成不同的等级系统，使得若干成员的行动由所在等级系统中更高一级的成员来协调。然而，这种协调（控制）只有当每个成员都牺牲一定的自主性时方能有效，因为若非如此，个体自控和系统控制将会发生冲突；这不仅使个体感到不适，还会破坏集体效率。因此行为和态度的转变——代理转换——是必需的，正如米尔格兰姆概括道：“具体来讲，就是当一个人进入一个权威系统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是根据自己的目的行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按照他人意愿行事的代理人。”这种代理思维的例子包括导弹科学家沃纳·冯·布劳恩，他是二战后到美国工作的众多纳粹科学家之一，汤姆·莱勒讽刺道：
“一旦火箭发射升空，谁管它们落到哪里呢？那不归我的部门管。”沃纳·冯·布劳恩说。
莱勒，《沃纳.冯.布劳恩》
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出现了挑战传统权威的趋势。医生、教士、公共部门员工和政治家的声望都多少有所下降。随着宗教和公共部门影响范围的缩小，随着新时代运动深人医学领域，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减弱。但是，权威仍是全世界各个社会一个普遍而必要的特征，而且它对洗脑者极其有用。
服从权威的思想是通过（和前一章一样，在此我借用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及强制性国家机器逐渐进行灌输的，这些国家机器包括（但不局限于）家庭、媒体、宗教和政治组织，以及教育和刑事司法体系。由于服从对维护一切意识形态都必不可少，因此可以将服从看作是“元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服从远远超越任何具体的意识形态。服从的回报通常是晋升到社会体系中的更高一级，“这不仅激励了个人，同时也使社会结构得以持久存在”。反对权威者将遭到排斥，并有可能受到惩罚。米尔格兰姆说，如果我们要服从，那我们肯定将权威看作是正当而中肯的：这些判断依赖于情境，权威的命令也取决于情境。“因此，在军队，长官可以命令下属去执行非常危险的任务，但他不可能命令下属去拥抱他的女友。”归根结底，只有接受“支配一切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例如，在米尔格兰姆的实验中，认为科学是“一项正当的社会事业”），权威才能为我们所接受。因此，服从权威不是盲从——它关键取决于心理情境和社会情境，以及当事人的信念。
米尔格兰姆罗列了反复出现的主题，以此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这些主题描绘了顺从者“代理状态”的特征。首先是趋向性——趋向于将注意力放在行政管理和技术性细节上，而不是从全局观或道德观角度来看待问题。道德以服从为中心，服从本身被定义为一种美德。个体常常非常重视纪律、责任、忠诚和能力等美德，而这些美德“恰恰都是维护更大系统的手段和必要条件”。语言措辞上发生变化，各种委婉语掩盖了行动所隐含的道德因素。责任通过等级体系得以分散，而组织常常将亏德行为指配给不同的个体：纳粹分子确保挑选死亡集中营人选的人员远离操纵毒气室的人员；公众常常被当作是为了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一个“实现较高意识形态目标”的合理举措；人们的异议，甚至评论都是不提倡的。
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这些主题与罗伯特·利夫顿对极权主义的讨论是相一致的（见表1.1）：在语言中载入委婉语；为了社会体系的利益抑制个人自主性，而将教条置于个人之上；将思想意识视为神圣科学而毫不质疑地接受；决定他人存亡以致对无辜陌生人（明显地）实施有致命危险的电击。米尔格兰姆的“代理状态”，是由人对权威合理性和中肯性的认可引发的，它似乎是极权主义运作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换言之，极权主义不是一种怪异的畸变，而是一项长期的冒险，它产生于我们所处社会的同一心理机制。将这个结论运用于本章的中心议题，可以得出以下判定：心理健康专家在凭借他们权威性取得影响力的同时，也面临着陷入极权主义思维的危险。他们的工作是改变他人的头脑，那么他们是否会因此而容易背上洗脑的罪名呢？
极权主义与洗脑
一个人惧怕洗脑是因为害怕失去控制，甚至失去自己的特有身份。这种恐惧在被指控为洗脑的各个生活领域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西方文化已经为此提供了标志性的作品：《满洲候选人》（Manc/mrian Cam/ictee）（政治）、《1984》（媒体）、《美丽新世界》（药物学）和平克·福劳伊德的音乐专辑及同名电影《迷墙》（The Wall）（教育）。各种标记、控制和治疗异常者的心理健康行业也在其标志性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由安东尼·伯格斯小说改编，斯坦利·库布利克的标志性电影《发条橙》（A Clockwork Oarage）。影片中的主角备受厌恶疗法的折磨。我们之前提到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认为，至少机构式精神病治疗是具有极权主义性质的：因为它的职能是宣传和维持当权者的意识形态，而且手段残暴专横。这公平吗？
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罗宾·道斯也认为，各种心理健康行业的确过于依赖权威，加之我们喜欢界定组织内和组织外，这会产生一种着实毒害社会的力量。然而，与其说这是精神病治疗和精神疗法无可变更的事实，不如说这可能是人性所致的自然结果。例如，自愿付费的私人精神治疗可以免遭托马斯·萨斯的批评。萨斯针对那些带有强制性的精神治疗向人们敲响了警钟。机构精神病治疗似乎会表现出一些极权主义的特征，但再重申一下，极权主义是一个程度问题，而不是一种关于“是”或“不是”的分类。而且心理健康的各个专业差别甚大，其范围包括从温和的短期治疗（使用或不使用化学药物），一直到机构禁闭和强制外科手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精神治疗都是极权主义的，事实上，有的疗法要比其他疗法更具极权色彩。
关于教育，我在第3章中论述过，虽然现实可能常与理想有一定差距，但教育的理想应该是反极权主义的：它寻求提升——而不是降低——个人的自主性和知识自由。精神病医师罗伯特·利夫顿在他的《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一书中对精神疗法作过类似的论述。他虽然承认“在组织方面，精神分析和其他任何科学、政治或是宗教上的革命运动一样，很难维持刚开始的自由精神”，但他认为，“精神分析以及由它衍生出来的各种精神疗法，在精神上与极权主义是截然相反的。的确，精神分析对个体心理进行的艰辛而富于同情的种种研究，使它完全符合西方的传统思潮：人文主义、个人主义以及自由的科学探索，而这些思潮在历史上都极力反对极权主义”。精神疗法强调人的独特性，与极权主义思想所采用的千篇一律的普遍化肯定是完全对立的。当然，如果我们一直持这种观点，会极其伤精费神——毕竟，公式化思维使我们的大脑活动变得更加简单，难怪精神治疗医师像教育者一样，很难达成自己的理想。
一个比精神分析更为现代的例子是认知行为疗法（简称CBT），其目标是教会病人一些有效方法，以审查和变更不受欢迎的想法（比如“自动思维”，它导致人们遭受抑郁症的折磨）。这种自动思维，顾名思义，就好像突然就从脑子里冒出来的极其消极的想法，其特征表现为内疚、无价值感、自我厌恶，甚至有自杀倾向。CBT帮助患者停下来思考：患者不是毫不怀疑地接受消极思想（从而影响到其情绪和行为），而是将消极思想看作是抑郁症的一种特征，懂得没必要很认真地把消极思想当作“正常”思想来看待。这样一来，消极思想对患者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小。后面我们将看到，停下来思考的能力是所有反极权主义“思潮”以及对各种极权主义政权反抗的一个特征。CBT的目标就是提高患者的这种能力，从而增强患者的控制感。
※本章小结
心理健康行业告知了我们哪些东西应该要忽略：各种思想共生混合体——被我们称之为“自我”一可怕的脆弱性。由此引发的恐惧足以说明人们与洗脑之间的争斗为何如此惨烈。然而，我们在第1章中了解到，洗脑拥有诸多方面，比如作为一个过程、符号或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等。本章中，我们知道，社会心理学就心理健康行业阐释了很多，不再需要把洗脑当作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随着我们对产生影响力的武器（尤其是权威这项武器）和社会心理现象（比如责任分散现象）的了解不断增加，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用一套更加科学的概念来取代洗脑这一神奇过程，虽然这些概念还没有完全被理解，但它们却有着很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然而，认识洗脑不是简单的理性解释。《发条橙》真正恐怖的并不是其高度审美化的恶徒暴力，而是以治疗为名对其中的人所做之事。我们不了解自己，而且越是不了解，就越担心当自身面对限制我们自由之人时，没有能力桿卫我们的自由。洗脑象征了我们在所珍视的思想国度中的无助；它打击了我们这样的感受：自我高于一切，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大脑是我们能够安息的地方。它代表着我们的恐惧——害怕我们的行为与性格不符、超出我们的控制，害怕我们醒来时发现自己做了可怕的事情，就像忠诚的德国公民从纳粹主义的噩梦中醒来一样。洗脑代表了服从的阴暗面，而且只要心理健康行业仍然高度依赖权威，对于洗脑的恐惧就难以平息。实际上，可能不消除这种恐惧会更好：它促使我们进行有益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又会鼓励我们质疑权威，并在精神疾病治疗中尽量减少暴力的使用，鼓励我们质疑使用暴力的动机和方法，限制为想要或需要帮助之人所提供的救助，然后把剩下的都交给法律来处理，因为法律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只要精神病治疗和各种精神疗法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它们就是反极权主义的，并且我相信，这种自由精神是很多精神治疗行业从业者的一个真实的动机。至于教育，它也包含了很多相同的目标，精神治疗的理想是神圣的，尽管现实可能与之不相符。
Robert L．Taylor：精神病医师顾问、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家庭医学前临床副教授。
Ronald David Laing（1927—1989）：苏格兰的精神病学家。
Thomas Szasz（1920—2012）：精神病学家和学者。
Robin Dawes：卡耐基·梅隆大学社会学和决策科学学院教授。其在心理评估和决策方面的研究得到普遍认可。
Theodor Adorno（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奠基者。
Milton Rokeach（1918—1988）：波兰社会心理学家，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西安大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和南加州大学任教。
Stanley Milgram（1933—198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从事了大量研究，由于对从众行为的研究而著名。
Thomas Hobbes（1588_1679）：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他于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一书为西方政治哲学发展奠定了根基。
Wernher von Braun（1912—1977）：德国工程师，在火箭技术和太空探测等方面都有辉煌成就。他先后为著名的 V-1、V-2火箭的诞生，美国第一颗卫星的发射成功，以及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阿波罗11号”登上月球作出突出贡献，而美国航天飞机的研制也是自他手中发端。
Anthony Burgess（1917—1993）：英国作家和作曲家。代表作有反乌托邦讽刺作品《发条澄》。
Stanley Kubrick（1928—1999）：美国著名的电影导演。他在完成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大开眼界》四天后去世。著名作品《奇爱博士》《2001太空漫游》《发条橙》《闪灵》等都是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他同时也是一位多面手，除担任导演外，他还常常担任电影的剪接、摄影、音效等工作。
第5章 “我提议，你说服，他洗脑”
人类天性，历久犹存；假以时机，皆成暴君。
丹尼尔·笛福
前面几章我已经分析了诸多社会活动中的洗脑问题，包括宗教、政治、广告、教育、精神疾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等。执行这些活动的机构都致力于改变人们的思想，它们都是路易·阿尔都塞所指的高压意识形态工具，它们皆试图通过强制灌输、隐秘传播或极力说服来宣扬一套能够影响人们行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本章中，我将根据前几章的观点，简要讨论另外两个社会机构：军队及刑事司法系统。在对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进行更深人的讨论时，我将以暴力成人关系为例来说明一对一的洗脑问题。最后我将探讨一种最为恶毒的社会活动：刑讯。
军队
军队比法律和哲学更催人老：它使人更容易接触具有破坏性和摧毁力的细菌；同时它又更彻底地遮蔽人，使其接触不到激发人和保养人的那些思想。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比尔比》
一国军队提供了国家防御和进攻的主要手段，攻防对象是由该国意识形态所界定的国内外的敌人。军队独特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是：将从小接受“杀人有罪”的思想教育的公民转化成自愿杀人的施动者。为达到此目的，军队强调服从权威。正如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实验所示：即使是高度社会化的、自由的或温和的人，只要他接受了发号施令的权威，那么说服他并使他借某个理由而伤害他人就惊人地简单。埃里亚斯·卡内蒂说，这种“命令体系”可能“在军队里表现得最为清晰，但几乎没有哪个文明是命令触手所不及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的身上不存在命令的印记。”
权威既定的社会角色使权威较易被人接受，军队的权威正是由其保卫国家的角色赋予的。通常是国家——而非军队本身——为人们接受军队的权威提供了最充分的理由。视不同情境而定，这种理由可能清晰而具体，如保卫本国国土和公民，或保护盟国公民。如果找不到具体的理由，便会找一些较为抽象的理由，如自由权益、价值观念或“我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等。如果理由很容易遭到挑战——即当为这些理由辩护的从政者之权威不一定被认可时一那么理由越具体越好。政治权威非常强大时，哪怕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有足够的说服力。
人们在实施行动时，如果知道其行动是受国家要求、经国家批准的，则有助于增加他们的服从度，并因此减小实施行动所带来的压力。当事情出现问题时，人们可能会拿出“只是在服从命令”的理由，例如，二战后纳粹士兵就用这个理由（为他们的罪行开脱）。一国的士兵通常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执行任务：他们会认为自己所接受的命令都置于一个被公认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内，这个框架的规则得到了广泛认可。然而，一些诸如杀人的极端行动，即使是一场遵守《日内瓦公约》的战争，也仍会令实施杀人者感到极大的压力。
因此，军事训练已经发明了许多减轻压力的方法。正如你可能已经料到的那样，这类训练强调服从、忠诚和纪律一这些品质有助于维护和宣扬当前的意识形态，并通过军事和政治等级体系使责任得以分散。训练还采用高强度的体力活动，打压独立思想，限制个体自由。特别是在现代战争中，由于运用并着重强调科技，使得扣动扳机或扔炸弹的攻击者与被射中或炸得粉碎的受害者之间拉开了距离。距离越远，进攻者可能越血腥、越残忍。的确，正如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提到的，二战期间对美国步兵进行的一项大范围的调查发现，“那些没离开美国的士兵最痛恨敌人，而在欧洲服役的美国士兵比在太平洋真正杀害日本兵的美国士兵更恨日本人”。或者像小说家约翰·巴肯很早就说过的“你会在国内记者和政客身上发现更多的憎恶情绪”。
科技还使得很多复杂的活动成为可能，这些活动对注意力和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就有了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所说的“低层次思维”，他将其描述为“一种具体的、狭溢的、死板的思维方式，只关注当下，关注手头所做事情的细节”。只要是曾完全投人某个活动的人，都体验过低层次思维。鲍迈斯特的描述让人联想到第4章中讨论过的斯坦利·米尔格兰姆的“代理状态”。19世纪哲学家威廉·汉密尔顿在他的《形而上学》中给出了大量的例子，其中包括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故事，他于公元前212年不幸身处锡拉库萨，当时该城正遭到罗马人的进攻和突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