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阿基米德当时正全神贯注地思考几何问题,虽然他最先意识到锡拉库萨遭袭,但当罗马士兵闯入他房中时,他却喊道:“Noli turbare circulos meos”(拉丁文,意思是“请勿打扰”,至少是说不要打扰几何学思考)。

 

 

心理学家罗宾·瓦拉赫尔和丹尼尔·韦格纳已将低层次思维放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框架内,他们称之为行动识别理论。该理论首先就认为大部分行为是不确定的,更确切地说,就是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用不同标准和不同术语来描述行为。例如,对于我的手指运动,我可以说是关节和肌肉的收缩(机械描述,将我的手指当作一个机器);也可以将其描述为点击鼠标的运动(功能描述,表明该运动的最直接目的——和鼠标进行互动);我还可以说我将光标移动到我想设置为斜体的文字上(意图描述,指出我的心理状态)。这三种描述迥然不同,但它们都描述了同一种活动。

瓦拉赫尔和韦格纳认为“虽然人们可以用多种方式思考任一行为,但他们通常只用一种方式思考某个行为”。也就是说,原则上我知道我可以用很多方式描述我的手指运动,如果有人给我施压,我可以列出一长串的描述方式。但在某个特定时刻,我的脑子里只有一种描述方式是活跃的,而且只有这一种描述与我行动时的动机有关。当我移动手指时,我思考的是我要把光标移动到哪里,肌肉和关节的想法不会影响我。

某些手指运动——比如用枪指着某人一与道德描述相关(如“杀人是有罪的”)。这些描述的根据是将人本身看作终极目标,看作是有价值的独立实体,而不是仅仅把人当作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如果当我即将移动手指扣动扳机时,我脑中活跃的是道德描述,那么我实施该行动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因为只要涉及杀人,我在道德上便带有极强的抵触心理。但假如我想把我用枪所指的那个人杀掉,那我就必然会激活另一种描述来取代道德描述。如果只关注行为的低级细节,而不是其高级含义,那么扣动扳机将变得简单得多。韦格纳提供了一个紧张的人室窃贼遭到屋主阻止的例子:

 

因此,一个起初打算“自我保护”的行为(携带一支枪),在一时情急之下可能最终演变成“扣动扳机”,而过后才恍然明白其行为更大的意义——在道德上意味着“杀害了一条生命”。虽然窃贼所做的所有事情(带枪、开枪)最终可能都会被视为是蓄意的,但明确的意图(杀人)却可能是他之前没有想过的,或者说与他的行为不相符。

 

韦格纳,《意识意志的错觉》,第160页


这种对细节的关注使得凶手不去考虑受害者作为人的身份。一如鲍迈斯特所言这种思维方式不仅使杀人者的行为更加有效,还使行凶者不会感到丝毫内疚”,干扰自己的行动。因此就有了汉娜·阿伦特的著名概括:恶之庸常化。当人们的兴趣过分执迷于技术性问题和官僚作风时,杀人之举就会变得简单得多,战争中的杀戮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如乔安娜·伯克所指出的,军事训练不是简单的盲目服从训练。士兵们确实要接受服从训练,但很多士兵都坚持要对自身行为负责,并将尚未谋面的敌人也看作活生生的人,同样是人肉之躯。想知道为什么吗?别忘了,参军——尤其是对于那些自愿服役而非被征人伍的士兵来说——并不总是一种强制而消极的经历。一个成功士兵所能获得的益处包括健康的体魄、技术技能和身份地位的提高,并获得一种集体认同感和支持感,这种感觉与从邪教中所获得的感觉比起来一样强烈,也许更强烈些。尤其是在精英部队,其成员在训练后都认为自己是优等兵,并把部队当作他们的家(有时部队给予他们的精神支持比自己家庭曾经给予他们的还要多)。在对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越南战争的详细评论中,伯克认为,要培养优秀士兵,像仇恨这样的负面情绪并不如军队集体中所倡导的爱和友谊这些积极情感有效。仇恨摧毁一个人的自控能力和行动效率容易使士兵的手在射击敌人时颤抖”;它还会使士兵不敢确定行动的正义性,反过来又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心理冲突。伯克强调说,“与此相反,战友之情是一个绝佳的动机,认定敌人威胁到了战友间的友谊,这被普遍认为是对敌人实施致命攻击的最强烈的激励因素。”人们用兄弟之爱、父亲之爱,甚至是异性之爱来比拟和形容士兵间的“伙伴系统”。这些积极情感可以是极其强烈的,而且像曼森家族这样极具危害性的邪教一样,一个有着明确外部敌人的狂热集体环境为杀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理由。

军事训练是洗脑吗?这里要再次提及前几章中的内容,sr洗脑”这一术语的各种明显用途:侮辱、强制过程、姑且采用的概念或极权主义理想。通常军事技术评论家要么怀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规划,要么寻求将权力从军队中转移出去。这些评论家认为,对于非征召入伍(即强制征兵入伍)的军队,“洗脑”就是一种侮辱,因为洗脑排斥自愿选择(一个人可能会自愿接受洗脑,但成功的洗脑会剥夺自由,将选择权移交给洗脑者来操控)。军事训练可能会使人发生改变,但它不是把人变成机器人。事实上,个人自发性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留给士兵自己做决定的空间通常是相当可观的。从功能角度来说,把平民转变成士兵的各种过程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并越来越为社会心理学所理解,而这些研究资金——至少在美国——大部分都来源于军费。相应地,洗脑已经不再作为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概念。

洗脑这一概念可被用作极权主义理想,这可以用来警醒那些试图把军事权限扩展到平民领域,以此来减少公民自由权利并增强国家控制的人。只要这种概念用法使用得当,它就可以激励大众对可能有的压制保持警惕。在西方,很多人都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保卫者,但这通常只是表面现象。正如第3章中讨论到的广告一样,媒体舆论通常十分相似,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对意识形态的侵蚀保持警觉或许不是件坏事。


刑事司法


纵然世界灭亡,也要让正义得以伸张。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语录


国家侵蚀其公民自由权利的另一个领域通常是刑事司法系统。法律不仅用广泛公认的术语界定犯罪行为(如杀人、强奸、贪污等),有时其界定方式非常精细又颇具争议。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令人费解的英国药品法,主要是出于种种历史原因,该法禁止被广泛使用的药物大麻和摇头丸,却继续容许生产和买卖酒和香烟。认为摇头丸让人失控,大麻让人死盯天花板,而酒精却令人更具攻击性,烟草让人生病的看法,当然是一种漫画式的夸张。但客观测算的死亡数据却可以得出相似的观点,正如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在他的《搜寻忘却的记忆》(T Tie Pwrswii 中所证明的一样。达文波特-海因斯的这部作品对西方的药物政策进行了雄辩有力的批评,他批评了一个在1996年宣称“去年(1995年)有数百苏格兰人因药物死亡”的反药物压力组织,他指出,“1995年死于药物的实际人数是251人,其中155人死于鸦片吸食过量,96人使用像对扑热息痛这样的止痛药自杀死亡”。这样算下来,1995年因药物造成死亡(包括合法药物)的人数还不及因烟草造成死亡的人数的2%,不及因酒精造成死亡的人数的7%。该年份和该国家都不无代表性:

 

在英国,每年约有10万人死于与烟草相关的疾病,有3万~4万人死于与酒精相关的疾病和事故,而仅有500人死于使用扑热息痛。平均下来,每年因滥用海洛因和酒精致死的人数各约150人,而因滥用安非他明导致死亡的人数约为25人。在英国狂欢时期的头十年里,高峰期曾有约50万人每个周末服用迷幻药物,其间约有60人因此而死亡——平均每年死亡6人。

 

达文波特-海因斯,《搜寻忘却的记忆》,第391页


这些数据让人们怀疑:对非法药物歇斯底里的判断并非源自数据的理性评价,而是源于一些其他的因素。人们害怕这些药物,不仅是因为它们能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强烈影响,引起极度兴奋和幻想(酒精也会产生这种作用),还因为它们总是与许多令人不快的特征有瓜葛:贫穷、肮脏、社会排外、暴力和犯罪。人们常常用小报式语言——通常是用在令人憎恨的敌人、连环杀人魔或是致命传染病上的语言——来形容这些非法药物,就像我们诟病精神病那样垢病这些药物。吸毒者常常被描绘成危险而肮脏的人,因为他们“极端兴奋”或“滥用成瘾”,他们被认为缺乏一般的社会约束,行为难以预测,因而令人恐惧。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消除、隔离,或者——可能的话——进行康复治疗(当然不会合法化)。所有这些办法都意味着丧失自由,也都包含了这样一个假设:吸毒者无法令别人相信他们所做的事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这些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被界定为非人或局外人的特征,他们成了社会群体反感的焦点对象。

人们极尽所能宣扬这样一种观点:非法药物是有害的,而合法药物则是无害的。这其中的部分原因难道是问题药物的使用者多来自弱势群体,因而相对较容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攻击目标吗?与其他所有群体一样,当社会中的人们有明确憎恨的敌人时,似乎社会会变得更加团结,追随者会变得更加顺从,领导者的位置也会变得更加牢固。药物法规作为刑事司法系统的一个方面,其保护、威慑及减少危害的功能却似乎难以令人信服。这种说服力的不足削弱了人们对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支持,因为它给人们留出了反驳的余地:刑事司法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增强国家对公民的控制。米歇尔·福柯宣称,“今日之刑罚的理想境界可能是一种模糊的律例:为了寻求最精细的观察和分析而进行无休止的调查,同时审判过程也可能在构建一个永不了结的卷宗”。个人受国家管制越严密,个人行为就越能够被精确地预测,政府也就越能有效地处理其事务。

这种控制是洗脑吗?如前几章所述,对洗脑的根本恐惧是害怕失去自我控制,惧怕的不仅是自己的行为,而且连自己的思想都受到局外者的操控。思想其实十分难以把握,在我们支配所谓的自我时,观察得越细致,就越是迟疑不决。但我们渴望能够效仿维多利亚时代威廉·欧内斯特·亨利象征着自信的著名诗篇《不可征服》(Invictus):

 

我是我命运的主宰,

 

我是我灵魂的艘手。

 

 

我们不想把自己当成随因果之风飘荡的稻草,而愿意把自己当作悉心把握航程的理性主体。世界可能并不是完全可预测的,我们的行为甚至可能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预测。这就促使我们以为由他人来预测我们的一切行为可能更合意——尤其是当他人通过预测对我们实施控制时,即使这种控制违背了我们的最大利益。人可能在一个较早的年龄阶段就经受了社会化,接受了服从的观念,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被他人(特别是被非公认的权威)预测或控制时,他们的反应常常会非常消极。社会心理学家杰克·布雷姆将这种现象命名为“抗拒”。然而,要发生这种抗拒抗拒者”必须认为这种反抗是可能的,否则他们便会采取服从、沮丧的态度和行为(习得性无助)。

这些反应——反抗或习得性无助一在基督教各种涉及宿命论的不同传统中都有所体现,这种宿命论认为上帝是终极(万能)控制者,他自始至终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命运。这种宿命论的世俗等同物便是强决定论——无神论者的宿命论;强决定论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由早在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诸多事件所决定的,这些事件可以一直追溯到宇宙形成之初。一些基督徒强调上帝的慈爱:“不错,上帝的确是幕后操控者,但他爱你,他深知你的最大利益,而且因为他是万能的,他远比你更清楚什么是对你有利的,你又何必烦恼呢?”另一些人更强调我们服从上帝这一权威的义务(这种权威不是菲利普·普尔曼《黑暗物质》三部曲意义上的权威,而是所有力量真正唯一的源泉),实际上就是强调习得性无助。认为“没有人在幕后操控,但我们依然是玩偶”的无神论者发现很难支持上帝慈爱之说,因为原因和偶然性是不能被人格化的;他们历来都诉诸宿命论,或某种兼容论 个旨在调和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观点的总称。(在第11章中我将重新回到这一话题。)所有这些传统,无论差异有多大,都是我们对于失去控制的恐惧一对洗脑最根本恐惧——的一种回应。


家庭虐待

 

至此,本章所分析的各种情形已涉及了诸多社会机构以及它们与个体的关系。然而,谈论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们通常将家庭——“专制的学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形容家庭)一归人意识形态工具之中。各种形式的家庭虐待可以归结为一个最简单的状况:一人之权力凌驾于他人之上。

这种基本的社会互动关系可能是最强烈、最具有毁灭性的一种关系。一个老练的施虐者能够运用产生影响力的技能库里的任何一种技巧,从权威影响到承诺陷阱到纯粹暴力;结果,起初权力上微小的不平等不断发展,最后权力严重失衡,使得被虐的同伴实际上变成了“奴隶”。这些施虐者实现了对其受虐者相当程度的控制,这种控制比目前为止提到的任何一种情形——可能除最极端的邪教以外一-都更接近传统意义上的洗脑。洗脑所需的一切即是需求的不平衡——受虐者认为其伴侣的“爱”比她的爱更重要,所以,为了使伴侣开心,她愿意妥协退让。她也许习惯了这种社会互动关系:一个伴侣的一次妥协换来了另一伴侣更多的特权。她可能还会接受社会化,使其对社会地位较高者表现得更加毕恭毕敬。施虐者会小心地佯装,表面上看起来他在她所看重的每一个方面都比她优越。如果她以她的智力为傲,他会比她聪明;如果她为她的薪水而得意,他的薪水会比她更高(如果不比她高,他会找一个很好的不比她高的理由)。他会无情地利用她易于妥协的特性,极力地贬低她付出的价值,而无限地夸大他所作的每一次许可。

虐待清晰地展现了精神控制手段的渐进特性。人类大脑是不错的新奇事物探测器,但这种探测是有门槛的,低于该门槛则探测不到任何变化,并且如果要长期追踪感知的话,大脑必须作出特别的努力才行。也就是说,它们很不擅长探测长期的、不断累积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的每一步都非常微小的话。一开始,施虐者会利用这种弱点,在一些微小的方面试探其伴侣的忍耐性,也许时不时地说几句刻薄话。受虐者开始时可能会把每一次的人身贬损看得微不足道,会想“他很累,他过了糟糕的一天,他不是故意的”。除非她作特别的努力,并将伴侣的话语概念化为施虐整体的一部分(将其当作是施虐者计划或非计划的一场协同作战),不然她就注意不到这些话语或话语对其自尊心不断累积的影响。想想沸水煮青蛙的实验:如果水温升高的速度足够慢,那么青蛙则绝对不会跳出来,而会被活活煮死。施虐者也是一样,他慢慢地像棘齿那样一点一点地增加控制。每当其受虐者不反抗、不设定忍耐底线或守不住这种底线时,下一步的侵犯将会一点点地更加有危害性,在这个过程中,受虐者对其自身能力的自信会慢慢减弱,而对其施虐者能力的认知却会逐渐增强。如果他的身体更加强壮,她便会接受这种习得性无助。聚焦于其弱点、毫无价值的反复辱骂,以及对她的孤立会强化这种习得性无助行为。她可能还会变得事事依赖施虐者,尤其当他像某些邪教一样,要求她断绝与朋友、家人的联系之时。

要是受害人真的反抗了,施虐者会道歉,马上装出迷人的一面,稍后再作尝试。或者他会用威胁的手段:抛弃、羞辱、对她或她的孩子施暴。如果她威胁他,他知道如何利用她的内疚感,他摆出无助的举动常常会十分奏效。但随着关系的发展,她的前摄意识会逐渐降低。她曾经爱过、可能现在还爱着,但已开始令她畏惧的人,不断地贬低她的能力,这会改变她的自我形象,直到她认为自己不再是具备威胁能力的人为止。我们真的会像别人看待我们自己一样看待自己,例如,限制一个人表现的有效途径是:告诉他(她)其在工作中一无是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虐者能把他的伴侣从一个能动的个体转变成一个被困的、被吓倒了的木偶,她的认知水平急剧萎缩,甚至已经感知不到摆脱苦境的可能性。施虐者不仅用言语或情绪施虐,并/或使用身体暴力,而且还会营造出一种环境,使受害者在其中觉得自己完完全全是一个无助的可怜人。外人可能会对受虐者的容忍限度感到吃惊,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个妇女、儿童或男人成为受害者的过程有什么非凡之处。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之所以常常会认为某些事物不同寻常,是因为我们不了解造成这种事物不寻常的种种过程,这无疑是条不言自明的真理。孔雀和珊瑚礁令人惊叹,尽管它们现在作为自然奇观吸引着我们的眼球,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它们及其同类物种的进化史,我们便不会觉得其漫长进化史中的每一步演进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发生在孔雀和珊瑚礁身上的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施虐者及其受害者。


虐待和洗脑

 

我在书中的其他地方已经指出,社会心理学家越来越能够对促成洗脑的诸多过程作出解释。我们对“不得已而姑且采用的”洗脑这个概念的需求正逐步减少,神秘的(洗脑)过程已变得不那么神秘。我们仍然把“洗脑”作为贬义词使用,这表明我们并不赞成施虐者对受虐者实施控制,也许还表明我们对形成这种压迫关系的特殊曲折过程还不够了解。然而,我们承认这种关系发展的步骤大体上能够被理解,并且洗脑所包含的过程并不神秘。

施虐者的行为和极权主义政权行为之间的相似点也是能够识别的,正如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所描述的那样(见表1.1)。通过环境控制,施虐者寻求对受害者外部环境、大脑所受刺激进行控制,进而支配她的思想。施虐者还会要求受害者实行忏悔崇拜,不允许其有任何隐私,受害者必须详细交代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极权主义政权的特征:都有一种特定的、牢牢坚守的意识形态。极权主义政权实施神秘操控和语言加载,坚持要求纯洁及其神圣科学,并强调教义至上。极权主义政权认为他们所持的意识形态是好的,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是坏的。那么,施虐者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同所有意识形态一样,施虐者的意识形态也是一整套信念,而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其信念中心地位的是施虐者的优越性。施虐者一方面极力加强其权威与受虐者无助感之间的对比,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对她的控制(必要时还会使用暴力),通过这些做法来强化这些信念。

罗伊·鲍迈斯特认为,如果个体对自身有较高的评价,且这种评价受到了威胁,那么他就会比自尊心较弱的个体更具暴力倾向。(他的书《恶》详细论述了这一与众人直觉截然相反的论题)。换句话说,暴力是对自我威胁的一种反应,而自我威胁是指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其自我形象相悖,且对自己不利。那些自尊心较强,但成绩平平的人受到自我威胁的可能性较大;而那些真正杰出的人和那些成就普通但承认自己普通的人,则不会频频受到自我威胁。这种观点意味着,如果个体的自尊心达到了心理变态的水平,那么他们就会犯下与其人数不成比例的暴力罪行。引用罗伯特·黑尔?《良知泯灭》中的话就是,“他们非常自恋,过于夸大其自我价值和重要性,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他们以自我为中心,追求权力感,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更高级的生物,有权根据自己的法则生活”。上述推理是正确的:专家估计,北美的心理变态者约占北美总人口的1%~2%,但却犯下了近一半的严重罪行。正如黑尔所评论的,“心理变态在我们社会中的普遍程度与精神分裂症不相上下,而精神分裂症作为一种颇具破坏性的心理疾病,对患者及其家庭都带来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尽管如此,比起心理变态者对个人、社会、经济所导致的巨大危害,精神分裂症所带来的个人痛苦和伤害就算不上什么了。几乎每个人都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困于心理变态者撒下的天罗地网之中。”

心理变态目前仍是一个知之甚少的领域,但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构成心理变态的诸多内在特征也一定程度地存在于一般大众之中,包括施虐者在内。并不是所有施虐者都是心理变态者(虽然有些是),但很多施虐者都具有鲍迈斯特所提到的自尊心极强且十分脆弱的特点,有剥削他人的行为倾向(把他人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且缺乏同情心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