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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事情一完，她伸手到床头柜上拿日历，找到两周后的星期六，在上面画个红圆圈。这说明我已经尽到了义务，可以回家去了。这件事我丝毫都不喜欢。但是到了画圈的日子我必须来。如果我不来，她就会服安眠药。她丝毫也不爱我，甚至丝毫也不喜欢性生活，但是动坚信女人每两周应该有一次性生活，因为报纸上是这么说。假如不过性生活就会早衰——顺便说说，我觉得她老一点更顺眼——为此需要一个傍肩。对此我没有不同意见，惟一的问题是，为什么非得是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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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讲给小孙他们送东西的事，还有到老左那里的事，讲得七颠八倒。这说明我该要发数盲症了。数盲既不懂什么叫顺序，也没有时间观念，星期一上午听报告，报告人就是这样七颠八倒。其中还停下来几次问大家：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引起了哄堂大彩。大家鼓掌的时候，报告人站起来笑着点头，大概把我们笑什么也忘了。我坐在第一排，看到他一根接一根地吸万宝路，馋得要命。吸烟是我惟一的嗜好，咱们国产烟其实也很好，就是烟叶里什么都有，有时吸出螺丝钉，有时吸出电影票。有时候不起火，有时一声爆响，把头发全燎着——里面有黑色火药，烟厂的人也有幽默感。我前妻给了我一盒烟，同时劝我戒烟（她总是这样的）。我想，应该戒，健康要紧。所以我狠狠心送给小孙了。但是红毛衣马上该夺了去，说是抽烟时管我要。这个女孩子有控制人的品行，和我前妻一模一样。
有关这个报告会，还有些要补充的地方。这个报告人原来是我们部里的，现在则是我们部长。他是正部长，这就意味着不再是我们的人了。他现在很白很胖，秃了的头顶又长出一层黄毛来。不仅头发是黄的，眉毛和睫毛全是黄的。不管你信不信，所有得了数盲症的人都要变成白种人——这是因为吃的好，穿的好，又不见阳光。而我们正在变成黑种人，假如我的贝宁同学现在送我木雕，底座上准写着：我们是黑人。这是因为我们喝的小里有苦咸味，这就是说，有大量的钙镁离子。钙镁离子到了体内会催化迈拉德反应——也就是造酱油的反应，这在速校里学过，以致大家肤色黝黑，像酱油一样。除了肤色黑，头发眉毛也打卷。这我就不知是为什么了。我们的体质太怪了，体内不光有酱油，还有苯、酚、萘、茚、茆、芘等等古怪的东西，含量都高，而且都能点着。所以死了以后到火葬厂非常好烧。他们说，我们进了炉子，给火就着。烧着烧着还会爆炸，这一点不好，但也炸不坏什么。烧出来的骨灰是造上等玻璃的好原料，因为骨灰里铅多钙少。这，是说，我们像上个世纪的猪一样，浑身是宝。这是因为上个世纪生产的全部铅酸电池都到了中国，不仅不要钱，还倒给些钱。同时到达的还有大量化工废料。数盲认为这很好，因为能挣外汇；而我们认为妈的逼非常不好，会把大家都害死（除了数盲，因为他们不接触这些东西）。数盲听了这样的汇报，就笑嘻嘻地说：有污染不怕，慢慢治理嘛。我操你妈，要是能治理，人家会大老远给你送来吗？
除了白白净净，数盲还有件怪诞之处，死掉后极难烧，不管你怎么喷柴油，都是不起火光冒泡。你别看那么大的肚子，光是水没有油。这就是说，庞大的身躯像三岁的女孩那么嫩，大概是因为吃得太好吧。这种情况使火葬厂极头疼，因为只要死两个数盲，就能把全年的柴油都用掉。火葬厂的老大哥问计于我，我让他做台压榨机，先把水榨榨再烧，不知他照办了没有。
我小的时候，我哥哥给我讲过他们插队的事。当时有一种情形和今天很相似，那就是与种负筛选的机制。我哥哥年轻时，每一个身心健康的年轻人都要下乡去插队，而有病的人却能得到照顾，在城里工厂工作。这两种处境有很大的差距，下乡的人吃不饱，穿不暖，而在城里就可以吃得很饱，穿得很暖。现在则是有数盲症的人可以做领导，在机关工作，得到“特供“商品；而没有数盲症的人必须做技术工作，待遇差不是大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要负各种责任。小孙砸碱去了，工业锅炉那一摊就没人敢接。我也收到一大堆群众来信，骂我的柴油机嗓声大效率低。领导上只管大方向，不问具体工作，所以也不负一点责任。我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得到何种结论，反正我哥哥那时候的结论是装病。在这方面有很丰富多彩的知识。他产中间有些人给自己用了肾上腺素，就得了血压高的毛病；有人在胸部透视时在衣袋里放上撕碎的火柴盒上的磷皮，就得了肺结核。肝炎也能装出来，只要请一位真正的肝炎患者吃顿饭，然后让他替你到化验室抽血。其中最为简便的是装肾病，不冒任何风险，也不用请人，只要一个新鲜鸡蛋。在验尿时往尿样里滴几滴蛋白，就得了肾炎——当然，急性肾炎还要刺破指尖，往里滴几滴血。不过谁也不愿得急性的，怕被留下住院。后来领导上发现得肾炎的太多，就规定了必须在化验室里取尿样。但是知青们把蛋清事先抹在龟头上，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陆续病退回城。事实上有病的人不能装成没病，没病的人要装有病谁也挡不住。
但是这些知识对我没有用——我现在尿里就有两个加号，肝功能也不正常。我们部里人人都有点病（因为环境是那么的脏），所以不能照顾。只有数盲没有身体上的病——他们住的地方有干净的水、滤清了的空气。但是他们病得最厉害，连数都不识了，所以不能不照顾。这种情形真让人无话可讲。我现在要考虑的是让谁来做工业锅炉的设计——当然，最合适的人选是小徐。这小子是学化工的，有点靠谱。但是他绝不肯干。别人又都不在行。算来算去只能我接下来。但我一点也不懂锅炉，我只懂柴油机。现在谁想要锅炉，就会得到一台柴油机，用汽缸烧水，用废气烧蒸汽，而且还会嘣嘣响。可以想见下面那些需要锅炉的工厂——纸厂、印染厂等等，见了这种东西一定会气疯。但我也没办法。让他们去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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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星期一，我的生日过去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不能把它们全记下来，因为我的脑袋被打了一个大洞，脑子里昏昏沉沉——除此之外，夜也深了。所以把到今天早上以前的事做个总结就睡觉。我和我前妻和好，后来又把好气跑了。这件事（把她气跑）从表面看来是因为我和老左睡了觉，其实不是的。因为我完全可以不去和老左睡觉，所以真实的原因是我很违拗。我受不了她比我强。假如她听到这些话，就会说：王犯，我们又何必分出个彼此呢？我就会答道：是！管教。——做出个恭顺的样子。其实我想：凭什么我是王犯你是管教？
三、 蓝毛衣＆我前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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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老大哥王二这个人，还有好多需要补充的地方。这个人像白痴一样笨，像天才一样聪明，在这两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他设计过上百种柴油机，除了几种早期作品，都是莫名名状的怪物，这是他鲁钝的地方；但是每一种都能正常转动，这又是他天才的地方。他还设计过一种公共汽车。接到设计任务，他就去对数盲说：他刚刚参加了一个仿生学的学习班，仿生学是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故而这辆公共汽车如果是普通外形的轮动车辆，就未免落伍。他要把它设计成步行机械，并且有某种动物的外形。数盲一听说二十一世纪的技术，登时表示支持。过了半年，一架生铁造成的老母猪就蹒跚走过大街，喷着浓烟，发出巨响，肚子底下悬着十几个假乳房，里面是乘客席。这辆公共汽车后来被日本人买了去，放到一个游乐场里了。这种奇妙的设计能力是年轻同事模仿的对象，但是谁都比不上。因为他不是存心要出洋相，他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
据他前妻说，王二的身体也有很多奇异之处，这其中就包括他的阳具。那东西总是懒洋洋的，和它主人那种勤奋的天性很不一样。要使它活跃起来，还得做一番说服工作。你对它说：同志，你振作起来！它就能直起身子。你对它说：立正!它就能直挺挺。在干那件事时，你说一声：同志，你走错了路。它还能改变方向。当然，最后还要对它说：稍息，解散。这个东西就被叫做二等兵王二，而那件事则被叫做出操。因为这些缘故，王二对女孩子来说很有魅力。但是这些事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不管数盲怎样看我，我觉得自己仍是个艺术家。作为艺术家必须要有幽默感，而幽默感有现个传统来源：宗教（在我们这里是数盲）和性器官。这是因为在中世纪，只有宗教和性在影响人的思维。由此产生了一些笑话，比方说，领工资时，拿到了那些微不足道的钱，就闭上眼睛说：我要是数盲多好。但是这个笑话于点都不逗，因为数盲不领工资，人家是供给制——换言之，共产主义对他们早就实现了。还有一个笑话说，我得了数盲症以后，每天都要洗澡，还要抽十支万宝路。这个笑话比较短，因为数盲不知道每天洗澡，要到你安排了才洗，抽烟也根本没数。
有关共产主义，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到了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数都不用数。根据这个道理，那时候的人就该都是数盲。假如不是从小数钱、数冰棍，谁会识数。但是到那时都不识数了，谁来算题？假如没人算题，就没科学技术，又怎能各取所需？对这个问题我有个天才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犯错误。对于有错误的人，就不让他各取所需。然后他就会识数。然后就可以让他算题。这只是个笑话，不能当真。因为不识数的人不可能犯错误，错误就是识数，由此堕入了循环定义。
我做梦都想患数盲症，就像我哥哥当年下乡时做梦都想患一种重病一样。假如我成了数盲，就能躲开柴油机，重新获得我的雕刻刀、画室、彩色毛线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哥哥当年 想得一种病，则是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要知道他天和是一个饭桶，粗茶淡饭吃多少都不饱，非吃肉不可。我现在就落到了他当年的困境里。我们哥俩都只有一种方法来脱困，就是真的得上这种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运动短裤得上的，虽然有往龟头上抹蛋清等等绝妙的手段，他却不敢尝试。所以他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辈子都好不了，现在住在得克萨斯的沙漠里。而我则只能朝数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凭良心说，我一点不想争当数盲，只要能做原来的工作就完全满意了。这一点数盲一定能知道。我个人以为，一个人设计的公共汽车是一口老母猪，足以说明他已经无可救药，不一定非要主他完全不识数。但是我也知道，什么人是无可救药，什么人不是，只有数盲才知道。
我说我做梦都想得数盲症，但是梦醒后会为这些梦感到羞愧。假如我们都得了数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要饿饭了，至于我们自己一，也就是中年男人们，倒是不值得同情。因为我们都有数盲症，没饭吃，可以吃鸡鸭鱼肉毒蛇王八。女人们又怎么办？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浑浑噩噩，世界上就会没有爱情，她们怎么活呀。但是我们自己又没问题——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和家属过家庭生活就够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认识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楼房。其实那不是雪，而是一片盐碱地。当时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了。楼房前面有几棵杨树，所有的叶子全都卷着。当时的污染也已经很严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长），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第一课是扫盲课，我们都是科盲。老师进来我喊起立，发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极难看的列宁服。所以坐下之后就举手发言道：报告老师，你的衣服很难看——我给你打件毛衣吧。那时候她工学院还没毕业，在速校实习，一看学生都有胡子，心里已经发慌，我的发言又有调戏之嫌，登时面红耳赤。后来她就专拣我来提问，比方说：在黑板上画个根号，问道：老大哥，你看它像个什么？我看了半天，它像个有电的警告符号，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师！她又画个积分号，这回不用她问，我就说：这像一泡屎！在她看来，我像个存心捣蛋的混蛋（其实我不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真诚）同时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她决心迎接这种挑战。
礼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电话。她先问老左床上如何——这话一早上听了十遍了，我听了着实恼火，吼了起来：你们不要这样墙倒众人推！老左怎么了？再怎么她还有点同情心！（其实她是没有的，否则就不会主我摸她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成一束，虎口以上溢出掊分还算有点模样）……我前妻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是嘛，我没同情心——告诉你，你的事有希望了。这几天你自己当点心。我听了面红耳赤，因为我一直在托她给我办出国手续。这件事难于上青天，但她居然办出了眉目。我觍着脸问，是怎么个情形？她说，电话里不能讲，下班她过来。但是下了班她过来，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个小黑屋里，脑袋上满是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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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识数的人来说，自己存在是惟一确定无疑的事。这可以叫做实事求是，。可以叫做无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东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认了这些事，就承认了有所谓无可奈何。你识数，这就是无可奈何。有的声音好听，有的声音不好听；有的东西好看，有的东西不好看；这些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该干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能想到当个领导，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国，和我哥哥、嫂子、我年过八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想弄个画室重操旧业。我哥哥隔段时间就托人带一份文件，让我办出国手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技术人员了崭，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电话里说：你干吗非识数不可？这是一种暗示——他一定记得好多年有给我讲过知青装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听懂。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数盲这种病不能装，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这种病，我还下不了决心。
有关不准技术人员出国的事，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前几年还是让我们出国的，但是大家出去了就不回来，简直无一例外。现在的规定是出国前要体检，没有数盲症的男性一概禁止出国。但这是内部规定，明明是没得数盲症，体检证上偏写成三期梅毒，不但出不了国，还要被关进医青霉素。那种青霉素是进口的，却是兽用药，杂质很多，打在屁股上浑身都疼，而且发高烧。自从打过了那种针，我就老有点黄疸。因为这个原故，我再也不敢打这种主意。患了数盲症的领导可以出国访问，这方面大家都服气，人家没有不回来的。这也说明数盲在外国也治不好，得吃救济——外国人抠得很，不肯救济我们的人。女人可以出国，内部也有掌握——年轻漂亮的不成。洋鬼子精着哪，见了年轻漂亮的就娶去做老婆。老左就出过国，但是大家都服气，因为她回来了，并且在床上对我说：还是祖国好。这个女人觉悟高，明明是我对她好，她却记在祖国账上，让人没话讲。我前妻也可以出国，但是要到六十岁以后。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有个盼头，我却是一点盼头也没有。
我前妻说，我有张卑鄙的嘴，这蝓身上下最恶劣的东西。好在还有一件好东本，那就是二等兵王二。她帮我的忙，全是看它的面子。但这话打击不了我。别人有困难都去求傍肩，傍肩也帮助，你说是看谁的面子？只是没有求帮出国的，这事太难。我前妻办出了眉目，不知是怎么办的。这件事她始终不告诉我，后来这事失败了，她也不说当初的眉目是什么？
现在可以说说“眉目”是怎么没的。接完了这个电话我就去听报告。要是推个事不去，就好了。“数盲症可不是装的”——报告人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时，小徐对我说：装得真像！我就这样回答他。假如不理他就好了。就在这时，在我们身后巡逻的保安员用警棍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引起了短暂的昏迷。这些农村来的小伙子工作很认真，但是下手不知轻重。他们看到我们老笑，已经很气愤了——会场秩序不好要扣他们薪水。小徐也挨了一下，不肯吃哑巴亏，回头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登时演成群殴的场面。他们手里有警棍，我们身上也有东西，有的是铁链子，有的是半截水管子，有的是发射橡皮棍的气动手枪，有的是喷射阿摩尼亚的气罐——听大报告时大家都有准备，而且我们的人也不少，除了各机关的技术人员，大企业的人都来了。坐在我们边上的是玻璃公司，那帮家伙对打群架兴趣极大，早就把板凳腿拆下来了。一动手就有人递给我一根板凳腿，我也瞎挥了几下，打倒了几个保安员，自己也挨了几下警棍——年纪大了，身手不灵活——而会计部的小姑娘则是假装劝架时朝保安员的裆下施以偷袭。转瞬之间，就把保安员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溃退而出，一哄而散。当然，也得有几条好汉留下来顶缸，否则会有大麻烦。今天的事是因我而起，我留下来。等保安的大队人马来了后，我就带头扔下板凳腿，举手投降。人家看我血流满面，也不好意思再打我。别的投降者，不是真伤员，就是体质单薄者，还在脸上涂了红药水。这正是我们的狡滑处，你要是审问，就说：什么都没干，只是挨了打。所以人家问都不问，直接押去关小号，半平米的地方塞两人人，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我和一个穿黑茄克的小伙子塞在一起，我看他很面熟，。进去以后才知道，是那个穿蓝毛衣的姑娘。等我前妻来放我时，她正坐在我腿上，但这是因为没地方坐。那孩子连忙解释说：大姐，我们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而我前妻摸了她脸一把说：当然是清白的，可怜有小家伙——快点回去睡觉吧！
考虑到礼拜一的群架里有人伤得很重，还破了相，想让保安把我放了可不容易。这件事要劳动市长亲自打电话：“你们那时有个王二，是我家属的前夫，如果没什么严重问题就放了吧。”除此之外还有好多治安方面的指示，把保安的头烦得要死。他来开锁时还念念叨叨：什么叫“家属的前夫”。我要承认，这种关系实在古怪。但这还是直截了当的说法，还有人是某数盲的“家属的前小叔子的哥哥”，有人是“小姨子的前姐夫”，不得 数盲也搞不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数词上只要知道是和自己有关系就够了。具体是什么，人家并不想弄清楚。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关系很明白，我们是绿帽子的发放者，他们是绿帽子的接受者。好多人认为这种暧昧的关系，有助于和傍肩间性生活的和谐。我个人不这样想。因为这个缘故，我前妻说我笨。
我前妻把我放出后，就朝我冷笑。她看我愣愣怔怔的样子，就递给我一面小镜子——那样子很难看，我早知道头破了，但不知流了那么多血。但我还能挺住。她说，你那件事吹了。我听了就晃起来，幸亏她从我兜里摸出了救心丹，塞在我嘴里。后来子带我到医院去处理伤口，出来时更难看了——剃了个阴阳头。我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就睡了。躺下时，我前妻睡在我身边，醒来时天已大亮，我身上有张纸条，上面写着：1.接着睡；2.今后少惹事，还有希望。希望是指出国的事，我知道原来的希望是打架打没的。我就接着睡了。
有关保安的情况，需要补充如下：那些人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藤帽，手持木棍，戴红色袖标，在街上维持秩序。上级说，现在城市治安混乱，警力不够用了，从农村征调保安员进城，是个好办法。但是这帮人来了以后，秩序就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上了班什么都不管，下班以的什么都偷。除此之外，他们最感兴起的事就是揍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那么无辜。你要以为北戴河是新兴科技城市，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故而只有挨打的份，那就太天真了。我们挨揍多年，早就懂得怎么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