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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认识，数盲们大概也不爱听。而我这样谈，是因为我已经烦透了。当我露出一身骨头，站到台上向大家致意时，有一种投错胎转错世的感觉。假设有位数盲光着脊梁腆着大肚子到了台上，低头找不到肚脐眼，也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谁生下来也不是为了挨鞭子呀。后来人家用皮绳捆着我手腕往架子上吊（那帮家伙手真狠，把我下巴颏撞破了）让我的光板胸膛体会到X形架的厚重和蓝毛衣的体温，这时候我抬着头看到头顶棕黄色的烟云——万籁无声。此时在我视野里，只有一个血迹斑斑的X开架的上半部，还有楔形黄色的天空，万籁无声，还有背上冷嗖嗖的，时间停住了。你说这是在干吗呢？我不知别人会怎么想，反正我此生体验到的一切荒诞，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数盲们说，我们花了宝贵的外汇进口了鞭子，开了万人大会向全国转播，市长副市长都讲了话，难首，就是为了让你体会到这些？这是巧妙的发问，但也属于我此生体会到的长吁短叹荒诞中的一种。所谓外汇、万人大会等等，都是为了铺垫数盲们的殷切期望和拳拳爱心，而我，渺小的王二，怎敢不感动？我的回答是：你不妨把我想象得更渺小，就说我是个分子，物理学证明，分子有分子的轨道——假如说我不配，那就说我是个原子，原子也有轨道，更小的东西更有轨道，凡是东西必有轨道——你去把你的期望和爱心投到分子上面，看看可能把它从轨道上移动分毫？不管怎么说，挨鞭子的是我，认识是我的事。我的认识还没说完呢。我主，此生体会到的一切荒诞，都在鞭刑架上达到了顶峰。这就是说，我觉得一切都不对头。不是一般的不对头，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对头。
数盲们要我说明什么叫不对头，我能想到的一切比方都和数学有关，比方说你在证一道数学题，证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结论：三角形内角和有720度、四方形是圆的等等；此时就会觉得不以头。但是数盲早把数学全忘了，所以就说不明白。这件事说明会讲话不等于会思维。数盲们作大报告，就如坐在马桶上放松括约肌，思维根本来不及。事实上思维就是分辨对头和不对头，而数盲就是学会了如何作报告而忘记了如何思维。我的这些认识都是说给会思维的人听的。我认为我们该做的事是把一切已知的事都想明白，然后再去解偏微分方程不迟。现在我就能想出件不对头的事，是有关蓝毛衣的：又要抽人家，又不让人家露肉，这对不对。假如这样想，就会发现世界上根本没有两难命题，只有从根上就不对的事而已。我被绑在架子上等着挨鞭子时，就觉得从根上都不对。假如这事不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不会这样想。
4
小的时候，我哥哥告诉我，这世界上有种东西叫做“荒唐”，它就像关节疼，有时厉害，有时轻微，但是始终不可断绝。但是我八九岁时哪儿都不疼，所以就耸耸肩，表示不能想象。现在我身上疼的地方可多了，所以认为它是个很好的比方。我小的时候，听到“形势一片大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之类的话，只觉得它是一些话而已，绝不会像我哥哥那样笑得打跌。人是不会在八岁时就体会到什么是荒唐的，但像我这样一直到了四十八岁，挨了一顿鞭子才明白，就实在是太晚了。
我在X形架上感到的荒唐是这样的：眼前这个世界不真实，它没有上点土方像是真的，倒像是谁编出来的故事——一个乌托邦。刚这样想了，背上就挨了一鞭子，疼得发疯——假如你想知道什么是疼得发疯，就找个电钻在牙上钻一下子——这时候我不禁口出怨言：妈妈的，你让我怎样理解才对！在冥冥中得到了回音：你怎么理解都不对，这就叫荒唐！像这样的鬼话，数盲们看了以后一定气得要死。假如真是这样，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们抽了我一顿，还让我谈认识。谈了很多次，却说不懂我的意思。
我对荒唐的理解是这样的：它和疼痛大有关系。我们的生活一直在疼痛之中，但在一般条件下疼得不厉害，不足于以发人深省。就以我哥哥来说，去插队（挨饿），得了关节炎，他都不觉得有什么。直到关节炎发展到了心脏病，做手术，可巧那一回上级要求做个针刺麻醉的手术给外宾看，就把他挑上了。领导上要求始终面带微笑，他做到了。但是事的告诉我：针刺一点作用没有，完全是干拉。拉到要翻白眼时，大夫说：病人挺不住了，上麻药吧。领导上却说：念段毛主席语录给他听——这是“文化革命”里的事。我哥哥始终微笑着，是怕领导说：这小子做怪相，甭给他做手术了——就这样开着胸晾在手术台上，肯定比疼还糟。做完手术后，他告诉我，有荒唐这种事，但我不懂。砸过碱、关过小号、被保安开过瓢后，还是不懂。等到吊上了架子，挨了一鞭子才懂了。那是一种直接威胁生命的剧痛，根本挺不住的，可是我被吊在那里还有十一鞭子等着你哪，你说往哪里跑吧。由此就得到了疼痛的真意：你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轻度的疼痛是威胁的开始，中度的是威胁严重，等到要命的疼时，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住医院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我的日记本，拿去研究了一番，又还给我了，还问我以前的日记哪里去了。以前我是不记日记的，原因就是怕数盲们看见。现在我变了主意，不但记日记，还把它放在数盲们能看见的地方。如果有话不说，就是帮助他们掩饰荒唐。在这本日记上，数盲在幽默感有两个传统来源（见“三、蓝毛衣&我前妻”）“数盲和生殖器”处打了个大问号。据我所知，保安员同志们的幽默感也有两个来源，“眼镜”和生殖器。眼镜就是我们，这提示了幽默感从何而来。当你发现有什么人和东西比你聪明，你莫奈他（它）何时，就会开怀大笑。我们比保安员聪明，这是不争的事实，而生殖器经我们聪明也是不争的事实。它最知道自己要什么，一次都不会搞错。当然，最聪明的是数盲，，他们不但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都能得到。数盲最伟大的地方，就是能够理解，并且利用荒唐。因为他们如此聪明，就觉得那东西蠢得很，一点都不逗了。
有位数盲警告我说，我的认识很危险。这就是说，我已经和易燃易爆品列入一类了。危险的东西应该由上级来掌握，这就是说，我再也别想从医院里出去了。
有关“危险”这件事，我现在是这么看的：假如有什么东西对他们有用处的话，数盲就说：这有危险！说了以后，它果真就有了危险——谁敢来拿就会挨顿揍——当然，这种危险是对我们而言。我不明白，我对他们有什么用处。我一个糟老头子，一条腿也被打坏了，走路都得拄拐。就算他们是同性恋，这个玩笑也开得过分了。
除此之外，我什么都能够解释通了。当然，危险的定义还要拓宽一些。队了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对他们危险的东西也在内。比方说，有魅力的女人，比方说，我前妻，其实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是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时什么却敢干，所以对他们有危险，要赶紧从我们这里调走。鬼聪明的男人，比方说小徐，也有危险，假如不吸收他入伙，就会把什么都揭穿。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什么对我们是有危险的，甚至连鞭刑都不危险。活到这个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我还要说，数盲把一切有危险的东西都拿走了，也就拿去了活下去的理由。等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有最大的危险性——这是对他们而言。这就是说，干什么事都要有个限度——物极必反。
5
有一件事我始终不明白，就是女人为什么不得数盲症。
他们把我从医院里放出来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回到技术部一看，一个人都没有。有种直觉叫我到海滨广场去看看。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七、 结 局
老大哥王二在我受鞭刑时死掉了——我是他的前妻，这本日记现在在我手里。他住院时，领导上说他得了数盲症，但是我不信。他不会得数盲症，因为他是天生的老大哥，永远不会改变。我要说，他对危险的态度过于乐观了——他以为受过鞭刑之后，这世上再没有对他危险的事了——他就是因此死掉了。女人不得数盲症的原因很简单——得了没有好处，所以很少有人得，得了也只会受人耻笑。老左就有数盲症，她跑到我这里来，我们三个女人：我、蓝毛衣、老左，哭了一顿，纪念这个男人。对于爱上他这一点，我从来就没有后悔过，今后也不会爱上别的人了。当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时，后者受鞭刑，鞭子就会打到前者心上。我是这样，他也是这样。惟一的区别是，我的心脏比他的好。现在我人活着，心已死。这是一件好事，我可以平静地干我该干的事了。
——窝子录入完成于2004年8月15日。未校对稿。
王小波：黑铁时代
王小波最后遗作，窝子敬录
大学四年级
一
在大学里的第四年，以前空空荡荡的信箱忽然满了起来，我开始收到推销各种东西的邮寄广告：时装、皮衣、首饰、化妆品、成套的唱片、CD、LD、丛书、文库，等等。有些东西过去买不起，有些东西人家不卖给我们；现在这些东西我都有了，堆在双层床的顶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付过钱，全是赊购。它们不仅是商品，还是我已经长大的证明。有一样东西人家在努力推销，我还没有买，那就是公寓的入住权。我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再有一年，就要毕业，搬出学生宿舍，住进黑铁公寓。以前的事情未必值得记述，对我来说，大学的四年级是第一个值得记录的年度。
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它一定不好，这是一定之理。我有一个表哥，开着一所黑铁公寓。我和他说，想到公寓里看看。他说，我正要搬家，你就不用过来了。他正要搬进我们学校对面的旧仓库，正在那里装修房子。闲着没事时我常去看看，但装修公司的人不让我进去，说是这种地方不准学生来看。我说我是业主的表弟，表哥让我来看看工程质量，他们才让我进去了。
我表哥的公寓里地下铺着黑色的水磨石，四壁上涂着黑色的油漆。整个楼层黑得一塌糊涂，看起来倒是蛮别致的。地面和四壁都做好了之后，在装修公司的泛光灯照耀之下，这地方像个夜里开放的溜冰场。但这地方想要住人的话，就得隔成房间才对。后来他们开始打隔断——水磨石地面上早就留好了地脚，他们在地脚上竖起了若干铁柱子，在铁柱子之间架起了铁栅栏，又在铁栅栏上涂上了黑漆。一面做这些事，一面往里面搬粗笨家具。等到这些活做好了之后，这地方倒像个动物园，放着很多关动物的笼子。和兽笼不同的是，每一间里都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有床，有桌子，这就让你不得不相信，这些笼子是给人住的：狮子老虎既不会坐抽水马桶，也不会坐椅子。我在滑溜溜的地面上走着，冷风刺着我的耳朵。时值冬日，北风在拆去了窗框的方洞中呼啸着。工人正把这些洞砌起来，此后这里会是一所没有窗户的房子，不点灯会伸手不见五指。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留着窗户。
我表哥的房子装修好了，他搬了过来，带着他的家具、杂物，还有六个房客。家具装在大卡车上，由搬家公司的人搬上楼去，房客装在一辆黑玻璃的面包车上，一直没有露面。那辆面包车窗子像黑铁公寓的窗子一样，装着铁栅栏，有个武装警卫坐在车里，还有几个站在了周围。等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才把面包车门打开，请房客们下车。原来这些房客都是女的。有两位有四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教授。有三位有三十来岁，看上去像学校里的讲师。还有一位只有二十多岁，像一个研究生，或者是高年级同学。大家都拖着沉重的脚镣，手里提着一个黑塑料垃圾袋，里面盛着换洗衣服，只有那个女孩没提塑料袋。她们从车上下来，顺着墙根站成了一排，等着我表哥清点人数。
我表哥搬家那天，北京城里刮着大风，天空被尘暴弄得灰蒙蒙的，照在地面上的阳光也变得惨白。有两位房客戴着花头巾，有三位房客戴着墨镜，其他人没有戴。我表哥说：老师们，搬家是好事情，大家高兴一点——这回的房子真不赖。但她们听了无动于衷，谁也不肯高兴。我想这是很自然的，披枷戴锁站在过往行人面前，谁也高兴不起来。我听说监狱里的犯人犯了错误时，就给他们戴上脚镣作为惩罚——这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监狱里，没别的地方可送了。我们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而已，又没招谁惹谁，干吗要戴这种东西。当然，给犯人戴的脚镣是生铁铸的，房客们戴的脚镣是不锈钢做的，样子非常的小巧别致。但它仍然是脚镣，不是别的东西。我表哥见我在发愣，就解释说：这不是搬家吗，万一跑丢一个就不好了——咱们平时不戴这种东西。我表哥像别的老北京一样，喜欢说“咱们”来套近乎，但我觉得他这个“咱们”十足虚伪，因为他没戴这种东西。这些房客里有五个戴着手铐或者拇指铐——这后一种东西也非常的小巧，像两个连在一起的顶针，把两手的大拇指铐在了一起。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假如没有钥匙，不把大拇指砍掉是取不下来的，而把拇指砍掉了就会立刻成为残废。她们双手并在前面提着袋子，像动物园里的狗熊在作揖。我表哥又说：手铐出门时才戴，不是总戴着的。那个年轻的女孩倒是没戴手铐，双手被一条麂皮绳子反绑在了身后。她挺起胸膛，好像就要从容就义的样子。我表哥解释说：这位老师讨厌手铐，所以用根绳子。他还对我说，要是你将来讨厌手铐，或者对铁器过敏的话，也可以用根绳子——他是在和我说笑话。我听说癌病房里的病人总拿死和别人开玩笑，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人间总拿性来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笑话十足虚伪，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用根绳子嘛。所有公寓的人肘弯都扣着一根铁环，被一根铁链串在一起，只有我表哥例外，这件事让人看着实在有气。
有句话我们经常听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而我正要变成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精英。以前我听到这里就满意了，现在不满意。现在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应该怎么对待这些精英。这些房客们都穿着郑重的秋季服装——呢子的上衣和裙子，这些衣服都是很贵的；脸上涂了很重的粉，嘴唇涂得鲜艳欲滴。只有一个人例外：那个年，以的女防水同有化妆。她穿着花格衬衫，袖子挽到肘上，那个扣住手臂的钢环被掩在袖子里。下襟束在腰带里，那条小牛皮的腰带好像是名牌。腿上穿着褪色的牛仔裤，脚下穿一双雪白的运动鞋。那条不锈钢的脚镣亮晶晶的，镣环扣在套着白袜子的脚腕上。背着手，姿势挺拔，四下张望着——她排在队尾。混在这样一群人里她非常抢眼，我不禁盯住了她。她的领口敞开着，露出了锁骨和一部分胸口，随着呼吸平缓地起伏着。后来她转过身去背对着我——她的小臂修长，手腕被黑色的皮条纠缠着。有时她握紧拳头，把双手往上举着，这样双臂这就构成个W形；有时又把手放下来，平静地搭在对面的手臂上。与此同时，别的房客低着头，一动都不动。直到一切都安顿好了，我表哥才说：好，进去吧。房客们从黑铁公寓的前门鱼贯而入，像一伙被逮住的女贼。那个女孩走在最后，她在我脚上踩了一脚，说：小傻冒！看什么你？既然她说我是傻冒，想必我就是傻冒了，但她也该告诉我，我到底傻在哪里。我还想和她说几句，但她已经走过去了。电动的铁门哗啦啦地关上，把别人都挡在了门外。
二
我住的宿舍离学校的南墙很近，学校的南墙又和我表哥开的公寓很近，有一段南墙是砌锅炉的耐火砖砌的，黄碜碜的，看起来很古怪。墙下有窄窄的一条草坪，出了南墙就能看见，总没人浇水，但草还活着。草坪里种了一丛丛的月季，夏天草坪上满是西瓜皮。草坪前面是马路，过了马跃就到了黑铁公寓门前。人们说，所有的聪明人都住在公寓里，住在公寓外面的人都不够聪明。聪明人被人像大蒜一样拴成一串，这件事却未必聪明。你知道的吧，这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就是：吃了千辛万苦，做成一件傻事情。
黑铁公寓是一座四四方方的混凝土城堡，从外面看起来是浅灰色的，但它名副其实，因为它里面非常的黑。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亮着一盏遥远的水银灯，照着这间宽大的房子，好像一座篮球馆内部的样子，但是这里没有篮球架子。从底层的中央乘升降机到达四楼，你会发现自己在十字交叉的通道的中心。每条通道通向一个窗子，窗子的大小刚够区别白天和黑夜。在通道两边，雕花的黑漆铁栏杆后面，就是黑铁公寓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一览无余，你怎么也不肯同意，像这样的小房间可以要那么多的房钱。但是人家也不需要你同意，他们径直把你推进其中的一间，然后你就得为这间房子付钱了。隆冬时节，黑铁公寓里面流动着透明的暖风，从铺在地面上的橡胶地毯上方流过，黑铁公寓里面一尘不染，多亏了有效的中央空调系统。这里有第一流的房间服务——一日三餐都有人从铁门上的送饭口送进来。从这个口子送进来的还有内衣和卫生纸、袋装茶和袋装咖啡——在动物园里，人们也是这样给笼养的猛兽送东西，只是不送袋装咖啡——住在这个笼子里，你大概也用不着别的东西。这个地方过去是座旧仓库，现在是黑铁公寓。打听了这所公寓的房钱之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黑铁公寓可真是够黑的。
经过深思熟虑，我在表哥那里打了一份工。大学四年级功课不忙，现在放寒假，我又需要钱。至于为什么要到表哥那里打工，我也说不清楚：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上工的头一天，我表哥说道：咱们这里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样东西——他让我猜猜是什么。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来，他告诉我说：这里有七个房间，但只有六个房客，所以少了一个房客，空了一个房间。402室就是穿着的。算数我是会的，但我没有注意过这件事。我倒注意到他说到空了一间房时看了我一眼，我马上就感到不舒服。他让我想想该怎么办，我又没想出来。他告诉我说：应该去买一个来。原来房客还可以买卖。这件事我不知道，想不出来也怪不得我啦。他打电话请人来替班，我们俩开车去了房客市场，后来是股票交易所，现在卖人——什么能赚钱就卖什么，用我表哥的话说，什么牛逼这里就卖什么，这话把我逼入了两难境界。如果说房客，也就是社会的精英，是不够牛逼的货物，我没法同意，这等于说我也不够牛逼。但若说他们是牛逼的货物，我也不喜欢——谁也不愿被比作 一个牛逼。
市场里熙熙攘攘，有很多摊位，每个摊位上都拴着好几个很牛逼的货物，穿着打扮和我表哥的房客搬家时差不多，但每人手里都有一把折扇，假如有人来问，就打开来遮着脸，隔着扇子和他说话——看起来像日本的艺妓。假如人成为商品，就应该遮着脸。
你未必去过那个房客市场，但你早晚是要去的：不是作为买主，而是作为货物。这间房子很高，没有天花板，在透光的塑料瓦中央有一个长方形的天窗。从底下看上去，天窗就像个亭子，或者说，像一道长廊。盯着它看得久了，脑海还会冒出来些木字边的中国字：“榭”、“枋”之类；这些建筑都是木头造的，但现在天然的木头很少了，这个天窗是角铁焊出来的。你正看得出神，忽然手上一阵冰凉。低头一看，眼前是一件黑皮茄克和一个秃头，他正把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放在你手腕上。当然，你是货物，对方是主顾。此时你如梦方醒，连忙用扇子把脸遮上。对方问道：你是干什么的？你要告诉他，是学中文的，除了从口袋里掏毕业证给他看，还要告诉他：我每月都有作品在刊物上发表。对方小声嘟囔道：这才几个钱哪。然后他后退半步，上上下下打量着你，摇摇头说：你该减减肥了。为了回答这种轻蔑，你要挺起胸膛，收紧肚皮，刷地把扇子一收，朗声说道：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子难道还算胖吗？有人给你鼓掌，都是卖主。有人嘘你，都是买主。有人一声不吭，都是货物。所有的货物都一声不吭，抬头看着天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