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和赫尔曼咽下茶，按灭烟头，离开了医师休息室。埃里克穿上从死去苏联军官身上剥下的毛皮大衣，敞开前襟，露出大衣里穿着的德军制服。两人匆匆走进停车库，赫尔曼把车开上了街。埃里克看了眼纸条上标明的方向，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窗外漫天飞舞的细雪。
出了小镇以后，救护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救护车和几辆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汽车和卡车会了车。路上的雪很硬，赫尔曼无法在光滑的路面上把车开得很快。埃里克想象着撞车时的情形。
冬天的白天很短，上午十点天亮，下午五点天就完全黑了。茂密的云层中露出一点微光，两边密密麻麻的高大松树几乎把这点光完全遮挡住了。埃里克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于格林兄弟描绘的童话世界似的，顺着小道深入鬼怪徘徊的层层树林。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刚和自己说话的轮胎厂厂长既不像犹太人，又不像共产党，埃里克心想。
囚徒们走到采石场的石板地上。之前他们一直像被圈起来的羊群似的死气沉沉，既不东张西望，也不交头接耳。这时他们突然活跃了一点，指着地上的东西议论起来。透过飘扬的雪花，埃里克看见尸首似的物体散布在岩石上，他们的外套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
埃里克这时才注意到，大树之间的山谷外侧站着十二个拿着步枪的枪手。十二个囚犯，十二名枪手：埃里克意识到了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惊恐而难以置信，同时又感到非常愤怒。
枪手举起枪，瞄准采石场上的囚徒。
“不，”埃里克说，“你们不能这样！”没人听到他的话。
一个女囚徒尖叫一声。埃里克看见她抓住十来岁的男孩，把男孩搂紧，好像她的胳膊能帮男孩挡住子弹似的。两人看来是一对母子。
一个军官下令：“开火！”
步枪开火了。囚徒们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枪声震下了松树上的积雪，纯白的雪花落在枪手身上，化成星星点点。
埃里克看见男孩和母亲双双倒地，但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他说，“哦，不。”
中士打量着他。“怎么了？”他生气地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医务兵。”埃里克仍然注视着采石场里的可怕一幕。
“你来这干什么？”
“我随救护车前来营救车祸中受伤的军官。”埃里克看见又有十二个囚徒在卫兵的押送下顺斜坡走下采石场。“老天，爸爸说得没错，”他悲叹道，“我们的确在滥杀无辜！”
“别废话，快滚回你的救护车去。”
“是，长官。”埃里克说。
十一月底，沃洛佳申请转到战斗部队。谍报工作似乎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红军已经不需要掌握柏林的间谍以探明已经在莫斯科城外的德军的意图了。沃洛佳希望为莫斯科决一死战。
他对政府的担心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斯大林的愚蠢，秘密警察的残暴，苏联以往所有不合理的一切——似乎都随着德军的逼近而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有顾虑，心中充满了战胜给苏联带来暴力、饥饿、强暴的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愿意为妈妈、为妹妹、为妹妹的双胞胎儿女、为卓娅而决一死战。
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苏联就没有间谍了。他的德国线人们都是些认为打倒残暴的纳粹统治远比爱国主义和忠诚重要的德国人，他对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心怀感佩，但此时他也只能以国为先了。
红军情报机构的许多年轻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一些人十二月初加入了步枪队。沃洛佳吻别了父母，给卓娅写了封希望能活下来再见到她的信，便踏入了战壕。
最后，斯大林终于把东线的支援部队调到了莫斯科。西伯利亚第十三师被调来对抗日益接近的德国侵略军。在前往前线途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小段时间，街上的莫斯科人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白色的棉大衣、暖和的羊毛靴以及带过来的滑雪板、护目镜和草原马。他们来得非常及时，正好赶上了红军展开的反扑。
这是红军最后的机会。在过去五个月中，红军曾经几次投入几十万军队迎击敌人，每次德军都缓下来，打退苏军的还击，然后无情地继续向前进。可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红军就不可能再次发动反击了。德国将占领莫斯科。占领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占领了整个苏联。那样的话，母亲真的只能在黑市上贩卖伏特加和牛奶来养活德米卡和塔妮娅了。
十二月的第四天，苏联军队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北、以西和以南的阵地上进行最后的努力。为了不让德军察觉，他们没有携带手电筒。另外，军方还禁止士兵生火吸烟。
这天晚上，内务部的秘密警察走上了前线。沃洛佳没有看见圆脸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但知道他一定也来了。两个他不认识的秘密警察走到沃洛佳和十来个战友正在整理武器的露营地。你们听见有谁在批评政府吗？他们问。有人在对斯大林同志说三道四吗？你们中有人对军队的战术战略提出过质疑吗？
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秘密警察连什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都不知道了吗？再过几天，莫斯科是不是守得住，即见分晓。士兵们对上级发两句牢骚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打断了这两个人的提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士兵正在执行一项禁言令，任何违反这项命令的人都可以被就地处决，但——他鲁莽地补充道——如果秘密警察马上就走的话，他就不计较他们的多嘴多舌了。
两个秘密警察灰溜溜地走了，但沃洛佳知道，秘密警察的出现极大地打击了前线将士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
12月5日星期五晚上，苏联的炮兵部队对德军阵地进行了炮击。第二天黎明，沃洛佳带着他的营在暴风雪中开始了行动，上级向他们下达了夺取运河那头一个小镇的任务。
沃洛佳没有理会正面进攻德军防线的命令——红军固守的这套战略已经老掉牙了，现在可不是固步自封的时候。他带着一百多名手下走到河上游，跨过冰面前进到镇的北面，再转移到德军的侧面。激烈战斗的喧嚣声声声入耳，沃洛佳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敌人前线的背后。
沃洛佳几乎被暴风雪挡住了视线。火光不断映出天上的云层，但地面上的可见距离只有短短的几码。但这也有好处，他乐观地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匍匐前进到德国人身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天非常冷，有些地方不到零下三十五度。尽管寒冷的天气对双方都没好处，但对缺少冬季物资补给的德国人来说却更加不利。
沃洛佳略略感到有些吃惊，通常效率很高的德军竟然没有加固自己的防线。他们没有挖战壕，没有挖反坦克沟，甚至没有挖防空壕。他们的前线只是简单的几个据点而已。苏军可以轻易地从据点间的缝隙潜到镇上，寻找营房和军火库这类容易打击的目标。
他手下的士兵射杀了三个守卫，进入了一个停放着五十辆坦克的足球场。真这么轻而易举吗？沃洛佳产生了疑惑。攻占了大约半个苏联的德军竟然如此守备空虚吗？
在上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战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冻上了，他们是在前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阵亡的。死时穿着的大衣和靴子不见了，多半被挨冻的德国军人拿走了。
街上到处是废弃的车辆——卡车敞开着门，熄火的坦克上盖满了积雪，掀开的吉普车阀盖似乎想告诉人们机师本来想把吉普车修好，后来却绝望地放弃了。
穿越一条宽阔的大街时，沃洛佳听见汽车引擎越来越响的声音。透过雪花，他看见左方有辆车开着车头灯正向他和他的士兵冲过来。起先他以为这是辆突破德军防线的苏联军车。但很快车上的人就朝他和他的手下开火，他赶忙叫嚷着让手下躲起来。这是辆半履带的装甲吉普车，前罩上装着一个备用轮胎。这种车配备有风冷式的引擎，因此不会在大冷天上冻。吉普车以最快的速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德国军人从车座上朝他们漫无目标地开了几枪。
沃洛佳非常吃惊，竟然忘了开枪还击。一辆坐满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军用卡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呢？
他带着手下穿过这条路。他原以为他们会举步维艰，每进一步都进行一场激战，但他们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镇上的房子都上了锁，拉下了窗帘，房子里漆黑一片。如果留在这里的苏联人还想活命的话，他们必定会躲到床的下面。
更多的车沿着街道往西面开，沃洛佳认定德军正在撤离战场。他让几个手下借咖啡馆做掩护，用DP-28轻机枪向开过的车辆进行射击。沃洛佳不想让这些德国兵第二天再去祸害苏联人。
离开大路，沃洛佳看见一幢短帘后面亮着明亮灯光的矮房子。爬过一个在大雪中看不远的卫兵，他朝房子里看了看，发现几个军官坐在里面。沃洛佳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德军军营的营部。
他低声向几个军士下了令。他们开枪打破玻璃，往里扔了几个手雷。这几个德国人双手抱头走出矮房。沃洛佳很快就占领了这幢房子。
他听见了奇怪的声响。他听了一会儿，疑惑地皱起了眉。这声音不像是战场上发出的，而像是足球场上观众发出的噪音。他走出德军指挥部，判断声音是从前线传来的，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一阵机关枪响，很快，在几百码外的大路上有辆卡车朝边上一歪，撞在石墙上，燃起了一团烈火——立功的多半是沃洛佳设置在咖啡馆里的机关枪手。跟在卡车后面的两辆德国军车马上飞一般地开走了。
沃洛佳跑到咖啡馆。机关枪正放在餐厅桌子上的两脚架上。因为枪管上唱片状的弹夹，战士们通常把这套射击装置称为“唱片机”。机枪手们正为刚刚取得的战果扬扬自得。“长官，这和在操场上射鸽子一样简单！”一个家伙在厨房里翻找了一遍，发现一大桶意外没有变质的冰激凌，轻机枪手们正轮流狼吞虎咽着。
沃洛佳透过被枪击碎的玻璃，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见一辆吉普车沿着宽阔的道路开了过来，一些德国兵正跟在车后面跑。当奔跑者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时候，沃洛佳认出了他们身上的德军制服。跟在车后面的没有上百，也有几十。类似足球观众噪音的响声正是这群人发出的。
轻机枪手把枪管对准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吉普车，沃洛佳却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别急着开枪。”他说。
他把目光投向风雪中的大街，看到越来越多的车辆，越来越多跑步后退的德军，还在混乱的队伍中瞧见了几匹马。
一个手下举起枪。“千万别射击。”沃洛佳说。车辆和德军离咖啡馆越来越近了，“我们不可能阻挡住他们——如果被发现，我们会很快被他们冲垮，”他说，“别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走吧。”听到这话，所有在咖啡馆里的士兵都匍匐在地上。机枪手把DP-28轻机枪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沃洛佳坐在地上，透过窗台的边缘往外看。
噪声越来越大。领头的人跑经与咖啡馆平行的公路，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有的在跑，有的拖着瘸腿跌跌撞撞地在地上走。一些人拿着枪，大多数人却似乎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一些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另一些却只穿着单薄的制服。许多人都受了伤。沃洛佳看到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人倒在地上，爬了几码，然后就瘫在地上不动了。没人对他表示关注。一个骑兵骑着马从一个步兵身上踏过，骑兵却浑然不觉。吉普车和指挥车危险地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不断在冰上打滑，这些车的司机野蛮地摁着喇叭，把人驱赶到左右两边。
沃洛佳意识到这是德军的大溃败。德军成千上万地向西面逃窜。德军正在溃退，他们在往回跑。
德军终于开始撤退了！
｜流血的季节｜第十一章
1941年，夏威夷
伍迪·杜瓦和乔安妮·罗赫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乘坐波音B-314飞机前往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他们乘坐的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要经过十四小时才能抵达。抵达火奴鲁鲁前，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也许是因为在狭小的空间坐得久了，他们才发生了这场争吵。波音B-314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之一，但乘客们所处的空间却非常狭小。飞机分成六个乘客舱，每个舱有面对面的两排座位，每排有四张座椅。“我宁愿坐火车。”伍迪局促不安地交叉起长腿说。乔安妮保持着优雅的姿态，没有向伍迪指出夏威夷是火车去不了的。
去夏威夷是伍迪父母的主意。他们决定去夏威夷度假，顺便看看在那驻扎的小儿子查克。他们邀请伍迪和乔安妮在假期的第二周去夏威夷玩玩。
伍迪和乔安妮已经订了婚。度过了天气很热、浓情蜜意的四周以后，伍迪在秋天临近的时候向乔安妮求了婚。乔安妮说这未免也太快了，但伍迪说他已经爱了她六年了，问她再要爱几年才能求婚。乔安妮妥协了。第二年六月，伍迪从哈佛毕业以后，他们便准备结婚。作为一对订了婚的未婚伴侣，他们便能以家人的名义外出度假了。
乔安妮叫伍迪伍兹，伍迪叫乔安妮乔。
快到夏威夷的主岛瓦胡岛时，飞机开始慢慢下降。透过机窗，他们看见了满是森林的群山、分散在低地的几个村庄、海边的沙滩以及拍岸的浪花。“我买了一件新泳衣。”乔安妮说。两人肩并肩坐着，四个莱特双旋风七百一十匹马力的发动机呼啸声淹没了乔安妮的说话声。
伍迪正在看《愤怒的葡萄》。听见乔安妮在说话，他把书放下，凑近与她交谈。“我真想现在就看到你穿新泳衣的样子。”他是真心实意说这番话的。乔安妮具有泳衣生产商理想的身材，可以使他们的产品发散出光芒。
她半张开眼睛看了他一眼。“不知道你爸妈是否在宾馆给我们订了两个相邻的房间。”她的深棕色眼睛看上去有几分怨艾。
两人才订婚，还不能名正言顺地睡在一起。但伍迪的母亲在这方面非常心细，也许已经为他们做过一些安排了。
伍迪说：“不管你在哪，我都会找到你的。”
“你最好快点找到我。”
“别这么说，这把椅子已经快让我受不了了。”
乔安妮舒心地笑了。
美国海军基地映入眼帘。一个形似芭蕉叶的泻湖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良港，半个太平洋舰队大约一百艘舰艇都停泊在这个基地里。从天上往下看，汽油存储罐像是棋盘上的棋子一般。
泻湖中间是一个建有飞机跑道的小岛。在岛的西面，伍迪看见十几架水上飞机停泊在那。
泻湖右边是西卡姆空军基地。几百架军用飞机一架挨着一架，整齐地停放在空军基地的停机坪上。
快降落以前，飞机飞过一片种着棕榈树、架着条纹阳伞的海滩——伍迪觉得这一定是举世闻名的威基基海滩。接着他们看见了一个城市，这一定是夏威夷的首府火奴鲁鲁了。
乔安妮在国务院积了几天假，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休掉，伍迪却要逃上几天课。“我很吃惊你父亲这次的表现，”乔安妮说，“他平时不会让你中断学业出来玩的。”
“没错，”伍迪说，“但你应该知道这次让我出来的真正原因。他觉得查克有可能在战斗中阵亡，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查克了。”
“老天，真会打上一仗吗？”
“他认为马上就要开战了，查克又正好在海军服役。”
“我想他的判断没错，的确要开战了。”
“你为何如此确定？”
“现在，整个世界都对自由抱有敌意。”她指着膝上电台记者威廉·夏伊勒写的畅销书《柏林日记》说，“纳粹占领了整个欧洲，”她说，“布尔什维克统治苏联，日本又控制了远东。我不知道，美国怎能在这样的世界中独善其身。再这样下去，就没人和我们做生意了。”
“我爸爸正是这么想的，他觉得明年我们会和日本打上一仗。”伍迪担忧地皱着眉，“苏联的情况怎么样？”
“德国似乎没能攻下莫斯科。离开华盛顿之前，听说苏联方面发起了气势宏大的反击。”
“太好了！”
伍迪望着窗外。火奴鲁鲁机场出现在舷窗外。他猜测飞机会停在一个与跑道平行的带遮蔽顶篷的入口内。
乔安妮说：“最好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别发生什么大事。”
“为什么这样说？”
“伍兹，我想得到提拔——因此不想别人在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表现出高我一等的才华。”
“你从没跟我提过升职的事啊。”
“八字还没一撇呢，但我想当上研究员。”
伍迪笑了。“你想爬得多高呀？”
“我想到形势复杂的地方当大使，南京或亚的斯亚贝巴都行。”
“你真有这种想法吗？”
“你还别不信。弗朗西丝·珀金斯就当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女性劳工部长，而且干得相当不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