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赫坐在椅子上，把购物袋放在离卡拉较远的脚边地上。“我一向觉得我也许有音乐方面的天赋，现在挖掘这方面天分的时间到了。”他跷起二郎腿，然后又把两条腿分开。
卡拉不知他为何如此烦躁，他没有什么好怕的呀。她突然想到，眼前的这个人可能正在想男女方面的事情。面对着三个独身的女人，他还有什么别的好想的呢？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艾达给科赫上了一杯咖啡。科赫拿出烟，像十来岁的毛孩子一样手忙脚乱地点烟。艾达给他端来了一只烟灰缸。
茉黛说：“科赫中尉在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工作。”
“是的！”本德勒大街的战争部是国防军参谋部的所在地，所有的军事核心机密都在这幢大楼内。科赫千万不能把在这学钢琴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即便科赫不知道，但他的一些同事也许知道沃尔特·冯·乌尔里希是反纳粹的。被外人知道的话，他就不能向乌尔里希夫人学钢琴了。
“很荣幸能在战争部工作。”科赫说。
茉黛说：“我儿子在苏联参战，我们非常想念他。”
“作为一个母亲，这很自然。”科赫说，“不过千万别悲观，我们已经击退了红军最近的一次反击！”
这是十足的谎话。纳粹的宣传机器尽力隐瞒着红军赢得莫斯科战役，把德军打退了一百英里的事实。
科赫说：“我们又开始向前挺进了。”
“你确定吗？”茉黛热切地问。卡拉的心情同样迫切。母女俩都害怕在失去了沃尔特之后，再失去埃里克。
科赫优越地笑了笑。“乌尔里希夫人，请你相信我，我对此非常确信。当然，我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次全新的攻势正在酝酿之中。”
“我们的部队有所需的一切——足够的食物，足够的武器……”茉黛把手搭在科赫的肩上说，“尽管这样说不好，但我还是担心我的儿子。中尉，我想我应该能相信你。”
“当然。”
“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收到他的信了，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科赫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本子。“我可以帮你问问。”他说。
“真的吗？”茉黛瞪大眼睛问。
卡拉想，母亲大概是为了这个才和小伙子调情的吧。
科赫说：“当然。尽管职位还不是很高，但我是总参谋部的一员，”他努力保持着谦恭，“这点小事还是能帮你的……”
“我儿子叫埃里克。”
“是叫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吗？”
“是的，他是个医务兵。战前，他进医科大学读书，想当医生。但开战以后，他上了战场，迫不及待地想为元首作战。”
这话一点不假。埃里克是个忠诚的纳粹——不过在最近几封信中，他更多流露出的，是心灰意冷的情绪。
科赫记下了埃里克的名字。
茉黛说：“中尉，你是个好男人。”
“没什么，这点小事不值一提。”
“真高兴，我们将要在东线战场展开反击了。尽管非常想知道，但你应该不会告诉我具体攻击的时间。”
茉黛是想从科赫那里套取信息。卡拉不知道母亲有何用意。知道具体的进攻时间对她又不会有半点作用。
像是知道有个间谍在厨房窗外偷听似的，科赫压低了声音。“马上就要开始了。”他看了看眼前的三个女人。卡拉知道，他是在观察她们的反应。也许平时很少有女人在乎他说了什么。刻意停顿了一会儿后，他又说：“蓝色行动很快就要开始了。”
茉黛瞟了科赫一眼。“蓝色行动——这名字太令人激动了。”她用兴奋的语气对科赫说，好像他答应带她去巴黎的丽兹大饭店住上一周似的。
科赫小声说：“6月28日开始。”
茉黛手按胸口：“太快了，真是个令人激动的好消息啊！”
“我不该把这事说出来的。”
茉黛把手放在科赫的手上。“很高兴你能告诉我。你这么一说，我的感觉好多了。”
科赫吃惊地看着茉黛的手。卡拉意识到科赫不习惯被女人触摸。科赫把目光从茉黛的手转移到她的眼睛上。茉黛热情地笑着——母亲的笑容非常灿烂，让人丝毫看不出那是装出来的。
茉黛移开手。科赫按灭烟蒂，站起身来。“我必须走了。”他说。
感谢上帝，卡拉心想。
科赫对卡拉鞠了一躬。“小姐，很高兴见到你。”
“中尉，回头见。”卡拉大大方方地说。
茉黛把科赫送到门口：“明天老时间见。”
回到厨房以后，茉黛说：“真不错——找了个在总参谋部工作的笨小孩当学生！”
卡拉说：“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兴奋。”
艾达说：“因为长得帅吧！”
茉黛说：“他能把秘密情报告诉我们。”
“对我们有什么用？”卡拉问，“我们又不是间谍！”
“我们知道了德军展开下一次攻势的时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情报告诉苏联人。”
“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他们。”
“政府不是说我们被间谍所包围吗？”
“那只是他们的宣传。只要一发生不好的事，政府就说是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干的。事实上，许多事是被纳粹自己搞糟的。”
“但必定也有些真正的间谍。”
“怎么才能和真正的间谍联系上呢？”
母亲琢磨了一阵：“我去找弗里达谈谈。”
“为什么会想到弗里达？”
“直觉告诉我，找她准没错。”
先前在电车站，在卡拉为海报的张贴者迷惑不解时，弗里达却一声不吭。回想起这一幕，卡拉也有了同样的直觉。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即便能找到间谍，我们真能背叛自己的祖国吗？”
茉黛激动起来：“必须打倒纳粹才行啊！”
“我比任何人都痛恨纳粹，但我还是个德国人。”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便我生在英国，我也不想背叛德国。可只有输掉战争才能赶走纳粹啊！”
“我们怎么能为了输掉战争而把情报交给德国人啊？埃里克也许会因为这个在战争中阵亡啊！你难道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吗？我可不想亲手送走哥哥的性命。”
茉黛想开口说话，却不知该说什么好，她只能哭了起来。卡拉站起身，抱住母亲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茉黛轻声说：“不管怎样，他都可能会死，都可能会为纳粹献身。与其战胜而死，倒不如和纳粹一起覆灭更干脆呢！”
卡拉不敢相信母亲竟会说这种话。
卡拉松开手。“无论如何，请你一定在把那种家伙带进厨房以前告诉我一声，”说着她从地上捡起了购物袋，“幸好科赫中尉没往里面看。”
“为什么这么说？你在购物袋里放了什么？”
“为洛特曼医生偷来的药。”
茉黛的眼里闪着骄傲的泪水：“这才是我女儿！”
“他拿起购物袋的时候，我差点没背过气。”
“很抱歉。”
“这不怪你，你又不知道我从医院里拿药回来。现在我就把药送过去吧。”
“去吧。”
卡拉把雨衣套在护士制服外面，然后出了门。
她快步走到洛特曼医生住的那条街上。洛特曼家没有冯·乌尔里希家那么大，但相对而言还算是挺舒适的。不过洛特曼家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了起来，门上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禁止行医。
洛特曼家曾经很有钱。尽管对穷人的收费很低，但洛特曼医生也有些有钱的病人。现在，洛特曼医生的病人都没有什么钱。
卡拉和洛特曼医生的病人一样，从后门绕进屋。
进门以后，卡拉马上知道出事了。洛特曼家的后门开着，走进厨房，卡拉看见贴着地砖的地板上躺着把断了琴颈的吉他。厨房里没有人，但房子里的其他地方却有声音传过来。
卡拉穿过厨房，走进一楼过道。洛特曼家的一楼原有候诊室和诊疗室两个房间。现在，候诊室改成了客厅，诊疗室改成了鲁迪的手工作坊。鲁迪在作坊里放了工作台和一些木工用品，通常还放着十几把待修的琵琶、小提琴和大提琴。所有医疗用品都被放在了上锁的橱柜里。
卡拉没有在作坊里看到人。
橱柜开着，里面的东西都被扔了出来。地板上散布着碎玻璃以及混杂在一起的药片、药膏和药水。卡拉在地板上的杂物里还找到了一个听诊器和一个血压仪。听诊器和血压仪的部件散落在周围，显然摔到地板上以后还被人踩过。
震惊之余，卡拉非常生气：这些医疗器具都不能用了！
她探头进客厅，发现鲁迪·洛特曼躺在房间角落里。鲁迪二十二岁，健壮高大。此时他正闭着眼睛呻吟不止。
鲁迪的母亲汉尼洛尔跪在他身旁。汉尼洛尔本来是个金发美人，现在却枯槁和憔悴了。
“发生什么了？”尽管这么问，但卡拉害怕听到答案。
“被警察打的，”汉尼洛尔说，“警察以治疗雅利安病人的罪名把我丈夫带走了。鲁迪试图阻止他们四处打砸，他们却……”她哽咽地说不出话了。
卡拉放下购物袋，跪在汉尼洛尔身旁：“他们干了什么？”
汉尼洛尔恢复了说话的力气。“他们打断了他的双手。”她轻声说。
很快，卡拉就看到鲁迪的伤势。鲁迪的双手红肿，可怕地扭曲着。警察似乎一根一根地打断了他的手指。怪不得鲁迪会惨叫了。卡拉吓坏了。可她每天都在目击着白色恐怖，知道该如何抑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向鲁迪提供实际的帮助。“他需要打一支吗啡。”卡拉说。
汉尼洛尔指着散落一地的药品，说：“即便有，也分不出来了。”
卡拉出离愤怒了。医院缺乏药品储备——警察却把这么多宝贵的药物乱扔一地。“我带来了吗啡。”她从编织购物袋里拿出一瓶透明的液体和一支盒装的新注射器。卡拉飞快地从盒子里拿出注射器，往里面灌上药水。接着，她给鲁迪打了一针。
吗啡很快就起效了。鲁迪停止了呻吟。他睁开眼，看着卡拉。“你是个天使。”说完，他闭上眼，似乎睡了过去。
“我们必须接上他的手指，”卡拉说，“让骨头慢慢长好。”她碰了碰鲁迪的左手，左手没有反应。她抓起左手把它抬了起来，仍然没有反应。
“我没接过骨头，”汉尼洛尔说，“但看过好多次。”
“我也一样，”卡拉说，“但我们最好试一试。我接左手，你负责右手，我们必须在吗啡失效前把他的手指接上。天知道他还能坚持多久。”
“就这么办。”汉尼洛尔说。
卡拉停顿了很长一会儿。茉黛说得对，必须尽一切所能停止纳粹的统治，即便意味着叛国也在所不惜。在这个问题上，卡拉不会再有迟疑了。
“开始干吧。”卡拉说。
卡拉和汉尼洛尔开始为鲁迪接起手指的骨头来。
每周五下午，托马斯·马赫都会去坦嫩堡酒吧一次。
酒吧非常简朴。一面墙上挂着老板弗里茨的照片，照片是二十五年前拍的，弗里茨穿着大战时的军服，没有现在的啤酒肚。弗里茨声称，他在坦嫩堡战役中杀死了九个俄国人。酒吧里的桌子和椅子不多，大多数常客都坐在吧台边。皮套里的菜单非常简单：只供应带土豆的香肠和不带土豆的香肠两道菜。
酒吧的对面就是科鲁兹伯格街的警察署，因此坦嫩堡酒吧是警察聚会的场所。这意味着这里可以不遵守法纪。赌博是公开的，站街女郎可以在酒吧的厕所里卖淫，柏林的检疫人员更是不会踏进这里的厨房。弗里茨起床就开门，等到最后一位酒客回家才关上店门。
在纳粹掌权，马赫被突然提拔之前，他只是科鲁兹伯格街警察署的一个小警察。许多他以前的同事依然混迹在坦嫩堡酒吧里，他确信在这能找到一两个熟人。尽管职位远远超过了他们，成为警监和党卫队的一员，但他还是很喜欢和老友们交流。
“托马斯，要我说，你做得已经非常好了。”马赫1932年时的上司，如今依然还是个警长的伯恩哈特·恩格尔对他说，“小子，祝你好运。”说着，他把马赫为他买的一杯啤酒端到唇边。
“我不是夸你，”马赫回答，“但我还是想说，克林勒恩督察比你难侍候多了。”
“我对手下太软了。”伯恩哈特承认。
马赫的另一个老同事弗朗兹·埃德尔笑了笑，说：“你才不软呢！”
马赫朝窗外看了看，发现一辆摩托车停在酒吧门口，摩托手是个穿着浅蓝色皮带外套的年轻空军军官。这位军官似乎脸很熟：马赫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军官贵族气质的前额上飘散着一头红棕色的长发。年轻人走过人行道，进入坦嫩堡酒吧。
马赫想起了他的名字。他是沃纳·弗兰克，一家无线电厂老板被宠坏的儿子。
沃纳走进酒吧，问老板买骆驼牌香烟。尽管是德国造的仿制品，可这些花花公子还是喜欢美国式的东西，马赫想。
沃纳付了钱，打开烟盒，抽出一支烟，然后问弗里茨借火点烟。叼着烟正要走，他看见了马赫，想了想以后，沃纳对马赫说：“你是马赫警监吧？”
酒吧里的人把目光集中在马赫身上，看他会怎么说。
马赫不经意地点了点头。“沃纳，最近你过得怎么样？”
“先生，过得非常好，谢谢你。”
马赫很高兴，但沃纳尊敬的语气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印象中，沃纳是个傲慢、藐视权威的家伙。
“我刚和多恩将军从东线战场视察回来。”沃纳接着又说。
马赫感到酒吧里的警察们对他和沃纳之间的对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东部战场回来的人值得尊敬。旧日的同事们对马赫能和这样的精英为伍留下深刻的印象，马赫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沃纳把烟盒递给马赫，马赫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杯啤酒，”沃纳对弗里茨说，接着他转向马赫，“支队长，能给您买杯酒吗？”
“帮我来杯啤酒，谢谢你。”
弗里茨满上了两杯啤酒。沃纳举起酒杯对马赫说：“我要谢谢你。”
马赫又吃了一惊。“为什么谢我？”他问。
旧友们仔细地聆听着他们俩的对话。
沃纳说：“一年前你点醒了我。”
“那时，你似乎并没感激我啊！”
“我为当时的唐突向你道歉。但之后我认真地思考了你对我说的话，最终意识到你是对的。我的情感影响了自己的判断力。你又重新把我引回了正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的教诲。”
马赫动容了。他曾经非常不喜欢沃纳，对他口出威胁。但沃纳却把他的话记在心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马赫的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为自己能改变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感到骄傲。
沃纳又说：“事实上前几天我想到过你。多恩将军谈到捉间谍的事情，询问能不能通过无线电信号追踪间谍。但我对这方面知之甚少。”
“这个你应该问我，”马赫说，“这是我的专长。”
“是这样吗？”
“坐下慢慢聊。”
两人把啤酒带到一张肮脏的桌子旁。
“他们都是警察，”马赫说，“但最好还是别在公共场合谈论这种事情。”
“这是自然，”沃纳低下声说，“但我可以信任你。这么跟你说吧，一些指战员告诉多恩，他们觉得敌人经常会事先知道我们的意图。”
“啊！”马赫说，“我早就在担心会发生这种问题了。”
“对于无线电信号的监控，有什么可以转告给多恩的吗？”
“正确地来说测向的问题……”马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尽管不能直接见到多恩这位有影响力的将军，但这却是一个能给他留下印象的机会。他需要清晰而不夸大地强调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他幻想着多恩将军对元首说：“盖世太保里面有一个很有能力的家伙——名字叫马赫——尽管现在只是个支队长，但办事却很有一套……”
“我们有种可以判别信号来自哪个方向的仪器，”他说，“把三台仪器放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在地图上画出三条信号传递的路径。三条路径的交会点就是发报机所在的位置。”
“真是太神奇了。”
马赫随意地举起手，示意沃纳不要过于激动。“从理论上讲很容易，”他说，“但做起来很难。钢琴手——对了，这是我们对发报者的称呼——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让我们足以找到他们。处事小心的钢琴手绝不在同一地点发报两次。我们的仪器放在一辆车篷上挂着天线的车里，一移动就会被他们发现。”
“可你还是抓到过一些间谍啊！”
“哦，是的，也许哪天晚上你可以坐上侦察车和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你可以亲眼看到抓间谍的整个过程——把第一手情况告诉多恩将军。”
“这主意不错。”沃纳说。
六月的莫斯科温暖而舒适。午饭时，沃洛佳在克里姆林宫后面亚历山大花园的喷泉等待卓娅。晒太阳的人流不断从沃洛佳身边涌过，很多是出双入对的。生活很艰难，为了节省电力，连喷泉都不出水了。但天很蓝，树上长满了树叶，德军也还远在一百英里之外呢！
回想起莫斯科战役，沃洛佳的心里满是骄傲。精通闪电战的德军已经到了莫斯科的门口——却被红军狠狠地击退了。苏联军人像杀红了眼的狮子一样保卫着自己的首都。
到了三月，红军的反击力度却开始消退了。红军收复了不少失地，让莫斯科人感受到了安全，但德军却在舔完伤口以后思量着再一次的进攻了。
斯大林依然是红军的总司令。
沃洛佳看见了穿过人群向他走来的卓娅。卓娅穿着红白两色格子的裙子，她的双腿生风，淡金色的头发随着轻快的步伐不住地跃动着。男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视线集中在了卓娅身上。
沃洛佳和许多漂亮女孩约会过，但让他费心如此大献殷勤的却只有卓娅。多年来卓娅一直冷冰冰地对待他，除了原子物理，什么都没和他深谈过。出乎沃洛佳意料的是，这天卓娅竟然会邀请他一起去看电影。
卓娅在鲍伯罗夫被杀的那场骚乱以后不久邀请他看电影。从骚乱那天开始，卓娅对他的态度就变了，沃洛佳说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共同的经历也许促成了他们的亲密。先前，他们已经一起去看过了英国班卓琴艺术家乔治·福姆比表演的舞台剧《乔治的活泼爵士舞》。这是出深受观众欢迎的舞台剧，已经在莫斯科一连上演了好几个月。剧情很不现实：乔治演奏的乐器竟然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德国的潜水艇发报。面对如此愚蠢的剧情，沃洛佳和卓娅竟然笑得直不起腰来。
从那以后，他们开始了定期的约会。
今天，他们要和沃洛佳的父亲共进午餐。为了和卓娅小聚片刻，沃洛佳特地约了她午餐前在喷泉旁见面。
卓娅放射出灿烂的笑容，踮起脚尖亲了他一口。卓娅身材很高，沃洛佳却比她还要高出一些。沃洛佳享受着卓娅的热吻。卓娅的嘴唇很软，压得他很是舒服。只可惜这个吻结束得太快了。
沃洛佳仍然不确定自己抓没抓住卓娅的心。如同老一辈人所说，他们还停留在“出去逛逛”的关系上。他们一见面就接吻，但是还没上过床。他们已经不年轻了：沃洛佳二十七岁，卓娅二十八岁。沃洛佳感到，卓娅在身体和心灵还没有完全准备好之前是不会跟自己上床的。
沃洛佳仍然不太敢相信梦中情人会跟他共度一夜。卓娅太漂亮，太聪明，太高大，太自我，太性感，任何一个男人似乎都很难配得上她。沃洛佳觉得自己不会有机会看着她脱去衣服，观察她美丽的身体，触摸她身上的每一处，和她抱在一起……
两人走过狭长的公园。公园一边是热闹的马路，另一边是克里姆林宫威严的高墙。“看着这座高墙，你会觉得苏联领导人是被百姓监禁的囚犯。”沃洛佳说。
“但事实恰恰相反。”卓娅说。
沃洛佳回过头，没人听到他们说的话。但说这种话实在是太傻了。“爸爸没说错，你的确挺危险的。”
“我原以为你和你父亲是一路人呢！”
“真能成为他那样就好了。父亲参加了席卷冬宫的战役，是个不折不扣的英雄。我想我不可能像他那样改变历史的进程。”
“说得对。但他很保守，思想也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来越狭隘。你比他开明多了。”
沃洛佳觉得自己很像父亲，但不想和卓娅争论这个。
“今天晚上你有空吗？”卓娅问，“我想给你做晚餐。”
“当然有空！”卓娅还没请他去过住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