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攻击机朝劳埃德的方向掉了下来，一时间劳埃德还以为飞机要掉在他躺着的地方了。他平躺在地，愚蠢地把双手抱在头顶，觉得这样就能保护自己似的。
攻击机在他头顶一百英尺的高度挣扎。
退伍兵按下了炸药的按钮。
隧道里传出雷鸣般的爆炸声，接着是车厢出轨相互碰撞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声音。
起先，满载士兵的车厢继续在往隧道里涌入。但很快，列车车厢就和前面的车厢相撞，被阻拦在隧道外面。最后两节更是腾空而起，形成了一个倒转的“V”字。车厢里的士兵发出痛苦的悲鸣声。所有车厢都冲出了路轨，像散落的火柴一样躺在隧道口两侧。铁皮像纸张一样皱着，碎玻璃雨点似的落在路堤上，掉在三个破坏者身上——退伍兵、雪茄和劳埃德很有可能被自己引发的爆炸害死。他们几乎没做任何交流，便不约而同地站起身，向远处狂奔。
到达安全的距离以后，一切都结束了。隧道里涌出浓浓的黑烟：不大会有人会在如此激烈的碰撞和剧烈的爆炸后活命。
劳埃德的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次不仅消灭了成百上千名军人，还破坏了通往诺曼底的铁路线。隧道里的列车残骸需要好几周才能清理干净，德军向诺曼底增援变得愈加艰难了。
劳埃德感到一阵后怕。
他在西班牙目睹过战争造成的死亡和破坏，但从没见过这么多的死亡。而且是他一手造成的。
又是一声强烈的碰撞声，霍克式对地攻击机坠落在地。战斗机在燃烧，但油箱并没有爆炸，飞行员也许还活着。
他跑向战斗机，退伍兵和雪茄跟在后面。
战斗机侧翻在地，一只机翼折断了，黑烟从战斗机的单引擎直往外冒。驾驶舱被烟所遮蔽，劳埃德无法看见飞行员的面容。
他踏上机翼，打开了机罩卡钩。雪茄打开了另一侧的机罩卡钩。两人齐心协力将驾驶舱的舱顶掀了开来。
飞行员不省人事。他戴着头罩和护目镜，脸上戴着氧气面罩。劳埃德分辨不出这是不是自己认识的人。
他不知道氧气罐在何处，也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被点燃了。
退伍兵和他有同样的想法。“我们必须在飞机爆炸前把他弄出来。”他说。
劳埃德把手伸进驾驶舱，解开了飞行员系的隔离带。他把双手放在飞行员的胳膊底下，往外拉。飞行员的四肢都不能动了，但劳埃德不知道他伤在哪儿，他连对方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劳埃德把飞行员拉出驾驶舱，扛在肩上，送到离燃烧的飞机很远的地方，仰面放在地上。
劳埃德听到一种介于“嘶嘶”和“咚咚”之间的声音。他回过头，看见整架飞机烧起来了。
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移掉了飞行员戴的护目镜和氧气面罩，看见了一张非常熟悉的脸庞。
飞行员是博伊·菲茨赫伯特。
博伊还有呼吸。
劳埃德擦去博伊鼻子和嘴边的血。
博伊睁开眼。起先，他神情木然，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但很快他就认出了劳埃德：“怎么会是你！”
“我们炸掉了火车。”劳埃德说。
除了眼睛和嘴，博伊似乎什么都动不了。“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他说。
“谁说不是呢！”
雪茄问：“他是谁？”
劳埃德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是我弟弟。”
“老天！”
博伊闭上了眼睛。
劳埃德对退伍兵说：“必须找个医生来。”
退伍兵摇了摇头。“我们必须先离开这儿，德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调查列车出轨的原因。”
劳埃德知道他说得对。“我们必须带他一起走。”
博伊睁开眼睛，说：“威廉姆斯。”
“博伊，怎么了？”
博伊的嘴角露出微笑，说：“你可以和那个婊子结婚了。”
他死了。
听说博伊牺牲的消息以后，黛西难过地哭了。博伊是个无赖，对黛西很不好，但她曾经爱过他，在性爱方面，他教了她很多。对他的牺牲，黛西非常难过。
博伊的弟弟安迪成了子爵，将继承伯爵爵位。安迪的妻子梅尔成了子爵夫人。根据贵族的传统，黛西现在是阿波罗温子爵的遗孀——如果嫁给劳埃德，她就会失去这个名头，改叫威廉姆斯夫人了。
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从现在开始更是如此。这个夏天，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希望破灭了。7月20日，德国军官谋杀希特勒的企图被粉碎。德军在东线全线撤退。八月，盟军占领了巴黎，但希特勒执意要战斗到鱼死网破。黛西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劳埃德，更别提嫁给他了。
九月，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阿尔德盖特区的威廉姆斯家，她见到了兴高采烈的艾瑟尔·莱克维兹。“好消息！”黛西一走进厨房，艾瑟尔就对她说，“劳埃德被选为霍克斯顿选区下一任议员的候选人了。”
劳埃德的妹妹米莉正带着两个孩子莱尼和帕米坐在厨房里。“真是太好了，”她说，“总有一天，他会成为首相的。”
“是的。”黛西重重地坐了下来。
“看得出来，你不太高兴。”艾瑟尔说，“就像我的朋友米尔德里德说的那样，像是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冷水。黛西，你究竟怎么了？”
“我在想，和我结婚的话，一定会对他不利的。”因为爱，黛西才如此伤心。她怎么能阻断他的前程呢？但她又怎能放弃他呢？每当想到这些问题，她的心愈发沉重，生活的希望似乎也变得渺茫了。
“因为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小姐吗？”艾瑟尔问。
“不仅仅是这个。博伊死前曾经告诉我，劳埃德绝对不会找一个前纳粹做老婆。”她看着即便伤人也总是说实话的艾瑟尔说，“他没说错，对吗？”
“只说对了一部分。”艾瑟尔说。她把水壶放在炉子上，然后坐在黛西对面，“我不会说，这完全没有关系。但我觉得，你不该气馁。”
你和我完全一样，黛西心想，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爱上我并不奇怪——我和艾瑟尔年轻时完全一样。
米莉说：“没关系，爱能战胜一切。”这时，她发现四岁的莱尼正在用木头兵击打两岁的帕米。“别打你妹妹！”她朝儿子大声嚷。接着她回过头对黛西说：“我哥哥把心都交给了你。告诉你，我觉得他不会再爱上别人了。”
“我知道，”米莉的话让黛西直想哭，“但他有改变世界的宏伟抱负，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挡着他的道了。”
艾瑟尔把哭泣的帕米抱在膝盖上，帕米很快就不哭了。她对黛西说，“准备面对质疑和敌意，但不要躲避，更别隐瞒你的过去。”
“我该怎么跟其他人说？”
“你就说你像成千上万普通民众一样，被法西斯主义蒙蔽了。但你在大轰炸期间驾驶过救护车，希望已经借此偿还了旧债。和劳埃德好好商量一下，看看这话该怎么说。自信点儿，拿出你的魅力，别让这件事把你击垮。”
“这会有用吗？”
艾瑟尔犹豫了。“我不知道，”她顿了顿，“我真的不知道，但你必须试一试。”
“如果为了我而放弃理想，那真是太可怕了。这件事会让我们结不成婚的。”
黛西希望艾瑟尔能否认这种可能性，但她只是重复道：“我不知道。”
* * *
《宾夕法尼亚6-5000》是诞生于1940年的一首标准的流行摇摆乐。?
｜流血的季节｜第十九章
1945年，华盛顿
伍迪·杜瓦很快适应了拐杖。
他是在1944年底比利时的阿登战役中受伤的。推进到德国边境的盟军出乎意料地受到了德军的强烈反击。伍迪和一零一空降师的战友被阻挡在交通枢纽巴斯托涅小镇上。当德国人送来请求投降的信件时，麦考利夫将军简单地回了一个字：“呸！”
圣诞节这天，伍迪的右腿被机关枪打了个稀巴烂，他的伤势很严重。更糟的是，一个月以后，一零一空降师才突出重围，把他送进了真正的医院。
他的骨头会重新愈合，腿也有可能不再一瘸一拐，但不可能再适应跳伞的强度了。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在西线的最后反攻。在那之后，德军再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攻。
伍迪回归了正常的生活。这意味着他住在华盛顿的父母家里，天天得听母亲的唠叨。拆了石膏后，他去父亲办公室上班了。
1945年4月12日，星期四，他在参众两院所在的国会大厦地下室和父亲谈起了难民问题。“我们认为，欧洲大约有两千一百万流离失所的难民，”格斯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准备对他们伸出援手。”
“任何一天都可以开始帮助他们，”伍迪说，“红军已经快打到柏林了。”
“美军离柏林也只有五十英里了。”
“希特勒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还有点理智的话，他现在就应该投降。”
伍迪低下声音说：“有人告诉我，苏联人找到了一个大规模杀戮的集中营。纳粹在那一天要杀死几百人。在波兰一个叫奥斯维辛的地方。”
格斯严肃地点了点头。“是真的，公众现在还不知道，但他们迟早会知道的。”
“有人应该为此而被处死。”
“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已经为此工作了好几年。他们制作了战犯列表，正在搜集他们的犯罪证据。如果战后能保住联合国的话，有人就会因为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而走上法庭。”
“联合国当然能继续存在下去，”伍迪有点生气了，“罗斯福以此为基调参加了去年的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几周以后，联合国大会将在旧金山举行。”对伍迪来说，旧金山具有特殊的意义，贝拉·赫尔南德兹就住在那儿，但伍迪还没向父亲提起过她。“美国人民希望看到国际合作，以保证这类战争再也不会出现。谁会对联合国的存在进行反对呢？”
“这样的人有好多呢。大多数共和党人尽管都是好人，却觉得其他国家的世界观完全和我们不同，没什么可以和它们交流的。共和党内部的极少数强硬分子更是激烈反对联合国的存在。真他妈的操蛋！”
伍迪非常吃惊，他从没见父亲这么骂过人。
“这些人在30年代策划了针对罗斯福的叛乱，”格斯说，“比如亨利·福特这样的生意人。福特认为希特勒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强大领导人，十分优秀。他们还参加了右翼组织，诸如‘美国第一’。”
在伍迪的记忆中，父亲从没如此生气。
“如果让这些傻瓜肆意妄为，肯定会发生比前两次世界大战更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格斯说，“我已经在战争中失去了一个儿子。如果我能有孙子的话，我绝对不希望他也死于战争。”
伍迪的心一阵刺痛：如果乔安妮还活着，她或许已经为格斯添了个孙子。
现在伍迪连个约会的人都没有，更别说替格斯添什么孙子了——除非能在旧金山偶遇贝拉·赫尔南德兹。
“我们对这些白痴一点办法都没有，”格斯说，“但我们也许能对付范登堡参议员。”
阿瑟·范登堡是来自密歇根的共和党参议员。他是保守派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持反对态度。不过范登堡是格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同事。
“他是个很大的威胁，”格斯说，“自负又不可一世，但是受到很多人的尊敬。连总统有时也不得不向他让步。他的政治观点基本和我们一样，但我怕他会倒退。”
“为什么会倒退？”
“他是个积极的反共产主义分子。”
“这没什么，我们也反对共产主义。”
“但范登堡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偏执。只要他觉得我们对莫斯科卑躬屈膝，就会坐立不安。”
“怎样算卑躬屈膝呢？”
“天知道我们会在旧金山达成什么协议。我们同意承认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两个独立国家，这意味着苏联在联合国大会拿到了三票。我们必须把苏联留在联合国——但如果让步太大的话，范登堡会对联合国是否需要继续存在、美国是否需要继续参加提出质疑。到了那一步的话，参议院很可能像1919年拒绝批准加入国联一样把联合国拒之门外。”
“因此我们既要在旧金山让苏联人满意，又不能触怒范登堡参议员。”
“是的。”
他们听到一阵急速奔跑的脚步声，这在庄严的国会大厦是不多见的。两人都转头去看。伍迪惊讶地发现，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正在过道里狂奔。他穿得和平时差不多，灰色双胸袋西装，波点领带，但没戴帽子。和平时不同的是，他身旁既没助手，也没特工。他跑得飞快，气喘吁吁，没看任何人，目标明确地往前奔。
伍迪和格斯都看愣了。其他人的反应也和他们一样。
杜鲁门的身影消失在拐角后，伍迪问：“出什么事了……”
格斯说：“总统肯定已经去世了。”
沃洛佳·别斯科夫乘着一辆斯图贝克U56军用十轮卡车进入德国。这种卡车制造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市，用铁路运到巴尔的摩，运上船横穿大西洋，绕过好望角进入波斯湾，然后用火车从波斯运到苏联中部。沃洛佳知道这是美国政府送给苏联的二十万辆军用卡车中的一辆。苏联人非常喜欢这种军用卡车：它们坚固可靠。苏联人常说，刻在车身两侧的“USA”代表“Ubit Sukina syna Adolf”，就是“杀死那个狗娘养的阿道夫”的意思。
苏联人也很喜欢美国送来的食物，尤其是“斯帕姆”牌的罐装午餐肉。这种肉呈现出奇怪的粉红色，高脂肪，很合苏联人的口味。
沃洛佳之所以被派到德国是因为他从柏林间谍那里得来的情报已经没有直接从德国战俘那里问来的情报新了。流利的德语使他第一批被送到德国，进行前线战俘的审讯工作。
过境时，他看到一张苏联政府的海报：
红军士兵们
你们现在到了德国的国土上。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各种各样的海报中，这样的宣传还算是隐忍的。一段时间以来，苏联政府一直在煽动红军士兵对德国人的恨意，相信这样能让士兵战斗得更为勇猛。政治委员计算出——他们宣称计算出——战斗中战死的红军战士人数、被焚烧的房屋数量，以及每个村庄和城镇里，那些被怀疑是共产党人、斯拉夫人或犹太人而被杀的平民总量。许多前线战士得知了死于德军之手的家乡人民和被毁的房屋数量后，急切地想给德国人造成同样的伤害。
红军到达了贯穿普鲁士南北的奥得河，这里是柏林面前的最后一道壁垒。一百万红军战士到了离柏林不到五十英里的地方，时刻准备一战。沃洛佳是第五突击军的一员。等待开战的时候，他拿起了军报《红星报》。
报上的内容把他吓了一跳。
《红星报》上宣扬的恨意比他之前读到的更浓。“如果一天不杀一个德国人，你的一天就白费了，”报纸上这样写道，“如果你在等待参加战斗，那你就在战斗之前杀死一个德国人。如果你杀了一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没什么比把德国人的尸体垒起来更有趣的了。杀死德国人——这是家中妈妈的祈祷词。杀死德国人——这是你孩子请求你做的。杀死德国人——这是苏联大地的呼声。不要退缩，不要放弃。杀吧！”
沃洛佳觉得，这种宣传实在有点病态。但更糟的还是一些隐含的内容。作者怂恿红军战士打劫：“德国女人只是失去了本就是偷来的毛皮大衣和银质餐具。”还有一些旁侧敲击，纵容他们强奸：“苏联士兵不会拒绝来自德国妇女的恭维。”
士兵们本来就不是绅士，1941年德军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更是触怒了全体苏联人。苏联政府用这种仇恨的宣传方式点燃了红军队伍的恨意。现在，军方的报纸更是向所有战士挑明了，为了击败德国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一把打开地狱之门的钥匙 。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盼望战争能快点结束。
他和朋友赫尔曼·布劳恩在韦斯医生的带领下，在一个新教教堂建立起一所战地医院。接着他们无所事事地坐在教堂的大殿里，等待马拉的救护车送来严重枪伤和烧伤的伤员。
德军加固了希洛高地，这是俯瞰奥得河、通向柏林的要津。埃里克在后方的急救站，距离前线一英里。
韦斯医生在军情处有朋友，他说，德军正以十一万兵力应对苏联的百万大军。他用一贯的讽刺语气说道：“但我们的士气高涨，加上阿道夫·希特勒是人类战争史上最伟大的天才，所以我们一定会赢。”
打胜仗是不可能的，但德军士兵依然在顽强地作战着。埃里克相信这是传回来的红军暴行所导致的。红军所到之处，所有战俘都被处决干净，民房被烧毁，妇女遭到强奸后被钉在了谷仓的门上。德国士兵相信，他们的抵抗是为了不让家人遭到共产党的暴行。克里姆林宫的仇恨宣传起了反作用。
埃里克却想快点失败。他希望杀戮赶紧停止，他想马上回家。
他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他也可能很快会死。
埃里克在长条凳上睡着了，但4月16日凌晨三点，这天是星期一，他却被苏联人的炮声惊醒了。之前，他在前线听过两军交战时的炮声，从远处听，声音却比身临其境大了十倍。这也许是因为在前线时他们的耳朵早已被震聋了吧。
黎明时，伤员陆陆续续来到战地医院。埃里克、布劳恩、韦斯医生疲倦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他们截断溃烂的四肢，接上断骨，取出子弹，清洗和包扎伤口。他们不仅没有药，连淡水都找不到。对那些痛得大喊的伤员只能打一针吗啡。
可以行走拿枪的士兵在接受了简单的治疗处理后被送回前线。
德方坚持的时间比韦斯医生预测的要长一些。第一天，天快黑时，德军依然坚守着阵地。天黑以后，送来的伤员少多了。他们三个轮流睡了一会儿。
第二天一早，沃纳·弗兰克被送到了急救站，他的右手手腕被轧碎了。
沃纳现在是个上尉。他和他的手下们带着三十门八十毫米高射炮守卫着一块前沿阵地。“每门炮只有八发炮弹，”韦斯医生巧妙地将他的骨骼碎片归位时，沃纳说，“我们得到的命令是用前七发打击苏联坦克，最后一发留给自己，不让高射炮落在苏联人手里。”操纵高射炮时，一发苏联炮弹把他掀翻在地，“还好只是手受伤了，”他说，“要是炸在头上，我就没命了。”
手腕被绑起来以后，他问埃里克：“卡拉给你来信了吗？”
埃里克听说妹妹和沃纳成了一对。“我已经好几周没收到信了。”
“我也是。听说柏林的情况很糟糕，希望她没事。”
“我也很担心。”埃里克说。
令人吃惊的是，德军又据守了希洛高地一天一夜。
急救站没有得到前线失守的消息。正在给新的一批伤兵做治疗时，七八个苏军闯入了教堂。一个红军士兵朝拱形的天花板上开了一阵机关枪，埃里克和所有能动的人连忙卧倒在地。
看到教堂里的人都没武器，苏联人放松下来。他们在大殿内走了一圈，把德国兵身上的剩下的戒指和手表取了下来，接着就离开了。
埃里克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是他第一次陷在敌人的阵线之后。他们应该放弃战地医院，试图赶上撤走的军队吗？他们撤走的话，这里的病人们还会安全吗？
韦斯医生做出了决定。“继续自己的工作吧。”他说。
几分钟之后，一个苏联士兵抬着战友走进教堂大殿。他拿枪指着韦斯，飞快地说了一连串俄语。他非常慌乱，背上的战友全身都是血。
韦斯非常平静。他用不太流利的俄语说：“不必拿枪指着我，把你朋友放在桌子上。”
红军战士把战友放在了桌上，韦斯医生带着埃里克和布劳恩开始了治疗。红军战士一直把枪口对准着韦斯医生。
这天晚些时候，德国伤兵有的步行，有的被送上卡车的后车厢由红军士兵押往了东面。埃里克看着沃纳·弗兰克作为战俘消失在眼前。小时候，埃里克经常听人讲罗伯特叔叔的故事。一战中，罗伯特叔叔被苏联人抓作战俘，后来却从西伯利亚走了四千英里走回了德国。埃里克不知道沃纳会碰上什么样的命运。
更多的苏联伤兵被带了进来，韦斯、埃里克和布劳恩像对待德国兵一样为他们进行治疗。
忙碌了一天，当埃里克筋疲力尽地进入梦乡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也成了战俘。
在盟军逼近柏林的同时，战胜国在旧金山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起来。伍迪觉得这样的会议很乏味，他只想快点联系上贝拉·赫尔南德兹。
在登陆日进攻、法国的战斗，以及送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期间，贝拉一直浮现在伍迪的脑海之中。一年前，在牛津的最后一学期，贝拉曾经计划着要来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除非贝拉在校园边租间公寓，不然她多半会住在太平洋高地的父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