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他买了送给倩倩的，可是他那个瓷洋娃娃不喜欢白色，不要。
当弟弟将它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时，她问清价格，采取一手钱，一手货的方
式接受了。钱是向妹妹“借”的。她正缺一条长围巾，省得自己去买了，返城后
她最不愿涉足的地方就是商店。一个二十九岁的，不，一个已经三十岁的，没有
工作的，对任何男人都毫无吸引力的老姑娘，无所谓喜欢什么颜色或不喜欢什么
颜色。
女性选择颜色其实不是用眼而是用心；她内心里没有色彩。
弟弟还装模作样地说：“姐你这是干吗? 为什么要给我钱啊? 我可是特意给
你买的呀，白色象征高洁! ”
她听了很生气，反唇相讥：“我比你那个瓷洋娃娃更高洁? ”
所以这会儿弟弟多少有点尴尬地躲避着她的目光。
只有妹妹的快乐是由衷的。妹妹分明将给她过生日当成一场游戏。
妹妹比父亲比母亲更爱她。她不愿扫妹妹的兴，也不愿使父亲和母亲在此时
此刻感到什么不愉快，于是她就笑，企图用虚假的笑来烘托这场家庭“游戏”的
气氛。
母亲见她笑了，母亲也笑了。
父亲见母亲笑了，父亲也笑了。
她明白，父亲和母亲的笑，是向她这个长女的一种牵强的表示——证明他们
作为父亲和作为母亲，对于她从今天已经三十岁了这件事，还是满心欢喜的，起
码并不忧烦。她太明白了。
她也知道父亲和母亲脸上一边笑心里一边想的是什么。他们准是在想——如
果有一个男人以他们未来女婿的身份在座，欢娱气氛才算完美无缺。
他们需要一个女婿比她自己需要一个丈夫的心情迫切得多。
市长家有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比普通人家有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更会
引起种种闲言碎语。
她很理解父亲和母亲能够对她作出那种欢喜的微笑是多么不容易。
她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庭中很多余，忽然意识到，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完全
由一个“教导员”重新变成一个女人时，她已经无形中给父母造成了很沉重的心
理负担。
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返城? 她想……
妹妹迫不及待地大声嚷：“吹呀! ”
她知道应该一支一支吹灭蜡烛。
她吸一大口气，噗地吹去，希望一口就将三十支蜡烛全吹灭。
可怜，只吹灭了四支。
她又深吸一口气，想再来一次就结束这场家庭“游戏”。
“嗨，别那么性急! ……”妹妹在她后背上拍了一下。
妹妹希望玩得从从容容，郑重其事。
母亲皱起了眉头。
她赶紧笑。
我可不能使全家人扫兴，她想，我得陪全家人将这场“游戏”进行到底。
“三十年呐，你一口气吹不灭的。”弟弟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挖苦她。
不知从哪一天起，弟弟好像与她在感情上产生了某种隔阂。
大概因为她不喜欢倩倩。不错，她承认自己对那个漂亮的瓷洋娃娃多少存在
一点女性的嫉妒心理。嫉妒对方比自己年轻，嫉妒对方有一张对男性们具有吸引
力的脸，嫉妒对方是个美人儿，还嫉妒对方时时处处都善于恰到好处地显示自己
的美的那种无拘无束的女性本能。而她自己则完全丧失掉了这种本能，刚刚重新
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性。但所有这一切嫉妒并非是她不喜欢倩倩的原因。不，
绝对不是。恰恰相反，许多比自己年轻，脸蛋比自己漂亮的姑娘都能够获得她的
好感。作为一个女性，她有嫉妒心理，但却从未因此而敌视过谁。
她不喜欢那个瓷洋娃娃是因为那个瓷洋娃娃居然敢对她表示怜悯和同情。
她不能够忍受这一点。
瓷洋娃娃虽不曾对她说过什么怜悯和同情的话，但那种流露出怜悯和同情的
目光，常常使她想大声叫嚷：“别用这种目光看我! ”
谁怜悯我，谁同情我，谁就等于侮辱我! 这种思想从她返城那一天就在她头
脑中深深扎根了。
这乃是她——二十九岁的，不，三十岁的，没有工作的，对任何男人毫无吸
引力的老姑娘的尊严。
好几次她想对那个瓷洋娃娃说：“可爱的小鸟儿，你除了可爱之外还趁什么
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资本? 你怜悯我同情我太不够档次! ”
瓷洋娃娃到家中来的次数少了，所以弟弟对她怀着心照不宣的怨恼。
她被弟弟挖苦了一句之后，瞪了弟弟一眼，冷冷地说：“你今后再敢挖苦我，
你那个瓷洋娃娃来了，我就把她轰出去! ”
弟弟倏地站起，要离去，被母亲一把扯住，不得已悻悻坐下。
父亲责备地注视着她。
母亲不满地说：“玉慧，从你返城以后，全家人在哪点上对你关心得不够? ”
妹妹嚷：“得了得了，这又不是谈判桌，蜡都淌到蛋糕上了，姐你还不快吹
! ……”
她不再说什么，接连吸气猛吹。
当最后一支蜡烛被姚玉慧吹灭时，姚守义在家中穿完了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
家，对孩子们是一座城堡：他们在外受到威胁时就赶快往家里逃。对中年人
是一个王国：最最普通的男人或女人在家里可能是颐指气使，说一不二的君主。
对老头老太太们是事业，是江山社稷：儿孙满堂使他们感到劳苦功高。
2
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十年前他们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
然决然地不顾一切地离家而去，又究竟为什么十年后他们二十八九甚至三十多岁
了，真正到了不应该再恋家的年龄了，反而哭着闹着喊着叫着毅然决然地不顾一
切地返回城市扑进家门呢? 为什么? 究竟为什么呢?
他们毅然决然地返回城市，急急切切地扑进家门，乃是因为他们省悟到从
“红卫兵时代”到“上山下乡运动”，他们原来不过是石头。“席佛西斯的石头”。
他们被一位巨人滚上山顶，然后从山顶滚下来，然后再被那位巨人滚上山顶，再
滚下来……这是席佛西斯的事业。席佛西斯是不知疲倦的，因为那巨人是神。可
他们的血肉之躯已再经不起几番滚动，滚动中他们遍体鳞伤。他们最初认为这种
不问断的滚动即是他们作为一代人的使命，可后来他们的头脑终于在滚动中产生
了怀疑。这是本能的清醒。他们终于向席佛西斯也向他们自己呻吟着发问：这种
滚动的目的何在?
席佛西斯不回答。
那位巨人是神，也是一页历史，也是一个时代。
而一代人再也不甘心充满热情地作神的石头。
他们十年前离开家门是为了去寻找他们要寻找的东西，结果他们什么也没寻
找到。他们十年后扑进家门是因为寻找累了，心灰意冷。他们扑进家门是预备第
二次迈出家门，是预备开始他们人生的第二次寻找。东西南北中，这一次他们预
备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认定一个去向。即使旧巢毁坏了，燕子也要在那个地方盘
旋几圈才飞向别处。这是生物本能。即使家庭分化改组了，作儿子作女儿的也要
回到家里看看再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打算。这是人性。
家对返城知识青年们已不再是城堡，因为他们不再是孩子。
家也并非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的家庭地位依然是孩子。
他们原本希望对家庭对父母一尽儿女的义务和责任，现实却使他们成了家庭
成了父母的负担和烦愁，过去是如今依然是。城市在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写下
了两个看不见的“红字”——待业。
如果说当年的知青教导员对待业感到的不过是茫然和惆怅的话，那么姚守义
们对待业感到的则是内心的痛苦和强烈的愤怒了。
幸亏这会儿他跟前放着一大盆山楂。幸亏一个姑娘，不，一个少妇，不，一
个年轻的母亲和他面对面坐着，和他一块儿穿糖葫芦。
否则，他可能又会去找严晓东，两人一块儿凑点钱，到某个街头巷尾的肮脏
小饭馆借酒浇愁。
年轻的母亲有一张女孩般的娃娃脸。孩子的脸却是长得像个小老头，描几道
皱纹画上几撇胡子就更像了。
山楂么，是一等的山楂，又红又大，瞧着就使人嘴里酸溜溜的。
女人本身就是耐心，就是力量，就是男人们将许多事情做好的最可靠的保证，
是稳定男人情绪的万应灵丹，尤其一个女人不难看是这样；难看的女人另当别论。
姚守义放下第一百零三支糖葫芦，立刻拿起第一百零四根竹签子，并且向年
轻的母亲提出倡议：“咱俩把剩下这点山楂都穿完了怎么样? ”
剩下那“点”山楂起码还够他和她每人再穿一百零三串的。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笑笑，乐意地说：“行啊，反正我今晚也没什么事儿
可干。”
姚守义忽然觉得这个晚上是他返城后心情最佳的一个晚上。
女人居然还能启发一个男人的想象力。
姚守义的头脑本不富于想象，但是将一等的、又红又大的山楂想象成玛瑙、
珠宝、玉石球什么的，这种浪漫思维他的头脑还是够用的。在奇妙而有限的想象
中，他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位充满自信的艺匠。穿糖葫芦颇有艺术工作的情趣。他
手中那把“文化大革命”中用来刻主席头像的刻刀，也就仿佛成了雕刻家手里的
艺术工具，遗憾的是在每个山楂上只能来一刀，使他获得的艺术满足太有限。好
在这一刀挺讲究分寸，切口过深过长不行，那样一个完美的整体就变为两个红彤
彤的“半球”了，就不好穿了，勉强穿上也不好看了。切口要不深不浅，不长不
短。一刀下去，又红又大的一个一等山楂，咧开一张笑口，像没长牙齿的婴儿的
笑口。然后呢，用刀尖小心地剔出山楂核，再轻轻将那可爱的笑口合上。六个山
楂穿一串，一支体体面面的糖葫芦就完成了一半工序。每穿完一支，他都要自我
欣赏几秒钟，才满意地放下。
这个工作是他从今天起才获得的临时工作，是为一家冰棍厂加工。那家冰棍
厂夏天做冰棍，冬天做糖葫芦。这事儿原是同院一个无职无业的孤身老头赖以糊
口的营生。街道为了照顾那老头，开了介绍信出面替老头与冰棍厂订下长期合同。
几天前老头死了。街道主任来到姚守义家，对他母亲说：“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
呢，让守义干吧，我看他挺适合干这活。”母亲自是千恩万谢的。
他也不得不赔着笑脸说些“承蒙照顾”的话。至于街道主任根据什么认为他
“挺适合干这活”，他却百思不得其解。街道主任还诡秘地叮嘱他和母亲：“你
们千万别对外院的人讲啊，外院的人家知道了，该说我这个街道主任偏向你们守
义了! ”这话他信。这条街道上就有二十三个返城待业知青，有活可干的还是第
一个。每月能挣三十几块钱，二十三个近城待业知青哪一个也不会拒绝这种机会。
他们在兵团的最初几年，每月也不过才挣三十二块钱。只要是个能挣钱而又合法
的机会，哪一个返城待业知青都会一把抓牢不放松的。过后他问母亲街道主任为
什么对他姚守义这般恩典? 母亲说：“你爸不是从木材加工厂为人家买了一方木
柴嘛! ”
当他面对两大盆山楂和一大捆竹签子在小板凳上坐下时，他觉得自己的命运
和前途都够酸的。转而想，自己毕竟从此和一个单位——一家冰棍厂建立了某种
关系，返城后那颗无着无落的心，便安定了许多许多。他甚至认为有必要让父亲
再给街道主任从木材加工厂买一方“内部价格”的木柴，然后求她将那份“长期
合同”
上的死去了的老头的名字，改成他姚守义的名字。
从穿糖葫芦中体味到“艺术工作”的情趣，那是在她开始和他一块儿“共事”
之后才渐渐达到的一种境界。
她领着孩子来时，他刚穿了五六支。
“大娘不在家? ”声音很低，有些喑哑。
他抬起头，见她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正犹豫着进不进屋。黑色短呢上衣，
红围巾，灰的卡单裤罩在棉裤外，翻毛皮鞋。他竟丝毫也没看出她是一个返城女
知青。要是她不领着一个孩子，他会误以为她是刚念到初一下学期的弟弟的班主
任老师来家访。
“收电费去了。”他说罢就又低下头去穿糖葫芦。待业知青的社会地位，使
他在任何年轻女性面前都不由得产生羞惭心理。
“那……我等大娘一会儿行么? ”
“行。”他觉得她问得好笑。心想：你又不是来到了什么大干部家里，我也
不是首长秘书，何必如此!
她解开围巾，在另一只小板凳上坐下，瞧着他穿糖葫芦，那孩子则老老实实
地偎靠着她。
他的双手变得笨拙了。
“你工作有着落了? ”
“就算有了吧。”
“干什么? ”
“就干这个。”
“自己卖? ”
“我倒想自己卖，没许可证……”他忽然记起了街道主任的叮嘱，警惕地抬
起头看了她一眼：“你问这些干吗? ”·
“待业知青见了待业知青，不问这些问什么呢? ”她长叹一口气。
“你也是待业知青? ”他开始对她另眼相看了。
她微微点了一下头。
“你不说，瞧不出来。”
“怕的就是走在马路上让别人瞧出来啊! ”她又长叹一口气。
“返城知青就那么卑贱? ”他盯着她问，放下了刚拿起的一根竹签子。
她苦笑着说：“我倒没这么想过。其实我是不愿意再穿那身兵团服，统统叫
我烧了。一看见兵团服，不论穿在谁身上，就想到了孩子他爸……”
“孩子他爸……不在了? ”
“在。在上海。说起来话就长了。我到北大荒那一年才十六，是老大。身下
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一个比一个小两岁。我妈也真够可以的，隔两年就给我爸生
一个。四十五岁前就生下了我们六个。要不是我爸死得早，我妈兴许还能给我生
下几个弟弟妹妹呢! 我有时候常想，计划生育早实行十几年就好了，那我不就也
是一个被父母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啦? 还不早留城参加工作了? 还会有返城待业这
一天? ……”
3
姚守义觉得她抱怨计划生育实行得晚与返城知青的命运之间没多少必然的联
系，打断她的话，很认真地反驳道：“那可不一定。
就算你是独生女，当年兴许也会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哭着闹着自愿报名上
山下乡。知青中这样的还少哇? “
“可我要是个独生女，同样待业，那滋味也大不相同啊! 我们姐弟六个，当
年上山下乡了一半。如今都返城了，都待业。都老大不小的。我妈的头发，从我
返城那一天起，眼见着一天一天全白了。不说我妈了，还说我自己吧! 到了北大
荒两年后，我就结婚了。不结婚也不行了，有了这孩子了。怀着五个月的孩子，
允许我们结婚的前几天，我还接受了一场批判教育。我想结婚就结婚吧，扎根就
扎根吧，我当初并没指望有返城这一天啊! 我是一心一意想在北大荒建立个小家
庭。咱们知青一年四季的活多累呀! 我还养鸡养鸭养鹅，每年都腌几坛子鸡蛋鸭
蛋和鹅蛋，每次探家我往我家带，他往他家带。没见过比我们孩子他爸更好吃懒
做的上海知青啦! 有滋有味的，我都让给他吃。锄地，割大豆，他躺在家里装病，
我一个人锄两垅，割两垅。他每年都要回上海探一次家，一回去就是三四个月。
我俩的工资差不多是他一个人花。有时他人在上海，我还要月月往上海给他寄生
活费。他家里的日子过得也挺艰难的。我想啊，我们是夫妻，不是外人。夫妻之
间什么都不能计较。计较谁花钱多，谁为家庭操劳少，那还叫夫妻吗? 他没怎么
疼爱过孩子，孩子差不多就是我一个人抚养大的。十年内我没探过几次家。我宁
可自己少探家，也要节省下钱给他作往返上海的路费。他倒也算下了十年乡，十
年中能有四年是在上海。他总说自己有病，总说自己身体这不好，那不好，不能
累着，也不能缺乏营养，还不能心烦生气。他怎么说，我怎么信。我想他是我丈
夫，我是他妻子，我不心疼他谁心疼他? 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呢? 那些年我哪儿
是个妻子啊，我像是两个孩子的妈。孩子一天天长大了，他一天天胖了，三口之
家就苦了我一个。知青们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甘愿当女仆。老职工和家属
们却夸我，都说：‘谁能找这么个老婆算是一辈子的大福气啦! ’我比听了贬斥
我的话心里还难受。没当别人老婆的时候，我想，我将来要找的丈夫，他必须得
爱我，疼我，处处关心我体贴我，宝贝着我，将我当妻子又将我当女儿才行! 当
女儿时没得到的当妻子后我要得到。梦! 大返城了，他要回上海。明摆着，我和
孩子到上海落不上户口。我苦苦哀求他跟我一块儿回咱们这座城市，他不同意。
他说他是上海人，一定得回上海。一辈子落脚在北方城市他生活不习惯。我求别
人帮我劝他。劝来劝去，他还是‘回上海’三个字，我生气了，说：‘以后长年
两地分居，谁会像我这么体贴你? 那种生活你受得了么? ’直到那时我还以为他
离开了我就不行呢! 还习惯地将他当成个孩子。他却说：‘车到山前必有路! ’
就这么样，火车到了咱们这座城市，我抱着孩子下了车，他留在车上，从车窗口
跟我和孩子告别。火车开走了，我抱着孩子追火车，从站台这头追到站台那头，
泪流满面自己不知道，心里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
姚守义没想到她竟会向自己倾述这么多，倾述得这么坦率，无遮无掩。
她瞧着一盆山楂发呆，似乎说得累了。她脸上倒也没有什么悲伤，倒也没有
什么抱怨，连点委屈的表情也没有，仿佛她心里直至此时依然空荡荡的。
那孩子不知何时悄悄摸了一颗山楂拿在手里，极想吃而不敢吃，见姚守义看
他，两眼一眨不眨地瞪着姚守义，拿着山楂的小手怯怯地伸向盆，将一颗在手中
攥了多时的山楂又放在了盆内。
姚守义发现孩子的眼睛很像母亲的眼睛，单眼皮，长眼角，眼神儿忽而呆愣，
忽而游移。
“吃吧。”他抓起了一把山楂揣进孩子衣兜。
“这怎么行! ……”她从孩子兜里掏出那把山楂，放人盆内，说：“你这肯
定有数的。”
“那怕什么? 不就是少穿几串嘛! ”他接连抓了几把山楂，将孩子的两兜都
揣满了。
“快谢谢大大! ”她感激地对他微笑了一下。
“谢谢大大! ”孩子用细小的声音说，两只小手紧按着左右衣兜，仿佛怕母
亲再将山楂掏出。
二十八的返城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一个孩子当面叫“大大”。他脸红了，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她也脸红了，说：“我还不知咱俩谁年龄大呢，就让孩子叫你‘大大’了，
你可别见怪啊! ”
姚守义憨厚地笑了：“肯定是我大。我今年二十八了，你二十几? ”
“我二十六。”她大胆地盯着他的脸：“瞧你不像二十八的样子。”
“你在返城知青中算年龄小的了。”他低下头说。
“带着这孩子，我倒觉着自己比所有的返城知青都大好几岁。”
她说完，又沉默起来，依然瞧着盆山楂发呆。
姚守义想：返城知青的命运，大概个个都像山楂吧?
那孩子从兜里摸出一颗山楂，咬了一口，立刻闭上了眼睛，发寒似的浑身打
了个哆嗦。
他问：“酸? ”
孩子回答：“酸……”
当母亲的斥道：“酸你还吃! ”
孩子瞧着那颗咬了一口的山楂，不知如何是好。
他又低声问她：“后来呢? ”
她苦笑道：“后来就离了呗。”
“离了? ……”
“嗯。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就提出要离婚，我想他一定疯了。
借了一笔钱，带着孩子到上海找他。他一见我们母子的面，哭了。
我和孩子也哭。我想他肯定会因为写了那封信后悔不及。他哭够了，却说：
‘既然你来了，咱们就把离婚手续在上海办妥了吧! ’
“我说：‘我是和儿子千里迢迢看你来的，不是和你离婚来的。’
“他说：‘我恳求你和我离了吧! 我是上海人啊! 我好不容易才回到上海，
再也不能离开上海了! 你得尊重我一个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