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拖雷这位蒙古帝国最重量级的人物的死，终于令窝阔台长舒了一口气。拖雷代死之后，窝阔台的“病”果然就好了。蒙古人由此对识大体的拖雷更加钦佩。据说窝阔台也十分感激拖雷，曾说他将来死后，要将汗位传给拖雷的长子蒙哥。窝阔台这句话显然不过是故作姿态，但还是有不少人当了真，他的孙子失烈门曾提醒他说：“你如果让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任大汗，你自己的儿子、孙子就没有奶吃了。”失烈门这句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拖雷的强大对窝阔台汗位的威胁是何等之大。
拖雷之死并没有从根本上缓解蒙古贵族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窝阔台发动的第二次西征中，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开始显露出内讧的种种迹象。这次西征中，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各派出一名长子为统帅。但因为术赤不是成吉思汗的亲生儿子，他这一系的子孙一直受到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的歧视。刚好术赤之子拔都精明能干，不但很会打仗，还善于带兵，部将都很服他，称他为“赛因汗”（赛因在蒙古话中意为“好”），这更加引起了不里（察合台长子蔑忒干之长子）和贵由（窝阔台长子）的不满。平定俄罗斯后，拔都在大帐设宴庆功，不里和贵由斥骂拔都是“婆娘”，由此大吵一架，宴会不欢而散。拔都后来将情况报告给大汗窝阔台，窝阔台很是恼怒，将儿子贵由交给拔都处分，将不里交给察合台处分。贵由是大汗的儿子，拔都当然不敢随便处罚，但这场梁子却由此结下了。
不久后，窝阔台在一次酒宴上突然口吐白沫，神秘病死，贵由与拔都的矛盾立即公开化了。蒙古贵族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大汗，拔都多次拒绝参加。据说窝阔台生前曾指定孙子失烈门继承汗位，但在窝阔台皇后秃刺哈纳的主持下，贵由被推举为新大汗。他一登上汗位，便迫不及待地要发兵去征讨不听话的拔都，因为大臣们劝阻，才暂且缓行。窝阔台病死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年），而直到宋淳祐六年（1246年）春，贵由才当上大汗，其中间隔五年时间，由此可见当时蒙古汗位继承权的斗争是何等激烈。
贵由生平好酒色，未老先衰，当上大汗不到三年便手足痉挛而死，一种说法是拔都派人将其毒死。贵由死后，暂时由其皇后海迷失摄政。蒙古贵族重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刚好大会的地点在拔都的势力范围内，大家便推举名望最高的拔都为大汗。不料拔都十分聪明，知道他并非成吉思汗亲生后代，即使当上大汗，也难以服众，便极力推荐与自己关系友善的蒙哥（拖雷长子）即位。海迷失皇后当然不同意，拒绝承认这次西方忽里勒台大会的结果。于是，蒙古贵族决定第二年在东方重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
第二年，拔都派弟弟率领大军，护送蒙哥到蒙古本部参加忽里勒台大会，自己则驻在西方作后援。窝阔台与察合台系的王子知道拔都实力雄厚，难以匹敌，因此拒绝到会。最终，在武力的支持下，蒙哥被推举为新大汗。蒙哥为人果敢刚毅，杀了图谋政变的失烈门和贵由之子，以及曾经辱骂过拔都的察合台之孙不里，由此巩固了汗位。从此，蒙古帝国的最高大权由窝阔台一系转到了拖雷一系。
蒙哥做了九年大汗，宋开庆元年（1259年）在出征南宋时意外死在了四川钓鱼城之战中。关于钓鱼城之战，后面还有专门的篇章叙述。由于蒙哥没有留下遗诏指定汗位继承人，由此再次引发了大规模的蒙古内讧。
当时拖雷第四子忽必烈最有实力继承汗位，却正在中国攻打南宋。蒙哥战死钓鱼城后，蒙古军深怕动摇军心，刻意掩盖消息。正在攻打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最先从被俘虏的南宋前哨口中得知了大汗战死的消息，十分惊愕，一时不能确定真伪，为了防止这一“谣言”惑乱军心，秘密将南宋前哨处死。
拖雷庶子末哥与忽必烈交好，当时正跟随蒙哥攻打钓鱼城，派遣心腹赶到鄂州，告知蒙哥死讯，并以维系蒙古人心的名义，劝说忽必烈立即回到漠北继位为汗。但忽必烈为人深谋远虑，他考虑到此时攻打鄂州正进入关键性阶段，倘若就此放弃，此次大规模的南征就是无功而返，但倘若他能立功，在大汗都已经战死的情况下，势必能大大增加他的政治资本，因为蒙古人素来崇尚英雄主义。加上除了他本人外，另一有资格争夺汗位的实力派人物旭烈兀（拖雷第六子）正在西征途中，山高路远，无论如何来不及赶回蒙古，因此忽必烈并没有立即返回蒙古争夺汗位，而是继续率军攻打南宋。
忽必烈为蒙古诸王子中最有远见者，他攻打鄂州时，专门派遣王一清为使者，到江西龙虎山拜访正一道三十五代天师（即通常所说的天师教教主）张可大，询问“天命之存亡”。张可大回答说：“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暗示二十年后，南宋将会灭亡。1279年，南宋最后一支军队在厓山被消灭，南宋政权宣告灭亡，果然应了张可大的预言。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感到宗教可以为己所用，再派使者到龙虎山，召嗣任正一道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到大都（今北京）相见。张宗演由此被忽必烈赐号为“演道灵应冲和真人”，主领江南诸路道教，尊崇有加。不过，这并不代表忽必烈及蒙古贵族信奉道教，笼络天师教只不过是为了统治的需要，从宗教方面获得所谓的“天命”的支持，以加强正统形象。张宗演弟子张留孙跟随师傅到大都，后一直留在忽必烈身边，以法术深得宠信。忽必烈又封张留孙为玄教宗师，赐银印、上方宝剑，导致张留孙另立门户。然而不久后，释、道举行大辩论，道教惨败，张留孙就此失宠不说，忽必烈还下令焚毁除《道德经》外的所有道教经典，并禁醮祠。张留孙无奈之下，通过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求情，这才使道经中“不当焚者”及“醮、祈、禁、祝”诸仪注得以保存不废。
然而，忽必烈还忽略了一个人——即他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为拖雷第七子，当时负责留守蒙古大本营和林（今蒙古境内），他虽然不似兄长忽必烈那样精明能干，也远不如旭烈兀那般战功赫赫，却一样的野心勃勃，有着要当大汗的雄心。在重要竞争对手都不在蒙古本部的情况下，他打算按照蒙古“幼子守灶”的习俗，就此捡个大便宜，便积极与亲信策划继承汗位，并在漠北、漠南布下了重兵。忽必烈妻子察必立即派人将阿里不哥的举动密告忽必烈，忽必烈闻讯追悔莫及，立即与南宋秘密议和罢兵，马不停蹄地北返。当忽必烈到达燕京近郊时，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来，通知忽必烈到漠北参加忽里勒台大会，会葬蒙哥，推举新一任的大汗。忽必烈知道阿里不哥早已经布置好了兵力，因此没有理会，而是着手准备自立为汗。
宋景定元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抢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召开了一个忽里勒台大会，这显然是突破传统的，参加会议的诸王一致推举忽必烈为“合罕”。忽必烈随即宣布即汗位，称皇帝，是为元世祖。当时即下《建元中统诏书》，阐明了他的基本政治主张。即所谓“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并仿照中原封建王朝以年号纪岁之法，建元“中统”，这是蒙古国采用中原王朝传统纪年制之始。四月，阿里不哥在和林也召集另一个忽里勒台，并被推举为大汗。这样，蒙古就出现了两位大汗，兄弟二人开始兵戎相见，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的争夺汗位的大战。
阿里不哥虽然占据着蒙古大本营和林，但和林是一座草原城市，所需要的粮食都必须从汉族聚居的农业区运来，而粮道又被忽必烈的军队所断，因此和林一带不久后就发生饥荒。尽管拥护阿里不哥的蒙古贵族甚多，但忽必烈兵强马壮，最终还是靠刀箭取得了胜利，阿里不哥众叛亲离，被迫投降。忽必烈没有加害弟弟，只是很得意地问他说：“你说说看，到底应该是你做大汗，还是应该我来做？”阿里不哥的大汗位是和林忽里勒台大会推举出来的，比忽必烈自立为汗更具有合法性，但却因为武力上不及兄长，不得不低头，说：“以前应该是我做，现在当然是该你做了。”
第50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4)
而另一汗位的有力竞争者旭烈兀正在用兵叙利亚各地时，得知蒙哥死讯，立即引兵东返，有意争夺汗位。不料因路途遥远，始终不及忽必烈手快，当他到达波斯后，得知忽必烈已经即位，并且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旭烈兀感到自己即使回到蒙古，也没有登上汗位的可能，于是干脆留在了波斯，着意经营，打算就此占地为王。按照蒙古汗国的规定，波斯、西亚一带的土地、子民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须由大汗直接派人管辖。忽必烈与阿里不哥斗得热火朝天之时，也担心拥兵在外的弟弟旭烈兀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主动派使者与旭烈兀协商，表示愿意将只浑河（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今埃及）边境的土地全部划归旭烈兀。于是，旭烈兀公然表态支持忽必烈，强烈谴责阿里不哥。旭烈兀由此被忽必烈任命为从只浑河直到叙利亚和密昔儿境内的国王。旭烈兀自称“伊利汗”（意为“从属”之意），所建汗国称为伊利汗国，其领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与里海。汗国最初定都于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后来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大不里士）。
阿里不哥兵败后不久即病死，但蒙古这场争夺汗位的内讧并没有就此休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阿里不哥称汗时，被封于海押立（现巴尔喀什湖东卡帕尔城附近）的海都（窝阔台第七子合失之子）也起兵相助。其实海都并非真心帮助阿里不哥，他自己也有私心，他自认为是窝阔台嫡孙，有资格继承汗位。最初汗位由窝阔台一系转入蒙哥手中，海都已经大为不满，因此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斗时，他立即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表示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投降后，海都抗拒忽必烈的召见，并且控制了察合台汗国，公然置忽必烈的命令于不顾。忽必烈最终被激怒，下令追收赐给海都的金银符，同时派北平王那木罕率军镇守阿力麻里（今新疆伊犁附近），以抵御海都。但是，更大的叛乱发生了，随同那木罕出镇西北的蒙古宗王昔里吉（蒙哥之子）、脱脱木儿（忽必烈弟岁哥都之子）、明理铁木儿（阿里不哥之子）等人将那木罕抓了起来，举兵叛乱，甚至进犯和林，劫走了成吉思汗的大帐。西北和东北的蒙古宗王的叛乱，对忽必烈的统治一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忽必烈调南征大军主帅伯颜（灭亡南宋之人）率军北上，并亲自带病出征，经过激战，才遏制住叛乱的攻势。在忽必烈统治的三十多年中，夺位靖乱的军事对抗一直没有停息过，其中蒙古诸宗王的战乱直到元武宗时才大体被平服。
就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最炽热之时，中原地区也发生了一场针对忽必烈的政变——李璮事变。
李璮为金朝末年山东农民起义红袄军（以红袄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全之子（一说养子）。宋宁宗时，李全在山东举众起义，反抗金人的统治。李全身手不凡，能使四十五斤铁枪，外号“李铁枪”。当时山东还有一支红袄军，以益都人杨安儿为首，声势很大。当时有个舟人曲成贪图金人的赏钱，引金军袭击杨安儿。杨安儿仓促应战，不慎掉入水中淹死，其余部由他妹妹杨妙真率领，投奔了李全。李全娶杨妙真为妻，二人在乱世中结为夫妇。杨妙真是当时的奇女子，外号“四娘子”，又称“姑姑”，精于骑射，武艺高强，擅使梨花枪，号称“二十年打遍天下无敌手”，为后世武术家所推崇。宋嘉定十一年（1218年），李全率部投降宋朝廷，宋朝廷任命他为京东路总管。但李全并非有爱国情怀，完全是看到金国国势衰微，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他一面火并其他红袄军，大量搜括、积聚财宝；一面在南宋和金国之间游走，互相要挟，以攫取高官厚禄。不过在此期间，他不断率部骚扰金国边境，对牵制金对宋的进攻起了一定的作用。当蒙古铁骑南下进入山东后，李全同蒙古军大小百余战，完全处于劣势。他面临数十万蒙古军劲敌，不断派人向宋淮东制置司求援。南宋朝廷不能审时度势，想乘机除掉李全，竟然不顾大局，拒发援兵，还暗中策划谋杀当时在楚州的杨妙真，杨妙真以女色、财物相诱，才得以脱身。李全被蒙古军围困在益都一年，粮马食尽，军民相食，益都军民由数十万减至数千。最后力尽计穷时，李全还南向焚香，打算自尽，最终还是在部将的劝说下，投降了蒙古。蒙古授李全为山东行省长官，从而完全控制了山东，南宋两淮失去了最好的屏障。此后，蒙古多次要求李全协助攻伐南宋。宋绍定四年（1231年），宋将赵范、赵葵大破李全于扬州，当场杀死李全，宋军由此收复淮安。李全妻子杨妙真率领残部退回山东，承袭了丈夫的官职。不久，杨妙真死，李全之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长官，他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但名义上仍然接受蒙古的统治，不断以对抗南宋为名，扩充实力，积蓄力量。
赵范、赵葵均为名将赵方之子。赵方在宋宁宗时任京湖制置使（官名，掌筹划边境军旅之事），屡败金军，他的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后来均成长为一代名将。赵葵，字仲南，少年即跟随父亲在军中效力。有一次，宋朝廷犒赏军士，因赏赐太少，引起宋军不满。当时赵葵才十二岁，察觉到军士不满的情绪，立即站出来大声叫道：“这不过是朝廷的赏赐，我父亲还另外有奖赏。”一句话立刻稳定了人心，化解了将士的不满。赵葵每次遇敌，便与将士一同披甲上阵，亲自深入敌阵杀敌。他的部下见主将如此奋不顾身，无不奋勇攻战，因此他的军队总能获胜。赵葵工于诗文，善画墨梅，其戎马生涯余暇，专为梅写真。注重写实，苍枝老干，杈芽突兀；造景幽深恬静，繁葩疏荫，幽妍芳洁。其传世名作《杜甫诗意图》是以杜甫名句“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为题，描绘江南水乡修竹、风荷的清幽景色，笔墨精美，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宝祐六年（1258年）春，蒙古大汗蒙哥分兵大举入蜀，召征李璮之兵南征。李璮为了避免自己的实力遭到削弱，以益都为南北冲要、兵不可撤为由，拒绝出兵从征四川。于是，蒙哥改遣李璮从山东南下，进攻宋东海一线，与攻取荆山（今安徽怀远）的塔察儿共同牵制两淮。李璮发兵攻涟水，不克，改攻通（今江苏南通）、泰二州，不久，攻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宋枢密使、两淮宣抚使贾似道为此引咎自责。但李璮出兵东海，只是为了敷衍蒙哥，逃避从征巴蜀，到达目的后，很快退回山东。
宋景定元年（1260年），蒙古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之间为争夺汗位而爆发战争。忽必烈为了稳住李璮，对其“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隐忍不发，还加封他为江淮大都督。但李璮野心勃勃，终究还是按捺不住，趁忽必烈全力抗御阿里不哥之机，于宋景定三年（1262年）二月初三举兵反叛。反叛前两天，李璮匆忙与南宋朝廷联系，以献涟水、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南）三城约降，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
当时，李璮还写下了《水龙吟》一词：
腰刀首帕从军，戍楼独倚间凝眺。
中原气象，狐居兔穴，暮烟残照。
投笔书怀，枕戈待旦，陇西年少。
欢光阴掣电，易生髀肉，不如易腔改调。
世变沧海成田，奈群生、几番惊扰。
干戈烂漫，无时休息，凭谁驱扫。
眼底山河，胸中事业，一声长啸。
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
踌躇满志，溢于言表。显然，他认为他此次能够一举成功，实现“胸中事业”。
忽必烈听说李璮叛变后，担心腹背受敌，立即积极筹划对策。汉人幕僚姚枢说：“李璮兵变后有三种选择。上策是迅速北上，直捣燕京，控扼居庸关，使北征的蒙古军不能南下；中策是与南宋联合，固守扰边；下策是据守济南，等待其他汉族世侯响应。”姚枢料定以李璮之为人，必选下策，实际上是坐以待毙。于是，忽必烈命宗王哈必赤总督诸路蒙古、汉军挥师南下，讨伐李璮。
果然如姚枢所料，李璮进据济南后，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还指望南宋能助他一臂之力，但他一贯反复无常，实在难以赢得信任，南宋朝廷只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未在军事行动上给予有力配合。李璮进攻济南时，曾传檄河北，希望取得河北、山东一带严忠范、史天泽等汉人世侯的支持，但应者寥寥。
宋景定三年（1262年）三月，忽必烈军与李璮军队战于高苑老僧口，李璮兵败，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命右丞相史天泽（河北豪族，人称三哥，木华黎进攻金国时，率众投降蒙古，以长女嫁木华黎，他也是元朝唯一官至右丞相高位的汉人）增援。史天泽到山东后，对哈必赤说：“李璮诡计多端，又有精兵，不宜与他硬拼，应当长期围困。”于是，各路将士开河筑环城，将济南城团团围住。李璮困守孤城三月余，城内粮绝，以人为食，军心涣散，李璮爱将田都统缒城出降。李璮自知破城在即，亲手杀死妻妾，入大明湖投水自尽，因水浅未死，被蒙古军抓住。
在审讯李璮时，出现了极为戏剧性的场面。严忠范责问李璮道：“你率兵反叛，这是何等行为？”李璮冷笑，回答说：“你们明明与我相约，到了时间却又不来。”李璮话未说完，便被恼羞成怒的严忠范刺了一刀。史天泽又问：“忽必烈没有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谋反？”李璮说：“你也与我文书结盟，为何背盟？”李璮当众揭发严忠范、史天泽之前曾经暗中通信有约一事，引起了史天泽等的巨大恐慌，立即下令砍掉李璮的双手、双脚，在军前残酷处死。
李璮事变时，蒙古淮北戍军被调去参与平定李璮。南宋朝廷乘淮北空虚，派骁将夏贵渡过淮河，在淮东制置司事李庭芝配合下，自新蔡、符离（今安徽宿县）、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发动攻势。当年五月，夏贵攻克蕲县，并乘胜夺取了亳、滕、徐、宿、邳五州。但是当七月李璮平定后，蒙军立即在淮北地区开展反击。南宋乘李璮事变收复的七州四县又尽为蒙古渐次夺回。蒙军在这些地区派兵戍守，将战线重新恢复到淮河沿线。
李璮事变虽然只是局部的，历时也只有短短的五个月时间，但对忽必烈的统治政策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从中看到了汉人豪族势力发展对蒙古统治的严重威胁，便采取迁转和不许军民兼职的办法，果断地解除他们的兵权，实行兵民分职，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从而把兵权进一步集中到朝廷手中。之前擅杀李璮的史天泽为人机警，看出了苗头，主动上书请求说：“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多达十七人。
与李璮事变相关的还有王文统被诛事件。王文统原为李璮幕僚，因将女儿嫁给李璮，成为了李璮的老丈人，地位直线上升。不过，他倒并非是靠女儿吃饭的平庸之辈，而是确有不凡的才华。忽必烈攻打襄汉时，王文统的学识引起了廉希宪、张易、刘秉忠等人的注意，被郑重引荐给忽必烈，从此深得器重。忽必烈即位后，任命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行省事于燕京，主管汉地政务，总理国家规模法度及财政税赋、差发、盐铁诸事，权力极大，对元朝各种制度的奠定起了极为的重要作用。李璮事变后，有人揭发王文统曾派儿子王荛与李璮暗通消息。忽必烈派人查阅王文统与李璮的通信，其中有封信中有“期甲子”的话，十分可疑，王文统对此辩解说是为了推迟李璮的反期。此说自然难以取信，王文统与其子王荛均被忽必烈下令处死。这是元初政坛的一个重大事件，引发了一场空前的政治风波。
忽必烈身边一直聚集有一大批汉族儒士，这些人深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对他们也常常言听计从。然而，王文统事件加重了忽必烈对汉人幕僚的疑惧心理。刚好此时色目人（西域和中亚一带的各族人被统称为“色目人”，以经商理财见长，蒙古贵族因蒙古人不善商贾，素来把银两委托给色目人代为经商放债，借以获取利息）一起向他进言说：“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指汉人官员）敢为反逆。”于是忽必烈逐渐疏远汉人儒士，并开始重用色目人以牵制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