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范十分恼怒，召王旻到南门城上问话。王旻刚刚到来，一旁的李虎说：“好斩。”话音未落，一旁有人抢上将王旻的头斩落。赵范随即下令：“凡背心有红月号者，皆斩。”背心的红月号是克敌军的标志，他这话实际上下令斩杀克敌军。襄阳城中顿时一片混乱，无敌军开始剿杀克敌军，克敌军是地头蛇，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双方火拼中，误杀错杀的占了多数。局面越来越混乱，最后连赵范也无法控制，干脆率李虎等人从西门逃出襄阳，直奔荆门。慌乱中连制司大印也丢失了，幸好后来被一个军校捡到，追到荆门献给赵范，赵范因此升他做统领以示奖赏。
赵范逃走后，襄阳忠卫军（北军）主将李伯渊焚毁城郭仓库，开城投降了蒙古，襄阳城中官民、钱粮、器械尽为蒙古所得。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南宋苦心经营一百多年，城中官民有四万七千户，库中所贮财粟不下三十万，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的金银盐钞等，全部落入蒙古军手里。这就是史书中所说的“自岳武穆收复，凡一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不减昔日。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一旦灰烬，祸至惨也”。不仅如此，蒙古军还拆毁了襄阳的城防，放火焚毁了襄阳城，将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统治下的洛阳地区，襄阳城被扫荡得精光。自此，宋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重新移到江陵。赵范因坐失襄阳，被削官三秩。
襄阳失守意义重大，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失去屏障，难以坚守。自襄阳陷入蒙古军之手后，随州、郢州、荆门（今湖北荆门）的宋军守将均弃城逃跑，只有复州（今湖北天门）守将施子仁力守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于蒙古军之手。
为了进一步突破南宋的峡州—江陵—复州防线，蒙古军兵分二路，一路攻复州，进逼汉阳；一路攻枝江（今湖北枝江），进逼江陵。情形十分危急。
眼见宋军屡遭挫败，荆襄地区局面日益不利，南宋朝廷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并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负责处理荆襄战务。史嵩之曾经在襄阳主持屯田积粮多年，但却因为是臭名昭著的权臣史弥远的侄子，又历来主张议和，因此名声很差。尤其之前全子才、赵葵“端平入洛”时，他曾不顾大局，拖延粮草运输，牵制前方将帅，对北伐短时间内迅速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宋理宗坚持派这样一个人到前线督战，显然已经抱了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的想法。
而史嵩之本人一上台，就开始打击之前与他不合的主战派将领。譬如淮西制置使杜杲曾经上奏指出和谈是蒙军的诡计，史嵩之便指使台谏弹劾杜杲，导致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被罢去兵权。杜杲受此打击后，从此专意理学，无意仕途，终老田园。而淮东制置使赵葵素来与史嵩之不合，看到杜杲的下场后，也以母丧为由辞官归里。
杜杲，字子昕，邵武（今属福建）人，是南宋著名文武双全的将才。杜杲父亲杜颖官至江西提点刑狱，他由荫补入仕。宋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金军围攻滁州（今安徽滁州市），杜杲率军前往救援，激战中面部被射中二箭，但他临危不乱，依旧沉着指挥战斗，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从此展露出出众的军事才华。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北伐，打算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丘），时任淮西转运判官的杜杲说：“江淮灾荒连年，移南实北，腹心之地反为可虑了。”上书反对出兵，但宋理宗不听，三个月后北伐失败，蒙古大举入侵，果然应验了杜杲的话。嘉熙元年（1237年），蒙古围攻重镇安丰军（今安徽寿县），驻守安丰军的杜杲与蒙古斗勇斗智，还发明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新式器械。在冷兵器时代，攻防武器十分重要，往往直接对战争的结局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墨子·七患》中所言：“兵者，国之爪也…备者，国之重也。”当时蒙古军用火炮（指发石机）攻城，威力很大，杜杲与儿子杜庶则将网用木头撑开，罩在城墙上，利用网的韧性和弹性来消除石头对城墙的冲击力。安丰城的城楼被火炮摧毁后，宋军失去了制高点，杜杲便创造了一种用木材搭建的简易木楼：木楼上方有岗亭，可以装兵卒，并开有箭窗，便于弓箭手射击；下面则装有轮子，方便快速移动；木楼被安置到护城壕沟后，再用横木将各个楼连接，立即变成了一道新的城墙防线；因为制作方便，杜杲一次就做了几百个，一旦有木楼被蒙古军火炮摧毁，立即换上新的木楼，非常灵活。安丰城外有宽阔的护城壕沟，蒙古军派人用木石去填平，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平底船，专门来往于壕沟上，击杀蒙古兵。蒙古军一计不成，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每个人身批十余层牛皮做的厚甲，连面孔都罩住，向宋军发动攻击。由于箭射不透厚甲，杜杲便设计了一种小箭，再挑选了一批神射手，专门射蒙古敢死队的眼睛，由此击退了蒙古军的又一次进攻。据史料记载，杜杲父子还发明了鹅梨炮、三弓弩炮、排杈木等武器帮助守城，使得安丰在蒙古军日夜围攻下巍然不动三个月，是宋军在两淮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杜杲因功升任淮西制置副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半年后，蒙古军再次大举进攻，号称有八十万蒙古大军包围了庐州，杜杲在之前的木楼上加设炮楼，与蒙古军对决，最终打退了蒙古军的进攻，安丰军和庐州两战是宋朝城市保卫战的成功战例，也使得杜杲从此步入名将行列，庐州战后，他因功升淮西制置使。杜杲的文章也写得很好，为文丽密清严，书法善行草急就章。
当时，朝野之间批评史嵩之的声音不绝于耳。大臣李宗勉说：“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右司谏曹豳更是公然指责史嵩之是“以和误国”之辈。监察御史王遂也说：“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就当不少人等着看史嵩之的笑话的时候，事情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是因为史嵩之用对了一员猛将——孟珙。
孟珙，字璞玉，祖籍绛州（今山西新绛）。他出生在将门世家，曾祖孟安、祖父孟林均为岳飞部将，随岳飞北伐时，在枣阳定居。父孟宗政曾任枣阳县令，因抗金有功，升京西路钤辖军职，驻守襄阳，并创建忠顺军。后累官荆鄂都统制仍兼知枣阳军、右武大夫、和州防御使、左武卫将军。孟珙自幼从父抗金，以功入官，逐渐成长为节制一方的大将。南宋联蒙灭金时，孟珙率所部宋军与蒙古军会攻金朝行都蔡州，联军攻下蔡州，金哀宗自焚，金末帝为乱军所杀，金国就此灭亡。孟珙以功升任建康府诸军都统制，又兼权侍卫马军行司职事。宋蒙开战后，孟珙为襄阳兼镇北军（即忠卫军）都统制，负责训练精锐之卒。他与史嵩之私交颇好，就在蒙古军进攻襄阳之前，他被召赴临安枢密院禀议，因而刚好错过了襄阳内讧。
史嵩之虽然有心议和，但蒙古军来势汹汹，眼见江陵危在旦夕，江陵一失，他官署所在的鄂州也必然难保，便派孟珙前去救援江陵。孟珙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此时，他的部下忠卫军也已经被李伯渊带领投降了蒙古，手下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但他侦察得知蒙古军正在枝江一带造船、准备渡江，于是带兵来到蒙古军对面的江岸，让士兵走来走去，不停地变易旗号，循环往来，迷惑蒙军。夜里就点明火炬，远远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自领兵出击，前后破蒙古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刚好此时，蒙古军主帅阔出病死军中，蒙军不得不退兵。孟珙由此解了江陵之围，扭转了长江中游战局不利的局面。
嘉熙二年（1238年），蒙古军集中兵力进攻两淮，对荆襄战区的攻势渐趋停滞，南宋朝廷要求新任京湖制置使的孟珙乘机收复荆襄失地。孟珙认为要收复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必须先取郢州，以打通粮道，然后再取荆门（今湖北荆门），才能制胜。他随后调兵遣将，陆续收复了郢州、荆门、樊城。原本已经投降蒙古的襄阳守将刘廷美见宋军各路相继收复失地，便决定反戈一击，暗中为内应，打开城门投降了宋军，南宋终于重新收复了襄阳。
在收复襄阳后，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加经理。”便在襄阳设置重兵，重新建立军事重镇，大兴屯田，训练军伍，以息、蔡（今河南息县、汝南）降人创忠卫军；集襄、郢降人创先锋军；招淮民创宁武军；招回鹘壮士创飞鹘军；荆鄂都统制张顺招襄汉溃卒创忠义、虎翼等军。在孟珙主持荆襄防区期间，长江中游的防务得到明显改善，饱受战火洗劫的荆襄地区得到数年更生复苏的机会，襄阳也重新成为抗蒙重镇。
十分可惜的是，与之前主持四川防务的余玠一样，成就斐然的孟珙也很快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排挤，这与他一贯与权相史嵩之关系密切有关。淳祐四年（1244年），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嵩之因父丧回家守丧，史嵩之自掌握军政大权后，大力排斥异己，朝中的正直大臣皆因与之不合被逐。史嵩之父丧后，宋理宗下诏免除守丧之期，重新召他回朝为官。不料朝中反史派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讦运动。临安太学生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六十七人、宗学三十四人、京学生九十四人及部分官员相继上书，指责史嵩之不孝，并控告他“心术不正，行踪诡秘，力主和议，瓦解斗志，窃据宰位，处心积虑，居心叵测”，声明他与其叔叔史弥远一样专权误国。学生们还在太学张贴榜文宣称：“丞相（指史嵩之）朝入，诸生夕出。”以离开学校来抗争。就连史嵩之的侄子史□卿（史嵩之弟史时之之子）都站出来指责他席宠怙势，写信劝谏伯父辞去相位。史嵩之自知不为公论所容，只得上书请允许回籍守丧。宋理宗看到群情汹汹，也只好下令史嵩之除职予祠。
史嵩之罢相后，杜范入拜右丞相。但杜范拜相后不到八十天，便暴毙而死。一个月后，受杜范提拔的工部侍郎徐元杰在阁中吃过午饭后，离奇中毒，指爪爆裂而死。宋理宗刚刚下诏将阁中承侍吏役逮交临安府审讯，户部侍郎刘汉弼又因为在阁中会餐，忽然得病身死。当时杜范、徐元杰、刘汉弼被称为“淳祐三贤”，杜范与史嵩之素来不合，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刘汉弼、徐元杰更是坚决上书要求罢免史嵩之之人。时人都怀疑三人死得不明不白，是被人谋害而死，以致群臣到阁堂会食时，竟然没有人敢动筷子。尤其离奇的是，史嵩之的侄子史□卿不久后也暴病而亡，开始让人怀疑这一系列事件是史嵩之策划的。有人说史嵩之知道杜范嗜书如命，就先将毒药涂在书上送给杜范，杜范得到书后日夜翻看，毒气进入体内，就此失明而死。
尽管有议论种种，却始终没有史嵩之下毒的证据。他守丧期满后，宋理宗还念念不亡昔日史弥远扶持自己的恩德，打算再召史嵩之入朝执政，结果御史谏官前赴后继，坚决阻止。史嵩之从此致仕，直到死去，再也没有回到他所热爱的官场。
史嵩之一倒，与他关系密切的孟珙处境立即变得艰难，开始受到排挤。孟珙有心无力，从淳祐六年（1246年）开始，五次申请辞职养病，但均未被允许。当时蒙古河南行省范周吉暗中联络孟珙，打算投降孟珙。孟珙向朝廷报告，准备受降，却不被批准。孟珙由此叹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一气之下发病而死，时年五十二岁。孟珙死后的第二年，他一手带大的心腹爱将王坚在钓鱼城下将蒙古大汗蒙哥击毙。
这里特别要提一句，南宋一朝党争十分激烈，不同派系在防守问题上往往意见不一，尤其体现在将领的任命上。因此，南宋一朝，将领的升迁往往不能依据才干与战绩，而是依靠派系以及与朝中权臣的私人关系。如果将领在朝中有权臣支持，便可如鱼得水，即使作战失败也能逃过处分；反之，如果与当权者不合，就算功劳再大，也会遭谗毁罢官，比如之前功劳显赫的名将余玠、杜杲便是如此。孟珙因与史嵩之交好，一度拥有强大的后援，但史嵩之一倒，反史派上台，即使他功劳再大，也立即失势，处处受到制约。正因为如此，南宋将领为了保住权位，往往以金钱交结朝中权贵，因而导致南宋贿赂交结之风盛行。下面即将提到的襄阳主帅吕文德、吕文焕便是攀附权相贾似道，从而平步青云，一门公侯。南宋这种结党之风，具有极强的排他性，往往视私利重于国事，对宋造成不利影响。党派之争必然影响朝内政局，进而影响防守策略及将领人选，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
第55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9)
尽管蒙古一度陷于争权夺利的混乱，宋蒙战争暂告一段落，但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逐渐稳定了政局。但蒙古国自建立以来，横扫世界，威震天下，却唯独在中原遭到了南宋激烈的抵抗，尤其之前蒙古大汗蒙哥战死钓鱼城，对蒙古军打击重大，几乎使蒙古丧失了灭亡南宋的信心。在关键的时候，宋降将刘整向忽必烈提出了灭亡南宋的重大战略构想，促使忽必烈下定攻灭南宋的决心。刘整熟悉中原局势，向忽必烈建策，提出将蒙古军主力由四川战场转向荆襄战场，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则宋朝可灭。
刘整就是前面在《钓鱼城》一篇中提到的宋朝骁将。刘整，邓州穰城（今河南邓县，在当时属于北方人）人。金国灭亡前，南下投奔南宋，隶属名将孟珙（时任京湖制置使）麾下。孟珙攻打信阳时，刘整任前锋，某晚仅率十二名勇士攀上城墙，一举俘虏了敌方的守将。昔日唐朝名将李存孝曾率领十八名骑兵攻打洛阳，孟珙认为刘整比李存孝还要英勇，因而特意命人在刘整的旗子上绣上“赛存孝”三个字。宝祐二年（1254年），刘整随当时的京湖制置使李曾伯入蜀，选拔为将，屡建战功。景定元年（1260年）四月，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身为北方人的刘整以武功获得升迁，加上他为人狂放自负，桀骜不驯，深为一些南方将领所忌，这其中就有后来守卫襄阳的主将吕文德。刚好此时权臣贾似道为了排除异己，在各路武将中推行所谓的“打算法”，即派遣官会计查核各地军费，凡在战争中支取官府钱物用于军需者，一律加以侵盗掩匿的罪名治罪。大将多获罪，赵葵、史岩之、杜庶等名将均因此罢官，还被勒令赔偿。另一名将向士璧被夺官下狱，被逼而死，家族又被拘押偿付军需。名将高达、曹世雄对不学无术的贾似道十分轻视，贾似道怀恨在心，命党羽罗织罪名，逼死曹世雄，罢了高达的官。又嫉妒在钓鱼城立下盖世奇功的王坚，故意把他调知和州，罢了他的兵权，不久王坚即抑郁而死。吕文德当时为策应大使，与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勾结起来，打算利用“打算法”迫害刘整。刘整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派人到临安向朝廷上诉，却投诉无门。当他看到比他名气更大的向士璧、曹世雄均被逼而死后，“益危不自保”，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投降。由于刘整是宋之名将，他突然以蜀之要冲的泸州要求投降，让蒙古方面感到难以理解。当时蒙古将领多认为刘整投降之举真假难辨，不可辩信。只有刘黑马认为刘整此举毫不可疑，最终，他力排众议，决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景定二年（1261年）六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投降蒙古者，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被蒙古任命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宋理宗听说后勃然大怒，命俞兴讨伐刘整，结果却被刘整打败。吕文德奉命务必收复泸州。宋军首先克复了泸州外堡，然后采取步步为营、坚壁围攻的战术向泸州推进。刘整难以支持，次年（1262年）初撤出，将泸州民众徙往成都、潼川。正月，吕文德收复泸州。宋朝廷改泸州为江安军，但其所隶之州，除泸、叙、长宁、富顺外，均为蒙古军占有。刘整投降蒙古对南宋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不但提出了先取襄阳的战略构想，还为蒙古组建了一支强大的水军，使南宋的水军优势荡然无存。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认为“宋元后期战争的关键决策人物并非丞相伯颜，而是降将刘整。正是刘整使得元朝作出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偏安江南，维持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南宋王朝也终因元朝的战略转变而灭亡”（《宋朝兵制初探》）。就连当时的南宋人，也对刘整叛宋的后果感受深刻。襄阳陷落后，大臣汪立信曾上书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度宗本纪·卷四十六》）虽然将责任完全推到四川安抚制置使俞兴身上未必公正，但也可以看出宋人对刘整因受迫害被逼投靠元军是极为痛心疾首的。
因为襄阳、樊城城坚池深，城中兵储充足，可支撑数年，又能得到长江上游诸州供输，利于久守。熟悉情况的刘整建议忽必烈不要强攻，而是采用围困战术，绝其外援，使其不攻自破，又建议说：“宋朝只恃仗吕文德（襄樊守将），然而吕文德可以利诱，可遣使送他玉带，请求在襄阳城外设贸易市场。”
忽必烈依计而行，确定以襄樊为战略突破口，并派人贿赂吕文德，吕文德果然同意。于是蒙古军以贸易为名，在襄阳城外修筑堡垒，立榷场于樊城外，筑土城堡垒于鹿门山（今湖北襄樊东南），为日后攻打襄、樊奠定了第一个据点。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发觉蒙古军的阴谋后，立即派人将情况报告给吕文德，加以提醒。但吕文德麻痹轻敌，认为“襄樊城池坚深，兵储支十年”，根本不把蒙古军放在心上。等到后来发现不对劲时，为时已晚。
宋咸淳四年（1268年）九月，忽必烈以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合台子）进攻襄阳，蒙古大军兵锋直指南宋，决定性的战役首先在襄阳打响。蒙古军首先在鹿门堡和白河口（皆在今襄樊东北）筑城，切断了宋军南北之援；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从此，援襄宋军皆不得进。
刘整又向阿术计议，认为蒙古军水战不如宋军，于是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之前，阿术曾率军攻打襄阳，宋军乘蒙古回军之际，在襄阳以西的安阳滩派水军扼其归路，然后派骑兵直冲其阵，蒙古军队大乱，阿术本人也在混乱中坠马，差点被宋军活捉。后来还是蒙将怀都选善识水性的士兵泅水夺得宋军战舰，其余蒙古军奋勇拼杀，才将宋军击退，转败为胜。安阳滩一战，蒙古军队虽然打败了宋军，但却暴露出水军不占优势的弱点。刘整的建议使蒙古军的水军迅速形成战力。尤其是刘整提出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的战法技高一筹，使蒙古水军的战斗力超越了南宋水军，成为蒙古军的主力部队。后来蒙古军会攻临安，以及最后灭亡南宋的□山之战中，蒙古水军均发挥出超强战力，战败了舰船数量超己方数倍的对手。
忽必烈又增派史天泽、张弘范（张柔第九子）领兵包围襄阳。史天泽又在要害处筑城堡近十处，筑长围起自万山（今襄樊西北）、包白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今襄樊东南）、虎头山（今襄樊之南）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对襄阳的围困圈逐渐完成，蒙古军已处于战略上的优势。南宋朝廷为了挽救危局，开始了大规模的援襄行动，于是襄阳、樊城一带成为宋元双方各自集中重兵争夺的焦点。
张柔，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人。蒙古军南下时，河北大乱，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地方势力。金国由此任命他为定兴令，隶属于金中都经略使苗道润。后苗道润为其副使贾瑀所杀，张柔决意为苗复仇，率部降蒙，后俘获贾瑀，剖贾瑀之心以祭苗道润。后随蒙古军伐金，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守将投降后，蒙古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只有张柔不取金帛，赶到史馆，运走了《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并拜访当地耆旧望族，护送北归。攻打蔡州（今河南汝南）时，张柔俘获状元王鹗，即解其缚，待以宾礼。正因为张柔礼贤下士，金国灭亡后，金士大夫有相当一批投奔到他门下，如王鹗、郝经、乐夔、敬铉等名士子均是他的幕僚。王鹗教授张柔儿子读书达九年之久，一代名士元好问也与张柔有密切交往。张柔为元朝立下功劳甚多，在元初汉人勋臣中，只有张柔与史天泽被称为“拔都”（英雄）。忽必烈却认为张柔功劳还在史天泽之上，说：“史徒以筹议，不如张氏百战之立功也。”张柔有十一个儿子，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弘范，就是他在厓山一战中消灭了南宋最后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