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咸淳五年（1269年）春，蒙古军包围汉水北岸的樊城，守将吕文德、吕文焕、范天顺（范文虎之子）、牛富等指挥军民奋勇坚守。南宋朝廷先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援救襄阳，被蒙古军打败。沿江制置副使夏贵领舟师至新郢，又被阿术战败，损失两千余人，战舰五十艘。贾似道再次派爱将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吕文德婿）率军援救襄阳，也被拦截的蒙古军打败。最好笑的是范文虎，他的儿子就在襄阳城中，他自己战败后竟然率先乘轻舟逃跑，导致宋军群龙无首，军中大乱，士兵溺死于汉水者甚众。
张世杰，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出身行伍，早年曾在北方金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一种说法说他其实是张柔之侄。后来张柔投降蒙古，他便逃奔南宋襄阳。襄阳主帅吕文德也不重视，只让他当了个军中小校，后屡立战功，逐渐成长为名震一方的优秀将领。最后在厓山被张弘范打败坠海而死，与陆秀夫、文天祥并称“宋亡三杰”。
襄阳宋军主帅吕文德因早先接受贿赂，同意蒙古军开设贸易市场，常有遗恨，总说：“误国家者，我也。”不久忧郁成疾，背上疽发而死，其弟吕文焕接替他守襄阳。
当时有谣传说，吕文德是被蒙古人派奸细暗中下毒而死。这种说法可信度有多少，实在难以确定。虽然刘整痛恨吕文德，但对于蒙古军而言，吕文德并不是一个令人畏惧的对手，而一旦吕文德死去，接替他宋军主帅位置的会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可预测。而最大的可能，就是吕文德之弟吕文焕。实际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吕文焕要比他的兄长吕文德更为精明。
因为宋军援兵屡屡战败，南宋群臣多主张派名将高达前去支援襄阳，认为只有高达才有能力入援成功。高达看不起贾似道，还因此被贾似道迫害，二人一向不和。贾似道又担心高达一旦入援襄阳成功，会削弱吕文焕的权力，露骨地说：“吾用达，如吕氏何？”（《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竟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坚决不肯起用高达。而吕文焕当上襄阳主帅后，竟然也跟贾似道一样的想法，生怕朝廷会派高达到襄阳来，于是将捕获蒙古军哨骑数人谎报成襄阳初战大捷，使得朝野一度也不把救援襄阳当回事了。其实，朝中根本就没有高达援襄一事。
高达原为孟珙部将，后成长为名震一方的将领。他曾在军中公然讥讽不知兵事的贾似道，险些招来杀身之祸。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进攻号称江陵外城的沙市（今湖北沙市）。高达当时任湖北制置副使，负责守卫江陵，不发兵援救，导致沙市城破，元军屠城，沙市军民被屠杀殆尽。不久，高达以江陵降元。江陵表里襄汉，西控巴蜀，南扼湖广，地位十分重要。宋失江陵后，京湖防区全面崩溃，荆蜀宋军再也无法联兵东下，攻取临安的元伯颜军后顾之忧解除。
宋咸淳六年（1270年），蒙古军围攻襄樊已经两年。为了摆脱困境，吕文焕出兵襄阳，攻打万山堡。蒙古军早有准备，事先设下埋伏，诱宋军深入后，突然反击，宋军大败而归。此后，襄阳宋军无力再出击，只能困守孤城，等待援兵。
当年，南宋朝廷派李庭芝（原孟珙部将）出任京湖制置大使，领兵出援襄、樊。范文虎却担心李庭芝夺去头功，致书权相贾似道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勿使听命于京帅（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表示不愿听其节制。贾似道接到信后，竟然不顾大局，命范文虎从中牵制李庭芝。李庭芝多次要求进兵，范文虎总是敷衍道：“我还没有接到朝廷的旨令，不能出兵。”借故停兵不进，还大肆购买歌童舞女，日恣淫乐。遭到弹劾后，才于九月率师援襄，结果为蒙古将领阿术、刘整等大败于灌子滩（今湖北襄樊南），范文虎乘轻舟逃脱。李庭芝几次上表自责，请求能够代替范文虎，但贾似道出于私利，没有同意。
蒙古自从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一直用族名充当国名，称大蒙古国，没有正式建立国号。宋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就是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二月，忽必烈采纳刘秉忠迁都的建议，改中都（燕京，今北京）为大都，正式定为元朝首都，大都从此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这一年，元军加紧围攻襄、樊，同时陕西、四川各地元兵出动，以牵制宋军。因为元将张弘范屯军在鹿门，断绝了襄、樊的粮道，宋将范文虎受命率舟师十万督运粮饷输往襄阳，但为蒙古军所败。范文虎趁夜色逃跑，一百余艘战舰、辎重都被元军夺去。
樊城守将张汉英为了求援，招募了一个善于泅水的人，将救援信藏在发髻上，人藏在积草下，打算从江面浮水而出。结果守卫江面的元军看到水中积草很多，就想钩起来焚火用，结果送信人由此被发现，救援信也被搜出。救援信中写道：“鹿门已被敌人占踞，现在只能通过荆州（今湖北荆州）、郢州来救援了。”于是，元军又刻意封锁郢州、荆州的通道。南宋朝廷生怕元军就此顺流南下，立即诏令李庭芝率部进驻郢州，将帅都带兵驻扎在新郢和均州等河口，以守住关键。
咸淳八年（1272年）五月，屯驻在郢州的李庭芝见元军将襄阳围困得如铁桶般，宋援军难以靠近，便想另寻它法。经过探访，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条清泥河，便想派人便军乘船入援襄阳。经过一番准备，造了一百多艘轻舟，并出重赏招募到勇敢善战的三千壮士作为民兵，由智勇双全的张顺（绰号矮张）、张贵（绰号竹园张）率领。张顺、张贵均为当地农民，因智勇双全，成为民兵领袖。出发前，张顺激励士卒说：“这次救援襄阳的行动，任务十分艰巨，每个人都要有必死的决心和斗志，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并非出于自愿，那就赶快离去，不要影响这次救援大事。”三千民兵群情振奋，没有一个人退缩。于是张顺、张贵乘船领先，船上不但装备有火枪、火炮、巨斧、劲弩等，还运载有大批食盐、布帛等物资，沿江顺流而下。
当时元军严密封锁江口，根本没有任何缝隙可以通过。张顺等人不得不强攻，“乘风破浪，径犯重围”，先用强弩射向敌舰，然后用大斧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战斗十分激烈。一直转战一百二十里，才冲破了重重封锁，杀出一条血路，于黎明时分到达襄阳城下。城中宋军被围困四年，第一次看到援军突破元军的包围圈到来，不禁踊跃欢呼，勇气百倍。
不过收军时，却不见了张顺，四处寻找不见。数天后，才看到张顺尸体从河中浮起，身上中四创六箭，手中仍然紧握弓箭。据史书记载，张顺虽死，“怒气勃勃如生，诸军惊以为神”。见者无不动容，吕文焕特以隆重之礼安葬。
张顺、张贵率三千民兵突破元军的重重阻击，入援成功，导致襄阳战局形势为之一变，带来了解围的一线希望。对比之下，坐拥精锐大军的宋援军统帅范文虎却屡战屡败，不由得让人怀疑到底是宋军的战斗力有限，还是范文虎根本就无心援救襄阳。
张贵领民兵入援襄阳成功后，又派能泅水的战士二人，泅水到郢州，给范文虎投书送信，约定南北夹击，打通襄阳到郢州的交通线。按照计划，由范文虎率五千精兵到龙尾洲接应，张贵率军前去会师。到了约定的日子，张贵辞别吕文焕，发舟出战，顺汉水而下。半路清点人数时，张贵发现军中少了一名犯过军令而被鞭笞的亲兵，当即意识到这名亲兵也许是叛变投敌了，不禁大惊失色，对部下说：“我们的计划已经泄露，只有迅速出击，敌人或许还来不及得到消息。”于是果断地改变了行动计划，乘夜放炮开船，杀出了重围。元军中阿术、刘整得知张贵突围，派数万人赶来阻截。
张贵边战边行，快到龙尾洲时，在灯火中远远望见龙尾洲方向战舰如云，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接应部队，立即举火为号。对方船只看见灯火后，便迎面驶来。等到近前，张贵才发现来船全是元军。原来由于张贵亲兵叛变，元军已经事先得知了消息，并抢先占领了龙尾洲，设下埋伏，以逸待劳。而本该来接应张贵的范文虎不但没有按约出兵，而且还引兵后撤三十里，将防地拱手让给了元军。张贵猝不及防，仓速应战，又是孤军奋战，身上受伤多达数十处，最终力尽被生擒。阿术劝张贵投降，张贵不屈而被杀。龙尾洲一战，张贵全军覆没，宋军也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增援襄阳的机会。
张贵死后，元兵有意将他的尸体抬到襄阳城下，以此招降襄阳守军。城上宋军望着张贵的尸体，均忍不住哭泣。吕文焕拒绝了元军的招降，将张贵葬在张顺墓旁，立双庙祭祀。
张顺、张贵并非宋军将领，能以农民之身，行国士之举，这种慷慨赴国难的行为在南宋苟且偷安的大画面上添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后人有诗赞道：“忠臣张顺救襄阳，力战身亡庙祀双。此是忠臣非盗贼，休将《水浒》论行藏。”
襄阳被围四年有余，粮食吃尽，民力殆尽，城中军民不得已，发展到以小孩之肉为食、以人骨为薪的悲惨地步，实际上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吕文焕每次巡视城楼，都南望恸哭。完全可以想象他心中是何等绝望与无奈，主帅如此，宋军官兵的士气便可想而知了。
襄、樊如此危急，临安城内的权奸们却天天酒醉神迷、歌舞升平，“论功周、召，粉饰太平”（陈世隆《随隐漫录·卷二》），正应了前人所谓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当时有个姓杨的佥判（幕职官），耳闻襄樊前线的惨况，目睹临安贾似道权奸当路，拍案而起，作了一首《一剪梅》道：
襄樊四载弄干戈，不见渔歌，不见樵歌。
试问如今事若何？
金也消磨，谷也消磨。
《柘枝》不用舞婆娑，丑也能多，恶也能多！
朱门日日买朱娥。
军事如何？民事如何？
以事实发话，直斥贾似道等权奸。
贾似道不但不发兵救援，还不准别人谈及前线的战争。有一天，宋度宗突然问贾似道说：“襄阳之围已三年矣，奈何？”贾似道大惊失色，说：“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宋度宗说：“一个宫女这么讲的。”贾似道立即探出那宫女的名字，用别的罪名把她逮捕，秘密处死于监狱。此后，前线战事虽越来越危急，无人再敢告诉宋度宗。
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有个叫金履祥（即仁山先生）的奇才，凡天文、地理、礼乐、图乘、兵谋之书，无不通晓，因奸佞当权，绝意仕进，但仍忧心国事。元兵围攻襄樊时，金履祥上书朝廷，进牵制捣虚之策：主张发重兵，由海道直趋河北，抄断元军后路，则襄樊之危将不战而解。他还详细画出了海运所经的远近难易，极为详实。这确实是一条上上之策，可惜南宋朝廷置之不理。
咸淳九年（1273年）正月，襄樊被围第六年。张弘范又向阿术建策，截断江道，断绝宋军外援，切断襄阳和樊城之间的交通，这样，两城将会孤立无援。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唇齿相依。咸淳中，宋军植木江中，联以铁索，架造浮梁，互为声援，共同坚守。两城相依互存，蒙军围攻四五年之久，一直未能破城。
阿术、刘整听从张弘范的建议，派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断绝了樊城与襄阳的联系，放火烧毁了襄阳江岸宋军的战船。随后，西域回回人亦思马（也译作伊斯玛音）所造的巨石炮运抵樊城，元军立即投入战斗。这种巨炮就是后世所称的“襄阳炮”，因首次在襄阳使用而得名。它并非火炮，而是巨型发石机，威力巨大，发射时声如百万霹雳俱发，所击无坚不摧，入地七尺。樊城的城楼便被巨炮一炮轰碎，最终被攻破。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上吊自杀而死。宋将牛富与元兵进行巷战，身负重伤，投火自尽。樊城陷落后，襄阳如唇之亡齿，果然不攻自破。
襄阳炮作为当时的新式武器，在之后的战役中相继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的渡江战役中，宋军水师在长江江面上布防，数量远远优于元军的水师。亦思马之子亦思布伯布在北岸设置襄阳炮，将宋军战船一一击沉，宋军由此大败。这是武器优良性能影响国家安危的又一明证。
自咸淳三年（1267年）冬襄阳被围以来，守将吕文焕数次派人向宋廷告急，权相贾似道不学无术，不知兵事，对襄樊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均不以为意。还指使监察御史陈坚等人上书说：“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宋史·卷四百七十四·贾似道传》）大有决定放弃襄阳之意。樊城破后，襄阳已经陷于内无力自守、外无兵入援的困境，终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最后一步。襄阳城中宋军多次突围不得，范文虎自己援襄无功，又掣肘李庭芝，使其援襄终未能有所作为，这对城内宋军军心打击很大。
咸淳九年（1273年）二月，阿术一面派人用巨炮攻襄阳，动摇城中人心，一面派人入城招降。刘整曾经在城下喊话，被吕文焕派人以伏弩射中，幸好身上穿了坚甲，这才保住了性命。因此刘整曾经立下重誓：“必碎襄阳城，执吕文焕以快意。”元将阿里海崖为了安抚吕文焕，亲自到襄阳城南门下，宣读元世祖忽必烈的招降诏书：“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如数万生灵何！若能纳款，悉赦勿治，且加迁擢。”许以高官厚禄，并当场折箭盟誓。吕文焕见大势已去，终于举城投降。
至此，历时五年的襄阳保卫战彻底结束。襄阳降元后，宋沿江诸城守将多是吕文焕的旧部或熟人，立即随风而降，为元军进攻宋之腹地敞开了大门。
第56章 龙虎散，风云灭——宋与元(10)
不过，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忽必烈依旧没有把握能夺取中原的锦绣河山。之前，蒙古铁骑纵横天下，唯独在进取中原时遭到了极为激烈的抵抗，这一直令忽必烈心有所惧，但中原的繁华又令他追慕不已。因此惆怅地问臣下说：“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亡？”元臣管如德（父管景模，原为宋将，以蕲州降蒙，蕲州即今湖北蕲春南，为名将余玠故乡）说：“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恃？”（《元史·卷一百六十五·管如德传》）管如德到底是熟悉南宋情况的人，一句话一针见血，精辟地概括了襄樊的战略地位。一语惊醒梦中人，忽必烈闻言后连连称善，立即封管如德为湖北招讨史，由此下定了灭宋的决心。
而襄阳失陷后，南宋朝廷并未认真地从中吸取教训，权臣贾似道诿过于人，败兵之将逍遥法外，正直之士反遭贬黜。到了这个局面，南宋灭亡也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吕文焕的一生，本来可以是英雄的一生，但却因为最后的结局，最终作为民族的罪人留名青史。尽管时人和后人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无奈和悲情，也可以解释他开城投降是为了避免襄阳城中百姓免遭屠杀。但无论如何辩解，要投降的理由会有千个百个，而坚持抗战的理由却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气节。正因为有了气节，有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抗元战功远不及吕文焕的文天祥才得以成为中国人民景仰的民族英雄。
吕文焕随即被蒙古任命为襄汉大都督，作为元军的先锋继续进攻南宋。不知道此时身份变换的他站在襄阳城头的时候，是否还能回想起他曾经最爱的岳飞的那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此时此刻，他心中又该是怎样的波澜，怎样的感慨！
6.臣妾签名谢道清
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元丞相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云集临安城下。当时的南宋皇帝宋恭帝赵显年纪尚幼，一切朝政由太皇太后谢道清（宋理宗皇后）主持。谢道清不思抵抗，一心投降，先后派出数批大臣出城议和。三月，伯颜进入临安，接受谢道清、宋恭帝的投降，南宋从形式上正式宣告灭亡。对此，南宋宫廷琴师汪元量有诗写道：
乱点连声杀六更，荧荧庭燎待天明；
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
在诗中直呼太后谢道清的名字，显然是讽刺她率先投降的可耻行径，悲愤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谢道清以太后身份签署了标志南宋亡国的降表，所以她由此成为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太后。如果套用亡国之君的说法，她就是亡国太后。
谢道清，天台（今浙江天台）人。祖父谢深甫曾经当过宰相，在宋宁宗立杨贵妃为皇后的事情上出过大力，杨妃立为皇后后，一直很感激谢深甫。不过，到谢道清之时，由于父亲谢渠伯早逝，谢家家道已经中落。宋理宗即位后，杨太后（宋宁宗皇后）突然想起当年谢深甫的大恩未报，于是派人接谢道清进宫，准备册立其为宋理宗皇后。
宋理宗赵昀是宋朝历史上来历最奇特的皇帝，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真正来自民间的皇帝。自北宋第二个皇帝宋太宗赵光义始，一直到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赵构，宋朝的皇帝一直都是赵光义一系。自宋孝宗赵眘开始，皇位才回到宋太祖赵匡胤一脉。不过，宋孝宗为宋太祖幼子赵德芳直系后人，而宋理宗则被称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为宋太祖长子赵德昭的直系后人。即使宋理宗真为赵德昭后人，与宋宁宗同属赵匡胤一系，但时代已经相当久远，两支在血缘上已经十分疏远。
到南宋时，赵德昭的后世子孙已经非常落魄，完全没有了皇族子孙的尊崇。宋理宗赵昀的亲生父亲赵希瓐不过是一个九品县尉，而且早早过世，赵昀母亲全氏无力抚养儿子，不得不寄居在娘家。由此可见，即使赵昀真是宋太祖的后人，也已经与一般平民无异。赵昀之所以出现在南宋政治舞台上，完全得益于太子赵竑（宋宁宗子嗣均早夭，赵竑为宋宁宗弟沂王赵抦之子）与权臣史弥远之间的争斗。
丞相史弥远与太子赵竑不和，决定废掉赵竑的太子位，秘密委派亲信余天锡物色宗室子弟，以便将来替代赵竑。余天锡四处寻觅，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嘉定十四年（1221年），余天锡回乡时路过绍兴，天降大雨，余天锡刚好到赵昀的舅舅全保长（保长是乡里的小官）家避雨。全保长听说余天锡是史弥远的门客，便刻意巴结，还将外甥赵与莒（即后来的赵昀）介绍给余天锡，说赵与莒是宗室子弟。余天锡大喜过望，将赵与莒带到临安。史弥远见赵与莒相貌端正，心中很是喜欢，便让赵与莒写字。赵与莒竟然写下“朕闻上古”四字。史弥远叹道：“此乃天命！”于是决定培养赵与莒。
姑且不论赵贵诚皇家血统的真假，赵与莒当时年仅十七岁，他幼年丧父，与母亲长期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大可能有凌云之志。推断起来，他应该是事先得到余天锡的嘱咐，所以才敢自称是“朕”。但无论如何，他的命运由此开始了转折。
为了教育赵与莒，史弥远召来了国子监学录郑清之为之讲学，郑清之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儒。史弥远特意告诉郑清之说：“皇子赵竑不能担当大任，赵与莒很贤良，你要好好教导他。将来事成，我史弥远现在的位子就是你的。但这语只出于我的口，入于你的耳，如果有一语泄露，我和你都要被族诛。”郑清之虽然名气很大，但不过是个九品小官，为了前程，便一口答应下来。
之后，在史弥远的大力推荐下，赵与莒被立为沂王赵抦（宋宁宗弟）之后，改名赵贵诚。这样，赵贵诚就成了宋宁宗的侄子、太子赵竑的弟弟，初步具备了立储的资格。史弥远又在宋宁宗和杨皇后面前大说太子赵竑的坏话，提出改立赵贵诚为太子。宋宁宗虽然昏庸，却还知道赵竑才是自己真正的亲侄子，因此没有同意史弥远的建议。太子赵竑的老师真德秀感觉到史弥远有废太子赵竑之意，担心祸及自身，因此抢先辞去了东宫职务。太子赵竑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谋臣。
嘉定十七年（1224年）八月，宋宁宗突然病重，不能处理朝政，史弥远决定开始实施他的废立计划。虽然史弥远策划这件事已经很久，但他之前从未跟赵贵诚提及，于是先派郑清之到沂王府告知赵贵诚，表示将要拥立其为皇帝。但无论郑清之如何试探，赵贵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郑清之着急了，干脆摊牌说：“我与丞相相交日久，承蒙他的信任，让我担任你的老师。现在你不答一语，我怎么向丞相复命？”赵贵诚这才拱手答道：“绍兴老母尚在。”表面上似乎答非所问，却非常巧妙地表达了想当皇帝的意愿。史弥远得知后，更加认为赵贵诚不是平凡之人。
闰八月初三，宋宁宗病死，时年五十六岁。《宋史》中援引邓若水的奏章，指出宋宁宗是被谋害而死，显然，这应该归咎于史弥远急于废立。《东南纪闻》中则记载说，宋宁宗病重时，史弥远专门献上金丹百粒，宋宁宗服用后不久即去世。时人均认为史弥远有毒杀宋宁宗的重大嫌疑。不过，宋宁宗一向身体不好，根据历史记载，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走在前面，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用来提醒自己，也可见他体质相当虚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