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买件皮夹克是多么不容易,那个时候一根糖也只要两分钱,我每个月的工资才40块,你老妈只有三十几。”老爸夹起碟子里最后一块卤味。

“所以,就因为一件皮夹克吗?”

“你说得简单。3000个信封,数数都要数半天,你老妈眼睛都要瞎了,换你试试看?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买皮夹克吗?你这就不懂了吧?那个时候,南京路上的华侨商店,三楼,只开给那些外国人的,但当时全市能有多少外国人?别说全市了,全国也没多少,所以肯定一个客人也没有,那件皮夹克估计也在那里挂了半年,甚至一年了。”

结果她去了,她不仅去了,还头一回坐了电梯,她站在那个黑黑的铁笼子里,想起那天,有人叫门,她去开,吓了一跳,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还剃了个大光头,“刚释放的劳改犯?…还是,越狱的劳改犯?”她还没来得及将恐慌用声音表现出来,那个小伙子叫出她的名字,“请问你是某某某吗?我是之前说过,来替那谁领糖的。”他的声音是把善良的、年轻又阳光的声音,像晒在院子里的那一整面稻谷,于是她定了定神,转身进了厨房,居然大大地咽了一下喉咙。

“怎么,原来你们还是一见钟情的呀。”老妈出去与朋友聚会的时候,那个周末晚餐只剩了我们父女俩。

“嘿——这叫一见钟情啊?是吗?这就叫一见钟情啊?”老爸把眼睛都挤在一起,他笑得像一颗最先浮出水面的饺子般,竟然有些害羞。

“不然啊?”

“我哪知道,我又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好啦,越描越黑。”

这两个人结婚刚满三十年,当然不是没有吵架,有时候爆发严重的争执,持续一两天的冷战也不罕见,他们和许多普通的夫妇一样,依然会遭遇许多不能顺从和妥协的事情——好比“今天是我洗的碗,所以该由你去晾衣服啊”“你说要买饺子我才去买的,你还嫌我买的馅儿不对”,能不能再幼稚一点儿?就不能吵点儿国家大事吗?中东和平进程或者低碳经济之类的?可他们结婚三十年了,一万多天,她每次出门还是习惯性报告每个阶段的进程,“我现在跟她们去吃粥面馆啦”“吃完了”“等下坐地铁回来”。

“我来接你吧。”老爸回复老妈的短信。

“不用了,你来接我就不能喝啤酒了,我自己回来好了。”

“今天周末,地铁肯定挤,还是来接你吧。”

“够了诶。”我用筷子当当敲着碗,把那个夜晚嘲笑得像首大俗的民歌。

 

下车后,我拿着包一步一步上楼,敲了半天父母家的门,久久没有人应。

楼道里的声控灯在我懊恼的半分钟里熄灭了,一片漆黑地在我眼前为对面那幢楼腾出几扇亮灯的窗。客厅都是落地玻璃,两家暖灯两家白灯,电视机都朝着一个方向,花花绿绿地闪,人影看得不真切,但不妨碍它们像几个逗号那样完整了一首彷徨的诗。

我找一层转角台阶坐下来,又担心着它的洁净程度,不敢完全把身体重量交出去。于是那阵酸楚首先是从身体上开始发力的,可它们居然一直扩散到心里。我用手背蹭了蹭脸,它紧紧地张着,好似有人从左右拉扯着它一般。但这不是什么护肤品带来的神奇效果,原来想要一张紧绷的脸是那么简单,哭一下,再被风吹干就行了,让你的皮肤像一条被相扑手穿在身上的铅笔裤那样充满了极限的爆裂感。

到这时,我应该是有些笑意了吧?就像每过半分钟就在台阶上拍拍手,跺跺脚,于是楼道里的壁灯仿佛是在和我对话一般,它亮起来,又暗下去,一个话题结束,我便用新的话题召回它。

“你知道贤伉俪去哪儿了吗?”

终于楼梯下方传来的脚步声,前前后后一路迎上来,老妈冷不防对上我,吓一跳,“诶?你今天怎么来了?今天是周四吧?”

“想过来就过来了,”我站起身,“你们去哪儿啦?我还想过来吃晚饭呢,结果可好。”

“你还没吃吗?”老爸跟上来,他掏着房门钥匙,“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来?”

“手机没电了嘛。”我跟在他们身后,进了屋,“去哪儿啦?”

“去看电影了。”

“这么时髦?”

“哪里啊,你妈打扫屋子的时候找到你的两张电影兑换券,肯定是你忘在这里了,明天就要过期了呢,所以我说不如我们俩去看掉吧。”老爸抓紧时间系围裙,“你要吃什么?家里也没有多余的菜,昨天我烧了鸭子汤,给你热一碗配饭吧?要不要再炒个卷心菜?”

“汤就够了。”我摆摆手,“看的什么电影?”

“美国的,说是马上就要下档的,”他报出一个名字,“好像很受欢迎啊,影院里依旧坐满了。你看过吗?”

“嗯,看过。”和辛德勒一起看的,“但你们能懂?我是说老妈她能懂?”

“前半段还行,”老妈换了衣服后坐到一边,“后面半场说的什么啊?我不明白诶?男主角跟他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杀了他老婆?还是救了她?还有那个小姑娘算是做什么的?脑子都看糊涂了——不过男主角气质很灵的,很有男、人、味。”她擅自把最后三个字加上顿号,吟得情深意长。

“明明睡了大概有一个钟头吧。”老爸朝我抬抬肩膀。

“看不懂么肯定要打瞌睡呀。”她颇为不服地反驳,看着我,如同在征求意见,但她一如既往地敏锐,“诶?你的眼睛怎么肿啦?”

“没啦,昨天没睡好罢了。”

“是吗?看着还以为你哭过了。”

“不要乱猜。什么也没有。”我起身去卫生间,打湿了毛巾兜住脸。

 

总要收场的。

那一刻,我屈下膝盖,把自己从马赛的手下扯出来,退后两步,用与其说是利落不如说是仓促的动作抹了一把脸——我竟然哭出鼻涕了,还得若无其事地把手插进口袋里,在脸上拼凑着也许是最破绽百出的平静,对视他眼里的不安,“没事了…没什么,你别在意,我只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而已,情绪起伏得厉害。所以,不好意思,你别在意。”果然,不论何时,“工作压力”都是最万能的借口,它们总能不离不弃地挽回一些你掩耳盗铃的自尊。

“可是,不是的,盛姐…”他赶在我离开电梯前,终于流出一句没准儿自己也不那么确定含义的话头来。

我希望自己是成功地在脸上展开一副无谓,一副释怀,甚至是一副逆转性的戏谑,我像面对上千片错乱的拼图,慌乱地企图完成一个笑容,让它如同一滴墨水也要将整条河流染黑那样,在自欺欺人的意图里再度摇头,“真的没什么。拜拜。”

一路走进办公室,五十米或四十米,我拖出椅子落座,点开两个文件,还没看完,收到消息,去楼上开会。二十层,窗外就是半个城市。远处灰色,近一些的还能看出原始的端倪,好像一张显影过半的照片。主持会议的是汪岚,她的声音在封闭的室内稳稳地走,时不时传来笔记本电脑的敲击声。可我完全没有聆听,我望着天边最远处,那犹如鹿角似的越江大桥,矗立在灰色的阴霾里,那个瞬间,我突然很想回家看看。

一定是有什么从我身上皲裂,剥落了,让我感到遥远却真实的赤裸的羞愧,我是折了一条腿的凳子么,还是缺了一个角的瓷碗,或者一张失去了黏性的贴纸,右上角顽固地卷曲起来,图画上的小女孩于是失去了月亮——而我只是突然很想回家,被老爸老妈左右夹击着,吃一顿晚饭。

他们今天做什么菜呢?

 

我盘起右腿,接过老妈刚刚收下的晾晒衣物,虽然她觉得我连袜子也叠不好,总要拆了返工,因而我们的流水线变得多么缺乏效率,却奇怪地没有改进的打算。老妈仍然将衣服交给我,等我乱糟糟地把它们拼出视觉上的正方形,再由她重来一次。她一边责怪我,一边又认同了被浪费的这些时间,她像扯出了一张长长的纸,于是可以在上面写更多的字。

“你今天回来倒也好,你爸爸这次烧的鸭子又酥又软吧?你吃点儿。开始还说要不要给你装了盒子送过去,毕竟等到周末的话就怕坏了。这两天有好好吃饭么,最近胃好点儿没?不要再乱喝酒了,让我们也少操点儿心啊。反正,今天多喝点儿汤吧,味道真的很好,”她又转向厨房,“我新买的高压锅不错吧?”

“不错。”老爸多少有些啤酒肚,船上围裙后像个贴了邦迪的大拇指。

“早说要换新的,你又不肯,旧的那只已经连绿豆都烧不酥了。上次那锅,要命哦,倒出来的时候还乒乓响!绿豆诶!”

“哪有这么夸张。”

“怎么没有,你又不吃,如曦又不吃,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吃掉的,我没胃穿孔真叫奇迹。”

“好啦。知道了。”

连章聿也曾说“阿姨和叔叔感情很好诶”,是哪一天呢?她在沙发上,用一张刷了川贝枇杷膏的嘴充当起“乖巧小女儿”的角色,“叔叔和阿姨是真正的‘贤伉俪’呀。”从老爸老妈如同地场卫和月野兔般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他们已经完全被降伏了,也许将来会给章聿送饭,为她办生日派对,包括接送她的孩子上下学。我显然是不满的,“这话说的,你爸妈的感情难道就差了吗?”

“不一样啦,我爸妈感觉就跟同事似的,但阿姨和叔叔却让我觉得是更像‘爱人’哦。”

“啊哈哈,什么呀。”老爸的脸是因为电视反射而变红的么?“这小丫头真会讲哦。”

“要死了,老夫老妻了还‘爱人’呢。”老妈笑得报纸也拿不住,可她确实像一枚磁铁身旁的钟表那样,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地兴奋起来,给章聿剥了一颗橘子,又给老爸剥了一颗,最后看着我时她呵呵地笑着,“吃醋啦?”

而现在,她用同样的语调,对厨房里的老爸抬杠,“之前一直觉得没必要的是谁啊?”

“谁啊?”老爸有一应没一应地答。

“还能有谁?”

“知道啦。”

“那是我说得没错?是早该换个高压锅了吧?”

“对啦,你对。”

老妈转向我来,她抬着眼皮,嘴角往下用力一撇,送出一个鬼脸,她自然没有意识到那一刻自己看来不仅是顽劣的,她还非常甜蜜。她的眼睛或鼻子、嘴角,高高的额头上还是一片刘海,它们中间总有谁,复习了过往的影子,像骑车、游泳那样,一旦学会后再不忘记。

 

“有一句话,是我和他们吵架时说得最多的,知道是哪一句吗?——嗨,其实也没有那么固定,但意思是一样的,我觉得结婚是我的事,他们不该干涉太多,我不可能为了他们而结婚,他们觉得怎样的男性好,我就嫁了,封建社会吗?我是童养媳啊?不过呢,不知道怎么了,我又慢慢意识到结婚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管怎样,我的生活不是那么单纯属于我一个人的,没有那么清楚的划分,可以很决绝地说和他们没有关系。其实和他们的关系一样很大。我想自己身上多少得承担一部分家庭责任,那里面就包括了我的婚姻,说得难听点儿,但也很现实的话,我必须要考虑,父母衰老后,孤身一人,并且也不再年轻的自己,有能力照顾他们吗?万一我先病倒了,还要连累两老来照顾我呢——不是没见过这场景,小学时的地理老师,四十一岁还没有结婚,后来得了肝癌,学校组织我们去探望的时候,看见她的母亲,六十七岁的老人,蹲在厕所里给女儿刷饭盒,当时我那么小,也能感觉到这画面的不堪,更别说眼下。所以这么想想,对他们也没那么多抱怨了。

“只是呢,只是唯一让我有些酸楚的是,我父母都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即使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因为‘爱情’这个原因而走到一起,虽然他们绝不会把这种字眼儿挂在嘴边,可他们非常相爱,结婚三十年,我妈至今连我的手机号码也背不出——她存着,可她背不出来,她对数字不在行,因而无论谁的她也背不出,除了老爸的号码她记得一字不差,但就是这样两个人,眼下却劝说自己的女儿,‘爱情什么太不实际了’‘你还是要实际一点儿’。不是让人觉得很酸楚吗?

“嗯…越想,我越觉得酸楚啊。”

 

日本客户原本苦苦维持在表皮层上的拘谨,在那盆大闸蟹被端上台面的时候完全瓦解了,我看着他们从真皮层上展露的臣服笑容,内心的民族自豪感像滚筒洗衣机对于一只袜子那样充满了游刃有余的雄壮。这一行五人使我此次接待的客户,考虑到是一笔意义重大的交易,未来三年自己能否率领部下齐齐换新车就在此一举了,因而得到上级许可,我专程带领对方杀到大闸蟹之乡招待出了一桌鸿门宴。

领队的部长是个刚过四十的中年男子,下巴上画龙点睛地蓄着一撮胡子,和他的部下一样精于修饰自己。他们穿衬衫,打领带,皮鞋又扁又尖,让时常走在队首位置的我感觉到生命危险,怕一不小心就被踢穿了脚踝。

“今天真是辛苦盛小姐了。”小胡子举起酒杯作礼节性的致谢。

“哦,没,不会,都是我应该做的。希望今天的款待能让你们满意。”

“再满意不过了。这个东西,在日本都可谓闻名遐迩啊,但我们那儿卖得太贵,普通人一般不会吃。”

“喜欢就好,如果明年秋天还有机会的话,欢迎再来。”章聿曾说,给她八百只大闸蟹,她就能拿下日本全岛,看来也不是信口开河。

饭局结束后,我带着幸存的两颗脚踝骨送客户回到宾馆。第二天他们就将离开,因而到此算是告别。传说中“和日本人道别是个体力活”到此刻我又得到再度体验,几乎是和对方一路鞠躬到站在街道的两端,我扶着彻底退休的老腰,一边接过汪岚打来的电话,“如曦,你明天回来么?”

“对,怎么?”

“出了点儿小问题,公司有人出差没赶上飞机,而且三天内都没有回来的机票,只能先飞你那里曲线救国,你是坐高铁么?带他一起回来吧。”

“谁?”但我俨然是有预感的,因而汪岚说出“马赛”两个字时,我好像是已经等候在靶心里的一双手,稳稳地接住从空中抛下的球,令它看来是温顺的、服从的、波澜不惊的,“知道了。”

 

顺其自然吧——哪怕已经没有“自然”可言了,但不像读书年代,一封被婉拒的情书能让此后的视野里为某个人的轮廓而彻底镂空,老死不相往来的悲情只能在青春中得到决绝的培养,可眼下,没有那么多动不动就触到底线的遭遇了,“工作”在要求我专业的同时,也要求了我的厚颜和麻木。


“听说误机了?”我迎着手提行李袋的马赛说。

“啊…是的。”他语气中闪烁的一丝仓皇却让我轻松起来。我刻意地留白,逼迫由他推动对话,“很倒霉。不知道路上那么堵。一个十字路口,出租车开了半小时…嗯…好像自己所处的时间是在冥王星一样…”

他连玩笑也谨慎地选择,可那句子多少有些可爱,我很快避开马赛的眼睛,“是哦,那你明天跟我一块儿坐车回去?”

“嗯。”

“我还得去看看还有没有车票。”

“是吗?麻烦了…”

“先去给你订个房间吧。”

“谢谢。”他越来越毕恭毕敬。

但前台随即打破了我内心几近完工的安妥,小姐在电脑上噼里啪啦按了一阵后说:“抱歉,今天没有多余的客房了。”

我一不留神便把那声“什么?!”喊出了《苏三起解》的韵味。

“真的。抱歉。没有多余的客房了。”前台小姐用一阵充满暗示的目光把我们理所当然地打量着。

“要不,我去附近找找别的宾馆。应该还有吧?”这声音让我折过身子,马赛守在半步外,把进退两难的距离裁得恰如其分,而他脸上有尴尬——说得更准确点儿,他脸上只有尴尬,像片整整齐齐的盐滩,使我的手指燃起一阵急速的干燥。

“不好说,最近我们这儿开招商会,像这位小姐的房间都得提前半个月才能订到。”前台说得倒没有错,“不过您可以去试试。”

“嗯。”马赛终于看向我,“那盛姐,我上这一带看看,有消息的话就发短信通知你。”

我下意识地握紧了口袋里的手机,“好的…”

 

老妈一年前拉着老爸去旅游,贤伉俪抗击了骨质疏松,顺利爬到山顶的寺院。老妈在门前买了两斤毛栗后又去庙里替我求了个护身符,据说是经由某得道高僧开光,功力高强,而它确实帮助我战胜了类似便秘、打嗝儿、高跟鞋崴脚、死机未存盘等一系列危机。

神啊、仙啊的——这东西总得有人信吧,还有星座运程、血型分析、塔罗、生辰八字紫微斗数,总得有人信吧。很多时候我和大众一样恨不得连咀嚼时用左侧牙齿还是右侧牙齿都通过占星来决定,仿佛这样就可以将一切失败和酸痛的原因推给上天。

既然很多时候,自己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好像那些距离几亿光年的星星,几重天外的神明都比自己要更接近他。

我用手指摸索着挂在手机吊坠上,那个据说法力可观的护身符。它原本只是一个塑料封皮下,半截食指长短,由金色丝线钩织的布面,里面存着一张还是批量生产的符语,对外售价三十元。但是,显而易见有某个部分的我,有一次撒出了它们可怕的网,它再度朝着漆黑的水面投入下去了,带着深切的渴望,企图从里面捞起一面完整的月亮。

我站在自己的客房里,随行的行李箱正像个巨大的扇贝那样晒出自己的五脏六腑,一双我昨天换下的丝袜宛如刑事片中勾勒被害人倒地姿势的粉笔般画得歪歪扭扭,而房间里的两张单人床,用不相上下的混乱样貌完全扭曲了我一个人睡的事实。

于是,从地上捡起丝袜,打理床铺,收拾杂乱的写字台,又走进卫生间仔仔细细检查每一寸瓷砖——我忙乱着,甚至是慌张地在打点。因而我当然不能掩耳盗铃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只不过是整理房间而已,没有任何的目的。”既然仿佛是口袋里的手机在替我呼吸了,它的无声简直把时间从布一条条都抽成了丝。

半个小时后,手机响了。我按下通话键,“哦,马赛?怎样?”

“…确实,还真的没有房间…转了三家,都没有。”马赛的声音在每个音节上都是无奈的。

“是么?那怎么办?”他没有回答,“别折腾了,你过来吧。反正这里有两张床,而我今天原本就要通宵赶个活儿的。”我宛如是在享受他送来的每一帧静默。仿佛那是穿越隧道时呈现无穷状的死寂,却总会被光刺穿。

“好吧…打扰盛姐了。”马赛说。

挂了电话,我将手机放在桌面上。三十块的护身符用金色丝线涂在我的眼睛里。它果然是效力显著的。它实现了我的希望。

响起了敲门声,那便是神灵吧。

 

我坐在椅子上,面对着笔记本电脑,手指下传递着流畅的节奏,但也只有我自己才看得到,屏幕上那行根本不成文法的胡闹般的句子。“我说不所村万年哦哦那个服务常”,堪称乱码鬼画符,仿佛需要密码本才能破解。但至少外观上,我的背影还是投入在工作中的端正么,因而到此刻,伸个懒腰,右手扶着脖子后端转几圈,也是自然的么。

所以我回过脑袋,用带些倦意的声音对马赛开口:“你可以看电视的,不会影响我。”——似乎同样顺理成章吧。

“啊?哦,没关系的。况且我也没什么想看的节目呵。”他端着手机,似乎正忙碌地和朋友进行热络的网上聊天,与十分钟前稍显笔挺的坐姿相比,眼下无非依靠着后背的床板罢了,“盛姐你做你的吧。”

“嗯。好。”我瞥一眼电脑屏幕的时钟,10点。

说也奇怪,自从马赛走进房间,他成为室内的一员,他把旅行袋放在我换下的高跟鞋旁,我却觉得仿佛高潮已经过去了,炉子上水壶已经从最吵闹的沸腾中结束了,空气里只剩下相安无事的潮意,能让细小的灰尘落在地上而已。

其实不难理解,倘若最初还存在可以遐想和假设的片刻,但当现实的光一分一毫拓出底片上的影像——我进行自己的工作,他坐在床沿上处理他的,哪怕在空间上大部分重叠,但有一条界线始终泾渭分明地终结了什么。

我回到电脑屏幕上,凝视跳跃的光标符号,将那段先前不知所云的病句大全删除后,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打下“与森田化工关于共同开发中国技术产业市场的战略合作意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