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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到下班前，手机里一个“来电人马赛”找了过来，“在忙？…现在方便吗？”似乎因为没有直面，他的语气又回复到往常。惬意的光泽感。
“没，怎么？”
“上头问我要住宿的发票，我说弄丢了，我可以自己出钱的，但他们说这和我没关系，是公司需要…”
发票只有一份，我和他要怎么分成两个人去报销？“也是…”我移着步子往走廊上回避。
“怎么办？拿其他的充吗？”
“公司要做帐，尤其是出差这种，不能瞎糊弄。”
“噢，诶——”他噗地笑，像个从四楼窗户扔下的棒球，连反弹也能回到三楼，“没经验啊，没想到呢。”
我突然觉得自己喜欢这句话，然后皮肤开始温热起来，“要是败露了怎么办？毁了你的大好前程。”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去采访前台小姐，然后我们就看见电视里播放着一团马赛克，右上角还写一行‘声音经过技术处理’？”他用了一个“我们”。
我总算笑了，“我来想想办法吧，出差多，应该能找到多余的。”
“哈，真厉害。”马赛口气像搭着气流的叶子，轻盈地往上浮。
于是我决定堵他一堵，“说起来，这是你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吧？”
“诶？…啊…”成功了，他像撒在锅子上的木鱼花一般紧张地收缩了起来，但那份紧张起的却是加分的作用，让马赛听来不苟言笑得英俊，“——我记得，不可以说‘对不起’。所以，那就说‘回头见’，行么？”
“嗯…回头见。”我挂了电话，完全无意识地握着双手守在走廊的一隅。我明白自己刚刚结束了一桩与同谋的密谋，将我们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属于共同的秘密。我得说，这几个词语给人的感觉都近乎“好极了”，它们带来久违的气泡状的快感，却能填充我内心一部分的空洞，成千上万七彩的虹膜让我有了宛如下沉的体验。而我唯能祈愿那排怪物的牙齿不要发现，不要被这盘牛奶香味的蛋糕弄醒，它还很完整又新鲜，它还缀着可爱的樱桃——不要那么快吞噬了它。
“剩女这群人啊，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呢，所以才会一直剩剩剩。她们当然也想要爱情，可你去问问，光有爱情她们肯吗？帅得像谢霆锋可工作是在地铁口做‘手机贴膜’的人，她们会真心爱上对方吗？又不是十六七八岁的小姑娘，早就被社会的阴暗面剥光了皮啊，现实得很呢，一旦有涉及自己利害关系的，她们撒手还来不及吧！那不要爱情要面包呢，得，那些高收入、有车又有房的精英男士，又凭什么要找这些三十多岁的女人呢？造福社会也不是这样牺牲的。外头年轻美眉一大把，挑都来不及。所以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剩女这群人哪有那么复杂，有些杂志还用得着请专家去分析，明明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要我说，盛如曦你啊，今天二十九岁了，你真的要当心点儿，别把自己赔成明日黄花，等你三十岁的时候，就连黄花都算不上，那句俗话怎么说的？哦，对嘛，‘豆腐渣’，女人三十豆腐渣呀。”
一年前我生日的那天，那个消失了许久的前男友突然出现在餐厅里，我相信是这家曾经和他一起光顾过的餐厅为我们预备了巧合，可他送上的祝词却仿佛是从我们分手后就开始酝酿一般地气贯长虹。他继续用那没什么变化的好听的嗓音对我展开逐字逐句的诅咒，直到被章聿横里冲出来，威风凛凛地甩了他一个耳光。
“唷，御前带刀侍卫呀。”他认得章聿，说也奇怪，以前他把这个绰号说得充满了欣赏，眼下一模一样的发音，却甩也甩不干的轻蔑，“人妻还没当上倒先做了悍妇？”
我及时拦下章聿，“走吧”，同时招呼一旁另几位目瞪口呆的朋友，“不用管，我们走吧，换个地方。”
“别——”前男友打断进来，“我等的人来了，还是我走。”他把“等的人”三个字咬得像钳子下一颗裂开的胡桃壳。我迎着他的背影找过去，其实不用看也知道玻璃门外那抹穿吊带裙的人影是比对我的另一个族群，画出分界线的是年龄。
“我其实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生气——”那天反倒是我安慰着章聿，“说实在的，当时和他分手的理由很糟糕，他会那么失态也很正常了。这些话他憋了那么久，烂在肚子里那么久，肯定越存越难听。那就让他发泄一下吧，发泄中的刻薄不值得太介意。
章聿直起上身抱住我，“你什么也没听进去对不对？你什么也不记得了，你一个字也不要留在脑子里。他说的都是狗屁。二十九岁怎么了，三十岁怎么了，那个傻逼不知道这世界上三十岁还漂亮得一塌糊涂的女人多得是吗？只有他认识的，才一到三十就变成豆腐渣吧！他就是恨你，所以他说的全部是狗屁。”
我按捺不住笑容，“怎么搞得，一边叫我要忘记，一遍又给我哐哐哐地重复一次。你能不能心口合一一点儿哪？”
她的下巴在我的肩窝里碾得发疼，“等你三十岁生日那天，我们一起去拉斯维加斯吧，要不爱琴海？爱琴海的话回来还能路过迪拜呢！嫁个有钱又英俊的中东男人！回来烧一辆兰博基尼给所有该死的前男友。”
“好好好，烧烧烧，一定烧。”我们都知道什么叫戏言什么叫南柯一梦，却熟练地演出一副信以为真的样子，也借此在虚无的世界里不费吹灰之力获得了一千次一万次的美满和幸福。而真实生活中，唯一能够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的就只剩年龄增长了吧。
“周日你的生日——你不是说你今年不出去和朋友庆祝了吗？所以我和你爸爸很早就把蛋糕给你订好了。特别高级，你一定也从来没吃过那么高级的蛋糕。”老妈在电话那头活灵活现地说书，“你爸爸钓鱼的时候认识个新朋友，他嘛，后知后觉的，哪有我细心，那天给你老爸洗衣服的时候，从他口袋里看到对方的名片，才知道人家是五星级酒店的高级厨师，做的甜点克林顿都吃过的！克林顿吃完布什也来吃过！布什吃完他儿子小布什也来！今年估计奥巴马又要过来了！已经形成传统了诶！”
我估摸着大概从克林顿之后就全是老妈自行杜撰的剧情，但她听着兴致高昂，我还是不忍搅了她的兴致，“几寸？多少钱？”
“价钱你就不用管了，至于几寸么，肯定够大，你放心，我算过了，我们一家三个，章聿肯定也过来吧，对了另外还有——”
我胸口有些发闷，好像穿着臃肿的棉衣，“章聿这次不会来。”
“啊？她家里有事吗？没空？”
“嗯…反正，不过来…”
“要死，你怎么也不早点儿跟我说？”她突如其来地沉默了，“没事…反正你记得别迟到，下午四点，在皇朝酒家。”
“还订了饭店？”
“不然呢，难道要随随便便过吗？毕竟是三十岁，是个大生日呢。”
我不由苦笑了一下，“行吧就这样吧。”等挂了电话，仿佛弹射回来的卷尺，我想起这一次老妈居然没有如同以往年年岁岁的惯例般，在每次生日的话题之后用上她固定的关门句型——“你又长了一岁，怎么办啊。”或许她习惯性的伤感在撞上我的三十岁时也开始畏首畏尾了，她认为自己是面对一个连前五名也没有拿到的失败者，电视直播的镜头上干脆没有了我的镜头，我在她压根儿看也看不见的地方追逐得气喘吁吁却无济于事，所以她即便有再多话想说，“怎么了”“为什么”“哪里不对劲吗”“你自己什么感觉呢”“症结在哪里”，也必须忍，忍成一个掌心，盖在我精疲力竭的背上。
说毫无畏惧，说心如止水，说拥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游刃有余，那必然是谎话。十年前，由十九岁进入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将之定义成青春的逝去。尽管实质上只是相距一天、一晚，甚至一小时、一分钟而已，可十九岁的我和二十岁的我之间却作了美好的诀别。一双手扯着纸张的两端，迟早听到分道扬镳的“咝”一声。从那以后我开始将一些必然的冷漠和决绝武装起来，也抛下了对于诸多事物的迷恋。我只能背负那么多的重量，我的行囊只有固定的容积，所以装进了“事业心”和“成就感”就得拿出“白日梦”，就得割舍“乌托邦”，我做着干练的加法，和萧索的减法，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独身一人的道路。
那么，由二十九进入三十，我还能抛弃什么、增添什么呢？还有什么会在我面前狭路相逢？它们逼迫我作出最艰难的选择，它们非要不共戴天。
门铃在二十分钟，也许是三十分钟后响。在这二十或三十分钟里，我穿着拖鞋，像只悠闲的猫一般踱着步子，心头却有一只毛躁的小狗在拼命挖着泥土。但马赛总算按下了门铃。他换着休闲便装的样子，与往日细水笔勾勒的轮廓不同，是潦草跳跃的彩铅，到了他标志性的笑容上才重了下来。
是我打电话告诉他，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发票，“要不你过来拿一下？”我不知道他回答前有没有一丝犹豫，因为我直接填住了也许会被他停顿出的空白，报了一串地址过去，“记下了没？”他回答我：“再说一次？”
“进来么？”我问。
“要换鞋吧？”他侧面地答应了。
“嗯。换一下。”我从墙角掂起一双绿色的拖鞋扔给他。
“女式的？”
“我这里怎么会有男式的？”我反问，“穿不下的话就光着好啦。”
他用嘴形笑，活生生无防备下的莞尔，我退后着，把他让进客厅。
“坐吧。”
“你已经开冷气了？”
“怎么？当然要开啊。天气预报都说有29度了。这不是夏天是什么？”我从写字台上抽出一页薄薄的纸，“收好了。罪证。”
“是。”马赛用手掌在额头边缘弹出一个孩子气的敬礼，当他把纸张收好，便自然而然地抬着眼睛朝我看过来。他的眼睛带有自属的专注，因而像一根顺平了翎毛的箭头，目光如炬地要射中我头上那颗苹果。我知道不能动，要用信赖的目光回应他的期待。但只是又和他对视了一秒，我便突然扭开了头。
“怎么过来的？地铁？”我用最糊弄的无味话题咀嚼着空气。
“嗯，地铁还得换，不方便，打车过来的。”
“挺远是么？”
“一般般吧。三十出头。”
“那不算近。”
“嗯…”大概到这里，连他也发现仿佛有一条越来越细的尾巴，正要从他手里偷偷地溜走，于是他撑住一边的沙发扶手，“你不坐？”
回答无非“好”或“不好”，很简单的问题我却想了半天，其实我压根儿谈不上“想”，只是不安地站着，脑海里一会儿满了一会儿彻彻底底地清空，像个从船头落进波涛上的空酒瓶。最后是我这份太明显的彷徨代替我选择了“不好”。
马赛因此略略举着下巴，他又抬起胳膊搭住我的手，“怎么了？”和先前那个傍晚如出一辙，唯独他的语势有了经验后这一回流畅了许多。我看见他的背后是老妈替我张罗的一幅挂历，虽然当时被我嫌弃：“好好一间屋子毁得像城郊结合部的发廊”，但架不住她把钉子迅速地敲实了，“家里没本挂历总是怪的，不然日子过糊涂了都不晓得。”我眼睛还没来得及找到周日里属于自己的那枚数字，马赛已经走向下一步，他俨然是熟练地站起来圈住我的腰，把我折向自己时，表情中的每一步都写尽了他的自若、无惧，和直白，像落着雪的瓦片。
那天结束老妈的电话后，我恍惚间想到，也许我可以慰藉到她？我可以告诉她说：“你不用担心了——我是说，其实最近一个男同事，我们算是…”然而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直到我敞开这个句式，正面提问要求一个正面回答，我排摸着心头可以浮现的每个词语，中文如此博大精深，可我迟迟想不出该怎么描述我和马赛的关系，好像没有特别的字眼是为此专属的，我只能使用表情、手势、一段长而彷徨的静止来辅佐地去描述。别人管上床的叫情人，亲吻的叫恋人，那仅仅是拥抱，除了拥抱就没有其余关系的算什么呢？
我喜欢他，是真的喜欢。他用很好的一面，一度气势逼人地几乎以熊熊之姿烧掉了我内心的枯萎。他简直让我要重新拾起对某些词语的怀念了。我觉得可以为他冒险，为他折损一部分的坚持，为他而扛起一些指摘性的言辞。可问题在于，马赛也许压根儿什么都没有考虑吧，他在二十四岁时像所有意气风发又凶猛的脚步，走是本能，跑是本能，挥霍和践踏也完全是本能。
“你该检查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恋母情结。总对比自己大的人下手。”
“哪有的事——”等他明白我的具体指代，脸色多少尴尬了起来，但只是一个挑眉，那么轻松地就能够自我化解，“只是顺其自然而已。对你也是这样的。”
“这样是哪样呢？”在我先扬后抑的忐忑，和他先抑后扬的草率间——我们总能找到如此巨大的差别，那根颤颤巍巍在我们中间画上连线的箭头，应该叫什么好？
“什么？”他已经打算完结了这番对话，低头找向我的鼻子和嘴唇。
“‘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吗？”随着我的话音落尽，马赛漂亮的下巴像被什么生硬地撬起来，我明明白白目睹一个哑然的过程如何开始如何完成。那么清晰的工笔画，细到拓出他脸部肌肉每一分毫的寂静，可我还是不放手，我进一步扼住他淡定的吐息，“我后天就三十岁了。我还想在三十岁时结婚呢。”
那年看《老友记》，哭哭笑笑中间除了最让我号啕的，莫妮卡向钱德求婚外，就是三个女性租借着婚纱店里的衣服，在房间里抛着花球疯狂地娱乐自己。直到瑞秋的帅气男友正好撞上门，他被穿着婚纱的女友吓呆了，他彻彻底底地落荒而逃。我看着瑞秋起初失神了片刻，但随后她放弃了追回这段感情，她很漂亮也可爱，耸着肩膀表示“那就算了”，又扯着婚纱裙摆高高地，尖叫着跳起来。可那一幕我也哭了。
我将两手放在马赛的胳膊上，推波助澜地帮助他离开我的身体，“只是单纯地图个好玩什么，我不是这样打算的——也许你觉得连说明这点也没有必要，我应该不用那么当回事——那你真的太高估了我。
“其实我也想不管不顾地，简简单单地玩一下，图个一时的高兴，但不可能，我没法活得那么轻松，和你不一样。你可以不计后果，但‘不计后果’这个词必然要搞死我。”没错，如同积着雪的瓦片，而他一定不会预料到那些冰凉的厚度迟早会有压垮自己的一天，“我想要更多的东西，更沉重的东西，你给得了吗？你能给吗？”出现了，再一次地，在我胸口开始蠕动起来，由模糊至清晰的牵扯力，它们醒了，也饿了，它们迫切地渴望吞噬什么，于是张开嘴巴，开始大幅度地运作着自己的牙齿，很快把那颗樱桃吐成两颗核与一根茎。
周日中午，我赶去赴自己的宴。半路发现丝袜破了，停在一家超市买了双新的去厕所换上。回到车里打算离开时，从后方传来沉闷的一声“轰”，我闭上眼睛，用嘴形骂了一句后，打开车门跳下去。
电线杆像一根嵌在肩膀上的伞柄那样，在我的车后保险杠上粘出一个仿佛害羞的姿势。我蹲下身检查它们吻合的地方，很好，还顺便利落地刮掉了一块油漆，估计修修补补又得五百。
翻出手机找到保险公司的电话，在等待接通的时候我烦躁地撑着额头，与此同时马路对面走过一队欢快的小学生。三年级吧，也许更小。像一排漂浮在浴缸上的黄色橡皮鸭，唧唧呱呱地拖出一条喧哗的波痕。我站起身，目送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向一块刻着“人民公园”四个字的石头。
“盛小姐？”话筒里的女生温和地催促着我，“盛如曦小姐？”
小时候搬过三次家，却总是围着市中心的广场在打转，像驴子绕着磨盘，离不开就是离不开。小时候这里不比现在，最繁华的商店卖着开司米的毛衣，已经是奢侈的时尚品，夏天一路都是剥盐水棒冰的手指头，怕嘴巴赶不上凶猛的日照，一概大口大口地咬，跟着脑袋后面就魔咒似的痛了起来。
马路在夜晚九点前便安静了，带着甜味的安静，如同一个女孩子临睡前不忘幻想掖出半张脸在被子上的自己很可爱。
我小时候也算得上可爱吧。人民公园里摆摊的大叔大婶频繁地夸奖，希望老妈能够替这句话买单，接受他们推销的气球或头绳。倘若一开始她姑且会上当，喜气洋洋地以为自己的肚皮够争气，却终究认清了残酷的事实，于是每次拖着又哭又闹只为那个塑料娃娃的我穿过人民公园的小径。
是不是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条“中山路”，也都有一座公园冠以“人民”两字？至少它在我们这里著名了几十年，两个湖——大点儿了我知道那只能算池子，种了很多梧桐树和黄杨，一格打理不周的花圃，对全市的青少年们灌溉着狗尾草也是花的错误观点。小凳子上多得是老年人用来占位的塑料袋或空饭盒，年轻的早已走进酒吧卡啦OK去谈情说爱了。为什么这个公园没有一点儿变化的样子呢？它的周遭，商业街，办公楼，个个都追求着“颠覆性”“创造力”“开拓精神”，仿佛学会了易容术，改头换面要让自己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却唯独这个名头响亮的公园，始终热爱自己的松懈和懒散，坚持花是枯的，草是秃的，秋天里落叶就得一地，而厕所的纸篓必须永远满着，它一点二爷不打算改变。
我坐在驾驶座里，挂了电话以后，隔着挡风玻璃，有一看没一看地望着从大门中进出的人群。又恍惚想起有那么一个属于童年的片段，我哭着回家，走近人民公园的时候好像找到一个可靠的朋友，我钻进大门，捡起地上一块石头随便找块干净的墙壁，咬牙切齿地写着自己的名字。我满心抱怨着老爸和老妈，“都怪他们，这么难写的名字，又难听又难写，讨厌死了，讨厌得要命。”我连手肘都在用力下顶出了尖锐的骨头，于是因为作业没交而被罚抄名字的原委便改变了讨伐的对象，只是因为这个名字，“盛如曦”这个名字，在十岁的时候，它烦冗的笔画足够让一个小学生心浮气躁了。
“不知道还在不在呢——”我短暂地走神，假想着这个公园有一角，还留着我的幼稚和顽皮，只是随后就为自己的荒谬而发笑起来，都二十年过去了，“哪里可能？”
饭店的包厢里坐着不止老爸老妈两个。还有两个，看背影完全陌生，其中左侧的那一位先朝我转过头，她盘着发，皱纹已经不新鲜了，在脸上不是“画”而是“刻”地点缀着。这个短暂的一瞥中间，我觉得她仿佛是面熟的，她的神色里有什么无根无据地召唤着我的回忆，直到她身旁的人也回过身来。
哦，对了，是有这么一说，很久前，辛德勒说要带我见见他的姐姐。从那以后我们没有再碰面，一个“太忙”能平和地掩盖了一切。但此刻他们出现在我的生日宴席上。
我听得见老妈把身下的凳子弹开时发出一声紧张的音响，她一定担心我当场发飙走人，难怪之前听说章聿没法参加时她会为了少掉个最可靠的缓冲剂而惊慌失措，现在她用深深的哀戚的表情看我，像不断地不断地撒来的土，祈祷我可以赐她一个短暂的妥协。于是我放下提包，对辛德勒的姐姐打招呼：“不好意思，刚才车出了点儿问题，所以来晚了。”辛德勒在他姐姐身后对我慈爱地眨眨眼睛。
随意，亲切，套路，平淡的宴席。话题从我的生日上愉快地偏题出去，将我和辛德勒放到一起，甚至不时逾越了界限，老妈被这个祥和的画面冲昏了头脑，干脆对我们说：“你们将来结婚的话我们也订这个饭店好不好？怎么样？很不错吧？”反倒是辛德勒的姐姐，更清楚地看明白老妈也许举着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在穷欢喜，“饭店什么的，那都是后话了，主要现在处得好不好。”她转向我，语调是客气的，用词是客气的，表情也是客气的，但依旧有什么是一针见血地穿透进来，她的目光非常锐利，“你和家荃处得怎么样？”
“诶？”我甚至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听说你们俩平时也不常碰面啊——家荃忙，你也忙，那不是挺麻烦？”
“不会啦，”老妈焦急地打断进来，“现在么，两个人要拼事业，肯定顾不上，而且我家如曦最近真的恰好忙个大企划。不过以后肯定会慢慢调整的。”她明明坐着，为什么这话听起来是用卑躬屈膝的姿势发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