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臣乃受阉宦欺，情意未洽休尽辞。
一言不合叩头退，若辈只知呼万岁。
噫吁嘻！
传言绝倒万岁阁老，安小人不足言，彭公、商公何草草。
万安诸人见到皇帝，只知高呼万岁。朝野上下一时传为笑谈，谓之“万岁阁老”。万安的同党刘吉，也是锐于营私的小人。此人时常为言路所讦，但却从未倒台。居内阁18年，人称“刘棉花”。像这样平庸奸险的小人执政，内阁自然无从发挥应有的作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神宗皇帝召见大学士方德清和吴崇仁。当时，方德清只是叩首唯唯，并无他言，而吴崇仁更是噤若寒蝉。御史刘光复越次进言，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厉声喝令拿下，众太监一拥而上，哄聚殴打刘光复。此事变仓猝，吴崇仁惊怖不已，竟至吓得僵卧在地，口吐白沫，便液流溢。万历皇帝回宫后，当数码皂隶将吴崇仁扶起时，却发现这位大学士犹如木偶像，完全失去了知觉。直到几天之后，才恢复了视听感觉。吴崇仁的胆怯，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内阁大臣对于专制皇帝权威的恐惧。在明代，大多数辅臣虽然还没到吴崇仁那样的地步，但许多人却与另一个大学士方德清的作为颇相类似——见了皇帝只知唯唯诺诺，叩头高呼万岁，成为尸位素餐的“万岁阁老”。更有甚者，则整天迎合帝意，撰写斋醮词文，歌颂天人感应，成为名副其实的“青词宰相”。特别是嘉靖年间，由于皇帝迷信道教，许多阁臣都是以善写青词而得入阁，而入阁后也是专门只写青词，不干别的。清人万斯同有一首《青词相》这样写道：天子锐意求长年，深居秘殿祠神仙。
一时臣僚争献媚，西苑供奉何荣贵。
撰得青词文句工，富贵实时超侪辈。
君不见夏相当年充西市，颇由青词失帝旨。
又不见严相当年擅国权，实由青词邀帝欢。
神仙之事诚有无，君兮相兮乃争趋。
天下未得神仙力，群公实赖神仙扶。
试观前后诸公辅，谁不由兹登政府？
君臣论相只青词，庙堂衮职更谁补。
噫吁嘻！庙堂衮职更谁补。
诗中的“夏相”、“严相”，即嘉靖朝先后以青词而入阁的夏言和严嵩。由此可见，在这种皇权登峰造极的形势下，失去了丞相的辅弼和制约，政治上欲求清明无从谈起。故而明代的皇帝也大多碌碌无为，除了太祖、成祖外，只有宣宗和孝宗，稍为后世所称许，其余的不过是些昏愦无道之主。
“票拟”是内阁的最大权力，而票拟能否被批准，则取决于皇帝的“批朱”。所谓“批朱”，也叫“批红”，是指皇帝根据阁臣的票拟文件，用朱笔批具意见，或是认可，或是批驳，或是指出另外的做法，交回阁中，命其照拟。换言之，票拟只是提出方法和意见，而批朱则是皇帝对内阁所拟意见的裁决，故而处理政务的大权，实际上仍然牢牢地掌握在皇帝的手里。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二十余年不视朝的明世宗，也能“张弛操纵，威柄不移”。万历年间范守己就曾说过，他曾在大学士徐阶处看到嘉靖皇帝的谕札和改定的旨草，发现大学士票拟的文件，全都经过嘉靖皇帝的省览改定，有时整个文件甚至被批得体无完肤。即使所拟完全符合帝王的心意，嘉靖也一定要更易数字，以表示自己的“明断”。倘若有不符皇帝旨意的，则驳回再拟。再有不符，则必加申斥，所以内阁辅臣拟旨之后，无不惴惴不安。由此，范守己得出结论说：以往人们认为辅臣拟旨，几乎是执擅国柄，事实则远非如此。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篡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示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借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朕怎么要倚靠内臣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前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人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具有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愈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问的争夺倾轧更为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达到了高潮。阁臣间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成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创建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至走向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亡矣。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文字狱与八股文“避席畏闻文字狱”，封建时代的文人真是不容易！密不透风的文网足以窒息与摧残一个民族的思维与创造力。无数因诗文招致杀身大祸的事例无情戳穿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幻梦。
第三章
明太祖朱元璋在登基之前，曾借宿于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般若庵。庵内住持方丈惊讶于其仪表。便询问起他的爵里姓名。当时朱元璋已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了，便故作矜持，笑而不答，提笔在粉壁之上写下一首诗：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主，只顾哓哓问姓名。
后来，朱元璋在南京即位，有意派人寻访自己当年的墨迹。而得到的答复却令他十分恼火，这首御诗已被人揩去。朱元璋立即将庵内僧人抓来，论刑当斩。意犹未尽的朱元璋愤愤不平地质问道：“为何除去朕诗？”这位被抓来的年轻僧人尚有几分机智，不慌不忙地回答：“御制题诗处，有吾师四句诗在焉。”朱元璋忙问：“何诗？”此僧朗声诵道：御笔题诗不敢留，留诗常恐鬼神愁。
故将法水轻轻洗，尚有毫光射斗牛。
朱元璋听罢，朗声大笑，将小僧无罪开释。试想，“成者王侯败者贼”，朱元璋本是绿林英雄，未取天下之时，实是朝廷通缉的叛逆之人，所作诗文大有“反诗”的嫌疑，庵内老僧怎敢保留？聪明的小僧几句诗文将朱元璋大大吹嘘了一番，侥幸保住了性命。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了解到，刚勐好杀的明太祖喜欢炫耀自己的文才，而且颇为自负。如遇不识时务者，他会不惜以极刑加以报复。遇到这样的帝王，天下文人的日子便可想而知了。
朱元璋出身于“无立锥之地”的佃农之家，穷困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哪有机会人塾读书识字？父母双亡后，他沦落为四处乞食的游行僧人，吃尽了人间的苦难，因而直至他投身于元末农民起义军之时，尚识字不多。与一般草莽人士不同的是，朱元璋对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愿意与儒士文人交往。从早年屈尊拜访朱升，到接纳号称“浙东四杰”的刘基、宋濂等人，朱元璋开始了与这些著名文士的朝夕相处，因勤学好问，学识大进。从识字不多到能随意题写诗文，足见他天资绝佳，聪明过人。
作为开创明朝数百年基业的一代英主，朱元璋深知治理天下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他在诏书中就强调：“治国家，得贤才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可见，朱元璋将人才的选拔与国家的稳定及治理相联系，其重要意义自然不同寻常。因此，朱元璋即位伊始，就屡屡下诏征求天下贤才，渴望之情溢于言表。如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的诏书中就写道：“如今天下太平，愿请诸位学问通达的士大夫讲谈治理天下之道，启迪朕心，以达到盛世之治。在野人士，有能以贤辅我，以德济民，地方官必以礼送至京师，朕将擢用焉。”同时，朱元璋专门派遣官员在全国各地访求人才。
其次，朱元璋在人才的选拔与录用上也有十分高明的见解与举措。如选拔人才重才德，不重门第、资格。他曾说：“人才不可一概而论。老佛、卜筮、负贩之中常常有贤能之士。关键在于朝廷如何选拔与重用。”“（元代）选拔官员必须要求世族出身，有志者往往屈居下位。”又说：“资格为平庸之辈所设，若有贤才，岂能循以常例。今后庶官之有才能而居下位者，应当优先重用。”这些认识自然是出于朱元璋的实际观察与体验。为此，朱元璋大力擢用才能之士。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曾有朝臣对儒士起自平民，骤得高官的现象表示不满，认为朝廷应爱惜名爵，不可滥赐。对此，朱元璋斩钉截铁地予以驳斥：“朝廷设置爵禄，就是为了优遇贤能之士，如他有卓越之才，岂可限以资格？朕只望获得贤才，名爵非朕所惜。……朕所担忧之事是得不到贤才，如能得而任之，官品非朕所惜。”同时，朱元璋在选用人才时强调才能不论大小，但求人尽其才。他认为，君主用人“如良工用木，大小各得其用。”还说：“朕要尊崇古制，举用贤才，各因其才能而擢用。”
由此，明朝初年，朱元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角度出发，实施了较明智的人才选拔策略，这对于一个靠造反创业的封建帝王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而这种政策的实行，对明代初年统治机构的创建与政权的稳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大批优秀人才的破格录用，也为新兴政权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史载：“当时隐于山林之士，以布衣身份而骤登高位者不可胜数。”这种人才云集的喜人景象大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意味。朱元璋重视人才，破格提拔人才，其见识与魄力似乎理所应当地受到后人的推崇。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朱元璋是一位个性极强的帝王，言行之间充满了矛盾，典型地代表了一种“圣人与强盗兼而有之”的复杂人格。他一方面豁达大度，不惜名爵，笼络替他卖命的文臣武将，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明察秋毫，对臣下疑忌颇重，果断自负，疆场上的成功更使他刚愎自用，专断敢行，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他在天下太平后，大杀开国功臣，被后人称为“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朱元璋出谋划策、功高盖世的文臣也难逃劫数。朱升、刘基、宋濂等人都没有好结果，其他儒士的境遇就可想而知了。更有甚者，朱元璋以惩治贪污为名，动用严刑峻法，广事株连，滥杀无辜，大批文人儒士惨遭屠戮，如“郭桓贪污案”处死者竟达数万人，甚至造成了六部机构荡然一空的局面。这与朱元璋大力征召贤才之举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真可谓“来得容易，去得更快”！这种恐怖气氛使不少士人将入朝做官视作畏途，因为凡人朝为官、能得善终者，实在是太少了！
朱元璋大戮功臣的主要动机不外乎是消除对朱氏皇权的威胁，他挖空心思地将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不允许任何人有僭越不轨之谋。从这个意义上讲，明代初年大力征召天下贤士，正是为了让大批新人充实于朝廷各部及州县衙门，以取代那些朱元璋忌讳的开国功臣。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对皇权自然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这却引起了行武出身的勋臣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便寻找各种借口加以反对，文士喜好讪谤，成为他们攻讦的缺陷之一。洪武初年，朱元璋为延揽天下英才，决定开科取士。这本是历代相传选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诸位勋臣却颇有异议。他们认为此为皇帝崇尚文士之举。朱元璋理解他们的心情，便耐心启发道：“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位武臣反驳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张九四（即张士诚原名）起初诚意优礼文人儒士，甚至请他们为自己更名，这些文士竟给他取名为‘士诚’。”朱元璋不以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为怪？”诸位武臣道：“《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张九四怎会知道？”朱元璋闻听，如梦方醒，心中恼怒万分。没想到白面书生在舞文弄墨之间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贬！朱元璋自然担心自己也会煳里煳涂地陷于被愚弄、被讥诮的境地。
有人认为，明初文字狱（即文字之祸）由此而兴。显然，文武大臣之间的矛盾也是引发明初文字狱的原因之一，武将们的提醒使朱元璋对他不甚介意的文士也多了几分戒备之心。本来“眼里不揉沙子”的朱元璋从此更是明察秋毫，文士以所著文字罹祸的惨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指出：“明祖通文义，固其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事实证明，朱元璋以文字杀人，并非由于学问不深，而是因为他最痛恨臣下触及自己的隐痛，对于这种冒犯，他是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狭义的“文字狱”是指文士在自己的作品中有触犯封建帝王忌讳之处，因而惨遭杀害的情形。对于朱元璋这位背景复杂又雄猜好杀的帝王来讲，天下文士因文字罹祸者不在少数。
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以表笺文字不当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习惯，每逢正旦、万寿圣节及册立东宫之时，内外文武大臣都要献上表笺庆贺。而各级文武大臣娴于文辞者并不太多，于是撰写贺表的任务一般都落在当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讪讥之好，故而对这种表笺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笺被他看出了“破绽”，朱元璋毫不客气地亮出了屠刀。当时以表笺文字触犯忌讳者为数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则”字。当时的江淮方言，“则”字与“贼”读音相似，朱元璋以为这是讥讽他有落草为寇的经历。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所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桂林府学训导蒋质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被杀。其次，表笺中因有“生”（近“僧”）、“法坤”（近“发髡”）等字样，朱元璋以为这是讽刺他有出家为僧之事。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因所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杀；尉氏县教谕许元因所作《万寿贺表》中有“体干法坤，藻饰太平”句被杀。
这些因一字涉嫌便招来杀身之祸的事例，触目惊心，骇人听闻。而朱元璋在位之时，类似这种穿凿附会、横生枝节的文字之祸形形色色，五花八门。如毫州训导林云在所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朱元璋以为“式君父”为“弑君父”之隐语，意在辱君，林云因此被杀。德安府学训导吴宪在所作《贺立太孙表》中有“永绍万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朱元璋以为“有道”为“有盗”之谐语，有谤君之意，吴宪也因此身首异处。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怀庆府学训导吕睿在所作《谢赐马表》中有“遥望帝扉”之语，朱元璋以为“帝扉”隐含“帝非”之讥，吕睿也遭杀头之祸。明初因文字而招祸者远不止上述几人，朱元璋对言涉忌讳的文士均处以极刑，而这种忌讳又大多出于朱元璋的臆测。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面对如此结密的文网，天下文士几乎不敢下笔为文。
明人徐桢卿《翦胜野闻》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担心受到臣下的讥讪。杭州儒学教授徐一夔曾作贺表，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览后震怒道：“腐儒胆敢如此污辱朕吗？‘生’者僧也，以我曾经出家为僧也。‘光’者秃头也。‘则’字近贼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锦衣卫将徐一夔斩首。在旁礼部群臣见此情形瞠目结舌，体似筛糠，一齐跪倒请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讳，乞皇上亲降表式，令臣等永为遵守。”闻听此言，朱元璋的脸色才有所好转，毫不客气地答应了臣下的请求。此后，朱元璋先后颁发了《建言格式》、《繁文鉴戒》、《表笺定式》等书，详细规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种文体的格式，令天下以此为标准，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拟。
这些为文士特制的“御书”颁行之后，朱元璋，这位学问并不高深的帝王，俨然成为至高无上的文坛霸主。至此，我们似乎恍然大悟：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朱元璋妄行指责、无情杀戮的背后是无法容忍文士们自由自在地舞文弄墨，惟我独尊的朱元璋要为天下文人立下规矩。当然，在这些“御书”中，朱元璋铺列的理由冠冕堂皇，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如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朱元璋下诏革除“四六”文辞（即骈文），以柳宗元、韩愈文章为表笺格式。他在诏书中强调：“上古三代的辞章，质实无华。应该成为千万世作文的法则。汉魏之时，文章还崇尚古质。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古法荡然无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承旧习，朕平时即厌恶其雕琢粉饰，背离古代文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自今告谕臣下之辞，务必遵从简朴古质，以革弊习。”文士一味追求文体的工整、词藻的华丽，固然会造成绮靡柔弱之风，但一味崇尚古质，亦步亦趋，不敢逾樊篱一步，势必也会造成文士的思想窒息、文辞呆板无味。柳宗元、韩愈等人的古文运动是“以复古为创新”，与朱元璋的理解有相当大的差距。况且，皇帝亲自制定格式，以高压手段强令文士“依葫芦画瓢”，其结果只能是天下文章成为千篇一律的“台阁体”。对文坛的恶劣影响恐怕远远超过了骈俪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