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景泰帝似乎稳坐大明天下了，由“土木之变”引发的困厄似乎也烟消云散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另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景泰帝四年（1453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皇储之事再次让景泰帝大伤脑筋。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有些不知趣的官员即上疏请求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不由得使景泰帝恼羞成怒，下旨严刑拷讯。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南宫朱祁镇的监视与控制。时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一病不起，东宫太子还未确定，这引起了群臣的焦虑，景泰帝坚持不肯放弃帝位。于谦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请求尽早决定东官储位，可景泰帝迟迟不予答复，只答应正月十七日上朝时定议。而就在十七日早朝之前，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深居南宫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下重登皇位，故又称“南宫复辟”。
事前，石亨曾至景泰帝病榻前探视，看到景泰帝并无康复希望，又风闻王直等重臣有复立朱见深之意，便与张杌、杨善及太监曹吉祥等人密议，认为复立东宫不如使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可邀功赏。他们将此议谋于太常卿许彬，许彬深表赞同，并推荐“善奇策”的徐有贞。徐有贞得知此事后，要求石亨等人必先取得朱祁镇本人的同意，至正月十六日，石亨等人又找到徐有贞，告知已得到太上皇的首肯，徐有贞在观看天象之后，决定当夜动手。
景泰帝早已决定十七日上朝，于谦、王直等朝臣也联合写好奏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就在此时，石亨、徐有贞等人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他们率家兵混在守御军士之中，趁暮色进入大内，到南宫门外，门锢不开，便指挥兵丁悬巨木毁墙而入，用辇将朱祁镇抬至东华门，守门者拒而不纳，朱祁镇宣言道：“我太上皇也。”守门者畏惧，开门放行。徐有贞等人进入奉天殿之后，鸣鼓开门。当时，等待早朝的百官正在班房等候，忽闻殿上大乱，震愕不已，徐有贞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矣！”令百官朝贺。朱祁镇也宣谕群臣各就其位如故。徐有贞被命入内阁，参与机务。
“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小试牛刀，杀一儆百，以重现往日的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既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也为了震慑文武百官的不满情绪，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这次“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爆发后倡言迁都的翰林侍讲徐理，这一建议遭到以于谦为首的文武大臣的一致痛斥，并当场被太监金英等赶出朝堂。这莫大的羞辱使得他万分难堪，恼羞成怒，对于谦等人怀有切齿的仇恨。景泰帝对徐理也十分鄙薄，这自然就影响了徐理本人的升迁。一次，徐理极想得到祭酒的官位，景泰帝审阅卷宗时说道：“此人就是那位主议南迁的徐理吗！朕看此人为人奸诈，包藏祸心，以其为祭酒，将败坏诸生的心术。”予以断然拒绝。而当时景泰帝特重于谦，尤其在官员的任免选拔上更是言听计从，徐理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于谦的怨恨与日俱增。尔后，徐理巴结大臣陈循，陈循劝其更名以瞒过景泰帝，徐理便改名为徐有贞，果然瞒过了景泰帝，方得到擢用。“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拿于谦开刀。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石亨，本是于谦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于谦对其有知遇之恩，按理说，他对于谦应知恩图报，但因于谦性格过于刚直无私，与石亨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石亨被封武清侯，总制京师兵马；而于谦居功第一，只是官加少保，由二品进至一品。石亨不免心中有愧，便有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为官，于谦坚决拒绝。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能顾及私恩。石亨虽位至大将，但没有为国家举荐人才，而单独推荐臣之子，必遭非议。臣对于军功力避侥幸，绝不敢对亲子滥行功赏。”“纵然臣想为子求官，也应亲自向圣上求情，何必假石亨之手。”于谦的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但石亨听后却极为恼怒，因为于谦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在景泰帝面前揭他的老底与不良用心。石亨本人虽为武将，但禀性贪鄙，于谦并非不知，只是国家用人之日，不好求全责备，且于谦素来功过分明，不树私恩。后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不法，于谦上奏弹劾，石彪被斥谪守大同，石亨更加恼怒不已，早欲伺机报复。
于谦忧国忘家，特别是在瓦剌大军南侵之时。常常以朝房为寓舍，不回家休息。他曾与太监曹吉祥等同掌军务要事，明知曹吉祥等在宫中的势力，却丝毫不为所屈，傲骨铮铮，直言不讳，对心术不正之徒多有冲撞。因此，同朝大臣及太监忌恨于谦者并不在少数，曹吉祥与张杌等人都受到过于谦的弹劾，积怨心中已久。“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众矢之的，难逃厄运。于谦忠心报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也自知积怨甚多，日后必遭小人报复，但依旧以天下为己任，无怨无悔。他常感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语意之悲凉，实令人黯然神伤。
徐有贞等唆使言官弹劾于谦、王文等人，理由是阴谋拥立其他亲王为东宫太子，王文据理力争，辞气俱壮，徐有贞理屈词穷，诡辩道：“虽无显迹，意欲有之。”三法司官员为迎合徐有贞、石亨等新贵，最后竞以“意欲”之罪定刑处斩。面对这莫大的冤枉，王文等人更加愤慨，惟独于谦坦然笑道：“抗辩能得生耶？于事无补，彼等就是欲置我于死地，根本不管事证如何。”卷疏上报英宗，英宗也觉处置太过，说道：“于谦实有大功于国家。”徐有贞迫不及待地上前言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闻听此言，英宗顿时语塞。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英宗的心，这位重新复位的君王登时回想起“土木之变”后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同时自然不会忘记于谦那“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英宗没有将由宠任王振而使百姓惨遭涂炭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归咎于谦。按这种逻辑，身为万乘之尊的朱祁镇马上变得一钱不值，曾一度将他视为无价之宝的也先后来甚至以他为赘物，将其送回以讨好明朝。这种冷落与屈辱在英宗的心中不可抹灭，想起这一切，英宗对于谦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于谦是不欢迎他朱祁镇做皇帝的，“夺门之变”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如不横下一条心，这皇帝宝座怎么坐得下去呢？于是，英宗杀机顿起，命将于谦等人在东市处斩。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面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与申诉，但他内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英宗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也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在此时抗颜强辩，为于谦鸣不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进行追究。因此，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有关皇帝废立的政治问题，拥立并忠于景泰帝的于谦在英宗复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这恐怕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无奈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徐有贞、石亨等人实为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家，得志之后自然忘乎所以，擅作威福，横行一时。但好景不长，为争权利，互相倾轧，徐有贞被贬流放边地，曹、石等人均因图谋不轨，先后败露而不得善终。同时，也有人开始对不光彩的“夺门之变”作了重新评判。如大臣李贤上言道：“这个事件可以称为‘迎驾’，而不能名为‘夺门’，皇位本是陛下固有，‘夺’就有僭越之意，徐有贞等人侥幸成功，万一事机泄露，石亨等人生死固不足惜，而将置陛下于何地？若景泰帝沉疴不起，群臣必表请圣上复位。石亨等人虽欲升赏，以何为功？社稷老臣不至于被杀戮降黜：石亨等人也无从招权纳贿。国家太平气象，如今被此辈奸人损削过半。”英宗深表赞同，命今后不得用“夺门”之字，罢黜由徐、石等人滥封官位之人，但对昭雪于谦之事，只字不提，可见其内心积怨未消。
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云：“秦桧杀害岳飞，世人都以为是秦桧为遵守与金人达成的协议，然综观事实，并非如此，杀害岳飞乃高宗之意，高宗不愿迎回徽、钦二帝，秦桧知其意也。”这一分析是相当透彻的。同样，明景泰帝不愿英宗回銮，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于谦以江山社稷及黎民百姓为重，拥立新帝，击溃强虏，奇功卓著，但却因此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
应该承认的是，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确实犹豫再三，同样着眼于江山社稷，在选择的天平上，于谦是倾向于景泰帝一边的，他对英宗的昏庸与妄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也就在这一点上，于谦为自己设下了危险的陷阱。在封建王朝中，只有专制帝王对其臣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不存在臣下选择帝王的自由，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于谦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王守仁平定宸濠之叛一代思想巨擘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显赫的位置，同时，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了赫赫战功。但这样一位大人物的仕宦生涯却相当坎坷，先是在朝堂之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后又被发配到极为荒僻的边地。即使是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之后，依然频频遭到暗算……
第五章
明代正德元年（1506年）的冬天，有一位朝官因上疏救助遭诬陷的同僚，触怒了当朝大太监刘瑾，在殿堂之上受廷杖四十，险些丧命，后被贬至贵州龙场驿站（在今贵州省修义县境内）为驿丞。龙场地处万山环抱之中，荆棘丛生，蛇虺出没，属尚未开垦的原始荒莽之域。当地居民为苗、瑶等少数民族，与汉族言语不通，因而成为一些中原地区流亡人士的藏身之地。贬谪至此，使这位官员绝望到了极点，自作石椁云：“吾惟俟命而已。”他日夜端坐，万念俱弃，以求静一。没想到时间一长，效果极佳，神清气爽，意气焕发，可同行的随从却一一病倒了。于是这位官员亲自动手噼柴做饭，为打破苦闷的气氛，他还歌咏诗句，调唱越曲，逗大家开心。这位官员对哲学思辩兴味浓厚，但对于盛行一时的程朱理学极感困惑，难以信从。深山僻壤的打坐给了他认真思索的机会。一天深夜，他在苦思冥想之中顿悟，大叫道：“道即在此矣！”这位官员就是明代大哲学家王守仁，龙场驿站的“顿悟”是其哲学自成体系的开端，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市）人，因其曾筑室于阳明山中读书，学者又尊称为“阳明先生”。研究者们将其定为中国古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创立的“心学”体系在当时是对占学术界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之一大反动，它的产生与明代中叶政治黑暗、危机四伏的社会大背景息息相关。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大兴“文字狱”，加强对天下士人的思想钳制，特别重视对程朱理学的宣扬。明人陈鼎云：“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所谓“濂洛关闽之学”，即指宋代大哲学家朱熹等人的哲学体系。从此，程朱理学成为明代的官方哲学，在明代前期，哲学论坛成为程朱之学的一统天下。当时的理学家们将朱熹等人的著作奉为至高无上的教条，顶礼膜拜，不敢有半点的改易。他们的弟子更是“笃践履，谨绳墨，守先儒之正传，无敢改错”，形成循规蹈矩、墨守陈腐的学术氛围。
与这种思想领域僵化浑沌、令人窒息的状况相对应，明代中期在“弘治中兴”后，由政治腐朽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明孝宗朱祐樘是明代历史上声誉颇佳的一位帝王，他在位18年，史称“弘治中兴”。他比较有效地遏制了正统、成化以来宦官权力膨胀的势头，广开言路，励精图治，明显缓和了社会矛盾，使大明王朝在开国百余年后出现了“朝序清宁、民物康阜”的安定局面。这种政绩的取得实属不易。明孝宗由此赢得了诸多赞誉之词，后人甚至将他与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
弘治十八年（1505年），孝宗病故，15岁的皇太子朱厚照即位。他就是明武宗。因年号为正德，故又称为正德皇帝。这位正德皇帝的所作所为与乃父相比，有霄壤之别。他不仅将孝宗时期种种兴革的举措废止殆尽，而且醉心逸乐，不理朝政，宦官专权成积重难返、尾大不掉之势。当时京师民谣云：“一为坐皇帝，一为立皇帝。”坐皇帝即为高坐于金銮殿上的明武宗，而立皇帝就是指当朝大太监刘瑾。武宗即位不久，深受宠信的刘瑾即驱走朝中老臣，开始独揽大权，威福任情。朝中大臣惧怕他的权势，谒见时相率跪拜。刘瑾操纵的特务组织“厂卫”人员更是骄横跋扈，妄行无忌。另外，刘瑾还利用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大兴土木，天下黎民怨气冲天，一次又一次的地方性农民暴动接连发生，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内讧局面。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况，稍为清醒的士大夫们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与忧虑之中，内心充满了危机感。他们中的一些人殚精竭虑地寻找挽救社会危机的出路，王守仁就是其中声名卓著的一位。
王守仁曾惊叹道：“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显然，他把当时危机四伏的明王朝比喻为行将就木、病入膏肓之人。他认为，王朝政治危机产生的根源，主要是天下士风的萎靡不振与学术思想领域的浑浑噩噩。他明确指出：“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那些日日空谈程朱之学的士大夫其实并不了解学术之真谛，因此欲求天下之治，必先在思想领域上正本清源，抛开陈腐的程朱之学，创建起符合时代需要的崭新之思想体系。为此，王守仁进行了成功的探索，“阳明心学”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针对朱熹有关“天理”亘古不变的观点，王守仁强调“心外无理”、“心之本体无所不该”。他主张万物之理与吾心具有同一性，不可截然分开。研究者常常根据这些言论，轻易地将他的主张划入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范畴，这不免过于简单化了。程朱理学所宣扬的“天理”并非单指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更主要的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体系为核心，即所谓“礼字即理字”。“存天理，去人欲”就是要人人恪守封建道德伦常，不能以己意去辨别与认识。王守仁提出“心外无理”，就是将“心”即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加以强调。任何理念必须由人主观去思考探索，才能真正被理解与接受，没有经过主观认知的“天理”只是僵死而空洞之物。这种“心”与“理”不可分割的观点可谓当头棒喝，对瓦解程朱理论体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然而，各人的认知能力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对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的理解和诠释上，于是王守仁又提出“致良知”的学说，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他解释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这便是良知。”这乍一听起来，似乎有浓厚的先验主义的味道，其实这种观点，首先是承认了个人不仅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而且具备评判分析、独立掌握“天理”的主观条件，有了这一主观条件，便可以掌握与拥有“天理”。王守仁进一步阐述：“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可见，王守仁“心学”创立的本身就是创建在对程朱理学的否认之上，强调在对“天理”的认识与掌握上人人平等，这无疑是一缕振奋人心的解放思想的春风，因而引起当时学者们的强烈反响。其影响极为深远，王守仁本人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望。明代中期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末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评价道：“正（德）、嘉（靖）以后，天下尊王子（即王守仁）也，甚于尊孔子。”
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知行合一”的学说。朱熹主张“知先行后”，后世士大夫阶层却逐渐形成知而不行的风气，这在明代中叶以后更是具有代表性。王守仁曾批评道：“近世学者将‘认知’与‘行事’分成两码事，强调必须首先弄清欲行之事，然后才能付诸实施，结果导致终生一事不行。”“学者不脚踏实地地解决实际问题，而牵制纠缠于言语的论辩之间，只能走向空洞虚无的迷途。”因此，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呼吁他的“同志”着手解决面前的社会问题。这才是王守仁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最终落脚点。
王守仁坦言，自己的学说是经过“千辛万苦”才获得的。这说明王守仁在创立自己的学术体系的同时，积极致力于社会政治活动。正如龙场驿站的“顿悟”，正是发生在他人生最为困苦的时候，他在哲学思辩上的进展与其生活实践密切相关。
王守仁，少有奇志。15岁便独自出游天下雄关——居庸关与山海关，纵观天下名山大川。在刻苦攻读之余，尤喜论兵，练得一手好箭法。王守仁自幼对哲学思辩情有独钟，年仅17岁便前往上饶拜会著名学者娄谅，讨论朱熹“格物致知”之学。后从九华山游览归来，筑室于阳明山中，苦苦思考，数年一无所得。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守仁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当时正值弘治晚期，春风得意的王守仁勤勉工作，试图施展自己宏大的抱负。但好景不长，明武宗登基后，局势急转直下，朝政顿时陷入纷扰混乱的泥沼之中。大太监刘瑾专权跋扈，肆意妄为。亲眼目睹国家由治而乱，在京做官的王守仁内心愤懑异常，终于在忍无可忍之时，为遭陷害的官员仗义执言。刘瑾极为恼怒，在朝堂之上对王守仁笞以重杖。王守仁被打得皮开肉绽，濒死而复苏，侥幸保住一条性命。据说，王守仁在被贬出京后，刘瑾还派人一路追杀。王守仁伪装投水自尽才瞒天过海，逃出虎口。最后，他因担心连累亲族。才来到龙场驿站。在这里，王守仁于极度苦闷之中顿悟到“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道理，从此摆脱了正统思想的束缚，在程朱理学之外另辟蹊径。而龙场驿站之行也是王守仁政治活动的转折点。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处死，附逆的官员受到惩办，王守仁重见天日。朝政虽有所好转，但千疮百孔的破败局面丝毫不容乐观。长期以来，严重的土地兼并与横征暴敛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激化了社会矛盾，从而导致“人人思乱”的动荡局势。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官僚统治集团焦头烂额，疲于应付。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常常将王守仁作为士人创立功业的典范，吹嘘他的“八大事功”。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事功”多数与镇压农民起义相联系，王守仁也因此有“封建朝廷的忠实走卒”与“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嫌疑。我们当然不能苛求古人，但对这些所谓“事功”也没有称颂的必要。惟有一件“事功”属于例外，，这一事件与王守仁的一生荣辱密切相关，这就是“平定宸濠之叛”。
朱宸濠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曾孙，朱权的封地原在大宁，“靖难之役”后徙封南昌，至天顺年间因“不法”之事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左卫。朱宸濠于弘治十年（1497年）继承宁王位。当时明武宗游幸无度，太监刘瑾专权，且世宗无太子，朝野人士危惧不安。朱宸濠感到时机千载难逢，开始暗中活动。他遣太监梁安送刘瑾金银两万，刘瑾便于正德二年（1507年）矫诏恢复宁王的护卫屯田之特权。刘瑾被诛没之后，朱宸濠的护卫又被革除，但其觊觎皇位的野心却变得愈来愈急切了。为了重新得到护卫及屯田之权，朱宸濠用大量金银贿赂明武宗宠幸的伶人臧贤及左右近侍，同时得到了京中诸权要的暗中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其反叛之心更加坚定，但因考虑到其子有望入嗣东宫，成为武宗的太子，因此一直蓄而未发。
至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由于近侍之间的内讧，武宗对朱宸濠的行为有所警觉，再加上许多大臣上书揭露其欺君不法的罪行，武宗决定重新收回宁王的护卫及屯田。朱宸濠闻讯，立即发动了叛乱。他先后诛杀了多名不从的江西地方官，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伦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然后从南昌起兵，攻陷九江、南康等地，号称“大军十万”，一时气焰十分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