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库里终于到了，眼前出现一片孤立的土房子。这里是整个帕米尔高原上最偏远的定居点，冬季气温低至零下四十几度。
墙边那一小条阴影里，蜷缩着几个面有病容的老人。他们太久没离开这里，一成不变的日子像水蛭一样，吸走了他们的生命力，目光中只剩下漠然。
帕米尔生态文化旅游协会的工作人员提到，这里有一家民宿，女主人叫尼索。
巴霍罗姆向老人们打听尼索家，可他们充耳不闻，置之不理。巴霍罗姆气得低声咒骂，转而走向附近的一个年轻人。
尼索家？他朝另一个方向指了指。
是啊，我们早该注意到，那栋小平房的白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上面以俏皮的英文字体写着“尼索家住宿”。
尼索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吉尔吉斯女人，镶着金牙，全身上下散发着母性光辉。她带我走进客房，里面是一排大通铺，大红大紫的被褥高高堆在一旁。墙角放着一只铁皮炉子，柜橱上方挂着一条狼皮，呲着獠牙，闭着眼睛，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但随时会醒来。
“二十美元，包括晚餐和早餐。”尼索说。
我当即住了下来。
等我放下行李，从房间里出来，只见巴霍罗姆正坐在桌旁，免费享用尼索出于礼貌而端上来的面包、黄油和热茶。看得出，巴霍罗姆对食物的热爱发自肺腑。这一路如此艰辛，如此漫长，而他还要独自驾车返回。看着他那张奋力咀嚼的瘦脸，我赶紧掏出事先准备好的美钞。因为我相信，即便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富兰克林先生也能抚慰人心。
2
村里有一个蔬菜大棚、一间卫生所、一所小学。空地上铺着晾晒的牛粪，周围游荡着一些皮肤晒伤但五官可爱的小孩儿。我看到一家小商店，上着锁。我问旁边的人家，商店还在营业吗？那户人家的女儿哗啦哗啦拿出一串钥匙，跟我走出来，打开商店的小门。
货架上只有简单的日用品，还有一些饼干、糖果和罐头。
“有啤酒吗？”
“没有。”
“伏特加呢？”
“卖完了。这周还没人去阿里秋尔进货。”
我环顾四周，心想除了酒，可就没什么值得买的。我走出商店，暗自神伤。这注定将是一个没有酒精陪伴的夜晚。
村里有两只土狗，始终尾随着我，不时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我。荆棘丛中有羊的尸体，羊皮已经腐烂。地上长满粗壮的黄茅草，点缀着大片的沙砾地。地表被一层镁粉覆盖，阳光一照，像霜凌一样闪闪发光。
附近有两个高原湖泊，分别是布伦库里湖和更大的雅什库里湖。我想去雅什库里湖看看，可是无法走到湖边。干燥的黄茅草地渐渐被许多小沼泽割裂，一脚踩下去就没过了脚踝。
1758年，南疆的统治者大小和卓叛乱，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具有决定性的最后一役就发生在雅什库里湖畔——清军最终拿到大小和卓的首级。他们在湖畔竖立石碑，用满、汉、维吾尔三种文字，记述了战役的经过。据说，在最后一战前，大小和卓迫使部族的妇孺，骑着骆驼和马投入湖中，以免落入清军之手。后来，苏格兰探险家爱德华·戈登在《世界屋脊》一书中写道，在这一带的吉尔吉斯人中，一直流传着这个悲恸的传说，而且时常有人听见湖边传来人和动物的呼叫。
平定南疆之乱后，帕米尔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清朝的势力范围。不过到了19世纪，英俄两国的探险家开始不断进入这片荒蛮之地。以印度为基地，英国人的势力逐渐向帕米尔高原渗透。与此同时，俄国人也征服中亚，一路向南推进。
1890年10月，英国探险家荣赫鹏在雅什库里湖畔发现了那块带字石碑——正是清军留下的“乾隆纪功碑”。荣赫鹏摹写了纪功碑上的文字，但石碑随后被俄国人运走，收藏在塔什干博物馆中。石座由于太沉，保留在了湖畔，直到1961年，才交由霍罗格博物馆保存。荣赫鹏之外，邓莫尔伯爵、斯文·赫定、斯坦因等探险家也在著作中提到过这块石碑。
就这样，中英俄三大帝国在帕米尔高原相遇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一份以严谨的地理知识绘制的帕米尔地图。1892年，沙俄侵入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地区，清政府被迫与之交涉。三年后，中国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举国哗然。此时，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英俄两国撇下清政府开始划界。会谈地点就在英国探险家约翰·伍德发现并命名的维多利亚湖畔。他们不知道，玄奘大师早就来过那里。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将维多利亚湖称为“大龙池”。
那晚，我吃到了鲜美的炸鱼。鱼刺很多，不易剔除。尼索说，如果我用手吃的话，更容易摸到肉里的小刺。她还准备了番茄黄瓜沙拉、土豆面条汤和从奥什运上来的西瓜。我深知，这些食材在这里是多么珍贵，多么难得！
我问尼索，鱼是从哪儿来的？
“从附近的湖里。”尼索说。
苏联时期，布伦库里湖引入了西伯利亚鲤鱼。谁都没想到，这种新物种竟在这里繁衍生息。从那时起，布伦库里湖就以美味的白肉鱼闻名。那些悲伤的历史和传说，最终被美食的兴趣掩盖。
吃完饭后，天黑了下来。温度像落地的石子，骤然下降。尼索送来一壶开水，供我洗漱。这里没有电，也不用蜡烛。我穿上夹克，站在漆黑的屋外漱口。高海拔地区的大气没有任何尘埃，空气清新透明。天空像坠满图钉的幕布，仿佛亿万光年之外还有另一片万家灯火。银河在歌唱，但那歌声又像是我脑子里想象出来的。
我在大通铺上和衣而睡，听着窗外的风声。当我再睁开双眼时，已经天光大亮，又见清晨了。
3
前夜，尼索赶着牦牛回到牛圈。现在，她又把牦牛赶回地里。看到我起床了，她就端来热茶、馕和煎蛋，说她丈夫有辆小面包，饭后可以送我去阿里秋尔。小面包停在墙边，左后轮胎上鼓出一个大包，像是长了一颗肿瘤。
穿越无人区，这样的轮胎真的没问题吗？
尼索的丈夫说没问题。他穿着厚厚的法兰绒衬衫，戴着棒球帽，一缕乱发从耳后冒出来。
早饭后，我们开上搓板路，一路颠簸。太阳像打散的蛋黄，到处是蒙蒙的白光，眼前的景色荒凉而壮美。我发现，帕米尔是一片平缓的高原，而高原之上还有更高的山脉，覆盖着永恒的积雪。
我们开上帕米尔公路，奔向阿里秋尔。巴霍罗姆说过，阿里秋尔是个美妙的地方。可是，尼索的丈夫告诉我，在突厥语里，阿里秋尔意为“阿里的诅咒”。相传，这位先知的女婿途经此地时寒风刺骨，他不由得破口大骂。
阿里秋尔只是帕米尔公路上的一个补给站，散落着两片土黄色的定居点，路边有为卡车司机而设的旅店和餐馆。我让尼索的丈夫把我放到路边的一个小餐馆。这里距离下一站穆尔加布还有六十多公里，我只能坐在餐馆里，等待过路的卡车司机把我捎过去。
我点了一瓶啤酒。高原的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照在木头桌子上，照在淡蓝色的墙壁上，蒸得屋子暖烘烘的。大个头的苍蝇在头顶盘旋，蝇头闪着绿光，仿佛在嗡嗡地证明，帕米尔高原上也有蓬勃的生命。
窗外，穿着飞行员夹克的少年无所事事地走过；满脸皱纹的老婆婆背着竹筐捡拾牛粪；有高原红的女人用手遮挡太阳，瞭望远处的山丘。我看到，山丘上散落着一片小小的穆斯林墓地，竖着银色的星月标志。人们在这里出生，度过一辈子，死后也埋在这里。
快到中午时，才有一辆重型大卡车由西向东驶来。我赶紧跑到路边，挥手拦车。卡车的气刹嗤嗤作响，滑行了一段，才在路边停下。司机是塔吉克人，常年跑杜尚别——喀什一线，把中国商品运回塔吉克斯坦。他正在去喀什拉货的路上，答应把我带到穆尔加布。
我与司机语言不通，难以尽到搭车人陪司机聊天解闷的义务。幸好，午后一过，帕米尔公路上出现了些许繁忙的迹象。搭我的司机不时与迎面而来的大卡车交换情报，分享暗绿色的药草。
卡车上视野不错，我一心一意地看着车外的风景：远方棕褐色的山脉，平坦的旷野，红色和黄色的石头，吉尔吉斯人的白色帐篷上冒着袅袅白烟……
五个小时后，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司机停下车，说他过夜的驻车场在穆尔加布郊外，不经过镇中心，我只能在这里下车。
不远处，穆尔加布河缓缓流淌，掀起涟漪，河滩上散落着低头吃草的马匹。司机指着河水转弯处的一片集镇说：“穆尔加布！穆尔加布！”此时，离太阳落山还有两个小时，那座土黄色的边境小镇沉浸在一片金色光晖中。
从杜尚别一路至此，卡车司机至少走了一个星期，而穆尔加布是进入中国之前的最后一站。他不想进去休息一下？不想到镇上找点乐子？我随即意识到，穆尔加布虽然隶属塔吉克斯坦，居民却都是吉尔吉斯人。对这位塔吉克司机来说，这里不仅语言不通，生活习惯也不同。某种程度上，他和我一样，也是异乡人。
我拖着行李，朝着小镇的方向走，很快又拦下一辆小型皮卡。这回，司机戴着吉尔吉斯人的白毡帽。
“帕米尔旅馆。”我说。
这是镇上唯一的一家旅馆，人人都知道。
4
从10月下旬开始，穆尔加布就被大雪覆盖，帕米尔旅馆也闭门歇业。然而，夏天时，这里却是帕米尔高原的“新龙门客栈”，汇集了五湖四海的过客。这些过客大部分是欧洲人，以法国人和德国人居多，几乎都是骑着单车，穿越丝绸之路的疯子。现在，这些人坐在帕米尔旅馆大堂的沙发上，像丛林里的小动物，伸出多毛的爪子，互相试探，倾诉各自旅途的遭遇，顺便在社交媒体上加为好友。
此外，也有一两个日本人和韩国人。他们被“游牧民族”的概念吸引至中亚，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只好龟缩在大堂一角，戴着耳机，吃着桶装泡面，展示与世无争的东方美学。
我办理入住时，一个韩国男人走过来。他用中文和我说话，还说前台的吉尔吉斯姑娘也会中文——此前他俩一直用中文沟通。
吉尔吉斯姑娘穿着褪色的牛仔裤和黑色紧身套头衫，显出柔弱的腰肢。她说，她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留学，只是暑假回来打工。这解释了她妆容较为时尚的原因。
我问她一般怎么去上海？
她说，先到吉尔吉斯的奥什，再到比什凯克，最后从比什凯克飞往上海。
这里不是距离中国边境只有九十多公里吗？她不会从这里直接过境中国吗？
她没那么走过，看上去也不打算尝试。
“从穆尔加布到中国口岸是一片无人区，”她告诉我，“没有公共交通。”
这时，韩国人凑过来问我：“你对我有意向吗？”
“什么？”
“我是说，你对我有印象吗？我们在比什凯克的旅馆见过。当时还有一个香港女孩。”
我细看他的面孔，一个国字脸的大叔，似乎有点眼熟。他说的香港女孩我倒是记得。她说自己要花一年时间，从香港骑到伦敦。当时，确实有个男人坐在旁边。难道是他？
没想到在帕米尔旅馆的院子里，我又看到了星期三。他的双眼浮肿，好像睡眠不足。他没开他的宝贝帕杰罗，正准备和几个吉尔吉斯人一起，挤一辆越野吉普车去奥什。因为凑不够人数，车已经耽搁了一夜，他预计今晚才能动身。这意味着，即便一切顺利，到达奥什也是清晨了。
“我要去奥什接几个欧洲客人。”星期三腼腆地说，“再作为向导，带他们去瓦罕山谷。”
帕米尔旅馆的院门外，是一条砂石路，对面是一片吉尔吉斯人的棚户屋——土黄色的房子，破损的墙壁，白色的卫星信号接收器。一口水井边，几个吉尔吉斯小孩正在互掷石块。
越过这片棚户区，慕士塔格峰在夕阳中熠熠发光，有如一座圣山。它是喜马拉雅以北的最高峰，号称“雪山之父”。那里就是中国的土地——我这才意识到，我现在离中国已经这么近了。可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我就得原路返回杜尚别。我不愿意走回头路，想到要把来时的路重走一遍，顿时就感到心情灰暗。
我走回旅馆大堂，看到经理正为几个欧洲人服务。他身材胖胖的，面相憨厚，像小说里贵族家庭中任劳任怨的管家。等他一闲下来，我就走过去，把我想陆路回国的计划告诉了他。但是他也不确定这条路能不能走得通——此前没人这么走过。
他向我解释了个中原因。穆尔加布建于1893年，最初是俄国在帕米尔的前哨站。直到2004年，这里才开通了与中国边境相连的阔勒买公路。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从这里前往中国仍是一件相当抽象的事。
首先，塔吉克的车牌无法进入中国；其次，所有人都必须去杜尚别办理签证。换句话说，即便是生活在穆尔加布的人，也不得不先长途跋涉到杜尚别，办好签证，再乘飞机到乌鲁木齐。这不仅让大多数商业想法变得无利可图，也让中国显得遥不可及。
我想起那些去喀什拉货的卡车。卡车司机的驻车场就在穆尔加布郊外。我是不是能搭他们的顺风车回国呢？经理说，他可以陪我去驻车场问问。
第二天上午，经理找了一辆车，陪我去了一趟驻车场。那是一个正在沦为废墟的院子，颓圮破败，有几间参差不齐的黄泥土房。一个健硕的吉尔吉斯女人，从土房里走出来，把一盆脏水泼到地上。院子里静悄悄的，只停着两辆卡车。
从一辆卡车上，经理叫醒了睡眼惺忪的司机。他显然没想到有人找上门来。
经理与司机用俄语交谈，然后告诉我说，我可以搭这辆卡车，不过有个问题——中国与塔吉克的边境周末关闭。这天是星期日，司机打算午后出发，在边境口岸过夜。这样星期一开门后就能抢占先机，否则有可能一整天都被迫滞留在高海拔地区。
“口岸处有没有旅馆？”
“旅馆？”司机笑了，露出一颗闪亮的金牙，“那地方怎么会有旅馆呢？我们就睡在车上。”
经理建议我包一辆车。这样我可以明天一早出发，不必在边境过夜。他随即打了几个电话，总算找到一位愿意跑这么一趟的司机。他是旅馆某位工作人员的亲戚。我们谈定车资一百二十美元——快够他半个月的收入了。我不由再次感叹塔吉克斯坦的隔绝：阔勒买是中塔之间唯一的口岸，却没有公共交通，只能高价包车。
5
午后，我去看了那座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列宁像。它矗立在一座微型广场上，依旧指点着帕米尔的山河。广场后面是一栋两层的政府建筑，悬挂着总统拉赫蒙的巨幅画像。拉赫蒙原名叫拉赫蒙诺夫，为了推行去俄化政策，将名字中的“诺夫”一笔勾销。在这个小广场上，总统与列宁遥遥相望，中间相隔着漫长的岁月，身后是难以预料的未来。
我又去逛了逛巴扎。穆尔加布的巴扎是一个个集装箱，贩卖从奥什运上来的小商品。我罕见地兴起了想买点纪念品的念头，可是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一买的东西。我突然想到在兰加尔试过的暗绿色药草。要是能弄一点回国，说不定可以诱骗朋友，说这是阿富汗的大麻。我走进一个卖杂货的集装箱，问有没有那种药草。我万万没想到，药草竟然这么便宜，只花了两块钱就弄到一大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