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馆的餐厅吃了晚餐，然后回到房间喝酒、看书，直到昏昏欲睡。第二天一早，我提着行李，来到院子里，一个欧洲人朝我走了过来。
“听说你也去中国？”
这个德国人个子挺高，圆脸，神态任性得近乎孩子气。他穿着军绿色衬衫和紧身骑行裤，戴着一顶鸭舌帽。他还推着一辆自行车，说自己是从柏林一路骑过来的。我细看那辆自行车时，不由大吃一惊：不是专业的山地车，而是都市休闲的优雅细轮车。
他说自己是“无家可归者”，外加“环球旅行家”（global trotter [1] ）。没有房子，没有固定住址，所有家当就是自行车后面的两个小包裹。他给人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不像严肃的德国人，倒像是拉丁国家的浪荡子。
他坦言，自己确实会说意大利语。他曾结交一位意大利姑娘，为了和她恋爱，学会了这门语言。现在虽然物是人非，意大利语却还能派上用场。他天真烂漫地透露，他目前的生财之道就是翻译意大利语和德语的商业文书，每月只需工作一周，收入就足以维持流浪生活。
我说，他的生活方式招人羡慕。我本以为他会趁机发表两句关于此种人生的格言式见解，谁知他只是开怀傻笑，露出两颗染有咖啡渍的虎牙。等待司机的时间里，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虽说他的年纪比我大一轮有余，却表现得和初中二年级学生差不多。我松了口气，觉得有这位“环球咸猪手”陪伴，旅途一定不会寂寞。
司机开车驾到。德国人把自行车绑在越野车的行李架上，然后我们钻进车里，向着边境进发。路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开始虽有一段柏油路，但很快就被搓板砂石路取代。大地出乎意料地平坦，仿佛是一面浩荡的棋盘，上面没有标志，只有卡车轧出的斑驳印痕。路上完全不见人烟，远处飘着一层淡淡的雾霭，给人一种无限的荒凉感。
我们经过一个陨石坑，有足球场大小。没人知道陨石坑形成于何时。司机把车停下，大大咧咧地走到坑前，拉开拉链，开始撒尿。德国人也觉得有必要留个纪念。他俩撒尿的时候，我沿着坑边勘察，发现一块形如贝壳的碎片。我在书中读到，很久以前，帕米尔高原是一片浩瀚的海床，如今沧海桑田。
快到边境口岸时，道路再度复原为柏油路。这让德国人精神大振，甚至乐观地以为，口岸附近还会有个小商店，我们可以在那里买到啤酒，庆贺一番。
“我还带了下酒的坚果呢！”他开心地说。
事实证明，德国人的想法过于天真。塔吉克口岸一侧排着一条卡车长龙，四周都是亮晶晶的雪山。风吹过山顶时，可以看到飞舞的雪沫，气温也比穆尔加布低了很多。我们直接插队，开到最前面。可是已到午休时间，口岸封闭。司机不愿在此久留，把我们的行李扔在路边，随即扬长而去。我和德国人只好在口岸外跺着脚，抵抗焦躁和寒意。
德国人宽慰我说，他总是暗示自己，旅行就像打游戏，困难就如同游戏中的关卡。比如，我们现在耗在外面，进退两难，而这其实是游戏的设定。我们只需心平气和地想办法，熬过去，就能闯关成功。
为了打发时间，我问他如果自行车在偏僻的地方抛锚如何处理？车胎扎了怎么办？
“我会修车，也带了全套工具，半个小时就能把车修好。”
我又问他，下一站准备去哪儿？
他说，要穿过塔什库尔干，走红其拉甫，进入巴基斯坦，再到印度。
“我可能会在印度逗留数月，去瑞诗凯诗精进瑜伽。”他进一步透露说，他在德国当过瑜伽老师。
“这么说，你的瑜伽水平很高？”我问。
“旅馆前台的吉尔吉斯女孩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对她说，我能平躺下来，用双脚把你整个人顶起来。”
我心想：“这难道不是误入歧途，堕入了魔道？”
这时，一个荷枪实弹的塔吉克士兵走了出来，抬起道闸，身后的卡车纷纷点火。
我们走进一间小平房，办理手续。德国人的护照很快就出来了，我的却滞留许久。排在我后面的是两个在喀什打工的河南司机。递交护照时，他们顺便也将钱塞了进去。
我这才恍然大悟：“必须要给钱吗？”
“不给的话，他们不给我们办。”
我问他们车里运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花岗岩。
“石头？”
“对，这边的石头比国内便宜。”
“可算上运输成本和贿赂呢？”
河南司机令人心碎地一笑：“就是赚个辛苦钱。”
德国人站在平房门口，捧着一袋开心果，吃得正欢。每当果壳攒了一手，他就哗啦一声，全部扔在地上。我心情不悦地走过去，一边吃开心果，一边猛扔果壳。直到小平房里有人走出来，把盖了章的护照递还给我。
中国边检的房子十分高大，设备相当高级，我的药草就在这里惨遭收缴。
“你还用这个？这是他们卡车司机提神用的吧？”那位负责安检的士兵说，“这个不允许带入中国。”
“走这条路的中国人多吗？”我问。
“旅游的？”
“对。”
“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
从边检下山，还要穿过一段十五公里长的无人区。士兵拦了一辆卡车，让塔吉克司机把我们捎下去。
虽说是无人区，但中国一侧的公路平坦顺畅，还能看到在山间四处游荡的山羊。德国人不时感叹：“要能一路骑车下去多好！”
我们到了山下，回头眺望，发现中国一侧的帕米尔风光更好。在塔吉克斯坦，我们是在高原之上，因此不觉山高。可是回到中国，海拔骤降，慕士塔格峰拔地而起，壮美异常，宛如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
“我们居然是从那边下来的！”德国人惊叹道。
道路是深黑色的柏油路——笔直、平坦、充满超现实感。沿着这条公路，向北走是喀什，向南走是塔什库尔干。
“所以，你去哪儿呢？”德国人问我。
“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我说。
我们握了握手，有点正式的握手，就像两个共享过秘密的陌生人。之后，德国人跨上自行车，向南骑去，而我站在公路边，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消失不见。
我伸出大拇指，等待任何一辆愿意停下来的汽车，把我带往任何方向。
* * *
[1] Trotter也有“猪蹄”的意思。
第三部
第1章 乌兹别克斯坦
寻找乌兹别克的失落之心
1
旅行很少在我们认为的地方开始。
在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那个缠着头巾的旁遮普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纸币。虽然一千苏姆一张的钞票只相当于人民币八毛钱，但我确实还是第一次目睹这般盛景。乌兹别克舞女们穿着聊胜于无的亮片舞裙，在旁遮普男人周围扭动腰肢。俄罗斯流行音乐的节奏，更增添了纸迷金醉的气氛。最初，旁遮普男人只是几张几张地扔钱。随着姑娘们的叫声愈烈，他终于决定把整摞钞票抛向天空。一场钱雨纷然落下，在镭射灯光中四处飘散。酒吧服务生忍不住捡走飘到他脚下的几张。他又高又瘦，还是个孩子。
阿扎玛将杯中的伏特加一口干掉，搭在额头上的褐色长发，向后划过棱角分明的面颊。桌上摆着一只大肚瓶，里面曾经装着半升伏特加，如今都已在我们的肚子里。
“你之前看到的全是他妈的假象，”他有点口齿不清了，“这才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我是在上家酒吧遇到的阿扎玛。那是一家光鲜亮丽的国际酒吧。只有乐队，没有舞女。光顾者多为年轻人和常驻塔什干的外国人。当时，一副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坐在吧台上，穿着奶油色西装、棉布休闲裤和船鞋，正和一个光头胖子推杯换盏。伏特加显然放大了他对陌生人的兴趣，于是我们聊了起来。
阿扎玛告诉我，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把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后来“发生了经济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他的干果生意“毁了”。
此时，我的头脑还算清醒，所以我一度试图理清雷曼兄弟和乌兹别克干果生意之间的漫长逻辑链，但是徒劳无功。
我问阿扎玛后来怎么样了。
“我开始购买塔什干的房产。”
如今，阿扎玛拥有七八套公寓，散落在塔什干各处。凭借这些公寓的租金，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阿扎玛微笑着说：“房地产是王道。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
聊到这里，阿扎玛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喝点伏特加。我看了看表，时间已近午夜。我又孤身一人，与他素昧平生。然而，这些充分的理由并没有阻止我接受邀请。后来我宽慰自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我们刚刚建立的中乌友谊，让交谈更加顺利地进行。
阿扎玛拿起大肚瓶，为我斟满伏特加，我们一饮而尽。他高兴地为我继续斟满。按照乌兹别克的规矩，伏特加这种饮料从来没有喝一杯就结束的道理。
酒吧的气氛日趋火爆，舞池里挤满了年轻的身躯。
“看，那个女孩已经醉了！”
顺着阿扎玛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一个正在忘我舞蹈的乌兹别克少女。她身材很好，穿着黑色吊带和热裤，显然已经进入迷幻状态。舞池里，无论是人们的打扮，还是音乐，都与任何一家国际化的酒吧无异。
阿扎玛问我是否感到无聊。他说，他不喜欢这家故作国际范儿的酒吧，他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他向我保证：“那里才是真正的乌兹别克。”
我们结账出门，坐上黑车，行驶在空旷的林荫路上。几年前，我第一次来塔什干时，就为这个伊斯兰国家的开放程度感到震惊。那一回，我曾偶然走进一家名为“外交官”的酒吧。里面厚颜无耻的气氛，绝对是对“外交官”这个名字的莫大嘲讽。
“我们是不是去外交官？”我问。
“那里被人砸了。”
“谁干的？黑帮？”
“警察，”阿扎玛大笑，“都一样！”
黑车经过空无一人的帖木儿广场，巨大的乌兹别克斯坦酒店宛如一座蜂巢。我这才意识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就在政府大楼附近。
那家酒吧没有招牌，几个打手模样的壮汉守在门口。入夜后，塔什干的气温骤降，但他们穿着紧绷的T恤，完全不为所动。
我们走进昏暗的酒吧，只见到处是长发舞女。她们无一例外地穿得很少，而且很漂亮。她们坐在客人的大腿上，随着音乐扭动身体，一曲“膝上舞”的价格只需两美元。舞池中央，一个半裸舞女倒挂在钢管上，好像一件前卫装置艺术。这里不是“外交官”酒吧，但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继续喝伏特加。阿扎玛左顾右盼，最后指着一个舞女告诉我，那是他的“前女友”，两人同居过一年。此刻，“前女友”正坐在一个旁遮普男人的大腿上。
“塔什干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印度人？”我问阿扎玛。
“他们喜欢乌兹别克女人，”阿扎玛说，“你看到这些舞女了吗？两百到五百美元一晚。贵，但是物超所值。”
在来塔什干的飞机上，我正好在读克雷格·莫瑞的回忆录。他曾是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任上最大的功绩是迷上了一位塔什干舞女。那位舞女同时和三个男人交往，搞得大使陷入忧郁，几欲自杀。
我问阿扎玛，眼前的情景是否令他伤心。因为酒精的缘故，他的目光已经变得迷离，颧骨上有一层红晕。
“不，不，”他矢口否认，“世界就是这样。”
这时，旁遮普男人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几张几张的，然后是漫天挥撒。酒吧里开始充满一种不真实的气氛。阿扎玛干掉伏特加，站起来，恭喜我看到了乌兹别克的“现实”。他已经醉了，我也对自己的摇晃程度感到惊讶。我和阿扎玛在酒吧门口道别，他摇下黑车的窗户，冲着我的背影大喊着什么。
午夜的塔什干，一个醉鬼的告别。
一瞬间，我清醒了不少，并且意识到自己身在异乡。旅行，正式从这里开始了。
2
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有超过两百万人口。我喜欢它宽阔、整齐的街道，也喜欢街道两侧遍植的栗树和法国梧桐。
城市的心脏是帖木儿广场。从那里，数条大道像太阳发散出去的光芒，通向城市的各个方向。广场中央，15世纪的突厥征服者帖木儿高坐在马背上——他是乌兹别克独立后的民族象征。
然而，正视历史的学者们不免会发现其中的吊诡之处：帖木儿是突厥人，而非乌兹别克人。在他死后，帝国逐渐走向衰落，乌兹别克人的祖先穆罕默德·昔班尼正是利用了这个机会率部南下，击败了帖木儿的后裔，占领了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
昔班尼王朝分裂后，希瓦、布哈拉和浩罕三个汗国先后成立。到了19世纪，这三个封闭而弱小的地方势力已经无力阻挡沙俄的炮兵。
1865年，俄国人占领了塔什干。这并非来自沙皇的授意，而是出于米哈伊尔·切尔尼亚也夫将军对虚荣和财富的渴望。他违抗了沙皇不得冒进的命令，率领一千九百名士兵——大部分是逃犯、投机者和破产的农奴——对抗三万名守城者。最后，他竟然以损失十九人的微小代价，攻下塔什干。从此，俄国人获得了中亚的桥头堡，而切尔尼亚也夫将军的上司康斯坦丁·考夫曼将军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
在一张老照片里，我发现帖木儿雕像所在的位置，最初竖立的是考夫曼将军的雕像。考夫曼将军手握长剑，底座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双头鹰，象征着沙皇俄国地跨欧亚且兼顾东西。第一次来塔什干时，我曾经漫步街头，试图寻找沙皇时代的遗迹，发现它们早已荡然无存。1966年，一场大地震将城市变为废墟。在更早的年月里则是布尔什维克的镰刀和斧头。
考夫曼的雕像很快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列宁的半身像。今天的帖木儿广场，当时被称为“革命花园”。1947年，斯大林的雕像取代列宁。奇怪的是，他竟然在这里躲过了赫鲁晓夫的“拨乱反正”。直到1968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四年后，他的雕像才被长着虬髯的马克思取代。
1991年夏天，苏联即将解体，英国旅行作家柯林·施伯龙来到塔什干。他看到马克思的雕像依然矗立，不远处还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列宁雕像。马路边是两排贩卖烤串和抓饭的小摊，可是生意清淡得可怜。
如同夏秋交替之际患了感冒，塔什干迷失了自己。人们当时清楚地知道，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将被推倒。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位置将会由何人取代。直到1993年，帖木儿才总算从唯物历史的迷雾中踉跄杀出，代替德国人和俄国人，成为乌兹别克人的精神领袖。政府将这位中世纪的征服者神圣化，以无数的纪念碑、博物馆和街道名称来膜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