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妮格拉总是一个人在说，而我只能报以沉默。对她来说，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或许就像宇宙中一颗遥远的星球，可以放心地吐露内心的秘密。她说，她只把这些事情告诉过一个最好的女朋友。对方建议她学习《古兰经》，那可以带来内心的平静。
“但是《古兰经》只会让我接受现在的一切。”她说，然后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或许这就是我应该过的生活。”
4
离开马尔吉兰，我前往三十公里外的费尔干纳。这座与山谷同名的城市是整个山谷的工业中心，一座由俄国人建造的新城。
和很多俄国城市一样，费尔干纳的中心是一座沙俄时代的堡垒，街道从这里向四周辐射。我一边四处闲逛，一边留意着那些街名：费尔干纳大街、纳沃伊大街、帖木儿大街……一个当地人告诉我，这些颇具民族特色的名字分别对应着过去的卡尔·马克思大街、普希金大街、共产主义大街。不少老人至今还习惯使用原来的名字。
然而，这些苏联时代的名字最终还是成了伤疤一样的过往。与它们一同消失的，还有那些曾经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年轻一代大都去了塔什干，而老一代要么已经去世，要么垂垂老矣。这座城市有着明显的俄国基因，但是我在街上看到的几乎都是乌兹别克人，中间夹杂着几个鞑靼人。
梅斯赫特人呢？他们曾被斯大林从格鲁吉亚靠近土耳其的地方发配到这里。1989年，正是在费尔干纳，当地的梅斯赫特人和乌兹别克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上百人丧生。梅斯赫特人是突厥人种，但信奉什叶派，而乌兹别克人是逊尼派的信徒。在取消宗教、推行民族融合的苏联，宗教和族群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种相对平静的关系维持了数十年。可是一旦这种体制濒临溃败，宗教势力和民族主义就会结合在一起，导致惨剧发生。
动荡的过程通常残酷又剧烈，每一次都会让整个中亚为之震动。梅斯赫特人很快被集体性地驱逐，大部分人去了阿塞拜疆。无法轻易离开的是那些几个世纪以来就混居在此的族群：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
斯大林创造性的分界法，希望把不同民族分而置之。然而费尔干纳山谷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混居之地。在山谷的边境地带，即使人们十分努力，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根本不可能摆脱对方。
费尔干纳距离吉尔吉斯边境只有咫尺之遥，大量的乌兹别克人至今生活在分界线的另一侧。在苏联时代，分界线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他们可以轻易地跨过边境，到乌兹别克一侧的巴扎购物，做生意，探亲访友。然而，苏联解体后，分界线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界线。一夜之间，这些生活在吉尔吉斯境内的乌兹别克人发现自己无法继续从前的生活——他们变成了另一个国家的少数族群。
一个乌兹别克人告诉我，他们和吉尔吉斯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他斩钉截铁的口吻，呼应了中亚史学家弗拉基米尔·纳利夫金的观点。在《本地人的今与昔》一书中，纳利夫金总结了两个民族之间不太融洽的历史关系：乌兹别克人是定居民族，而吉尔吉斯人是游牧民族。乌兹别克人瞧不起吉尔吉斯人，而又惧怕他们的武力。乌兹别克人大都是农民、工匠、商人，而吉尔吉斯人喜欢在山间放牧，住在传统毡房里。他们不时劫掠乌兹别克人的马匹，只有当他们需要买东西时，才会下到乌兹别克人居住的绿洲城镇。这时，乌兹别克人就会大肆嘲笑吉尔吉斯人的愚昧无知，然后狠狠地敲他们一笔。
独立之后，费尔干纳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不时爆发大规模的冲突。最近一次冲突发生在2010年，导致数百人丧生。如今，两个国家都对边境地带严加防范，这让交往变得更加困难——分界线终于从地图上的一条虚构界线，变成两个族群地理上的分界线，甚至心灵上的分界线。
我无法前往分界线的另一侧，也难以合法地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乌兹别克飞地。乌兹别克斯坦有四块飞地散落在吉尔吉斯境内，其中离费尔干纳最近的是莎希马尔丹。它位于阿克苏河和卡拉苏河交汇处的一个山谷中，被吉尔吉斯的领土包围着，距离乌兹别克边境只有十九公里。
那是个货真价实的“国中之国”：居民说乌兹别克语，使用乌兹别克货币，遵从乌兹别克的法律，把帖木儿当作民族英雄。山谷之外的世界说吉尔吉斯语，使用汇率不同的吉尔吉斯货币，遵从吉尔吉斯法律，把玛纳斯当作民族英雄。在苏联时代，他们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过着同样的生活。然而，两个年轻的国家都需要建构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和荣誉感，于是他们走上不同的道路，过起各自的生活。
我打听到，在费尔干纳可以雇到黑车司机，带我冒险前往莎希马尔丹。在这里，只要有钱，似乎什么事都办得到。
“如果遇到盘查怎么办？”
“你带着美金吧？”那个人说，“贿赂那些军人！”
但我已经见识了分界线的意义，决定离开费尔干纳，前往撒马尔罕。
第3章 通向撒马尔罕的金色之路
1
很少有哪座城市神秘得如同幻影。
撒马尔罕曾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庞大帝国的首都。但与开罗、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不同，它深锁于内陆深处，对东西方来说都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16世纪以来，战争、劫掠和地震，几乎使它变成一座鬼城。丝绸之路的中断，更是令整个中亚成为一个黑洞。在历史的迷雾中，撒马尔罕沉睡了数个世纪，造访过这里的旅行者屈指可数。
撒马尔罕成了人们想象中的“亚特兰蒂斯”。歌德、济慈、亨德尔全都幻想来到这里。直到20世纪初，英国诗人詹姆斯·弗莱克还在诗剧《哈桑》中写道：“出于对未知领域的渴望，我们踏上了通往撒马尔罕的黄金之路。”好像他笔下的商人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探索神秘的未知。
我回到塔什干，从那里前往撒马尔罕。M39公路一路向西南延伸，连接着撒马尔罕、沙赫里萨布兹，直至阿富汗边境。1895年，横跨锡尔河的铁路将塔什干、撒马尔罕和里海大铁路连在一起。然而，期望中的通商没有出现。如今，这里是大片的棉田，沿线散落着加工棉花的工厂。
跨过锡尔河后，周围变得愈加荒凉。这片干燥的土地被俄国人称为“饥饿草原”。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大师也写到过此地：道路消失在无尽的荒漠中，只有跟随前人和骆驼的尸骨，才能辨别方向。
赫鲁晓夫的“拓荒运动”改变了这里。我所经过的棉田、农场和城镇，无不是苏联时代的产物，并且依然沉浸在那样的氛围中。那是一种十分奇妙的景象：既衰败不堪，又生机勃勃。我看到几只白鹭在电线杆上筑巢，但没人知道它们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午后，我乘坐的面包车抵达吉扎克。这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十字路口，控制着从费尔干纳山谷前往撒马尔罕的咽喉，因而有“钥匙”之意。如果从浩罕一路向西，穿过塔吉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山谷，就可以方便地抵达这里。然而，因为边界问题，我不得不绕上一个大圈子。
乌兹别克人告诉我，吉扎克有两样东西闻名。首先，它是苏联时代乌兹别克总书记拉希多夫的故乡，至今保留着以拉希多夫命名的广场、学校和街道。拉希多夫统治乌兹别克二十四年，他最喜欢的口头禅是“为了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威望和嘱托”。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大肆虚报棉花产量，并以此作为资本，巩固权力，中饱私囊。
80年代初期，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腐败案终于暴露。调查从1983年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前夕。一万八千名党员被开除，涉案金额高达六十五亿美元。然而，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戈尔巴乔夫发现案件早已牵涉到苏联的权力核心。为了稳定政局，他不得不亲自终止调查。苏联大厦崩塌后，棉花腐败案也最终不了了之。
对乌兹别克人来说，拉希多夫依然是英雄。尽管他贪婪、腐败，统治手段堪比黑手党，可他毕竟欺骗的是莫斯科。那些通过棉花骗来的钱，大部分被拉希多夫的党羽瓜分，但还是有九牛一毛用于改善民生。在拉希多夫之前，吉扎克只是一个偏僻的定居点。在他统治期间，这里变成了一座不大不小的城市，甚至一度传言要取代塔什干，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
穿过拉希多夫大街，我去了当地一家著名的包子铺。吉扎克的巨型烤包子是第二件闻名遐迩的东西，而且远比拉希多夫更符合我的胃口。吉扎克烤包子有正常烤包子的三四倍大，不是小吃，而是正餐。我走进包子铺，只见院中葡萄架下摆着餐桌，坐满了正在吃包子或等待吃包子的当地人。
包子的外皮烤得很酥。用刀切开后，冒着热气的羊油瞬间就涌了出来，流得满盘子都是。据说，判断烤包子好坏的真正标准，就是看油脂往外流溢的程度。从这个角度看，吉扎克的烤包子没有让人失望。
带着油脂蒙心的眩晕感，我再次上路。离开吉扎克后，汽车和火车都要沿着吉扎克河前进。我很快陷入昏沉的睡意，直到面包车突然停下，罗圈腿的司机告诉我，“帖木儿之门”到了。
到了这里，不可一世的帕米尔高原已经逐渐势弱，而帖木儿之门其实是一道打开的缺口。几个世纪以来，突厥和蒙古的游牧部落，都是从这里进入肥沃的泽拉夫善河谷。谁掌控这道大门，谁就获得战争的主动权。据说，由于某次战役太过激烈，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吉扎克河的河水变成了红色。如今，巨石拱廊上刻满花花绿绿的涂鸦。我试图从中找到传说中帖木儿时代的题刻，看到的却只有乌兹别克人的“到此一游”。
夜幕开始降临。穿过棉田的海洋和身份不明的城镇，我坐的面包车终于驶入一片毫无个性的郊区。街上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汽车按着喇叭，杂乱的电线在头顶织出一张网。我突然意识到，在这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就坐落着那座古老的城市——撒马尔罕。它像一件声名远播的珠宝，被太多人注视过、议论过、觊觎过。
与塔什干相比，撒马尔罕人的面部线条更硬朗，有着波斯式的高鼻梁，穿着却更落伍。他们是塔吉克人，讲塔吉克语。撒马尔罕自古就是塔吉克人的城市。
窗外的小山上，出现几座清真寺青绿色的圆顶。那是夏伊辛达——撒马尔罕最神圣的陵墓群。六年前，我也是在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傍晚，参观了那里。当时，游客已散，偌大的夏伊辛达如同一座空荡荡的剧场。
那一次，我住在一家巨大的未来主义风格的苏联酒店里。大堂阴暗无比，孤独地摆着几张棕色皮沙发。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导游玛利亚坐在沙发上聊天，谈着各自想象中的未来。后来，玛利亚辞去了导游工作，去了美国。如今她在一家广播电台工作。
酒店依然矗立在那里。暮色中，依然如一座未来主义的宫殿。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它已经彻底倒闭。茶色玻璃大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地上飘满落叶。
六年时间，究竟可以让一座古老的城市发生何种改变？
2
阿夫罗夏伯，位于撒马尔罕新城的东北方，是这座古老城市的发源之地。它与波斯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阿夫罗夏伯”就取自当地一位波斯国王的名字。在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中，这位国王以凶狠残暴却勇猛智慧著称。
我走在破碎的土山上，杂草和石块之间就是宫殿的遗址。厚实的墙壁深入地表之下，却依然可以分辨出大堂、房间和走廊。它俯瞰着泽拉夫善河的支流，远处的帕米尔高原在深秋的空气中闪着光。
住在阿夫罗夏伯的居民是粟特人。他们擅长商贾买卖，是天生的生意人。在中国的传说里，粟特人会把蜂蜜涂在婴儿的嘴唇上，这样他们长大后就能巧舌如簧。
唐代时，大量粟特人来往于丝绸之路。西安、洛阳、甘肃、河北，乃至山东半岛上，都有粟特人的身影。那位后来把大唐帝国搅得天翻地覆的安禄山就是粟特人。唐人姚汝能编撰的《安禄山事迹》中说，安禄山能讲九种语言，多智谋，善人情，最初在唐朝边境城市营州担任商贸翻译。
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种舞蹈正是撒马尔罕地区的绝技。唐玄宗时，撒马尔罕的统治者把许多胡旋女作为礼物送到唐朝。这些粟特女孩穿着锦缎做成的绯红袍、绿锦裤、红鹿皮靴，站在转动的大球上，做出各种令人叹服的旋转动作。据说，杨贵妃也学会了这种舞蹈，而这被诗人白居易和《新唐书》的作者视为“天常将乱”的征兆。
1220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摧毁了这里。从此，眼前的土地湮灭于历史。当年的宫殿被埋在了地下，渐渐被后人遗忘。直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考古学家才开始在阿夫罗夏伯的废墟上进行挖掘。他们的考古发现陈列在阿夫罗夏伯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博物馆里。
我花时间参观了这座博物馆。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丝绸之路留下的遗迹。中国人的丝绸和瓷器传入这里，而粟特人则将制造玻璃和酿造葡萄酒的技艺传入中国。东西方的珠宝、首饰、钱币在这里荟聚，还有用骨头精心雕刻的下棋者。他们的形象让我想到唐代酒馆中的“醉胡人”——那是一种头戴宽檐帽、高鼻梁、蓝眼睛的木偶，用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木偶跌倒时，坐在它跌倒方向的客人，就必须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粟特时期的壁画也部分保存了下来。由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阿拉伯人将壁画人物的眼睛刮了下来。然而，这些壁画的笔触堪称精良，颜色历经千年依然鲜艳。那时正是中国的唐朝，也是粟特文明最鼎盛的时期。
我仔细审视着那些壁画，其中一幅展现的是万国朝拜的盛景。撒马尔罕的君王高坐在宝座上，身穿华丽的长袍，戴着精美的饰物，各国使节纷纷献上各自的珍宝：有捧着丝绸的唐朝人、长发的突厥人、梳着辫子的高句丽人和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游牧首领……当年的撒马尔罕，远比今日繁华。
在另一幅壁画上，我看到一位骑在白象上的公主，身后是一队骑在马上或骆驼上的随从。还有一幅壁画的主题是唐朝的宫廷。我惊奇地发现，壁画的主角竟然是女皇武则天：她坐在龙舟上，一边欣赏着西域琵琶，一边观看岸上的骑兵追捕一只猎豹。